论陇南古道在蜀道申遗中的地位和优势

孙启祥

孙启祥（1961-），男，陕西勉县人，汉中市档案局局长、档案馆馆长。理学学士，技术职务编辑，为汉中市陆游学会会长，陕西理工学院历史文化学院名誉教授，陕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汉水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蜀道申遗是继杭州西湖、大运河和丝绸之路之后又一个文化线路申遗项目。2009年7月郑孝燮等专家联合发出《关于中国蜀道文化线路整体保护和联合申遗的公开信》后，2010年6月，全国政协组织先期调研。2011年9月，全国政协组织政协委员和相关领域的专家在川陕两省进行专题调研，标志着蜀道申遗大幕的正式开启；金牛蜀道广元段已于2012年9月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①；陇南市也于2012年将蜀道申遗提上议事日程，标志着这项工程在川、陕、甘三省全面展开。蜀道申遗，一度呈现川陕“热”而甘肃“冷”的局面，而甘肃尤其是陇南的古道在蜀道申遗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一、陇南古道在蜀道中的重要地位

蜀道，辞书里的解释是“蜀中的道路”^②，这显然是其字面义，与“蜀道”一词的产生背景及其内涵不吻合。学界对蜀道的定义是：“从汉唐首都长安通往成都的道路，或川陕间的道路、秦蜀间的道路”。^③古代秦蜀间的道路有多条而非一条，其中就包括经过陇南的道路。

以今天的陕西汉中为中间站，蜀道被划分为穿过大巴山和跨越秦岭的南北两段。北越秦岭的蜀道自西向东主要有故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4条线路，南越巴山的自西向东主要有金牛道、米仓道、荔枝道3条。以开辟利用早、延续年代久、历史遗迹多而论，当推褒斜道、故道、金牛道3条，它们也是蜀道申遗的重点文化线路。而这3条线路在地理上的分布，恰如拉丁字母y，以褒斜道、金牛道纵贯南北，以故道作为重要组成部分。正是这个“重要组成部分”，决定了陇南古道在蜀道申遗中无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

蜀道申遗的3条重点线路中的故道，陇南为必经之地且境内关隘重重；此外，陇南境内的祁山道、阴平道，既可分别视为故道、金牛道的支线，又是自陇右入巴蜀的重要道路。因此，蜀道申遗不只是川陕两省之事，更不是率先发起此项活动的四川广元市一地所能实现的，“蜀道文化线路跨越川陕甘等省的十多个城市，需沿线不同的城市达成共识，形成联盟。”^④在这个联盟中，陇南地区、陇南古道不可或缺。

（一）故道陇南段——“不可轻弃”的巴蜀屏障。故道是一条开辟早、利用率高、功能特殊之路。因其北端出口为陈仓县（今陕西宝鸡市东），故亦名陈仓道。在各条蜀道中，以褒斜道、故道开辟最早。这两条道路谁更早，根据现有史料则难以断定。据王国维先生考证，故道在西周后期即开辟利用。^⑤此道自陕西凤县西南进入甘肃，经两当、徽县南至汉中略阳，河谷开阔，物产丰富，阡陌相连，水陆俱通，有利于物运和行人。其间的漕运码头虞关（又称鱼关）^⑥、陆路险峰青泥岭、军事要隘仙人关，是政治军事家关注的重点和文人雅士咏叹的对象。自秦汉以降，一直在政治、军事、文化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处于枢纽地位的陇南，更起着秦之后盾、蜀之咽喉的作用。楚汉之际，“汉王引兵从故道出，袭雍”^⑦，先锋曹参“初攻下辨、故道”^⑧，攻破章邯后方，一举而夺得三秦；汉末，曹操经故道攻汉中，突破陇南险要而进至阳平关（今陕西勉县西老沔县），收降张鲁。此类战例，说明了守防故道与关中、汉中之得失的关系。唐代，骆谷道被辟为驿路，且开辟了褒斜道散关-凤州-褒城新线，故道相对冷清，但玄宗逃蜀时仍然选择此路，体现了故道物资供应方便，易于安全保障，适宜于大规模政治、军事行动的优点，故成书于元和年间的著名典章史《通典》，独称故道为“驿路”^⑨。北宋嘉祐年间，新修的白水路避开了艰险难行的青泥岭，使故道成为汴京、关中和巴蜀间仕宦骚人来往的首选之道，也使其成为继唐代褒斜道之后的又一条诗路。南宋时，大散关（在今陕西宝鸡市西南）是宋、金西部国界，大散关西南的仙人关（今甘肃徽县东南嘉陵江畔）成为边防要隘和巴蜀屏障，大将吴玠谓其“蜀之门户，不可轻弃”^⑩。吴玠、吴璘驻防西北30多年，以大散关、仙人关、杀金坪（又名胜金坪，在今徽县东南）为据守之地，驰骋于方圆几百里扶风（今属陕西）、和尚原（今陕西宝鸡市西南）、饶风关（今陕西石泉县西北）、武休关（今陕西留坝县东南）、河池（今甘肃徽县）、横山寨（今甘肃成县东）、秦州（今甘肃天水）等地抗击强敌，使金人不敢南顾，写下了可歌可泣的保卫西南人民的英雄事迹，这是蜀道其他线路无可比拟的独特篇章。

（二）祁山道——军事、经济、文化、宗教、民族兼通之道。祁山道为故道南段向陇右的延伸线，或曰自秦州南达故道的连接线，是一条兼备军事争夺、经济交往、文化输送、宗教传播、民族融合作用的通道。因汉代下辨（亦作下辩，今甘肃成县西北）为其南端重镇，又称下辨-祁山道。其中，自西汉沮县（今陕西略阳县东南）经汉末武兴（今陕西略阳）抵下辨之道亦称沮道。沮道有溯青泥河入飞龙峡（今成县东南）的东线和溯西汉水越修城戍（今成县镡河乡西境）的西线之分，汉初曹参“初攻下辨”，樊哙“别击西丞白水北”，大体分别由此东西二道。汉末至南北朝时期，祁山道频频成为战场。曹魏、刘蜀、汉中张鲁之争；刘备取汉中前张飞、马超攻下辨；诸葛亮数次出兵陇右；魏灭蜀之役中雍州刺史诸葛绪进军武街（今甘肃成县西北）；以及此后的晋室、成汉、氐族杨氏之争，前秦、后秦、氐族杨氏、刘宋、拓跋魏之争，都把祁山道作为战场。唐乾元二年（759）杜甫自秦州流寓同谷（今甘肃成县），行祁山道北段，写了十多首纪行诗，给这条军事厮杀和民族战争之道增添了文化的色彩。这条道路在经济贸易和宗教传播中的作用，近年多有人研究，其中以苏海洋的研究较为详尽：“早在秦代，蜀地丝绸可能经祁山古道北运，供应官府需求和少数民族上层人物。东汉时，佛教、摇钱树等信仰沿西南丝路与祁山古道影响及陇右地区；虞诩开通下辨（今成县西北）至沮县（今勉县西北）的嘉陵江水道后，蜀地大米、食盐等商品大量输入陇南，陇蜀两地经济联系进一步加强。东晋南朝时期，生活在今陇南地区的氐人在南北贸易中十分活跃，获利颇丰，以祁山古道为中介的陇蜀两地之间的佛教交流频繁。”

（三）阴平道——屡屡改变天下格局的“诡道”。阴平道为经文县（古阴平）穿越岷山山脉，经由四川平武、江油，绕出剑阁以西，直趋成都的道路，为“入蜀之间道”。此道向北可延伸至古代沓中（今甘肃舟曲县西北、岷县南一带），又称“沓中-阴平道”。沓中-阴平道本为上古时氐羌人所辟，但它的“出名”却缘于三国后期蜀汉掌兵的姜维长期屯驻沓中，而魏灭蜀之役中邓艾由此道“偷渡”。“兵者，诡道也。”邓艾自阴平行无人之地七百里，越龙门山而至江油戍（今四川江油市北百里），经左担道趋涪（今四川绵阳市东北），兵逼成都，既诠释了“用兵乃诡诈行为”之“诡道”本义，也说明了阴平道乃难以把握的诡异之道，故有“全蜀之防，当在阴平”之说。南北朝时，阴平成为南北政权互相窥伺之地。明初，傅友德重演邓艾故伎，倡言出金牛道，而间行克阶州（今甘肃陇南），拔文州，直趋绵州，一举夺得四川，又一次靠潜行阴平道而迅速决定天下大势。

二、陇南古道沿线人文遗迹的独特价值

悠久的开发利用史，一代一代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活动，给陇南蜀道留下了大量的历史遗迹；近代以来相对偏僻的地理位置和淳朴厚道的民风民情，又保证了这些遗迹人为破坏少，历史风貌重，因而也使其独特的价值得以延续。

陇右蜀道历史上一直得到修治。汉末曹操征张鲁，遣平狄将军张郃“督步卒五千于前通路”；诸葛亮第四次攻魏时出祁山，以“木牛”、“流马”运送粮草；唐天宝年间玄宗奔蜀，以“韦谔充巡阁道使”；唐贞元年间，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转巨石，仆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醯”，自兴州长举县向西疏浚江河水道二百里而至成州；北宋嘉祐时，修筑白水路，“作阁道二千三百九间”；南宋绍兴时，吴璽数十万大军驻陇南，“蜀之馕运溯嘉陵江千余里，半年始达”；元至元初期，“发巩昌、凤翔、京兆等处未占籍户一千，修治四川山路、桥梁、栈道”，是故道陆路、水路在明代之前得到修筑、疏通的史料线索。东汉安帝时，武都太守虞诩“自将吏士，案行川谷，自沮至下辨数十里中，皆烧石剪木，开漕船道”，疏通水运；桓帝时武都太守李翕修治“郡西狭中道”，“平夷正曲，柙致土石”，又于嘉陵江西岸析里“改解危殆，即便求隐”，建造“析里大桥”；灵帝时武都太守耿勋“修治狭道”，是疏通、整治祁山道的史证。就连容易被忽视的阴平道，邓艾偷渡时也“凿山通道，造作桥阁”。历代的修路造桥，留下了丰富的遗迹遗址，徽县境内虞关、白水江路遗迹，天水西南木门道遗址，西和县南仇池山遗址，成县飞龙峡、西狭、宝井山栈道遗迹，略阳东北白水江码头遗迹、西北《郙阁颂》摩崖遗址，文县、平武境内的阴平古道遗迹等，都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陇南蜀道沿线众多可圈可点的古代人文遗迹，直接彰显了其历史文化遗产属性。

（一）“吴家军”遗迹和纪念地——蜀道上民族英雄的丰碑。蜀道川陕甘境内与古代人物活动相关联的遗迹遗址很多，但唯独记录“吴家军”吴玠、吴璘、吴挺一门三将风云岁月的遗迹以抗击外族侵略而闻名，这些遗迹主要集中在陇南。徽县东南的吴公祠、安丙祠、仙人关、杀金坪遗址，康县北七方关遗址，徽县城北钟楼山（今名吴山）的吴玠墓，成县吴王城遗址（成县上城）、城北的吴挺墓及墓碑、城东的横山寨遗址、杨政墓，与宝鸡古大散关上二王庙前的吴玠、吴璘石雕像一起，成为蜀道上一座座纪念民族英雄的丰碑，也是蜀道作为历史文化遗产不可替代的部分。

（二）《西狭颂》摩崖——蜀道上保护最好的文字石刻瑰宝。蜀道褒谷口摩崖群、略阳灵岩寺碑刻群、金牛道广元境内石刻，都以极具史料、艺术价值而闻名，但是，作为“东汉三颂”之一的成县境内的西狭颂，却堪称保护最好的摩崖石刻。褒谷口100多方摩崖大部被后起的石门水库淹没，以“石门十三品”（包括“东汉三颂”之一的《石门颂》）为代表的27方摩崖被凿迁至室内，但离开了原来的环境；灵岩寺130多通碑刻（包括毁坏严重的“东汉三颂”之一的《郙阁颂》及其重刻品），散列在狭小阴湿的山岩下，没有专门的保护措施；金牛道沿线石刻损毁、裂伤也很严重。只有《西狭颂》保持原址原貌，且采取了石体加固、设置护栏、导引渗水等保护措施。《西狭颂》得到很好保护还体现在开发西狭景区时营造了适合摩崖存在的环境。西狭景区玲珑碧透，文化气息浓厚，其树木种植、栈道仿制、水体利用、古道保护，与《西狭颂》摩崖融为一体，能够实现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的相得益彰，这些年各地的同类实践中能达到如此效果的并不多见。

（三）祁山与祁山堡——历史风云的见证。祁山之名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它因蜀汉丞相诸葛亮首次伐魏“身率诸军攻祁山”，第四次攻魏“往攻祁山”而名载史册，更因小说、戏剧传唱诸葛亮“六出祁山”而使人耳熟能详。关于祁山的地望，《水经注》卷二《漾水》曰：“祁山在嶓冢之西七十许里”，今人多谓即今礼县东北祁山堡，杜万鼎考证认为，西和县北“屏风峡西岸的祁家大山是祁山正峰”，符合宋人郭中正所撰碑文以及明嘉靖《陕西通志》、清《读史方舆纪要》的记述，可信。祁山“自昔为陇右襟要”，《遁甲开山图》称其“蹊径逶迤，山高岩险，九州之名岨，天下之奇峻”。自诸葛亮而后，蜀汉姜维、曹魏诸葛绪都有行军祁山的经历。两晋南北朝时，司马保称晋王未遂退保祁山，氐王杨盛与后秦战于祁山，魏将古弼督陇右诸军自祁山进军，都是祁山见证历史风云的事例。祁山山脉尽头的祁山堡，屏立谷道，树木葱茏。山上的武侯祠，古朴典雅，盛名久著，与岐山县五丈原诸葛亮庙、勉县武侯祠、天水西南武侯祠、青川摩天岭诸葛亮庙（遗址）、成都武侯祠，是意义有别、各具特色的诸葛亮纪念建筑。

（四）成县杜少陵祠——诗圣羁旅中穷途的标志。杜甫一生颠沛流离，流寓的地方、后人所建的纪念建筑不可胜举，但同谷（今成县）对杜甫却有特殊意义。其一，同谷是诗人生活陷入低谷甚至绝境的地方。正像冯至先生所论：“在同谷县时，他穷困到了极点，每天在山谷里拾橡栗充饥，把一柄挖掘黄精的长欃托以为命。”其二，杜甫来到同谷的原因不明。杜甫自述到同谷乃赴“佳主人”之约，但佳主人为谁，有“同谷令”、“韦十六（充）”、“赞公”等说，都难成定论。正因为同谷对于杜甫意义重大，且又有扑朔迷离之处，成县的杜甫纪念地更具历史文化价值。在飞龙峡内依山而建的少陵祠堂，气势恢宏，古朴别致，文风荡漾，内容丰富，与天水东南甘泉镇的杜甫草堂遗址、徽县之西栗亭杜甫逗留的遗迹和传说，构成了诗圣在陇右活动的画卷。

（五）陇城古城——最具历史韵味的现存古城。蜀道沿线的古代城池，以筑城年代久远、地理位置重要、现存古迹众多而论，首推四川广元市西南的昭化古城，但这座古城却因人为的原因，已充满现代气息，成为“众多平庸的假古城（中）的一座”。现在，就历史韵味浓、历史风貌重而言，祁山道北端延伸线上的秦安县东北的陇城古城当之无愧。陇关道上的这个昔日重镇，沧桑的环境、斑驳的城垣、古风尚存的街市，使人浮想联翩，流连忘返。它无疑增强了陇南蜀道的文化分量。

三、陇右文化对蜀道申遗的深厚影响

陇右地区文化深厚的积淀、鲜明的特色，是陇南古道在蜀道申遗中强大的文化背景。概而言之，秦安大地湾古人类的活动、周穆王拜会西王母的传说、秦人起源于陇右的历史等，都对陇南文化产生影响。具体来说，陇右的华夏先祖传说、早期民间传说、早期民族活动，增强了陇南文化的复杂性、多元性。

（一）陇右的伏羲、女娲等华夏先祖传说。华夏先祖传说从来众说纷纭，陇右由来已久的伏羲、女娲等传说，证明这里也是华夏文明发祥地。被喻为“积石嵯峨，嶔岑隐阿”的仇池山，西汉纬书《遁甲开山图》称为仇夷山，谓之“西绝孤立，太昊之治，伏羲生处”，西晋皇甫谧《帝王世纪》曰：“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母曰华胥……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都将伏羲传说定于陇右。而伏羲、女娲传说常常又联系在一起。《帝王世纪》曰：“女娲氏，亦风姓也。承包牺制度……亦蛇身人首。”在汉代画像砖石上，多有伏羲、女娲交媾图。天水伏羲陵、卦台山，秦安女娲祠、风茔，西和县伏羲崖等，诠释了这些记载和传说。此外，天水东南的轩辕黄帝出生地传说，黄帝“西至崆峒，登鸡头”的历史记载，礼县黄帝洞、成县轩辕庙等，共同反映了陇右华夏文明的厚重历史。

（二）西汉水上游的牛郎织女传说。民间传说是人类早期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据赵逵夫等先生考证，作为我国四大传说之一的“牛郎织女”传说，就起源于陇右西汉水流域。牛郎织女是我国几千年农业社会中男耕女织农民形象的化身。赵逵夫认为：“织女的原型应是秦人的始祖女修”，“秦人发祥于天水（旧称秦州）西南的汉水上游之地……而牵牛、织女的传说一开始就同‘汉’（汉水）联系在一起”，“牵牛的原型来自周先民中发明了牛耕的杰出人物叔均”。这个论述丰富了陇右文化的内容。这些年，国内有十多个地方宣布当地是牛郎织女传说的发源地，但这些“宣布”与赵先生严肃的学术研究不可同日而语。

（三）陇南的氐羌文化背景。羌族和氐族都是我国古代西部起源早、分布广、人数众的古老民族，而这两个民族都与陇南有渊源关系。羌人很早就由河曲（黄河九曲）一带东向内迁，在汉代即迁至陇南。氐族来源于西戎，即《魏略·西戎传》“乃昔所谓西戎在于街、冀、豲道者也。”而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所置的武都郡，以白马氐为主体，辖武都、上禄、故道、河池、平乐道、沮、嘉陵道、循成道、下辨道九县，除故道、沮二县，其他均在陇南。也就是说，古代陇南是氐羌人聚居区。南北朝时氐族杨氏在陇南和邻近地区建立“仇池国、武都国、武兴国、阴平国”政权，前后存在了三百多年。羌人多神崇拜，信仰巫术，擅长建筑石砌碉楼和庄房，以及在江河峡谷上建索桥和在峭岩陡壁上修栈道；氐人能织布，善耕田，畜养豕、牛、马、驴、骡，其居住“无贵贱皆为板屋土墙”，这些民族特点，在后世不可能完全被同化，会以一定的文化形式传承下来，而文化多样性正是申遗的一个优势。

除上述华夏始祖传说、民间传说、民族活动对陇南蜀道申遗产生积极影响外，一些富有时代特色的论文、散文、诗歌也提高了陇南的文化地位。东汉仇靖《惠安西表》、西晋江统《徙戎论》、盛唐杜甫陇右纪行诗、中唐柳宗元《兴州江运记》、北宋雷简夫《新开白水路记》、南宋《仇池碑记》（佚名）、马景夷《蜀口形胜论》，是陇右文化和陇南交通史的代表作。它们与褒斜道、金牛道沿途的东汉《石门颂》、北魏《石门铭》、三国魏《李苞通阁道》摩崖、西晋张载《剑阁铭》、中唐刘禹锡《山南西道节度使厅壁记》、晚唐孙樵《兴元新路记》和《书褒城驿壁》、北宋文同《梓州永泰县重建北桥记》、南宋《重修山河堰落成记》一起，共同记载了蜀道的通塞兴废，是蜀道申遗时重要的文字史料。

四、陇南蜀道申遗时应吸取的经验和教训

四川、陕西这些年围绕蜀道开发利用和申报文化遗产所做的工作，以及其他许多地区在历史文化遗迹的保护利用上从事的同类活动，积累了经验，也不乏教训。起步稍晚的陇南蜀道申遗，正好借鉴经验，汲取教训，少走弯路，后来居上。

（一）全面掌握蜀道遗存的基本情况并做好基础工作。掌握文化遗存的历史和现状是跻身世界文化遗产的基础性工作。蜀道的文化遗存，不仅包括与道路密切相关的古关隘、古渡口、古城寨、古寺庙、古邮驿、古客栈、古桥古塔、行道古树等，也包括沿线城镇结构、山水格局、民俗文化等。专家认为：“专项调查和科学研究是蜀道文化线路申遗的基础条件。”因此，在申遗之前和申遗过程中，充分做好资源调查与认定、价值评估、保护规划的编制与实施、法规体系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并开展跨学科、跨领域、跨部门的研究，是蜀道申遗的基础性工作。只有摸清了“家底”，打牢了基础，申遗才能有条不紊、事半功倍。

（二）尽力保护蜀道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跻身文化遗产的目的是在今天的条件下尽量真实、完整地保护文化遗存。目前，蜀道的真实性和完整性仍在被侵蚀，当务之急是实施重要文化遗存的抢救性保护工程。对于蜀道文化线路的路面，根据残损状况，分别采取重点保护、现状修整等不同措施，包括修补破损缺失路面，避免不当使用，清理路面等；对于危岩山体进行加固，防止岩体的崩解及滑坡。同时，由专业人员设计，专业队伍施工，进行古代建筑的保护修缮，考古遗址的保护展示，文化景观的保护整治和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征集。在保护修缮时，注意文物遗迹与周围环境的协调一致。四川广元在残存400余个古栈道石榫，又新建数百米游览栈道的明月峡古道附近兴建水泥厂的行为应尽量避免。

（三）不从功利出发打文化旗号行商业行为。许多地区所谓的申遗，其实质是经济利益驱动，与保护文化遗迹无关。受急功近利的“政绩观”影响，“我国风景名胜区，包括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一些自然风景区，已越来越受到人工化、商业化、城市化的侵蚀”。打着文化旗号的商业运作最终是对文化遗迹的破坏。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褒谷口石门及其摩崖石刻”已被水库淹没，可供凭吊的旧址近年也被开发成了人鬼神、儒释道、古近(近代)今（当代）、党（中共）内外人物雕塑齐聚一地的不伦不类的“胜地”，使人欲哭无泪。广元的大自然奇观、富有灵性的剑门关及其古道，被人为阻隔，锁在深山，变成了一个没有生气的“盆景”。这些教训值得汲取。

（四）切忌重蹈“建设性”破坏之覆辙。国内的许多文化遗址，往往其“保护”、“建设”之日就是遭受毁灭之时，蜀道也未能完全幸免。正如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子今所说：“在漫长的3000多年的历史变迁中……赋予了蜀道文化以无穷的魅力，但在现实中却败象丛生，甚至无迹可寻，仅存的又被人为地打造成假古董，无异于雪上加霜。”汉中的汉大将韩信拜将坛，在宋代虽已只剩“数仞土”，但仍能勾起文人雅士的无限遐思。几年前，按一个规划单位的设计重建的新坛院，成了“被水泥砖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主题公园”，令人叹息。这种现象，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后恢复重建中更加严重。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指出：“四川有许多以前因为交通闭塞而幸存的古城，现在也许因为灾后重建而被涂脂抹粉，遭遇毁灭性的打击。”2003年笔者参观昭化古城，满眼沧桑，满城文物。2010年再去踏访，建筑焕然一新，店铺鳞次栉比，县署、书院、考院、文庙、城隍庙等城市功能设施齐备，但却很难把它与一座战国时就闻名的城池联系起来。陇南蜀道申遗时不应重走老路，重蹈覆辙。

【注释】

①李韵：《国家文物局重设〈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光明日报》，2012年11月18日第6版。

②《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第八册），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036页。

③李之勤等：《蜀道话古》，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86年4月，第22页。

④李韵：《国家支持蜀道文化线路申遗》，《光明日报》，2011年9月7日第9版。

⑤《水经注》卷二〇《漾水》有“故道川”、“故道水”之名；卷一七《渭水上》有：“渭水又与捍水合，水出周道谷，北径武都故道县故城西”之说；王国维《散氏盘跋》：“周道，即周道谷；大沽者，即《漾水注》之故道。”见《观堂集林》卷一八，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6月，第887页。

⑥［宋］王象之撰，李勇先校点：《舆地纪胜》卷一九一：“嘉陵江……《图经》云：‘其源出大散，至鱼关，始通舟楫。’”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第5640页。

⑦《史记·高祖本纪》。

⑧《史记·曹丞相世家》。

⑨［唐］杜佑撰，王文锦等校点：《通典》卷一七五，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12月，第4576页。

⑩《宋史·吴玠传》。

《三国志·魏书·杨阜传》：“会刘备遣张飞、马超等从沮道趣下辩。”许多民族学著作将此沮道诠释为“邑有蛮夷曰道”之“道”，与《汉书》不合，显得牵强。

参见胡祥庆：《甘肃成县古道钩沉》，《文博》1995年第2期，第57-59页。

《汉书·樊哙传》。

苏海洋：《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祁山道》，《西北工业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第61-64页。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九，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3月，第2848页。

［明］何景明：《雍大记》卷一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一八四册），济南，齐鲁书社，1996年。

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孙子兵法新注》，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1月，第5页。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五九，第2848页。

《三国志·魏书·张郃传》。

木牛流马对道路的要求比人力运输和水运为高，必须整治道路。

《旧唐书·玄宗纪》。

［唐］柳宗元：《兴州江运记》；［宋］李昉等：《文苑英华》卷八一三，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第4295页。

［宋］雷简夫：《新开白水路记》，转引自［清］严如熤：《汉南续修府志》，民国13年重刻本。

《宋史·胡世将传》。

《元史·世祖本纪》。

《后汉书·虞诩传》。

［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一四《李翕西狭颂》，见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分会编《历代碑志丛书》（第四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4月，页4-230.

［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一四《李翕析里桥郙阁颂》，历代碑志丛书（第四册），第4-240页。

［清］王昶：《金石萃编》卷一五《武都太守耿勋碑》，历代碑志丛书（第四册），第4-257页。

《三国志·魏书·邓艾传》。

“吴家军”之称见于《宋史·留正传》，原文含有贬义，但反映了事实。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第1691页。

杜万鼎：《祁山地名探源》，见甘永福等主编《羲皇故里论孔明》，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7年9月，第379-382页。

［清］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六，第2824页。

《水经注》卷二〇《漾水》引，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第1692页。

冯至：《人间要好诗》，载《人民日报》，1962年2月13日，收入《杜甫研究论文集》（三辑），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9月，第18-21页。

［明］王嗣奭《杜臆》：“前《积草岭》云‘邑有佳主人’，不知谓谁，岂同谷令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8月，第113页；［清］仇兆鳌《杜诗详注》：“主人，同谷之宰。”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10月，第689页。

朱偰：《杜少陵在蜀之流寓》：“少陵何以来此，今不可考；惟少陵前在凤翔，有《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防御判官》诗一首，今来同谷，或系依韦。”《杜甫研究论文集》（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12月，第121页。

高天佑：《佳主人考》：“佳主人实乃赞公。”《杜甫陇右纪行诗注析》，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02年4月，第211页。

杨雪梅：《蜀道踏上申遗之路》，《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9日第20版。

［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七八引，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2008年4月。

［汉］郑元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一四《月令》引，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9月，第1353页。

［唐］徐坚等：《初学记》卷九引，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2月，第191页。

《水经注》卷一七《渭水上》：“南安姚瞻以为黄帝生于天水，在上封城东七十里轩辕谷。”杨守敬、熊会贞疏《水经注疏》，第1498页。

《史记·五帝本纪》。

赵逵夫：《汉水、天汉、天水——论织女传说的形成》，收入《学林漫录》（第16集），中华书局，2007年4月，第69-71页。

参见李舫：《天涯何处共七夕》，《人民日报》，2006年9月6日。

《后汉书·西羌传》：“至爰剑曾孙忍时，秦献公初立，……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将其种人附落而南。……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武都羌形成约在西汉中期。

参见黄烈：《有关氐族来源和形成的一些问题》，《历史研究》，1965年第2期；杨铭《氐族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12-16页。李绍明、冉光荣《论氐族的族源与民族融合》曰：“街、冀、豲戎皆属所谓西戎范畴，……很难说魏晋时期这一带只有氐而没有羌。”

《南齐书·氐传》。

李韵：《蜀道申遗，靠谱吗？》，《光明日报》，2011年9月20日第5版。

李丹：《风景名胜区警惕建设性破坏》，《人民日报》，1999年1月19日。

杨雪梅：《蜀道踏上申遗之路》，《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9日第20版。

［宋］张俞：《韩信坛》，《全宋诗》（第7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8月，第4716页。

李韵：《蜀道申遗，靠谱吗？》，《光明日报》，2011年9月20日第5版。

杨雪梅：《蜀道踏上申遗之路》，《人民日报》，2011年10月19日第2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