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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当兵变”是由我党卓越领导人习仲勋等在两当发动的武装起义，虽然和清涧、旬邑、渭华等几次起义一样，也失败了，但它打响了甘肃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陇南人民民主革命的序幕，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认真研究这段历史，无疑对于进一步激发、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的工作积极性和实现陇南与全省、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的目标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两当兵变”发生的背景

1.杨虎城第十七路军的发展壮大，特别是他的开明政治和进步思想，为我党在杨虎城部队开展兵运工作提供了大好机遇。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陇原大地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军阀混战，匪患肆虐，民不聊生。“中原大战爆发后，冯玉祥的部队开赴反蒋前线，西北各地的军阀趁机而起，为争夺地盘和势力，互相混战。中原大战结束后，冯玉祥的部队退出陕甘地区，这一地区的驻军多为南京国民政府不够重视的杂牌军队和地方军阀。”（巩世锋主编：《陇东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28—29页）1930年3月，在中原大战的关键时刻，参加蒋军一方作战的杨虎城被蒋介石先后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陕西省政府主席，并于11月进驻西安，掌握了陕西军政大权。杨虎城早在陕西榆林时，就通过与陕西地下党组织创始人之一的魏野畴的频繁往来，对中国革命前途有了一定的认识，思想比较进步，因而在政治上比较开明。因此，杨虎城的部队内始终有共产党的组织和革命进步人士，如“共产党员南汉宸曾于1930年至1933年为杨虎城的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夏建华主编：《红色两当》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第4页），在经济上以工代赈，兴修泾惠渠，深得民心；在军事上，他大量收编地方各种武力，很快统一了陕西各地的地方武装，总兵力达到六万多人。“两当兵变”前，陇南处于外来军阀势力的统治下，政治黑暗，战争连年，土匪遍地（如惯匪王佑邦横行成县、武都），灾难深重的陇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930年3月，为牵制和削弱冯玉祥的力量，蒋介石委任马廷贤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五路军总指挥，马廷贤借机扩张自己的势力，于同年6月，在天水成立“甘肃联军总司令部”，任总司令兼陇南路司令，编所部为三军，分驻陇南14县；8月4日，马廷贤制造了震惊国内的礼县屠城事件。为遏制马廷贤在陇南的势力，1931年舂，杨虎城派陕西警卫第一师师长马青苑率军攻打马廷贤，并于1932年1月进驻天水。期间，陇南的徽、成、两等县及陕西凤县被川军邓锡侯、黄隐师所控制，警备三旅二团奉命由宝鸡进驻凤县、甘肃两当、徽县，在两当、成县一带与川军作战。战后团部和三营设在成县，二营驻防徽县，一营的一二连、机枪连和营部在凤州双石铺一带驻防，三连攻占两当县城后驻防两当县整训。

杨虎城第十七路军的发展壮大，使他很快统一了陕西全省和陇东、陇南一带，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军事势力。特别是他的开明政治和进步思想，为我党在杨虎城部队开展兵运工作提供了大好机遇。因此，地下党员在杨部作秘密工作的很多，如十七师、四十二师、五十八师和几个警备旅、骑兵团、炮兵团等，大都有我党的秘密兵运工作者。

2.“两当兵变”是中共陕西省委的正确领导和习仲勋等同志积极开展兵运工作的结果。

一是中共陕西省委非常重视兵运、农运工作，这就为两当兵变的发生创造了条件。众所周知，“八七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农运、工运和兵运工作。中共陕西省委按照党的总方针，积极在杨虎城部开展了兵运工作。自1929年至1931年先后派李秉荣、习仲勋、李特生、吕剑人、刘书林、陈云樵等去国民党陕西省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搞兵运工作，伺机举行武装起义。1931年12月5—7日，陕西省委根据中央的决议和指示，决定在渭北、陕北和陕甘边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新的苏区，创建革命武装。1931年10月，刘志丹领导南梁游击队（陕甘边一带的农民武装）在陕甘交界的林锦庙与进入陕北的晋西游击队会合后，正式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刘志丹先后任总指挥。两当兵变发生时，刘志丹已根据省委指示，带陕甘游击队一部抵达陕西礼泉、乾县一带，准备接应习仲勋等领导的两当兵变队伍。

二是习仲勋同志积极领导的兵运活动，为两当兵变的发生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1930年春，中共陕西省委派习仲勋到长武县杨虎城部的警备骑兵第三旅三团二营（后旅长苏雨生叛变杨虎城，习仲勋鼓动营长王德修脱离苏雨生，苏部很快垮台。其三团二营被杨虎城编入补充二团一营，营长仍是王德修。）从事兵运工作。习仲勋同志到该营后，与先期到达的共产党员李秉荣、李特生三人成立了党小组，推选在三团任团副的李秉荣为组长，他们遵照省委指示，积极开展兵运活动。习仲勋同志的兵运活动主要有：一是宣传革命思想，启发士兵觉悟。习仲勋等同志采取个别串联、召开秘密会议、散发传单和书写张贴标语等方式，揭露封建地主、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和军阀勾结帝国主义对人民压榨掠夺的罪行，揭露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教育士兵只有进行革命斗争，才能翻身解放，做真正的主人。由于士兵多数是陕西乾县、礼泉一带的贫苦农民，所以很快接受了革命思想。二是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在宣传革命思想的基础上，习仲勋等同志经过谨慎细致的工作，很快发展了左文辉、许天洁、张子敬、高瑞岳、吴彦俊、张茂修等一批党员。到1931年冬，党员发展到30多人；经中共陕西省委同意，一营秘密成立了营党委，习仲勋同志接替李特生被选任营委书记。到1931年底，该营逐步被我地下党所控制。三是结识进步人士，建立秘密集会地点。为了解和掌握地方情况，习仲勋同志经该营司务长阎鸿章介绍，结识了凤州城内小学教师刘希贤，不仅掌握了地方上的许多情况，还同刘希贤、阎鸿章、刘书林、张秋臣结为“金兰”弟兄，从此就以刘希贤家为秘密集会地点，开展兵运活动。四是整顿军纪，维护群众利益。一营系杨虎城的杂牌军，成分复杂，军纪很坏。因此，习仲勋同志处处注意严肃军纪，维护群众利益。如有几个士兵在农民家里逮鸡、搜粮，抢布、要钱，农民阻拦反遭痛打。习仲勋知道后，立即派人抓回了这几个士兵，对他们进行了严肃处理。再如习仲勋同志以军人身份出面阻止了凤州城内恶霸龙文明用敲诈手段逼靠卖菜为生的李老汉交出十块大洋的税款等等，从而维护了群众利益。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显然，中共陕西省委非常重视兵运、农运工作和习仲勋同志在一营积极缜密的兵运活动，在思想、组织上为实施两当兵变计划奠定了基础。“由于习仲勋同志的教育、鼓励和组织工作，以及其他同志的有力配合，所以才具备了‘两当起义’的条件”（夏建华主编：《红色两当》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第56页）。

二、“两当兵变”的经过及其失败

1.兵变的准备和发动。

1932年初，举行兵变的条件基本成熟。1932年3月，一营奉命与驻徽县的二营换防。一营官兵大部分是陕西关中人，不愿远离家乡，抵触情绪很大。营党委立即召开会议，决定趁换防之机举行兵变，并于3月下旬派刘书林向陕西省委汇报。省委同意举行兵变，并派省军委成员刘林圃为特派员，由交通员张克勤陪同到凤县传达省委指示。

1932年4月1日拂晓，一营一、二连和机枪连随营部从凤州双石铺出发向两当移防，刘林圃随军前行。当日黄昏，部队行至两当县城宿营。晚上八九点钟，刘林圃和营党委决定在县城北门外一个马车店内召开营党委扩大会议，全营所有党员干部参加。会议由习仲勋主持，刘林圃传达了省委决定，讲述了革命形势，分析了兵变的有利条件、重大意义及兵变后去陕甘边与刘志丹率领的红军会师的计划，到会人员一致同意。会议推举许天洁为总指挥，决定兵变在午夜12时举行，并就起义行动计划作了周密安排部署。午夜12时，兵变开始，各连驻地枪声大作，起义官兵先后杀了一、二、三连连长韩生信、唐福亭、张玉锡。枪声震动了机枪连和营部，机枪连与吕剑人率领的一连形成对峙，战斗十分激烈，机枪连始终未能被解除武装。为避免伤亡，吕剑人率一连撤出了战斗。营长王德修听到枪声，翻墙越城逃往西山。到凌晨两点，除营部和机枪连外，三个步兵连的200多名官兵，撤出两当县城，连夜北上。4月2日凌晨，200多人的起义部队到达两当县最北端的太阳寺进行整编。刘林圃宣布，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任命许天洁为总指挥、支队长(兼三连连长)，习仲勋为政委；吕剑人为一连连长，高瑞岳为二连连长，左文辉为三连副连长。

2.寡不敌众，起义部队失败。

“两当兵变”震惊了陕甘国民党当局。杨虎城向西北各地的正规军和民团下了“围住兵变队伍”的通令，这就给整编后的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北上与刘志丹会合带来了重重阻力。部队整编后，当天下午，部队从太阳寺向北进发，约一周时间到达宝鸡县赤沙、香泉，遭到保安团的攻击，即撤出战斗，绕道前进，到通洞峪又遭伏兵包围，先由李特生带一个连抵抗，因众寡悬殊，被迫撤退。后由许天洁指挥两个连投入战斗，经激烈反击，打退了伏兵的进攻，部队又在群山中行进。几日后，从陇县朝阳岗八度镇出山经高崖镇，缴了当地民团的枪，到蔡家河又与孙蔚如部打了一仗，当行至甘肃灵台县页岭一带时，起义部队与国民党杨子恒部遭遇，被截住去路。为保存实力，指挥部针对当时处境，决定派吕剑人、刘林圃去乾县侦察消息，设法把部队拉到乾县去；派习仲勋、左文辉去侦察秦包公路是否有国民党军把守；由许天洁、李特生率部去永寿县的岳御寺休整，待两路侦察人员回来再出发。不料，当部队向岳御寺进发时，被盘踞在这一带的王结子匪军突然包围，激战数小时，终因起义部队长途行军疲劳过度、弹药不足、且寡不敌众而被打散，起义失败。

三、两当兵变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1.在甘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共产党人在甘肃发动了十多次武装起义，但两当兵变却是甘肃境内最早的一次武装起义，它打响了甘肃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共产党人前仆后继、连续不断的起义，振奋着人心，鼓舞着广大陇南人民的革命斗争情绪。两当兵变在甘肃陇南乃至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2.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从而为党中央做出落脚陕北的重大战略决策和红军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是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两当兵变成功地将国民党军队中三个连200多名士兵改编成革命武装，在分化国民党统治力量、扩大红色区域，策应刘志丹开辟陕北苏区的斗争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兵变失败后，起义部队在习仲勋、许天洁、吕剑人、左文辉等人的指挥下，转战陕甘地区，牵制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减轻了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压力，为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起到了有力的配合作用。

二是为习仲勋同志成长为西北革命的重要领导人奠定了实践基础。两当兵变失败后，经过两年多的兵运工作和两当兵变的革命锻炼，习仲勋同志很快成长为陕北革命根据地和西北革命的重要领导人。1933年3至4月，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归中共陕西省委领导）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耀县照金镇相继成立，秦武山任中共陕甘边特委书记，习仲勋同志任中共陕甘边军委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但“1933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被国民党当局破坏，陕甘边区特委在与省委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领导了创建陕甘边根据地的斗争。”^①在陕甘边革命遇到严重挫折的关键时刻，1933年8月14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红26军第4团、耀县游击队负责人在照金根据地的陈家坡召开了“陈家坡会议”。这次会议“在关系西北革命前途的关键问题上作出了正确决策，具有重大的历史地位。”^②会议统一了思想认识和党对红军部队的领导，重新确定了陕甘边革命斗争的任务和战略方针，即“仍以创建和扩大陕甘边苏区为中心口号”^③，实际上确定了主力红军的战略发展方向问题（红26军虽然进行了一系列游击战，但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思想没有确立）。由于会议是在“与省委联系中断的情况下”召开的，因此分歧很大，争论异常激烈。“在争论中，坚持集中统一行动反对分散活动意见的有习仲勋、秦武山、杨森、高岗、李妙斋、张秀山、张邦英、陈学鼎等，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后来都成为西北革命的著名领导人”。^④

三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在陕甘边界开展武装斗争，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工农武装割据”道路。

在刘志丹的领导下，到1934年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发展到包括陕甘边界十几个县的部分地区，面积达2.3万平方公里，于1934年11月7日，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与此同时，谢子长、习仲勋等领导陕北人民创建了陕北革命根据地，于1935年1月29日成立了陕北苏维埃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第27军。在1935年的反“围剿”战争中，刘志丹率26军主力北上陕北，与红27军协同作战，攻克6座县城，使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东至黄河，西达环江，北至长城，南到淳耀的统一的陕甘根据地，面积达6万平方公里，红军发展到5000多人，游击队达4000人左右。随后红25军从鄂豫陕根据地转战到达陕甘根据地，与陕甘红军会合，使根据地实力大大加强。从而为党中央做出落脚陕北的重大战略决策和红军长征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3.两当兵变点燃了陇南人民民主革命的熊熊烈火，为陇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两当兵变唤醒了陇南人民，鼓舞了革命斗志，揭开了陇南人民民主革命的序幕。此后，陇南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从未间断过。1932年8月，徽县大河爆发了李纪堂等4000多农民抗粮、抗丁和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1933年5月，国民党鲁大昌部团长何处，按照甘肃共产党员靖任秋同志的安排部署，在文县碧口策划起义，不幸事泄，起义失败，团长何处被押送岷县英勇就义，年仅26岁；1935年8月3日，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等率领的红二十五军攻克两当，开仓放粮，救济贫困，打开监狱，释放关押群众30多人，两当成为中国工农红军在陇南解放的第一座县城；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相继进入陇南期间，组织策动了“岷洮西战役”和“成徽两康战役”，先后攻克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四座县城，建立了两当县工作委员会和成、徽、两、康、岷等5个县苏维埃政府、21个区、乡（镇）苏维埃政府，地方武装15支，游击队员8000多人，开辟了以成县、徽县和岷县为中心的临时革命根据地；1940年11月，文县中寨爆发了杨有元等3000多人抗粮、抗丁、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1943年4月18日，国民党驻武都骑兵营营长张英杰在武都起义后，带领部队与王仲甲农民起义军会合；1949年4月，陇南工委（同年2月成立）在徽县蔡家沟召开会议，确定了积极壮大力量，建立武装，在思想、组织上准备迎接解放的工作方针；7月26日，经中共中央西北局批准，中共武都地方委员会、武都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武都军分区在西安组建。陈致中任书记，黄恩明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并着手组建所属县委、政府的领导班子；12月9日，国民党119军军长王治歧、副军长蒋云台率部及各县地方武装8700多人在武都通电起义，武都和平解放，接着，地委接管大队和武都县党政机关进驻武都县城；12月15日，文县碧口镇解放，至此，中共领导的陇南人民民主革命取得了彻底胜利。

事实充分表明，我们党在任何困难的条件下，都始终坚持革命事业的坚强信心和勇气，正是有了无数先烈和同志们不懈的奋斗，中国革命才有了今天。也正是共产党员和革命先烈不畏艰难、敢于斗争、英勇牺牲，使陇南和全国一样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陇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今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就是要缅怀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继承他们的光荣传统，发扬共产党人不怕艰难、敢于斗争、韧性奋斗、志在必得的精神，充分认识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今天来之不易，从而进一步激发工作的积极性、创造性，最大限度地发挥正能量，按照党的十八大要求和省、市有关加快陇南发展的部署，全力打好新一轮扶贫开发攻坚战，为实现加快陇南发展，与全省、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社会的目标而努力奋斗。

主要参考资料：

①《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0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