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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鹅沟啊！官鹅沟！如今的官鹅沟已是个旅游胜地了，虽然他还不是名扬四海，但在国内已是闻名遐迩了。60年前我参加过官鹅沟的土改运动。近年来也去过官鹅沟两次。沟还是那样的沟，山还是那样的山。但其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已经改变了原貌，与旧时的官鹅沟不可同日而语了。因此引起了我对官鹅沟土改的回忆。

官鹅沟在1949年解放初期仍然被人们称作“西番沟”。解放后划归为岷县宕昌区第四乡。1950年六月岷县专区撤销，岷县划归了武都专区。1951年9月武都专区开始土地改革运动，决定在宕昌区开始第一期土改试办。试办指挥部设在宕昌区政府，武都第一任地委书记陈致中亲自坐镇指挥。

土改序幕是召开以土改为中心的各级干部会议。这个会议除县上的三级干部参加外，有省上的负责同志带领的省行政干校参加土改的学员和武都专区地干校参加土改的学员参加，还有统一抽调来的一批农村不脱产的“积极分子”参加，会议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从已开展过的“减租反霸”工作入手检查干部的阶级观点和政策立场；二是学习土改的有关政策文件，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和《农民协会组织通则》等。土改总指挥地委书记陈致中在会上强调说：土地改革是中国人民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封建主义封建势力是压在人民头上的两座大山之一；要消灭封建势力就必须发动群众完成土地改革。并说：解放一年来我们的工作是按照甘肃省第一次党代会决议进行的。土地改革是在社会秩序已经稳定，政权架子已经搭起，但群众还未很好地发动起来，工作基础还很薄弱，根基还没有打好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一切要从实际出发。他并引用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的讲话说：“兰州一战解放了全甘肃，解放得快，保留下来的黑暗东西多，情况也就复杂，尤其是甘肃省还多了一个民族问题。”

在与会人员作了认真的，热烈的讨论后，宣布了甘肃省干部在土改中应遵守的10条纪律。每个土改人员都背熟了土改的总政策总路线，就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有步骤的有分别的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

会后，我被分配到藏汉杂居的宕昌区第四乡（即官鹅沟）土改工作组。全组共51人，有省上来的干部4人，县上的9人，区上的13人，乡上文书6人，抽调来的土改积极分子18人。另有当地林业站的干部1人。工作组组长是张得万，副组长是我和刘丕元。

1951年9月27日我们这个工作组正式进入官鹅沟。土改工作即将开始。天公却不作美，突然一场严重的冰雹降临。官鹅沟的三道沟有百分之八十的自然村庄稼颗粒无收。于是我们全组立即投入了抗灾救灾工作。据统计受灾面积为163.15担（当时这里的土地面积是以常年籽种下地的石、斗、升、合计算的。10斗合1石，1斗籽合1.25亩土地）受灾户数635户，人口2884人。救灾工作虽然艰苦，但进展顺利。

10月10日宕昌土改指挥部召开了第一次工作组组长联席会议，因为我这个副组长其实是个写材料的组长秘书，所以前后五次的组长联席会议我都参加了。直接听到了省地领导的临场讲话，我受益匪浅。这次组长联席会议后，正式进入了土改工作阶段。

一、宣传政策，访贫问苦，发动群众

官鹅沟距离宕昌街只有四华里。但由于山大沟深交通不便，仍然非常偏僻闭塞。沟内以藏民为主，生活艰苦。平时除了贫瘠的土地生产一些荞麦燕麦青稞等小杂粮作为粮食外，主要依靠烧木炭、解木板、卖柴火以及以火枪打野物等副业为生。沟内原住民以羌藏为主。故称“西番沟”。这种侮辱少数民族的称呼已经几百年了。宕昌镇上的地主马培德虽然是汉族人，而他的先祖马诊从明朝洪武年间就当了统治这里藏民的“土司”，从此，代代相传。马培德已是22代的“土司”了。这个马土司是“西番沟”藏民的精神支柱，藏民对他虽然不是年年进贡，岁岁来朝，但平时供给他些山货和野味却是经常的事了。这个马土司与国民党时期的乡镇长相比，还是一个比较平和而明智的精神统治者。因此，土改开始后，就把他作为统战对象划入了“开明士绅”的行列。因而，他就不是西番沟土改中的斗争对象了。

“西番沟”由三条沟组成，从沟口到沟里平均40华里，彼此以两条山相隔。三条沟分别以阴坪（包括官鹅村）、大河坝和纳介里三个大村为中心。当时全沟有藏汉人口933户，4131人。耕地面积为457.6石，每人平均土地1.1斗（一斗合土地1.25亩）。沟内藏民说着藏汉两种话，杨姓的多，他们崇拜历史上的宋朝“杨家将”，当然也崇拜鬼神，迷信宗教。男人的名字中有叫“杨天神保”“苗土神佑”和“杨麒麟代”的。解放初这里也建立了新政权，但都是有名无实流于形式。有些人还把村干部当成或叫做国民党时的“保甲长”，有些人还没见过新政权的干部，别说穿军衣的人民解放军了。因此，我们第一阶段发动群众，访贫问苦工作进展得很艰难。首先是语言问题，年长的藏民说藏汉两种话；年幼的只说他们的土藏话。每当召开群众会时，会场上叽里呱啦乱吵，我们也听不懂说什么吵什么。讨论问题时他们三三两两先以藏话商量，然后通过会说汉话的再转告我们。好在时间一长，这些语言困难也逐渐解决了。

二、划分阶级成分

发动群众后，首先成立了农民协会组织。以后的工作都是以农会的名义出面，由农会出头开展工作的。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给群众反复宣传划分阶级成分的具体政策。划分阶级成分方式是“自报公议，民主评定，三榜定案。”自报成分积极的是贫雇农，中农自报的就不积极，地主富农中没有人自报自己是地主或富农的。这就要决定于评议了。自公议后由农会出第一榜，不论这里有无识字的人，都要写在纸上张贴在村头墙上，以示郑重。经过农会和工作组批准后出第二榜。地主富农评定成分有的还要具体计算地租、雇工和高利贷的剥削量。地主与富农的区别除了土地的占有量，主要是看家中有无主要劳动力。地富成分并要报送宕昌土改指挥部审批。最后出定案第三榜。全沟共定了地主5户，富农11户（其中包括半地主式富农5户），小土地出租者2户，中农281户，贫农581户，雇农24户，其他小商小贩手工业者13户。

成分一经划定，开始发动群众对有恶迹的地主进行说理斗争。如第一行政村地主张明德拥有土地18石，解放前操纵村政权，勾结村长赵子学在官鹅山上召集佃户开会，为他收租子，当时他对这个村长说：“你当的啥村长，连我的租子都要不来。”还对佃户们说：“解放啦，这是你们最后一次交租了，听说以后要土改，土改时我把好地给你们。”工作组进驻后，他派人偷听工作组开会，刺探消息，造谣惑众。庄稼熟了不收，核桃熟了不打，牲口也不喂了，直接与农会对抗。再如地主彭德顺转移财产，并把两头骡子和1.4斗土地也偷偷卖了。减租时欠农民的租子至今未退。11月27日我们在瓦石坪村召开了一次有600多人参加的最大的斗争会，斗争了勒索群众非法吊捆拷打群众的地主阶级政治代表人物伪乡镇长何士俊。

但在斗争不法地主时也发生了群众给地主喂牛粪、捆绑、拔胡子和打耳光的现象。这种现象后来受到指挥部地委书记陈致中在讲话中的批评。

三、征收没收工作阶段

在征收没收前，对群众进行了一次阶级教育，让群众讨论：“谁是土地的主人？”“到底谁养活谁”以及“土地回老家，合理又合法”的问题。之后，在农会的领导下，以行政村为单位成立征收没收，登记，保管三个小组负责具体的征收、没收工作。

征收、没收工作进展比较顺利，只有个别地主家庭的妇女嚎叫了几声。在第二行政村没收地主杨应春家时，没收组的官羊娃偷拿了一把铁火钳，发现后退回并做了检讨。另外，在二道沟的番坪里，农会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镇上马土司家于解放前夕转移的一部分财产。为其看管财物的那个藏民喊了一声“马大人，我对不起你啊！”当即纵身跳崖而死。听到这个消息后，我从我住的官鹅村翻山赶到现场，看见死人躺在一块木板上。财物中的银元、衣物、首饰及贵重药材牛黄、麝香已被农会没收，古物摔地而碎，全部字画已经烧了个精光，只是一些装璜框架还没烧尽而冒着黑烟。我长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说。心想那些字画烧得实在可惜。当时我作为文教干部，却没有意识到那些文物的价值。最后，这些财物没有成为官鹅村农民分配的果实，而上交到政府。

四、分配果实阶段

贫穷的官鹅沟5户地主都是小地主。没收的财产并不丰富，征收的部分也很有限。征收没收果实共计：土地139石，土棚房146间，收回的庄基地4.02斗。牲畜中有牛31头，马两头半（那半头是地主与农民合伙喂养的部分），骡子5头，驴3头，羊93只，粮食46.7石，农具中有木犁7件，锄头7把，镰刀16把。其他小农具共55件。没收的钱1600万元（旧币，折合现金人民币1200元），外乡外地27户地主（包括西和县的1户）在沟里的土地按政策规定，都归当地分配。马土司的财产已上交，未在分配之列。

分配前首先计算出全乡分配土地的标准，即以征收没收土地数除以分配对象人口数（贫雇农人口加地主家中农业人口），所得的结果即为分配土地的标准。就是3455.24（斗土地）/2510（人口）=1.376斗土地（约合1.6亩）。其他财物的分配都是以实际情况而定。分配中没有发生你争我夺的现象。由于进行了“天下农民一家亲”的教育，还出现了谦让现象。诚然，还有个别贫雇农有顾虑，害怕以后变天。在住房的分配上，土改指挥部强调了在一般情况下地主不必搬出原住房，以免出现变相的“扫地出门”现象。我们也贯彻了这一“给出路的”原则。也没有出现挖“地财”的现象。

五、巩固胜利果实，建立健全新政权

分配后教育群众要巩固和保卫土地改革的胜利成果，警惕地主阶级的“反水破坏”，努力发展农业生产。经过土改运动，锻炼并考验了农民群众，把阶级觉悟高，立场坚定工作能力强的人选进了新的政权机构。通过选举成立了新的乡人民委员会。推举藏民苗祥恒为乡长，藏民杨顺祥为乡农民协会主任，藏族妇女赵秀秀为乡妇联主任。决定了民兵大队长和治安主任等。各行政村，自然村也选举了新的村长，成立了村上的相应组织机构。

工作组总结工作后，我以官鹅沟汉藏农民的名义写了一封给党中央毛主席的致敬信，这封信还登在1951年12月24日《甘肃日报》第三版上。这份已经发黄的剪报至今还存放在我私人的资料袋中。原文如下：

敬爱的毛主席：我们宕昌第四乡土地改革已经胜利完成了，我们都非常高兴。第四乡是个藏汉民族杂居的地区，全乡共有933户，2145人。土改前，雇农占有土地每人平均只是三升一，贫农只是9升，中农是一斗七升六合。而地主每人平均就占有土地一石九斗六升二合。住在沟里的藏民十分之七八没有一升一合土地。全靠打柴、烧炭、刮木铣和打猎来维持生活。天一下起雪雨来，不能进山，就要饿着肚子。这是多么不合理啊！土地占有的不合理的确是我们农民受穷的根源。

现在土改后，情况完全改变了。由于在你的英明领导下，我们全体藏汉农民团结起来斗倒了地主阶级。全乡没收了土地142石，房子146间，牲口70头，大小农具100多件。粮食90多石，人民币1600多万元。这些东西完全分给我们农民所有了。在分配中，我们藏汉农民互助互让，分得很是公平合理，比亲弟兄们分家还公道。

另外，反动统治阶级，把我们这三道沟叫“西番沟”，把我们这里的农民叫“番子”，“半番子”，这种侮辱是多么的恶毒啊。如今，“番坪沟”改为“新坪沟”，而且在这里成立了一所新的小学。三条“西番沟”，已改为“新一沟”，“新二沟”，“新三沟”了。解放后，我们的生活好的多了。土改后一天比一天会更好的了。这是您老人家给我们带来的幸福。现在，我们已定好了《爱国公约》，响应你的号召：“增加生产，厉行节约”以支持中国人民志愿军打败世界上的大恶霸美帝国主义。最后我们向你致以崇高的敬意。

以上信中我提出的将“西番沟”三道沟分别改为“新一沟”“新二沟”“新三沟”，但从来没有被人认可。

我们这个工作组从1951年9月27日至1951年12月4日，共69天，完成了官鹅沟的土改工作。工作组撤出的第二天，12月5日土改指挥部在宕昌召开了土改试办总结大会。随后，即准备开展在全区大面积的第二期土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