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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曾任《科技无限》、《点睛TODAY》栏目主持人。

2000年底资讯台筹备时加入凤凰卫视。次年开播后曾多次前往阿富汗、伊拉克进行战地采访。在新闻采访中，独立拍摄制作过多部电视专题片，如《激战前夜巴格达》、《硝烟未尽巴格达》、《一个国家的诞生——东帝汶立国纪实》、《印尼华人苦与乐》、《瓜达尔港罹难记》等。还与同事联合制作了《热火巴格达》、《我们和以军零距离》、《德黑兰的春天》、《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二十周年纪实》等专题纪录片；2005年作为领队参与历时八个月的航海专题片《凤凰号下西洋》的拍摄活动，并出版《凤凰号航海日记》一书，完整记录航海历程；也多年参与凤凰多个大型直播节目的主持工作，如《世界因你而美丽——影响世界华人盛典》等。在新闻部期间，还曾担任9.11事件、北京成功申奥、伊拉克战争、审判萨达姆等重大新闻直播的英语同声传译工作。

1982年毕业于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中央财经大学）金融专业；1997年获香港中文大学大众传媒硕士学位；2008年以客座研究员身份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研究中心作专题研究。

自1991年起，先后在香港《明报》、亚洲电视台及《香港商报》出任资深记者、国际新闻部主任等职。

昊灵：郑浩老师，我从您的资料了解到，您本科是学金融专业的，毕业后当老师，跟着做过公司的财务，踏上社会近十年之后才开始真正进入媒体圈。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转变呢？

郑浩：对哦，完全不相关的领域，这可能受我父亲的影响吧。我父亲是搞电影的，是北京电影学院教电影摄影理论的教师，所以我从小受我父亲的熏陶，特别喜欢电影、喜欢传媒。1977年恢复高考，我本想报考电影学院，但父亲坚决反对，因为“文化大革命”中他受了很多冲击……但现在呢，阴差阳错又转到这个圈子里来了。

昊灵：您第一份传媒工作是在《明报》做记者，随后到过ATV（亚洲电视），又去《香港商报》之后才到了现在的凤凰。为什么会如此辗转反侧，先从纸媒到电视，再从电视到纸媒，最后又回到电视呢？

郑浩：其实一开始到《明报》就是为了进这个传媒圈，因为我自知没有任何新闻传播的experience（经历），没有学过传媒，更没有任何新闻工作经验。

1992年决定去《明报》的时候是放弃了一份高薪职位的。1991年我在香港某公司做财务，当时月薪一万五千块钱（港元）；而我到《明报》一个月只给我七千块钱！因为我完全没有采访经验，报社说“如果你想来，只能这个价”。七千是当时大学毕业生的价格，要做到一万五是工作三、四年以后或者是经理级的价格。但我想，进《明报》做纸媒，主要是为了要攒一些经验，熟悉一下采访报道过程，学习如何写新闻。

昊灵：您在《明报》做的记者是负责跑哪一条线的呢？

郑浩：我是中国版的记者。没想到做得还可以，还拿过香港报业公会颁发的经济类新闻报道大奖，慢慢也就入门了，知道媒体运作和新闻采访大概是怎么回事，特别是我觉得在平面媒体做有一个好处，能给我打实基本功，锻炼新闻写作，从一般性采访到比较高端的人物专访。如果你一开始没做过（媒体）的话，做纸媒、平面媒体比较好，因为媒体写作、尤其是新闻写作是有一定语式风格的，还要把握内容的准确度和平衡性。

到了电子媒体就完全不一样了，要求文字表述的相对减少，但我反而觉得很适合，因为我从小看电影看得比较多，基本上对于电视影像表达、视觉效果和画面叙述的感觉是有的。经过《明报》的新闻写作磨练，再到电视台用摄像机进行画面叙事，开始制作一些短片，做一些小专题，可以说得心应手。

我在亚视做了四年多近五年，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后，我就离开了亚视，到了《香港商报》。报社一位副总编辑是我很敬重的行内前辈，所以那时候也没怎么想就过去了。在《香港商报》的那些年主要跑中国线新闻。

2001年凤凰资讯台要开台了，他们需要人手，而我跟院长（王纪言）啊，（钟）大年都认识，就来帮忙了。

昊灵：当时凤凰请你加入的时候，刘长乐先生有没有出面？

郑浩：没有，但他应该知道吧，我参加过几次他们凤凰的活动。在没有成为凤凰员工之前，我也参加过凤凰三周年的台庆，也到公司参观过。

昊灵：那老师还记得与刘长乐先生第一次接触的景象吗？

郑浩：我想想，是在2000年美国总统大选，当时资讯台没有同步翻译。原来鲁豫做过同传，但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原因，她没有在台里，我们就缺少一个同传，有画面没声音，很让人着急。

那时候我正好在新闻部外电编译组，我说：“我试试吧”，我就试着口译。我不是这个专业的，只凑凑合合地基本能够跟下来，之后院长（王纪言）就把我带到老板（刘长乐）那里说：“刚才你看到的翻译是郑浩做的，他父亲是我老师，我们很熟的。”老板只笑了笑，没记得他说什么。

这是第一次跟老板正式打招呼、见面。

昊灵：刘长乐先生注意到你了吧？

郑浩：老板在看电视嘛，心里可能在想“哎，我们这里怎么有同传了？”

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各种大新闻层出不穷。我也老被找去做同传，9.11事件当晚我就不停地做口译，后来鲁豫来了，我和鲁豫、再就是我跟小楠轮流换班。因为那时候还没有正式的同传翻译到我们这里来，挺辛苦的。后来台里知道国际新闻离不开同声翻译，就一下子请来三个。

美国反恐战争打响后，我又开始不停地到处采访，到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拉克，中东地区，马不停蹄地来回跑。而且一方面采访报道新闻，一方面又拍摄新闻专题片，很辛苦，但也颇有成就感。

昊灵：所以老师您初来凤凰是进编译组，而不是直接做记者的？

郑浩：对。那时候凤凰没几个记者，而且印象中极少外派采访，基本上是香港本地记者作local（本地）新闻，还没有跑国际新闻的记者，像闾丘（闾丘露薇）他们都是后来才派出境外采访，我们跑一圈儿了他们才加入。总之，我刚来的时候没有去境外采访的记者，凤凰也没有境外记者站。

昊灵：什么时候开始有境外记者站的？

郑浩：第一个记者站就是卢宇光的莫斯科记者站。那是在2003年吧，就是“莫斯科人质事件”的时候，卢宇光自告奋勇，他去现场报道。后来陆续建立了美国记者站，有了欧洲记者站……

昊灵：那时候，老师就正式转为记者了？

郑浩：转做记者了，实际上那时候的title（头衔）还不是记者。我的title是新闻部副总监，但是经常参加采访和参与专题片的制作。到了2005年，我就转到专题部去了，就做专题。

昊灵：凤凰的专题节目做得非常出色，凤凰也以此扬名不少，我也很感兴趣。老师能否透露一下，做专题的那些影像资料是如何拿到的，怎么得来的呢？

郑浩：有很多途径，一个是我们到现场去拍，一个是到当地买一些。

比如我们到巴勒斯坦加沙地区，就去巴勒斯坦电视台；到巴基斯坦就去巴基斯坦的国家电视台，花一点钱买他们当地的资料片和新闻片。另外还有一个途径，我们有一个专门采购外片的部门，经常参加国际电视片展，买回一些我们需要的国际重大历史事件的专题片，有了片和版权我们就会编辑使用。

昊灵：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能不能用当地街边买来的DVD资料呢？

郑浩：大多不行，质素很差，不能用太多。我们都是自己去拍或者去电视台买。也有过直接从国外电视台资料库copy（复制）下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我们去伊拉克的时候正好要开战，我们就跟伊拉克电视台买了一些当年萨达姆阅兵、萨达姆去前线视察的影像资料，他们都有。那时候还没开打呢，但是这些资料很贵，伊拉克人也是火线赚钱，一分钟差不多要几十美金、上百美金。

昊灵：那有没有这种情况，凤凰提供给其他电视台资料？

郑浩：有啊。比如我们有时候采访到某些人，他们也需要，像路透社、美联社。这种事在SARS期间最普遍、典型了。我们采访到了一些北京市的领导、医院院长、专家啊，他们采访不到，他们又很想用，结果就出钱买我们的。

昊灵：那如果带有凤凰标识的话筒出境的话，别的电视台在使用的时候，会不会马赛克或者掐掉？

郑浩：我采访的时候有时不拿带凤凰标志的麦克。如果非得用，那就要看，如果真的很重要的话，他们还是会用的，不会遮盖的。

昊灵：老师现在的头衔是凤凰评论员，当初是怎么从记者转变为评论员的呢，这其中一定有故事吧，可不可以分享一下？

郑浩：我是今年（2009年）刚刚做时事评论员的。我去年（2008年）8月25日到美国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研究中心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

昊灵：这是自己申请的？

郑浩：一定要自己申请，然后要公司管理层、老板批准。

我本来是2007年至2008年那一期的（2007年7月到2008年7月），但老板说，“你这次先别去了，要去的话就2008年至2009年去”，因为2008年底美国总统大选最激烈，所以我就推迟了一年。布鲁金斯学会很好，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先生特别给我留了一个名额，告诉我明年不用再申请了，这个名额就是你的。

所以我就在去年8月25日到今年的7月1日做了十个多月的访问学者，参加了很多美国智库的学术活动，还顺便参加报道总统选举新闻。

去之前老板就说，“你去吧，回来之后就转当评论员。”因为我以前是兼做时事评论节目主持人工作，主持《时事开讲》、《新闻今日谈》这两个时事评论节目，所以老板说，“你回来以后就转评论员吧，我们这里正好评论员也不够。”老板非常支持我到美国智库学习研究的想法，我很感恩。

昊灵：郑浩老师，您在凤凰做过记者、当过主持人，又在做评论员，以您多角度的观察，凤凰和其他电视媒体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郑浩：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凤凰是一个很灵活的电视媒体，她有许多机制是别的媒体没有的。比如说，内地的新闻报道机制是体制内的机制，各方面没有凤凰那么灵活，转变没那么快。最重要的是，对新闻本身的理解也存在比较大的差距。

昊灵：您说的“体制内”具体是指什么？

郑浩：“体制内”的意思，主要是说内地媒体都属于国家机构，是广电部、中宣部管控的国家媒体。但我们是境外媒体，是不归中宣部或者是广电部来管的。凤凰除了遵守香港本地法律之外，你的宣传、你的经营基本上没人管的。但是我们因为是在内地落地，所以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要求。

但我们属于体制外的。相对体制内的媒体，凤凰没有那么多繁琐的程序。比如在中央电视台要报道什么东西的话要经过批准，要经过讨论甚至必须通过审查；但在凤凰卫视，相对来说就比较松，自由度比较大一点。这个自由度呢，不是说我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因为我们的市场、观众群依然是在内地，所以我们还要按照内地的一些基本规定、基本原则去做。

昊灵：那么凤凰卫视与同样身为境外媒体的其他电视台有什么不同？

郑浩：也有不同。比如我在ATV也做过，它是一个香港本地的电视媒体，回归前非常本地化。因为香港本地媒体的服务对象主要是香港本地观众，它没有凤凰卫视那种“服务全球华人”的心态或者使命感。凤凰卫视不一样，她是一个卫星电视，观众面比较广，是为全球华人服务的一个媒体。这样呢，相对的来讲视角就要站得高一些，无论新闻、评论还是专题片，使命感更强些。

凤凰和台湾岛内媒体也不一样。台湾媒体大多也是服务于台湾本地民众的。所以这种定位和服务对象的差异，就促成凤凰卫视要比别人看得更多、更全、更快，这是从凤凰的基本理念来看。

从技术层面来看，ATV做得比凤凰卫视好。ATV是一个很成熟的电视媒体，从它的制作、后期、画面质量，总体的运作，都很成熟了；凤凰卫视才开台十三年，从她的画面、人员的素质、技术条件来讲，还属于探索阶段，可能是少年期吧，青年期还没到。因为我们所有的主创人员是从四面八方来的，有香港本地的，有台湾来的……大家的磨合其实是一个非常艰苦的过程。对于各种硬件设备的掌握，也有一个过程。

昊灵：所以老师感觉现在大家仍旧处于磨合阶段？

郑浩：是，还在磨合，包括我们的技术——大洋编辑系统——这在香港很少用，香港大多是直接买西方的成熟编辑系统。大洋系统是内地自己研发的一个系统，特别我们是卫星电视台，和有线网络电视台概念又不一样了，卫星的信号是要上天然后要落地的，这么一个的路径，整个制作程序就不一样。质素、技术上的要求跟本地电视台的完全不一样。这个就比较复杂啦！我的意思是说，在技术层面，凤凰卫视和本地媒体还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她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媒体。

昊灵：既然我们很明白凤凰欠缺在哪里，什么地方依然落后，那为什么不加以改进呢？

郑浩：这里有很多问题，有个过程，因为对一个电视台来讲，设备、技术不是想改就能改的，人的观念更是如此。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的摄影，因为我们是以新闻作为主打的，资讯台嘛，所以为了行动快，我们通常用小机器DV机拍摄。但是香港本地电视台要求规定是不能用的，DV的质素不好，画面模模糊糊；而大机器的镜头，比DV小机器的质素好得太多了，更清晰、细腻和逼真。

因为我们要求就是快人一步、要抢新闻，所以我们就不讲究这个，拿上机器就跑，怎么方便怎么来，这是一个。现场新闻影像传送，香港本地像ATV、TVB都用微波传送，质量稳定但比较贵。但我们在本地，既然你的定位是全球不是本地，占得份额比较小，所以在技术上就不讲究了，我们的画面像素、质量就远远不如TVB或是ATV。

到后期制作也是如此。我们也不是很讲究的，特别是专题片。以前我在ATV，一个专题片从拍到成片到播出要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这儿最快的两个礼拜就播出了，那种赶工，那种粗糙，令人难以想象！但是没有办法，我们既然要快，就会有矛盾，质量有时的确难以保证，这也不是一天就能改变的。从技术上来讲，你要出精品，当然要精磨才可以，你没有精磨、精炼，怎么能有精品呢？

所以凤凰现在的观念还是处在要抢、快、独家层面上。你如果经常看CNN或者是BBC，你看它的专题片，它的新闻，它的那种画面，技术层面的，比如切、转、声音啊，美术制作啊都非常精益求精；但是你看我们凤凰，从播出讯号上看就差人家几截，模模糊糊，有的新闻片的颜色几乎成黑白的了，就是因为整个制作过程，从拍摄到剪辑到上星再到落地，视频讯号损耗太多造成的，当然还有拍摄设备问题。

昊灵：那应该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缺钱。

郑浩：可能吧！如果哪一天刘老板规定新闻组一律只能用大机子来拍，不能用小机子，那这个画面就不一样了，但这个做不到，因为有时候我们必须拿起机子就走。比如最近果敢（缅甸东北部毗邻中国云南省的自治区）发生了事件，第二天记者就到了！你要是拿大机器的话，必须经过申请批准，因为大机器进内地，要经海关批准才可以进，你到国外很多国家也是这样，比如，拿大机器到伊朗拍摄就非常麻烦；如果去俄罗斯，两个星期前就得申请了。所以，我们在境外拍新闻绝大多数是小机器拍。

这就是一个例子。凤凰卫视无论跟内地的媒体还是香港本地的媒体比较，仍有一定的差距，这是一个事实，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但我们也有我们的优势，最大的优势就是极少受体制内条条框框、原则、政策的限制或者影响。

这么说吧，基本上只要你不抵触内地的一些重要宣传原则和政策，你不有意去挑战它们的话，那么，凤凰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这个概念。

昊灵：那从技术层面来说，凤凰跟内地的也有区别？

郑浩：差得太远了，如果你跟中央电视台比的话！我们是卫星电视台，但是我们没有卫星转播车。央视有很多卫星转播车，有航拍飞机，也有用人可以遥控的航拍直升机，人家一个新闻栏目就五、六十人甚至上百人，而我们只有两、三个人。我们新闻部所有职工加起来也就几十人。所以论人力、物力都差太多了，更不要说财力了，中央电视台特有钱啊！

昊灵：我们不说无奈的事，转换下话题。您觉得凤凰发展到现在最了不起的或者最大的成功是什么呢？

郑浩：说成功那就太明显了！在十三年内，凤凰就能发展成一个尽人皆知的电视台，这肯定是一个奇迹，没有任何一个电视台能够发展成这样，在短短的十几年之内！或许只有两个电视台——半岛电视台和美国有线新闻网络电视台CNN。半岛电视台是因为两场海湾战争，一下子成名了。包括CNN也是因为第一次海湾战争而家喻户晓的。CNN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使用先进的通讯手段转送现场画面，一下子把人给镇住了！太震撼了、太真实了。战场和观众之间完全没有了距离感，观众被拉进了战场。这种传播方式后来被其他几个美国主流电视台复制了，像FOXNEWS啊、ABC啊、NBC等等，所以CNN最先抢了风头，冒出来了。

凤凰卫视的新闻传播算是白手起家，开始只是星空卫视的一个综合性节目频道，没有什么新闻经验。但她抓住了两次难得的机会，一次是9.11事件，一个是伊拉克战争及阿富汗战争，一下子火起来了，人们才真正体会到了凤凰卫视的巨大能量。说到报道9.11事件，体制内的弊端把中央电视台耽误得不轻。

昊灵：您指的是——时间？

郑浩：对啊，报道时间！央视同样知道发生了什么，但不能报，这是因为上面不批准嘛，主要负责人不敢批。你不报我凤凰就报，所以我们连续无日无夜地进行现场报道。家里看不到凤凰台的观众，急忙涌到涉外宾馆、酒店去看，所以9.11事件一下子就把凤凰卫视给拱出来了。

昊灵：发展到现在，凤凰必定还有些不够的地方，如果要说凤凰现阶段最大的问题您认为是什么呢？

郑浩：问题比较多。我相信很多人不愿讲这个问题，但我呢，因为之前在几个媒体都做过，所以有过比较和思考。一个是我们现在面临很多挑战，比如中央电视台的改版，我认为她改得非常好，从原来的模式一下子转变到现在这个模式，无论是新闻评论、新闻报道，从内容到分析深度都做得非常好，让我们有种刮目相看之际还有望尘莫及的失落感。这种压力，也是凤凰卫视面临的巨大挑战，是必须正视、必须思考应对的问题。

我们不足的地方立刻暴露出来了，包括人力、财力、物力、资源等等都不足。这虽然很无奈，但如果我们不大投入、大改革的话，那也就只有这样了，除非你真的是大投入、大改动、大改组，增加人手、增加设备、增加相应的资源，你才能跟央视有得一拼，发挥我们的长处，避开短处。如果没有增加的话，那就现在这种现状也不是就真的不行，全军覆没。所以，面对现实，我们如何来跟中央电视台比拼，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两天新闻部钟（大年）老师和其他同事都在讨论，从下个月开始改版，包括我们评论员，我们的评论分量都会增加，因为中央电视台开始重视新闻解读了，请了很多特约评论员，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频道，对不同的新闻内容展开评论。这对我们评论员来讲，要突出我们的特色，要PK，首先就要增加我们的评论时段。

所有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问题，我们面临一个强大的、正在崛起的，而且来势汹汹的中央电视台，而当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在现有的状态下又不可能发生太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凤凰该如何应对。

昊灵：所以，现在看来我们还有优势吗？

郑浩：优势正在变小，我现在看不出凤凰有什么绝对优势，新闻如此，其他更是如此。我们的优势正在缩减。

我刚刚说的“体制内”问题，是说内地媒体根据规定有很多新闻是不能报道的，或者说是尽量不报道、少报道。过去内地报新闻，你也知道，都是会议、接见、表彰这些；国际新闻一小块，而两岸关系新闻基本上很少。但现在已不是这样了。现在看央视新闻频道，特别是4套，头条基本上不是……除了《新闻联播》那一档可能还是领导人接见以外，其他的任何一档正点，都可以是国际新闻做主打、头条，然后内地新闻往后排。除了党中央会议或全国“两会”，一般性的会议新闻几乎很少见了，这就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原来我们凤凰恰恰吃香就吃香在，你一天到晚都是报道那些会议新闻、接见新闻，大家都看腻歪了，就特别爱看我们的新闻，因为我们的头条一定是什么爆炸啊，什么恐怖袭击，中美、中日关系啊，或者朝鲜又怎么了，就这些新闻性强的东西。但央视现在也可以打破条条框框，允许、可以有重大国际新闻做头条，例如可以用伊拉克大爆炸做头条，也可以用日本国会大选做头条。尽管还不多，但开始这样思考、这样尝试了。那我们的优势又在哪里？

昊灵：面对如此态势，老师觉得凤凰有什么应对之策吗？

郑浩：所以，我们只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尽量增加我们独家采访和独家专访新闻；二来把你有我有、你无我有的新闻做得更加深入、更加全面和更加及时一点，当然还要强调准确性。我们的解读可以更灵活一些，角度也可以更多。因为我们台设在境外，只要把握大原则，也可以讲一些“踩边儿”的话，而内地电视台，就难了。当然，还可以做新闻专题，大、小都可以做。

我最近看了很多中央电视台的评论，特别是那些反映社会新闻、社会问题的评论，像食品安全啊、空气质量啊、住房或医疗改革啊、民工身份认同和福利待遇、醉酒驾车啊这类，都评论得非常深刻到位，允许言论批评政府，替老百姓对现行政策或做法表达不同意见、甚至不满等等。这就很好啊！

原来我们还有的优势，我们可以用这些反映社会问题的新闻或评论打打擦边球，说些我们要说、想说、该说的话，讲“人话”，小骂大帮忙，因为内地不让放开说啊。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的优势了，内地也能说了。如果你注意看电视的话，可以看到很多反映社会问题的新闻。比如读报纸，他们专门找一些很尖锐的文章或者评论来读，不是一天到晚老是歌颂的、表扬的、表彰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原有的优势正在缩小，而央视却正在扩大，而且是很快速地扩大它的优势。央视除了明显的批评、指责的话不能说外，基本上都说了，包括国际关系的，比方说，原来中俄关系，原本要说的话只能说好的地方，中俄毕竟是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能一天到晚老骂俄罗斯。但昨天（2009年8月30日），我正好看到了，央视评论在暗批俄罗斯不卖给中国先进武器，有批评俄罗斯在修建天然气、石油管道时拖延，价格谈不下来。你瞧，现在人家也有了，原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说的啊！

所以我们有危机感，包括老板。老板已经筹开过多次会议了，包括各个部门的头儿，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如何应对？一方面是应对，一方面是提升，因为这不光是应对的问题，应对是什么意思呢？是你出一招我出一招，见招拆招。但我们不光是见招出招，我们本身还有个提高的问题，你现在是这么做，但是我要做得比你还好。这当然很难，因为我们人力、物力、财力都是有限的，跟人家不在一个级数上。

但是中央电视台也有他们的问题，观众已经发现了他们粗糙、出错的地方了，错别字、切换出错、主持人停场时音频外泄，等等。昨天晚上现场直播时卫星中断，出黑框，这些都属于技术问题，因为她刚开始尝试完全现场直播方式而不是过去的录播，而我们已经是直播十三年了！当然，直播时出状况都属于正常、能够在短时间纠正的问题，特别是像中央电视台那样的大台，技术上很成熟。不像我们，我们的大洋系统有时候还会死机，人家就很少出现这个问题。

昊灵：老师真的是很大度，我觉得这是对央视改革很大的肯定！

郑浩：是啊！我建议你，除了早上6点的那一档新闻节目应该看之外，晚上11点钟的那一档也可以看。11点到12点，她有一个小时打包性质的新闻，做得非常好！她把一天的重大新闻打包，然后加上主持人和评论员的点评，显得内容丰富，很到位。因为午夜12点一过就是第二天了，它在这一天的最后一小时，为全天的国内外重大新闻打包，非常好！

昊灵：凤凰应该也有类似的打包、整合新闻的节目吧？

郑浩：我们有个节目叫《总编辑时间》，但《总编辑时间》都是靠一个人说的，只是主持人自己讲自己的理解，但主持人并非专家啊。所以这些都是设计上、运作上的问题，对节目设计理解上还是存在问题。

中央电视台是绝对有人才的，他们有一批非常专业的人才，无论是编、导、采、制作或评论家都非常棒，专家都是长期从事学术研究的知名学者，不像我们，半路出家。央视的制作团队也是各种传媒专业学出来的，而我们是师傅带徒弟，没有理论，构图、用光，摄影、打灯都是没有什么说法的，打亮了，看着差不离儿就开播了。但是内地不是这样。我们这里的记者，特别是写外电稿的编辑，写的句子也是中西、中港台结合，并不是标准的中文语法。但是也没有办法，香港这里有自己的陈述的习惯，这反而又成了我们的特点了，四不像似的，一会儿有台湾的口气，一会儿又有香港的口气，一会儿又有内地的口气。

昊灵：这能算作是一点优势吧？

郑浩：顶多算是一个亮点吧。但是从中央电视台讲，她的所有的一线的制作人员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怎么说呢，他们对技术的把握都很专业、到位，不像我们有种特业余、凑合的感觉。

昊灵：凤凰卫视会变得越来越专业的吧？

郑浩：我们现在恰恰担心的就是，可能会被中央电视台甩下一大截。你可以问内地很多经常看凤凰卫视节目的观众或者电视行家，他们已经对我们的节目有很多意见了，并不是像五六年前一味地说凤凰卫视怎么怎么好，中央台如何如何差……早不是了，甚至已经完全不是了。

我相信有很多年轻人还在说凤凰卫视好，但是真正专业的、有研究的、懂新闻的那些人，特别是有一定知识层面的、对新闻关注度、理解度比较高的知识分子、领导阶层，他们看凤凰卫视觉得似乎正在退步。真的，我说的可能比较灰暗点，但实际上，如果你深入研究凤凰卫视，那现在的五年和之前的五年差很多，至少没多大实质性的进步。

所以，就是这么个现实：我们还有我们的优势，但这个优势正在缩小。

昊灵：那您觉得凤凰卫视的节目质量真的在退步吗？

郑浩：我说的所谓的退步不是说我们没有作为，大家也还在不断努力中，但是因为中央电视台和地方电视台崛起了，人家前进了，还很快，我们相对来讲就变得不如原来了，相比较，就是退步！

坦白地说，我们有些节目是挺差的，整个就是滥竽充数、填满时间。所以这次改版、改组，我们要把资讯台所有的和新闻资讯没有关系的节目全都打掉，有关系的也要全部提高质量，这个动作很大！

总之，我们要保持我们还有优势的节目，另外再挖掘、再创意些新节目。我们很多的创意都是被人家拿走的，但是没有办法。比如，杨（杨锦麟）老师的读报，从三年前到现在内地有超过两百个读报的人；就连许戈辉的《名人面对面》，现在中央电视台也有，名字就叫《面对面》，就是copy（复制）你的，摆明了，你有什么办法？没辙。

昊灵：我记得刘长乐先生也被问及这个问题，他的回答是说，即使人家把节目形式copy过去，但有一些东西是怎么都copy不过去的。您觉得呢？

郑浩：对！有些节目是无法copy的，这是可以肯定的。别人可以学节目的样式，但灵魂拿不走。凤凰的很多常青节目有魂在。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高端的采访，因为它（其他电视台）没有这个资源。这些高端的采访，形式上和内容上别的台都copy不了。当然，我们这些节目做得并不是非常好，要改进的地方太多了，包括我们的提问，现场的反应，我们有些人的英语水平也差强人意。

总之，凤凰必须提高危机感意识，而不是成天陶醉在已有的成功当中，总是自我感觉良好，骄兵必败啊！这些话别人是不会对你说的，别人只对你说如何的好。但我们自己不意识到，自己不感到问题的严重性，真有可能会失败的。

与谦逊坦诚的郑浩聊天感觉备受尊重，虽然这个形容词似乎不那么的适当，却贴切地表达出我内心的感动。请教的机会是我撞见郑浩突然起意后鼓足勇气向他本人“讨”来的，时间定得相当随意；他的回答又是那么的详尽，引我不断继续发问，于是探讨越深入，时间越显不够。

转眼到了与另一凤凰人早就定下的时间点，只能抱歉地打断离开。非常想问完所有的问题，非常想向这位资深记者偷师，厚着脸皮询问是否另有时间？郑浩一脸和气地完全配合，说是下午录完影会比较晚，但之后就有空。我当然满心欢喜地答应了，于是有了同一天交谈的延续。

昊灵：老师，您会怎么评价您的老板刘长乐先生呢？

郑浩：有事业心，包容、和蔼可亲、乐于听取大家的意见，而且言出必行。就是说，如果他想到什么点子的话，只要有利于节目、有利于公司发展，有利于我们凤凰人的发展，他都会去做。比如在一些新的节目的设定上，我们会提出我们的设想，他呢会全盘考虑，如果认为这个节目对社会有益，对公司的发展有利的话，他会马上决定，无论投入多少钱。即便有些节目长期没有收益，但社会反映好，又有助于文化传播，本身节目格调也比较高，那老板也会坚持。这有很多的例子，比如《开卷8分钟》最典型。

另外，像我长期在新闻部，我们有很多突发新闻，突发新闻需要组建一支队伍，需要设备和用于紧急情况的钱，一旦有突发事件发生的话，可以马上派记者第一时间赶到新闻第一现场。我写了个报告给管理层，要求设立专项用款还有备上摄影器材，就放在办公室里，随用随拿，拿起就走。这在其他公司也有，像我在ATV的时候也设有这种特别储备专柜。老板很支持这种想法，立即就批了。新闻毕竟是资讯台的主打嘛！

还有一些节目，像我自己的节目《点睛TODAY》，这个节目是只花钱没有收入的，但是考虑到它有一定的新闻价值，把国外通讯社那些非常经典的新闻图片买过来再做新闻点评播出去，效果很好，就是很贵。但老板很理解节目的重要性，因为新闻片最长只有1分半钟，观众都记不住。但新闻图片是新闻的永恒定格，鲜明、生动，耐看，它是我们对瞬间新闻的必要补充。所以老板决定花钱也要做这个节目。

昊灵：没有收入的意思是指没有广告？

郑浩：对，就是没有广告，因为这个节目太短了，只有三分钟，商家不好投放广告，所以说，这个节目是没有收入的，但老板觉得形式新颖，内容也丰富，是凤凰自己的创新，所以他花很多钱去买外电新闻图片，然后我们来做这个节目。行家都知道外电新闻图片的价钱，而且是分类收费的，我不用再说了。

昊灵：《点睛TODAY》的收视率如何呢？

郑浩：也还可以，超过了很多老节目。最好的时候在前十五、十六，一般二十几，我们一共有六十多个节目呢。只有三分钟的节目，这样的收视率很不错了。

昊灵：我知道凤凰的一些节目即使没有收视率，他还是很坚持！

郑浩：没错，像我前面提到的《开卷8分钟》，梁文道的节目。怎么说呢，这是我们凤凰卫视承担的一种使命吧，就是传播中华文化的使命。文道兄在节目里经常会读一些市场上不一定畅销的书，但是他非常地有见地，挑一些宣讲国学或传统中华文化的书，也有西方哲理的书，他都会拿来读，抛砖引玉，这样就等于透过凤凰卫视的文化窗口传播我们中华文化，也引导读者读些著名的西方著作。

昊灵：像这种“传承并弘扬中华文化”的使命感是刘长乐先生“灌输”给你们的吧？

郑浩：当然啦，老板经常说“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使命感”。我觉得这是对的，如果你做一件事情没有使命感的话，就不会投入。就是说，你只会把一件事情当做普通事情来做，而不会当做一种高尚的、能够给后人留下些什么的事业来做。事情和事业之间是存在巨大分别的，事业和事情是两回事，你做一件事情很容易，但做一项事业就很难。

昊灵：刘长乐先生除了有事业心之外呢？

郑浩：老板人也很宽厚，待人非常谦和、非常的体谅，他很关心我们。

我亲历过很多事情。比如说，我在一线采访的时候，有时候会接到老板的电话，他首先不是问你“今天做了些什么”，他首先问你“你的位置怎么样，安不安全，有没有问题？”

2003年伊拉克战争打响后，我主持一个现场直播的节目《海湾最前线》。我在那个节目上做了大概有两个小时吧，因为我们下一档的主持人有别的任务，所以基本上我是连轴转了两档，一档是一个小时。我做好了之后，老板从他的办公室出来，正好我们在楼道碰上，他就跟我说：“我看了你的节目，做得很好，但我看你很辛苦。马上休息，不要再撑了。”

就是说，你会感觉到有人在关注、在体谅你。你可以说，这是为人的品质，你也可以说一个老板他可以设身处地地为员工着想。他的品质是其固有的，但这种情操却是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我会认为这是一个很高尚的东西。怎么说呢，如果一个人没达到一个境界，恐怕很难说出这种话来。你会觉得，老板是一个不平凡的人。重要的是，他不只是对我，而是对所有的员工，像我们的主播遇到类似的故事，还很多呢！

当然，我想你也听到过“榨汁机”的故事，这只是一方面，因为他毕竟是老板嘛，必须要求自己的员工努力去工作，但他不是那种无情无义的人。像我做《凤凰号下西洋》专题，在海上漂流了八个月，一个小帆船，一次三个大男人，既危险也无聊。但只要老板有时间，他一定会到现场去。出发，他在现场；结束，他在现场；中间航海期间，他给我们打过电话问候我们。这些事情，说实话，一个节目（而已），那么多的节目，他是老板哪儿顾得上来？但只要关乎人命、极端危险艰苦的节目，他都第一时间过问，让你感到意外的同时，也很踏实！

郑浩：对啊，因为突然就来电话了嘛。电话没有显示刘长乐，你一听电话，“喂，郑浩你们现在怎么样？在什么位置呢？情况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就这些很普通的话，看似太简单了，但你就会顿时感到，哎，有人体贴你了，有人在关注着你。

因为很多人不做前线的事情，遇到这种事情可能就很少。但如果你在新闻一线来回奔波的话，接到老板的电话，就会是另一种感觉，另一种解读了。

我有一种特殊的卡——SOS卡，老板花一些钱给一些经常上战地的人买的特殊保险卡。这种保险卡费用昂贵，而且SOS卡是全球通用的，无论你身处全球任何一个角落，如遇到问题，只要打SOS特定的号码，然后就可以给你支援，法律支援、医疗支援、安全支援等。

昊灵：大概有多少人拥有这种SOS卡呢？

郑浩：具体我不知道，我相信我们公司跑战地的记者都有。我过去经常跑战地，所以是第一批持卡人，现在还留着，虽然我现在跑新闻少了，老板也没有说要收回去。

昊灵：所以，你从这些“小事”里看出他是一个细致的人？

郑浩：很细致，很重情。他爱唱歌，唱的都是重情感的歌。

昊灵：比如说呢？

郑浩：《读你》，老板最喜欢唱的一首歌。我跟老板出过几次差，有时候是我去拍片遇到他，有时候是跟他出去活动，他都会很体贴周围的人，而且（他）是工作狂，我们的头儿都是工作狂！工作狂的概念是他随时可以工作，随时下指示，可以告诉你应该怎么做，而且，随时随地都在看凤凰卫视，很可怕！

你以为他在美国、英国出差，没看凤凰卫视？你错了，他随时随地都在看！

昊灵：你有没有接到过很“恐怖”的电话？

郑浩：我没有，但是资讯台领导有，经常。你能想象老板早上7点起来看《早班车》吗？我做《早班车》主编的时候就接到过老板的电话，那是很早的事情了，我刚来凤凰，我跟曾静漪做《凤凰早班车》。

昊灵：刚来的时候？是不是2000年左右？

郑浩：2001年资讯台开播。老板打来电话，说：“你们有一个新闻不是那回事，赶紧去查证一下。”你能想象老板在看电视吗？根本想不到，所以很“恐怖”的！不要对老板存有侥幸心理，以为他可能不看那个节目、没关系的，这事儿在凤凰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他的手机也可以上网，也能看，你如果跟老板出差的话，他经常拿这个手机看，一边跟你说话，一边看手机，一脑多用。他开会的时候也会随时拿出来看。你不要以为他在看手机的时候忽略了你，没有！如果你说错了，他会纠正你的。

老板早把事业、把凤凰当成了他生命的一部分，他自己也说凤凰卫视就是他自己的孩子，所以他一定要精心来打理、照料。

老板也是一个非常容易沟通的人，包容的人，我们对什么事不满，或者有想法，都可以直接给老板发信息。

我（2009年）7月初回来，7月中跟老板吃了一次小范围的饭，很多同事会跟他说“这个应该做，那个应该做”，他就会说“我会考虑的，你告诉我联系谁，我去帮你打通关系”。（大家）都是朋友关系，我们没有一定把他当做老板，就把他当做一个头儿。

昊灵：所以他没有给你们距离感？

郑浩：没有，完全没有！

在饭桌上什么都能聊，谈笑风生，你看到的手机段子，在他嘴里也能听到，很大众，不是满口跑官腔、动辄发号施令的那种人。所以，老板是一个非常随和的人，非常体贴、有事业心、严谨的人。

昊灵：老师，十分难得才有这个近水楼台，我想请教一下您，您做记者那么多年以来，有没有什么采访技巧可以透露、分享一下吗？

郑浩：这是一个提炼和累积的过程，采访越多，经验越多；经验越多，采访越熟练。几乎是规律。

要看你采访什么了。比如说你采访一个人物，首先要做大量采访前案头工作，尽量对采访对象有个比较深的了解。如果是个人物，以前曾接受过其他媒体的专访的话，那我还会找出以前采访他的资料，认真看提出的问题和他的答案，这有助于再找出很多有趣的话题来。然后在接触他的时候，通过跟他的聊天、交谈，你会发现还有哪些是比较重要、比较生动的，哪些是我还可以follow up（跟进）的、继续追问的，有哪些东西或许要回避的……这完全都不一样，我采访一个塔利班的人同采访某个国家领导人，自然就完全不一样，对不对？这需要思考、设计、临场判断、临场反应，还要有对新闻的长期跟进、了解，等等。

昊灵：采访后需要总结跟反省吧？

郑浩：当然要了！每次采访后，当你的“作品”出来的时候，都有遗憾，没有一个作品是perfect（完美）的。重要的是，要学会去反思，去思考，到底遗憾在什么地方，是否可以改进？下次可以避免重复出错。

昊灵：有没有令您印象深刻的采访遗憾呢？

郑浩：好多！我自己单人单机拍过一个专题片，那是2003年去印尼拍一些华侨，那些华侨在60年代的时候被印尼的当局赶到山里，现在他们还在那山里不出来，过着一个非常落后的生活。

昊灵：为什么不出来？

郑浩：他们就不愿意出来，因为当地政府不肯给他们任何国民待遇。我们坐摩托车进去，走很崎岖的田间小路，然后翻一个小山，才进到那里面。他们就是长期的在里面生活，对外面的世界基本上没什么信心。他们自成一个体系，可以生产，有学校，自给自足……

昊灵：大概有多少人呢？

郑浩：上百人吧。因为当时太赶了，决定拍这个题材是头一晚老板、院长决定的，所以我没办法做得很精很细，故事里没有特别的典型人物，就是泛泛地来讲这家怎么样，那家怎么样，生活很穷很落后。尽管事情说清楚了，但比较表面化。

昊灵：当时为什么没有找典型呢？如果要找的话，怎样可以在短时间里找到这么个典型？

郑浩：第一，客观原因是根本没有时间；第二，主观原因是，我当时确定最重要的是，一定先把这件事情说清楚：怎么回事，原因是什么，未来又如何？能说清楚这些基本上就能反映这个故事了。当然后来编起来的时候素材也够了，也很好看，但是回来后我想，如果我再有半天或一天的时间，我再抓住一个很典型的人物，让他谈这几十年的经历……，那就太不一样了。这就是说，你光有典型的事件还不够，还要有典型的人物，才能够构成一个典型的故事，才能吸引观众。

我们再随便举个例子吧。比方说阿富汗选举，这里有很多典型的事件，你是做妇女参选呢，还是做一个部落长的选举？我还可以选一名知识分子参选，或者干脆就做塔利班怎么对付这场选举？

那我觉得不如做一名阿富汗妇女参选，这很典型。因为阿富汗妇女在塔利班时代是没有任何权利和地位的，没有基本的选择权，更不要说政治上的任何权利了。这次如果有一位妇女能够大胆走出来参加竞选总统，或者有更多的妇女出来投票，发表对时政的见解，这就是一个重大社会变革，能有力说明阿富汗经过了长达七年的战争以后，的确正在发生革命性的新变化。

当然，你也可以采访一个种鸦片的烟民，或者是一个放下了枪杆子从事正当职业的前塔利班武装分子……不管怎么样，总有一些典型的事情和人物你可以找到。有典型人物，还要找角度，还要挖个性，挖故事。在阿富汗选举这个典型的事件中能找到一些典型的人物，这样就能使得这个事件有血有肉，很丰满很好看。

这就是一些技巧，需要你长期的观察、长期的思考、长期的在采访中提炼。

昊灵：您刚刚说的是选取典型的人物来采访，使得关注的事件丰满好看。那如果采访的对象已经确立，但给予您作采访准备的时间非常短，您对于即将采访的对象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您会如何开始采访呢？

郑浩：这种情况下，还有一个没办法的办法。你不知道他是谁，只是在一种随机的情况下找到他了，这个时候也有办法，就是在你和他交谈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东西是你想要的。当你在提问、对话的时候，你可以通过他的表情、通过他的回答来判断这个人。他是三言两语呢，还是夸夸其谈呢？如果他是夸夸其谈的话，他对你就很有感觉，很有兴趣来接受你的采访；如果他只是Yes、No型的简短的回答，说明他不感兴趣，或者你问的问题太糟，或者他对你的采访也不感兴趣。

这时候就需要你有技巧地观察他来非常迅速地调整自己，甚至于可以投其所好，问一些别的他感兴趣的事情，然后再引出你所需要的东西。

这或者是在短时间之内你需要应变的技巧吧。

记者的嗓音若是赋有磁性，提问环节绝对优势十足，加上铿锵到位的问题，就能够轻而易举地让人不禁侧耳倾听。

郑浩就是一位有着如此魅力的记者。2010年两会的某场记者会进行到愁云惨淡的时刻，正是郑浩的提问令电视机前的我耳朵一亮，简单却扎实的问题尽显记者的功力。

这位金融专业出身的记者不仅在各种论坛、发布会现过身，还带领“凤凰号”下过西洋、去过战地采访难民，足迹堪称遍布世界；在德国呆过四年的他能操一口流利英语与德语，在凤凰最先崭露头角的角色竟是同声传译；不间断的学习状态使他从记者跃升为评论员，在外人看来已足够优秀的郑浩却没因此自视甚高，难能可贵地保持着一颗谦逊待人的心。

与郑浩交流之前，在凤凰跟他擦肩而过两次，面无表情的他看起来严肃难亲近。第三次见郑浩是在凤凰大埔总部的自助午餐，不想错过这位凤凰人的我大着胆子“撞”上正在选菜的他，而我仅仅只是打了招呼还未表明来意，他已停下夹菜动作，自然展现温暖笑容，霎时缓减我的紧张。在敲定饭后访谈之约的我正要离开，郑浩的一句“请问你是？”才让我意识到自己竟忘了作介绍，而这位凤凰评论员竟如此轻易地答应了“不明人士”的访谈要求！

从自身的经历聊起，郑浩始终以平等的态度仔细思考、真诚回答我的每一个提问，我也肆无忌惮地追问一些与主题关系不大的、纯粹个人好奇的细节，他都耐心以对。

难得逮到机会，在聊完正事后，我开始向郑浩请教采访的技巧。完全不端架子的郑浩立刻用交流的方式，跟我分享他在阿富汗、印尼采访的片段，并将“郑式采访技巧”倾囊相授，直至时钟的摆针指示他到点再次进棚录影。

离开凤凰后，与郑浩通过几次邮件。每次他都礼貌相待，平等交流，即便面对的只是一个没有任何地位的社会新鲜人，尤其邮件最后的“彼此学习吧！”更让我感触良多，在此我想用一句他评价刘长乐的话，来回赠郑浩：“如果一个人没有到达一个境界，是说不出来这种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