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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心田，1941年6月生，男，汉族，礼县人，原陇南行署常务副专员，2001年退休，出版有《足迹——我的自述》（2006年）一书。

大寨，是山西省昔阳县的一个村子。1965年遭受特大自然灾害后，在大队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同志的带领下，奋力拼搏，做到了粮食总产、社员口粮和对国家的贡献“三不减”。因此，党中央和毛主席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因受各种问题的困扰，这一号召未能很好地落实。1970年，中央召开了北方农业会议，重申“农业学大寨”的问题。并把“农业学大寨”确定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主要内容。为了把这一工作推向高潮，天水地委召开了数千人的大会，把北方农业会议精神直接传达到公社一级。县上以贯彻此次会议精神为契机，全党动员，全民动手，把学大寨的主要工作放在治理全县“一水九河”上（“一水”即西汉水；“九河”即红河、漾水河、永坪河、燕子河、洮坪河、碧玉河、沙金河、铨水河、野马河）。干了三年，筑砌河堤23.5万米，与河争地2.75万亩，保护原有农田约4万余亩。

到了1973年，随着治河任务的基本完成，全县学大寨工作有所松懈，步伐有所放慢，与邻县相比出现了差距。天水地委主要负责同志在一次会上严厉批评了礼县的工作。县委认识到自己的差距，从此便开始酝酿追赶计划。首先将地委领导的批评，经过系统整理，以县委文件发至全县大队以上的各个单位，组织学习讨论，做好大干的思想准备。其次，组织人力深入调查研究，提供决策依据。县委经广泛征求意见和认真讨论之后认为，鉴于治河任务基本完成的情况，全县把主攻方向确定为由治河转向治山，并提出了“山川并举，先川后山，综合治理，治山保川”的工作原则，即先“吃肉”后“啃骨头”。并组织全县三路进军：百分之十五左右的川坝河谷地区，在巩固治河成果的同时，重点放在平整川地和渠道配套上，向川地园田化进军；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半山区，实行“山、水、林、田、路”统一规划，综合治理，突出修水平梯田，向山地梯田化进军；百分之二十五左右的高寒阴湿地区，主要降缓山地坡度，排石排涝，向排涝整地进军。就在全县各方面准备工作基本就绪时，省上召开了全省“农业学大寨”大会，我县有十多名同志参加。会议期间听了陈永贵同志的报告，并受到陈永贵同志的接见，大大地鼓舞了全县群众的士气。此后，县上又把如何启动突破口放在县委整风上，吸收农民代表参加常委会议，发动全县人民给县委提意见，帮助县委整风。10月下旬，县委召开全县三级干部大会，以怎样把学大寨运动推向高潮，如何完成冬季农田基建任务为内容，引导大家提意见。每个常委进行反思，接受与会代表的批评。会上，大家一致要求县委领导带头修梯田，“领导能修五分，我们就能修一亩”的口号成为会议的最强音。县委领导深受刺激，决心把喊破嗓子变成做出样子。会议一结束，每个领导就各自带上行李，扛上工具，直接到工地参加劳动，带领群众投入到冬季农田基本建设当中。

全县按区域分为六个战区，由县委常委负责，实行面对面指挥，而我就是这时候到县委工作的。正是上述原因，我们三位基层的同志才得以充实到县委的班子中去。张书明同志被任命为县委副书记，我和王巧云同志任县委常委、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公社职务还没有免去，我就参加到了县委的整风中。新的工作开始了，我和县委常委、县武装部政委杨春华同志负责大潭战区的工作。这时的大潭已不是我开始工作时的大潭，乱砍滥伐，植被破坏，山河破碎。1959年的一次洪水把区公所所在地的机关、学校、企业和民房冲得面目全非，街面早已变成河底。这种情况正需要修好农田、搞好水土保持，重新治理。我连夜交接了公社的工作，立即奔赴现场开展工作。这里的山沟纯系土石结构，人口居住分散，地块零碎，很难集中连片地规模治理。根据这里的特点，只能尽量按照水系，统一规划，分段施工，综合治理的原则。我们走一路，规划一路、组织一路，二十来天时间，走遍了王坝、滩坪、肖良三个公社的绝大部分大队。直到县上批评大潭战区情况不明时，我才意识到没有及时向县上汇报情况。马上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亲手写了汇报材料，用电话传到县农建指挥部。领导了解情况后，肯定了我们的工作，还发简报表扬了我们。

一个月之后，我又被通知到崖城战区，原来的指挥、县委副书记、县武装部部长敬群同志去了盐官战区负责。崖城战区属黄土沟壑区，耕地面积多，土质好，气候温润，雨量适中，是全县产粮的重点区，再加群众有务农传统，并且居住相对集中。以农田基本建设为基础，争取粮食稳产高产，左右全县粮食生产形势是有很大潜力的。我理解了县委让我去崖城战区工作的意图，便全身心投入工作。日夜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记得在1974年冬的一天，夜幕快要降临，我和张凤鸣同志从固城公社踏着雪路，步行跋涉，穿越了三个公社的地方走了一夜，第二天天亮在崖城公社又召开了战区全体脱产干部会议，通报情况，安排工作。现在回忆起来确实有些不可理解。

凭靠大家的实干苦干，两三年的时间，一片片平展展的梯田呈现在山川，像永坪公社的上石咀、永坪、寺台、冉城、赵坪、年家、周家、刘集、八图；崖城公社的张河、中条、街道；罗坝公社的崖湾、田河；固城公社的林山；湫山公社的坪上、高河等大队，都成为继何家庄之后的农田基建样板。

1973年冬季，全县农田基建如火如荼地进入到了“决战”阶段。省上发现礼县干部群众一反常态大干苦干，在短时间内做出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在省委主要领导主持下，召开了河东地区各地州市县委书记参加的礼县农田基建现场会，省委领导说：“我给周恩来总理汇报了定西地区群众的生活状况，总理掉了泪，要我们在五年之内改变定西的困难状况，当时我还没有把握，看到礼县的大干，使我有了信心和决心。”此次会议有力地推动了全省特别是河东地区的梯田建设。1999年，礼县的同志去全国梯田第一县庄浪县学习参观，庄浪的同志在介绍中说：“我们是学习了礼县才干起来的！”

年底，全县冬季农田建设任务已超额完成，县级机关抽调下去的工作队开始整理行李，准备往回撤，个别地方已筹备着欢送工作队员。我想，学大寨不能学一个冬季，要长期学；学大寨不光是修梯田，而是通过修梯田的途径达到稳产高产。如果这些工作队员都撤回了，农村工作的领导力量相对就要减弱。于是，召开战区全体脱产干部会议，和大家一起座谈商量。会议开始，我讲了自己的认识和想法，并提出了“学大寨是学一阵子，还是长期学？学大寨是光修梯田，还是要达到稳产高产、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为会议主题，引导大家讨论。讨论中大家认为，学大寨不是权宜之计，而是要重新安排山河；修梯田是创造条件，根本目的是多收粮食。会上提出要“走下去，蹲下来，干上去！”大家纷纷表态要留下来继续干，甚至有个别同志还提出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在统一了大家的思想之后，我还提出了三条要求，一是帮助大队制定一个比较完整的学大寨三年规划；二是帮助大队党支部建设一个思想过硬、团结战斗、作风扎实的领导班子，三是集中精力，带领群众继续大干，实现当年粮食增产。思想统一了，目标明确了，心也安下了，大家又以新的精神状态投入到长期的奋斗目标之中，会后我将这个座谈会的情况，专门写报告给县委。县委主要领导亲自加批语后转发到了全县。其他战区也如法炮制，一个长期学大寨的氛围在全县逐渐形成。

那时候，县委实行常委值班制，每个常委主持一个月日常工作，全权处理县委日常事务，其余时间一律下到农村，蹲在点上，在自己负责的战区内活动。大干期间，常委会都是连夜开，肚子饿了，把饭端在会议室，边吃边开。会一结束，送我们下工地的汽车已经发动好等我们上车。大家常常是几十天不能进自己的住室。换洗的衣服都是走哪里带哪里，有时只穿一套衣服，脏了，路过河边就脱下来洗。光屁股晒裤子的事，后来成了大家的笑话。下队之后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那时候，领导的家属都是社员，全凭劳动工分吃饭。我在永坪公社上石咀农建工地的窑洞里住了两个冬季，和我一起住窑洞的有驻队干部赵永杰和大队支部书记黄天佑。1975年冬天，气候骤变，气温降到零下近二十度，是礼县气温最低的冬天，地上冻得裂了口子，半冬性小麦全被冻死。面对肆虐无忌的冬日寒风，我们还是坚持住在窑洞里。寺台大队的工地紧挨着我们，这里的驻队干部就是曾帮我上过中学的王新才同志，时任县供销社主任，那时他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住在用几捆玉米秆搭成的茅草房里。气温骤降的那天一早上，我起床后就跑到住地去看他，叫了几声没动静，我以为出了问题，赶忙进屋摇了摇他的身子，他睁开了眼睛，我逗趣地说：“你还活着？”想想，他是多么疲倦啊！这么冷的天也能让他香甜地入睡。而在当时，是什么精神支撑了他？当然是强烈的事业心！那时上级规定，干部实行“一二三”的劳动制度，即一年中，县级干部劳动一百天，公社干部劳动二百天，大队干部劳动三百天。我们下去都带着劳动手册，劳动后由生产队长记工分。记得在1975年冬季我到盐官战区西汉大队蹲点，参加农田基建专业队，整整拉了一个月架子车，日出而行，日落而归，中午一顿饭在工地吃，天黑了才同基建队员一块回村吃派饭。一个月下来，手上磨出了一层茧，脸上脱了一层皮。“一大两小全民战，专业队伍常年干，一年四季不间断”，这是全县农建工作的行动口号。“一大”即冬季大干，“两小”即春夏两季全民突击，以大队为单位组成专门队伍，不干其他活，常年坚持修地。西汉大队利用这个办法，两年时间与河争地300多亩，后来全部成了“千斤田”。2005年我故地重游，面对绿油油的庄稼，感到艰辛，也感觉到甜蜜。

经过1973年冬季群众大干，修了不少梯田，山川面貌有了显著变化。但由于缺乏严格规划和科学技术，还是难免存在一些问题。如地块零碎，互不衔接，灌溉渠道难以配套；道路不通，耕作不便；“带子田”“马路田”“光板田”在不少地方存在。县上根据这一情况，举办了多次有公社领导和社队干部参加的农田基建培训班，并向各公社提出了保质量、保当年增产的要求。为此，县农建指挥部的张子明同志还编写了如何修梯田的教材，把其中的要素编成了十六句话，这就是：

大家都感到，这十六句话易上口，又好记，一学就懂，便于实际操作。全县每个大队都有一名技术员，县上给每一个技术员配发了一套手水平仪，全县修地的水平提升到了新的层次。后来，我和几个时任公社书记的同志谈起此事，他们都异口同声地说：“那时候越修越爱修，越修越会修！”

由于省上的一些领导居高自恃，急于求成，瞎指挥，使礼县学大寨工作走入了歧途。1974年春天，省上传令下来：“大干要大增产。”我和王维祺副书记，拿着县上经过讨论提出的全年粮食总产实现2.4亿斤的计划，参加省委扩大会议，会上汇报时，省委一位常委一口否决，并说“必须搞到2.8亿斤”。我们连夜打电话给县上汇报。就这样，遵照上面的意思，这一计划不加分析不加论证地就定了下来。县上提出的指标本来已经很高了，要实现2.8亿斤的产粮计划，就是说全县要比上年增产8000万斤，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但在那个“一言堂”的时代里，谁也不能反对。实现2.8亿斤的口号喊遍了上上下下，村村队队。为了实现这个指标，我们不惜毁林开荒，以“多种保总产”。但办法想尽了，还是达不到要求。快到年终了，甘肃日报社一位总编，带了一个庞大的记者采访团，来采访大干大增产的经验，稿子写好等着填2.8亿的数字。但县上没有2.8亿斤的粮食总产，不能出报纸。为了出报，就这样一级逼一级，一层压一层。最后，报纸上2.8亿的数字虽然出来了，但粮食产量却是虚假的。如果光是一张报纸，我们也就认了。谁知，省委主要领导看过这张报纸后发问：“粮食大增产，为什么对国家贡献没上去，谁能信服你们的经验？”高压之下，县委连夜召开会议增加任务。听到这个消息，常委们都傻眼了，粮食产量本来就是虚假的，现在要拿出真粮食，那不是要人的命？县上无奈，只得把增加的任务分配到战区，战区又压到公社。有储备粮的挖储备，没有储备的只得向社员手里收，因此有个别地方收不到粮食就收社员的面。

全县顿时一片紧张。

1975年，县委班子调整了，马骏同志任县委书记、县革委第一副主任。我和王巧云、段学彬同志改任为县委副书记。这一年，随着农田建设大规模保质保量地推进和耕作改制的普遍深入，再加上好的天时，全县实现了历史上未有的大丰收。为了化解上年的虚报压力，缓解工作中的被动局面，我们把大丰收报成大减产，以求减轻粮食征购任务。但省上不答应，强行要求粮食总产达到3.4亿，征购任务要完成7000万斤，这个指标就连邻县的同志都承认不实际。我们硬着头皮软推死拖，一直未给下面下达。夏收结束了，任务还没有定下来。县委恳求地委减任务，直到七月份才把任务调整为4000万斤，明知这个数字还很高，但再也不敢拖了，这个任务下达后，大家都感觉有种不能承受的压力，到年底完成了3980多万斤，群众的口粮还是受到一定的伤害，农村形势又一次紧张起来。我们多次向省地汇报全县群众缺粮情况，争得地委支持，先后拔了1600多万斤回销粮，稳定了部分地方群众闹粮荒的局面，但在“下四区”，群众口粮还是不能满足，外流讨饭一直延续。

1976年，冻灾、旱灾、洪雹灾害齐袭，人力不能回天，形势每况愈下，群众越来越摆脱不了生活的困境。这年十一月，上级安排各县都要集中一段时间，进行自我整风。县委决定召开县上领导、公社和县直单位负责同志及少数农民代表参加的县委扩大会议。我被任命为大会秘书长，负责会议的一切活动。此时已有人向中央写信反映礼县的问题，群情不稳，形势一触即发。我们分析，如果整风一深入，必然要牵扯前任班子和调离礼县的几位领导，甚至涉及省上，大家有些犯难。为了避免这一问题的发生，我和马骏同志商量了两条规定，一是提意见的时间仅限于1975年以后；二是提意见的对象仅限于现任班子成员。因为这届班子是从1975年主持工作的。与会同志理解了我们的用心，整风虽然进行了五天，提了不少意见，但未触及实质，错误依然存在，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1977年7月16日，中央宣布了改组甘肃省委的决定。礼县的问题随之全面暴露。省、地两级派来大批工作组，代替了县委。县直大口和重点公社都派驻工作组，全面揭露问题，形势一派严峻。当时县委除一名老干部和一名军方代表不做检查外，常委全部靠边受审查，参加“说清楚”学习班。我们几个年轻常委成为“说清楚”的重点，被扣住不放，检查整整进行了两年多。年轻的几个常委参与县委的领导工作，其实就是参与“农业学大寨”运动，夜以继日地修梯田。而虚报粮食产量，搞假大寨县，高征购都是省上逼出来的，就事实讲，我们也抵制过，只不过大环境让你不得不如此做罢了。无休止地检讨这些问题，有时让人内心真想不通。经过学习和帮助，我们认识到四年来，我们一直处在一种强劲的压力之下，是不自主地卷入到了这一错误的政治漩涡，跟上错误路线走，既接受了“庄严”的欺骗，又误导了人们的思想。我们的做法使农民负担加重，收益下降，普遍陷入贫困境地，部分地方的群众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党和人民的事业受到重大损失。“文革”中把恢复领导干部的工作叫“解放”，这次运动又叫“解脱”，对我们的审查，一直持续到1979年3月才得以解脱而恢复工作。这期间，我还参与了红河水库扩建指挥，和王克信、马天积、张玉锟等同志一道完成了任务。

大寨，本来是一个生产典型。周恩来总理早就指示学大寨要学“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极“左”的年代里，有人把它扭曲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典型，生产斗争的事实被编造成阶级斗争史。认识上的不同，说成是路线斗争。更有甚者，把学大寨作为斗争人的武器，声称“阶级斗争无处不有处处有”，革命矛头直接指向人民群众，无限上纲，混淆是非，“抓革命，促生产”，“大批促大干”。在层层压力之下，虚报浮夸，形式主义，违法乱纪，一平二调屡禁不止。从而把学大寨推向极端，引向歧路。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教训。回忆过去，想到今天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路线，让人倍感符合国情，贴近实际。

今天回过头来看，对农业学大寨的是非评价，不能离开那个时代，大寨模式毕竟适应了人民公社制度下农村发展的需要，特别是所进行的大规模农田水利建设，为后人留下了长期受益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