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当起义后部队行军路线考证

苏永文

苏永文，徽县县委党校讲师。

81年前发生在我市两当县的“两当起义”（亦称“两当兵变”），是党领导的武装反抗国民党斗争的汹涌潮流中的一个浪花，它是党在西北地区领导发动较早的起义之一，也是甘肃在土地革命时期最早的一次起义，虽然它的历程比较短暂，但是它的影响却十分悠远、意义非同寻常。但是长期以来对这段可歌可泣的悲壮历史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一些基础性的资料仍然缺少，比如起义后部队目的地、行军路线、行军日程等，有些只是大概轮廓，有些付诸阙如，有些夹杂疏漏之处。本文笔者试图就现有资料，对两当起义后诞生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的目的地、行军路线、最后遇难地进行梳理和考证。

一、起义过程简述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吸取了血的教训，我党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开始了以创建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主要内容的新时期，在全国开展了党领导的农运、工运和兵运工作，各种暴动、起义如星星之火燃遍了华夏大地。据此，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将开展兵运作为“中心策略”之一，1929年6月中共中央根据陕西临时省委代表团的学习和讨论作出《陕西问题的决议案》指出：“注意冯玉祥部队中的工作，利用他招兵，办军官学校，拉夫拉差的机会，派同志进去接近士兵群众。”1930年2月《中央通告第七十号——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中心策略》中又指出：“组织兵变是党在目前军阀继续战争中的策略。现时党的一切兵运策略与兵士工作都要向着实现这一中心策略进行。”

在这样的形势下，1929年到1930年秋陕西省委先后秘密派遣李特生、李秉荣、习仲勋三人到杨虎城第十七路军警备第三旅二团一营开展兵运工作。他们在该营秘密成立了党组织，李特生、李秉荣、习仲勋先后任营委书记；随后陕西省委又派吕剑人、刘书林等人加强兵运工作。该部驻防地是陕西凤县、甘肃两当、徽县，1932年3月营党委准备利用该营即将从驻扎地凤县，途径两当前往徽县换防之机，发动起义。陕西省委同意执行起义计划，并派省委军委书记刘林圃协助领导。4月2日该营一、二连和机枪连随营部从凤县双石铺出发，当日黄昏到达两当县城后就地宿营。晚上八九点钟，刘林圃、习仲勋、李特生主持召开了全体党员参加的营党委扩大会，传达部署了起义事宜。

1932年4月2日24时起义开始，参加起义的各连士兵击毙顽抗的连级军官，解除了除机枪连外的敌对武装，营长王德修闻讯逃脱。进过激烈战斗，顽固的机枪连终未能解除武装，黎明前起义部队撤出战斗。200多名起义士兵在两当县城北窑渠旁经过简单集合，随后在刘林圃等人带领下，沿广香河北上。3日部队到达两当太阳寺，在此地部队宣布改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习仲勋为队委书记、徐天洁为支队长。当天下午队伍从太阳寺出发，继续北上，以期与刘志丹部队会合。

二、行军目的地——陕北？陕甘边区？旬邑？

关于起义之后部队的去向，据现有的资料看，当年参加起义的当事人事后回忆，也是说法不一，大约有如下几种说法：

习仲勋《关于两当兵变情况的复信》：“原准备在旬邑与陕甘红军刘志丹部会合”——1956年11月（见甘肃省档案馆《革命资料》59卷）

习仲勋《陕甘高原，革命征程》：“主张到陕西麟游一带打游击。…主张向长武亭口方向移动，最后与陕甘游击队会合。如果联系不上，就开到三原县武字区，配合农民运动。”——1986年8月（见贾巨川执笔《习仲勋传》）

习仲勋《两当兵变》：“部队准备到麟游打游击。”（见2008年《红色两当》）

左文辉《回忆两当兵变》：“要去陕北和刘志丹会合。”——1982年8月（见《红色两当》）

左文辉《81年前，习仲勋介绍我入党》：“刘林圃、习仲勋说起义是为了到陕北找刘志丹当红军去，问大家愿不愿意，我们都喊愿意。”——2011年6月（见《华商报》2011年6月17日）

李特生《记两当兵变》：由太阳寺“继续向北前进，准备和刘志丹同志的大部队会合”。——1980年（见《甘肃文史资料》）

同为两当起义参与者的吕剑人在《回忆两当兵变》、许天洁在《许天洁回忆两当兵变》中，均未提及起义后的行军目的地。（两文分别见《陕西文史资料》第11辑、《红色两当》）

由以上资料可以看出，起义后部队的行军方向就是向北去，目的是加入刘志丹领导的红军，这是可以肯定的。至于具体的目的地，有陕西旬邑、麟游等县，也有笼统地说“陕北”的。此后不少研究者不加详察，笼统地说“去陕甘边区参加红军”，更有人想当然地采信“到陕北去找刘志丹”之说——比如《秦岭深处的红色火种》、姚春晖《习仲勋与两当兵变》等。但是旬邑、麟游、长武等县属于渭北高原，而陕北则是指延安和榆林两市，显然这是两个不同的地域观念。这些提法虽然都是为当事人所言，数十年岁月后，记忆难免有误，那么究竟那种说法更为准确，确实需要我们考证。

既然北上寻找刘志丹部队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么事发当时刘志丹部队所在地就应该是两当起义后部队行进的目的地，所以在此有必要梳理一下两当起义前后（尤其是起义前），也就是1931年至1932年6月这一时段“刘志丹部队”的活动范围。

渭华起义失败以后，刘志丹、谢子长等从1929年春开始经历了开展兵运活动、接收改造绿林武装、成立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到建立正式红军“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历史过程。这期间只有到了1931年9月，刘志丹、马锡五进入南梁地区后组成了一支独立武装——南梁游击队，并在10月20日，与由晋西游击队为前身的陕北游击队在南梁林镇会合后，中共陕西省委才有了自己的武装。此后1931年11月9日，部队到达庆阳东北三十里之新堡；1932年1月8日部队到达合水县柴桥村，1月中旬，陕西省委军委会书记李杰夫来到部队向队委传达了省委指示：迅速组建一支正式红军、从速开赴农民斗争已经开展起来的渭北(三原、富平、旬邑)地区，开展渭北游击战争，建立渭北苏区；2月上旬，部队移驻正宁县三嘉塬，12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正式宣告成立。到此时，“刘志丹的部队”虽然活动范围仍在陇东庆阳境内，但显然已经由靠近陕北的华池南梁逐步南下到靠近渭北的正宁县三嘉塬（见下图）。

陕甘游击队成立之后，根据陕西省委的指示，立即南下开辟新的游击区。1932年3月，陕甘游击队在谢子长的指挥下，先后攻占了旬邑县职田镇、成功偷袭耀县照金镇、转战宜君县消灭了瑶曲镇民团和驻焦家坪国民党军一个连；反“围剿”击退了富平、铜川、耀县民团两次进攻，第一次攻打山河镇（未克）。4月初，陕甘游击队再次攻打山河镇未克，下旬奔袭旬邑县城，并于4月21日一举攻下县城，为陕甘游击队成立以来攻占的第一座县城。其间在正宁县寺村塬新庄子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建立了陕甘游击队在西北第一个革命政权。其后陕甘游击队在刘志丹的率领下，于5月15日奔袭马栏镇、5月17日在杨家店凤凰山、5月20日在五里镇歼敌民团；随后部队进入黄陵县，在店头、龙坊镇消灭了几处民团，5月27日在吉子岘与尾追之敌遭遇，5月30日，又转移到富县宁武镇；接着部队转战临镇（临真镇），之后向南转移至韩城县，几经周折回到甘肃正宁县麻子掌一带休整。

显然在两当起义发生前后的1932年3月至6月，正是陕甘游击队的鼎盛时期，游击队的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包括旬邑县在内渭北地区（见下图），其间还曾经攻克过旬邑县城。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断定，两当起义后改编的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其行军目的地就是渭北地区，而且极有可能就是旬邑县。而“陕甘边区”是指1933年冬由陕甘游击队扩编成的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相继开辟的以照金为中心和以南梁为中心的两块根据地，虽然其中的照金革命根据地就在渭北，但两当起义时，两块革命根据地都尚未建立，也就是还没有“陕甘边区”一说——一个明证就是，当南梁根据地建立时，习仲勋已经在当地任苏维埃政府主席。至于“陕北革命根据地”，它的建立却还在陕甘边区之后，到1935年2月成立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军事委员会后，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在他的领导下先后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等六座县城，从而把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这之后才有了“陕北出了个刘志丹”一说，刘志丹的红军才同陕北紧紧连在一起。而以延安为中心的“陕北”、即“陕甘宁边区”，虽然是中国革命的圣地、中心，但那却是更迟的1936年长征之后的事，自然就不可能成为两当起义后部队目的地。再说，无论是“陕甘边区”的主要根据地南梁，还是陕北根据地，它离起义地点——陇南两当县都太远，如果当时刘志丹的部队真的在南梁或陕北，说不定两当起义的部队也许就在秦巴山区打游击，而不去投奔刘志丹了。当然这只是假设，历史是没有假设的。

三、行军路线

起义之后军队的行军是异常艰苦，由两当县太阳寺出发，翻越秦岭、陇山和千山等山脉，涉过渭河、千河等河流，受阻于页岭、泾河，行程近千里，战斗十多次；一路大多是行走在深山密林之中，常常阴云蔽日、数日难见人家，而有村庄处往往有敌军或民团把守。吕剑人在《回忆两当兵变》中写道：“秦岭里的山路，说是大路，其实都是一些小路，山大林深，人烟稀少。我们沿途多次遇到民团阻挡道路，不消灭或打垮他们，就不能通过，记得沿途小战斗可能有五六次，如在赤沙、香泉、通峒峪、高崖等地都有过战斗。除此而外，在麟游山中的陕甘交界地区还遇到过杨虎城的军队，我们没有能打过去，只得靠南边绕道前进，到了麟游北边山区。”当时行军路线全凭刘林圃用一张从教科书上撕下来的简易地图指引，往往难辨东西。

对于行军的路线，无论是当事人的回忆，还是后来的研究者实地考察，虽然还都只是一个粗线条，但是比较一致的，基本没有分歧之处。贾巨川执笔《习仲勋传》中记述到“据以后当事人实地考察，新成立的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在渡过渭河，再经通洞峪、赤沙、香泉、草碧、高崖、蔡家河、麟游北部页岭、崔木附近，后到岳御寺。”两当县委党史办主任姚春晖撰写的《习仲勋与两当兵变》中记述到“部队从两当县太阳寺整编出发后，经过天水利桥，在甘陕交界处渡过渭河，经通洞峪（镇）、赤沙、香泉、八渡（镇）、娘娘庙（东凤镇）进入千阳县。经高崖（镇）、花花庙，进入甘肃灵台县。在页岭遇阻后，转道向南，到达陕西麟游县的崔木…部队在岳御寺被土匪王结子包围”。

从下图可以看出，部队在行军中，尽量是在山区行进、尽量避开村镇，一路上没有经过一座县城，这都与当时部队的实力有关，是当时境况下不得已的唯一选择；同时也可以看到，在灵台县受阻前，部队几乎是沿着最近的路线向旬邑前进的；受阻之后才不得已折向南，以期迂回前进。这些都符合当时的情势和当事人的回忆，所以行军路线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四、遇难地点——岳御寺？岳御寺村？岳御史村？

关于兵变后部队行进到永寿县“岳御寺”，被土匪王结子包围，激战后部队溃散这一史实，无论当事人的回忆录（如第二节中引用的习、左、李、吕等人）还是研究论著，都没有任何异议。但是“岳御寺”是一个寺名？还是一个因寺而得名的村庄？我查遍手头资料以及网络资源，都找不到一点“岳御寺”的影子。

首先，作为寺院名，无论是佛家还是道家，都没有叫“岳御”的神祇，此二字作为神名不可解。其次，作为村庄名，我查遍《咸阳史志（第一册）·政区》附录的“自然村、镇名录”中永寿县558个自然村名录，并未找到“岳御寺”，而以“岳”字开头的村庄也只有一个“岳御史”。那么所谓的“岳御寺”村，会不会就是“岳御史”村的误传？笔者认为极有可能。

第一，在陕西关中方言中，“御史”不是读作“yushi”，而是读作“yusi”，也即无论永寿的当地人，还是习、左、李、吕等回忆录的讲述或撰写者，对他们而言“岳御史”与“岳御寺”是同音的。

第二，“岳御史”村位于永寿县西北，与麟游县崔木镇不远，且共处于页岭山脉，该村至今仍是交通不便，“全村116户居住在3条山梁上”（《华商报》2001年7月12日），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自然环境看，均符合当时事件发生的条件。

第三，我在网上请教当地人，“永寿县有个‘岳御寺’吗”，有人回答“是岳御史”。当然，此条只能作为佐证。

作为对行军路线的考证，应该是通过实地考察，掌握第一手资料，这样才可靠、有说服力。笔者由于条件所限，只是通过现有资料梳理，不过是“空对空”的论证，疏漏难免。

主要参考资料：

1．《习仲勋传》编委会编：《习仲勋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

2．《王世泰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

3．《红色两当》，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年。

4．任学岭、康小怀：《对刘志丹、谢子长早期军事活动的历史考察和再认识》，《延安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5．姚春晖：《习仲勋与两当兵变》，《人民政协报》，2003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