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与“两当兵变”

袁智慧　杨江鱼

袁智慧，地方史学者，现任西和县志办主任；杨江鱼，现供职于西和县委党史办。

“两当兵变”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以习仲勋为核心的中共地下组织在“两当兵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习仲勋同志作为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之一，参与了兵变全过程，是两当兵变的主要发动者、组织者和领导者。

一、习仲勋是“两当兵变”的主要策划者和发动者

1929年至1931年间中共陕西省委把开展兵运工作作为党的中心工作来抓，并且把开展兵运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杨虎城将军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警备三旅二团。中共陕西省委认为，该团驻防在秦岭山地，陕甘交界地带，山大林密，回旋余地大，明清以来一直是西北太平军和白莲教等反清组织活动的中心地区，武装斗争失败后，他们潜入大山密林深处，形成了著名的“棚民”，特殊的人文地理环境，有利于开展革命活动；再者，那一带是杨虎城将军的驻防区，国民党顽固派的统治力量相对薄弱，有利于开展革命工作，如果发动兵变，成功的可能性也比较大。为此，中共陕西省委曾先后秘密派遣习仲勋、李秉荣、李特生、陈策、吕剑人、刘书林、陈云樵等人到杨虎城将军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警备三旅二团一营驻地凤县双石铺一带开展工作。习仲勋等到该营后，秘密建立了党组织，发展了一批地下党员，在此基础上，又秘密成立了营党委，遵照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积极开展兵运工作，为发动兵变创造了有利条件。

1932年初春，举行兵变的条件基本成熟。一营地下党组织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了开展兵运工作的情况，中共陕西省委原则上同意，在条件成熟时发动兵变。恰在此时，机遇从天而降，警备三旅二团一营要开往甘肃徽县与二营换防，而一营官兵大部分是陕西乾县和礼泉县人，不愿到离家更远的陇南山区去驻防，所以士兵们的抵触情绪很大。利用士兵们的抵触情绪发动兵变，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为此，一营的地下党组织及时召开党员秘密会议，决定抓住一营与二营换防的机会发动兵变。方案确定之后，党组织派遣地下党员、一营营部文书刘书林前往西安，向中共陕西省委第二次汇报兵变的准备工作和具体行动计划，省委同意乘换防的机会发动兵变，并指示兵变发动后，要迅速将部队拉到旬邑一带，与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刘志丹部汇合。随后，中共陕西省委还派出省军委秘书刘林圃担任此次兵变工作的特派员，在交通员张克勤向导的护送下，一同前往凤县双石铺，具体指导兵变行动。

刘林圃到达凤县后，在双石铺丰禾山庙内秘密召开了一营党员会议。会议决定乘一、二营换防，在甘肃两当县城宿营时，于午夜12点举行兵变。根据省委指示，兵变由刘林圃特派员协助一营的地下党组织全面领导。几天后，一营果然接到团部命令：开往徽县换防，接替二营。

二、习仲勋是“两当兵变”的主要领导者和组织者

1932年4月1日拂晓，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警备三旅二团第一营的一、二连和机枪连（三连驻两当城），从凤县双石铺出发，向甘肃两当、徽县开拔，刘林圃等随军前行。黄昏时到达两当县城，与驻守两当县城的三连会合。当晚就在县城宿营。

晚上八点多钟，刘林圃与一营的地下党组织决定，在县城北门外的一个马车店内秘密召开了营党委扩大会议，全营所有共产党员参加，拥护兵变的非党干部也列席了会议。会议期间，习仲勋简要向大家讲明会议意图，并介绍了中共陕西省委派来的指导兵变工作的特派员刘林圃。刘林圃在会上传达了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讲述了全国的革命形势和举行兵变的意义，分析了兵变的有利条件及兵变后去陕甘边与刘志丹、谢子长率领的陕北红军会师的计划,到会人员一致同意。会议推选许天洁为兵变总指挥,并拟定了晚上发动兵变的具体详备的安排部署。会议作出以下决定：兵变在午夜12时举行，由许天洁鸣枪为号，各连先将反动连长处决，不是党员的排长下枪带走；吕剑人负责一连并收缴机枪连的枪械；二连一排长高瑞岳带领全排士兵去营部解决营长王德修和警卫班；左文辉、张子敬带领本排战士分别把守东、西两城门。各连、排完成任务后，迅速将队伍带到北门外集合。

午夜12点，兵变总指挥许天洁发出行动信号，各连起义战士开始按计划纷纷行动起来。4月2日凌晨兵变开始,各连驻地枪声大作,起义官兵先后杀了一连连长韩生信、二连连长唐福亭、三连连长张玉锡。左文辉、张子敬等带领各排坚守东、西两城门。高瑞岳带领全排去抓营长王德修，王德修听到枪声，急忙翻墙越城，逃往西山。机枪连代理连长被一名战士击毙，但机枪连凭借其强大的火力，与吕剑人率领的一连形成对峙局面，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机枪连始终把握主动权，吕剑人无法解除其武装。形势严峻，起义总指挥许天洁下令三个步兵连200多人在各连负责人率领下迅速撤出两当县城，到北门外姚沟渠集合，刘林圃问起义战士愿不愿回陕北找刘志丹当红军，战士们一致表示愿意。随后部队连夜北上，沿广香河向太阳寺方向前进。

4月2日凌晨，从两当县城拉出来的200多人的起义部队，沿两当河北上,急行军70华里,第二天上午到达两当县境最北端的太阳寺休整。刘林圃利用休整的机会宣布，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陇南境内乃至甘肃境内创建的第一支红军队伍。经民主推举，许天洁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作战总指挥、支队长兼三连连长；习仲勋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政委；任命吕剑人为一连连长，高瑞岳为二连连长；左文辉为三连副连长，协助许天洁带兵。

当天下午，整编后的起义部队从太阳寺向北继续进发，约一周后到达宝鸡县(现宝鸡市陈仓区)西部的渭河岸边，渡过渭河后，经过洞峪、赤沙、香泉，沿千阳——陇县边境进入陇县八度、娘娘庙一带，不久进入千阳县北端的高崖、花花庙。起义部队沿途与敌军发生了多次战斗，取得了一些胜利。但当部队行至甘肃省灵台县页岭一带时，被国民党杨子恒部阻断了去路。为保存实力，起义部队进入麟游县以北的催木一带。指挥部根据起义部队当时的处境，决定由吕剑人、刘林圃去乾县侦察消息,设法把部队拉到乾县去；习仲勋、左文辉侦察秦包公路是否有国民党军把守；由许天洁、李特生率部去永寿县的岳御寺休整，待两路侦察人员回来后再出发。

部队开到岳御寺时，由于对沿途道路和民情不熟，结果遭到盘踞在这一带的大土匪头子王结子匪军的包围，激战数小时，终因环境不熟，缺乏经验，加之起义部队长途行军，疲劳过度，力量悬殊，寡不敌众，弹药不足，伤亡惨重，使起义部队陷于失败。在敌强我弱，实力悬殊的情况下，经过几场恶战后，起义部队伤亡减员非常严重，在已经失去了战斗力的情况下，最终溃散，没有完成北上与刘志丹部队会合的战略计划。

三、“两当兵变”震慑了国民党反动派，习仲勋因此成为驰名人物

兵变队伍溃散之后，习仲勋化装前往彬县亭口镇，找到党的地下联络点——亭口镇的一个骡马店，由于极度疲乏，一病不起。不久，街道墙壁贴出印有习仲勋头像的国民党西安市政府告示，上写：“赤匪习仲勋，年19岁，陕西省富平县人，参与指挥了两当兵变。谁若抓住习匪赏洋一千，报信者赏洋五百。”习仲勋一边养病，一边托人打听刘志丹的下落，打算寻找陕甘游击队和刘志丹，建立以子午岭为轴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后来，随着病情缓解后，习仲勋又秘密潜回他的家乡富平县。

1932年6月的一天下午，在富平县立第一高小院子里，19岁的习仲勋，坐在一座教室的房下石台阶上，仰望天空，神情痴呆。“两当兵变”的过程又一幕幕浮现在他的眼前。正当他沉浸在痛苦回忆之中的时候，一个头戴礼帽、身穿长袍的中年人迎面走来，他叫程建文，是中共陕西省委的负责人之一。习仲勋向他提出要去陕甘边苏区工作，程建文同意他的想法，于是，在一个夏日的傍晚，习仲勋和程建文每人戴了一顶大草帽，悄悄出了富平城，行走在田间小路上。此后，习仲勋又转赴渭北、三原等地开展革命工作，参与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

1933年3月，习仲勋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从1934年2月起，习仲勋先后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中共陕甘边特委代理书记、军委书记，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领导陕北红军反击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苏区的多次“围剿”。

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几处村落墙壁和大树上，看见张贴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上面的署名是“主席习仲勋”。后来，毛泽东在瓦窑堡见到习仲勋后，十分惊讶于他的年轻和英武，此时习仲勋22岁。

“两当兵变”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在西北地区发动的唯一一次武装暴动，也是在甘肃境内发动的最早的一次武装起义。“两当兵变”极大地震慑了敌人，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嚣张气焰，鼓舞了革命斗志，播下了革命火种，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卓越的组织能力和旺盛的战斗力，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在党的革命军事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更重要的是，“两当兵变”虽未完成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北上与刘志丹部队会合的战略计划，但为三年后红二十五军征战两当，北上与刘志丹、谢子长领导的陕北红军会师做了探路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两当兵变”为红二十五军北上和红二方面军长征到达陇南进行革命活动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主要参考资料：

1.《陇原史话·甘肃革命史》。

3．庆阳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编：《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中国文史出版社，200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