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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任凤凰研究院理事、副院长，兼任凤凰公益基金副理事长，采访时任凤凰卫视有限公司副总裁兼北京节目中心主任。

1997年，凤凰卫视开播伊始即负责节目的组织与管理、策划了多部大型纪录片，如《唐人街》、《极地跨越——两极之旅》（与中央电视台共同主办）、众多纪实性栏目和“9.11”、“美伊战争”、“以巴冲突”等大型直播节目；其中“韩农抗议香港世贸会议”获纽约国际电影电视节“最佳突发新闻报道”大奖。

1982 年从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留校，教授“纪录片创作”、“电视传媒研究”等课程，现仍为该校的教授和博士生导师。著有《香港内地传媒比较》、《中国应用电视学》、《纪录片创作论纲》、《纪录片：影像的意义系统》、《跨国传播与民族文化》等专著。

昊灵：大年老师，您是掌管凤凰内容大权的领导，有个问题最合适请教您。看似凤凰游走在红线边缘，做的不少新闻是内地电视台不敢触碰的，你们是怎么拿捏的呢？对此，刘长乐先生会不会干预、把关？

大年：新闻的运作和新闻的理念是有很大差别的，比方说课堂上讲的理念和实际操作中的理念并不一样的。课堂上讲的是对新闻内涵的探讨，性质、意义、属性等等；但是运作的理念不太一样，它是对新闻外延的探究，它的实用性很强，新闻是怎么生产的、它与政治经济的关系、媒介组织的内部构成及运行机制等等。这主要是一个社会学的问题，新闻有一个运作的过程，这过程其实是一个社会性的概念，是一个社会性的话题。

正是因为如此，新闻肯定会受到很多方面的干扰。因为一个媒体在报新闻的时候，会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多种利益的纠结。

像凤凰卫视这种媒体，老板肯定是掌舵人，肯定会对发展方向和具体内容作总体的把控。有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个事应该做，这种节目应该开，我们有好多节目都是他直接说要开的。大的方向肯定是他的想法，“这个事要做”，他给你提出一个要求。

像我们凤凰卫视最早是娱乐性的，要转到新闻性来，这就是他要拿最大的主意啦。他说“我们要做新闻”，于是底下的人就会考虑这个事怎么做，像我们都是具体运作的，他不会细到“这个事怎么去做”。

像《时事直通车》是1997年开的，到1998年，老板就认为光开晚上不行，咱们早上也得开新闻，于是就提出来早上开一档新闻。我们就会根据这个来考量：早上能不能开？能的话，怎么开？老板不管你怎么开，他就说“早上一定要开，开两个小时”，我们就想，按道理我们的条件是不允许的，我们就十来个人，但一定要开，那我们就得想办法啦。我们就得靠报纸为主了，主要读报，但报纸五点半才来，七点就要播出了，中间主持人只有不到一个小时，她还要化妆，来不及制作成片子了，怎么办呢？只能靠主持人上去就说，于是成就了鲁豫的“说新闻”。

昊灵：了解。所以刘老板是说“做什么”的人，而老师们就把“怎样做”具体落到实处。我想知道具体怎么考量、考量什么呢？

大年：主要是考量你的资源，你有没有那么多人？你这些人能不能做这么长的节目？节目怎么做？这就是运作的考量。我教书教了三十年，我深深地体会到：运作，是一套规则，课堂里的新闻和实际的新闻是不一样的。

另外，我们的考量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媒体环境是什么？我手中的资源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把这些资源利用起来。比如《锵锵三人行》，最早就是刘老板他提出来的。当时最早是想做一个新闻的评论节目，三个人来聊天，就聊今天的事儿，他给了大方向和基本的要求，文涛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式。

有的时候有些具体的设计他（指刘长乐）也会参与。他对节目参与的兴致很浓厚，他喜欢这个，他过去也是做广播的。我们好多栏目的名字都是他取的，像《有报天天读》，当时也是他提议的，因为《早班车》的报纸只能读很少，还有许多国内的、国外的报纸还可以利用起来。

昊灵：我在大埔总部这边晃了好多天，看到凤凰人就拉来聊天，可是却没听到半句对老板抱怨的声音，而且不少人都表示非常信任刘长乐先生。据大年老师的观察，他是怎么博得大家信任的呢？

大年：一般员工都信任老板，不信任的话，老板就把你炒了啊。凤凰有几个东西很特殊，你比如说，凤凰从来不炒人。

昊灵：从来不炒人？那如果遇到确实很差的员工呢？

大年：很差也不炒，这就所谓的人格魅力啦！一个人很差也不炒，他是不是就会很卖力地做事了？员工都知道“我再差，老板也不会炒我，我就尽力做吧”。

昊灵：这样会不会令某些人得过且过地“混在凤凰”？

大年：这就是一个管理方式，凤凰人少活多，不能有不干活的人，谁不好好干活，他的主管就不要他了，这是下面具体的管理问题，老板不管了——这是一个特点。

比如，金融风暴挺严重的时候，到处都减薪裁人。他就说：“凤凰卫视不减薪、不裁员”。那时人人都提心吊胆，老板这么一说，当然就得人心了，他是比较厚道的。

再有，确实凤凰卫视的平台是很不错的，员工也会对这个媒体有信心，像亚视那种，很多人没信心，就走啦。凤凰卫视整体上还是有一个很好的媒体形象的，而且也有很好的发展势头，这肯定都是老板的功劳。

昊灵：除了“比较厚道”之外，老师对刘长乐的评价还有什么呢？

大年：刘长乐在传媒界是一个很杰出的人物，一般的人要做起一个新的媒体来是很不容易的，他在基本方向的把握、用人、各种关系等，都有优势。他既有气魄，又很专业，既有激情，又很务实。

昊灵：我了解到，刘长乐先生会很注意凤凰新进的主播或是主持人，而他们也有特别的渠道可以直接联系到大领导们。如果我是凤凰一个很普通的员工，我有事想要跟老板直接交流，有可能吗？

大年：要看什么人什么事儿了，一般情况可能比较难，因为老板事多。但如果是主持人，这可能就很容易，有事要找老板，有什么要求是可以直接说的。

昊灵：刘长乐先生自己讲过，他每天都会表扬三个人，是真的吗？

大年：那是一种比喻，是他的一种工作方式。他不批评人，基本上不批评。但是作为底下的管理者是要批评的，因为一个公司是有制度、是有管理的。作为具体的管理者，还是要有一种方式的，不然就乱套了嘛。有些领导是这样的，出些什么事情会推给下面的人，他不会这样，他这个人比较柔和，想要用一种感召性的方法来调动底下的人。他信佛嘛，这个对他影响很大。

昊灵：刘老板还曾说过，他是带着“五百个疯子”在做凤凰，你怎么看待这种“疯狂”？您有没有经历过“疯狂的事”？

大年：这也是一种比喻。凤凰卫视有个特殊性，她用比较特殊的一个方式在运作，这个方式使得这些人必须有一种状态，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用激情去创造奇迹。

凤凰最早年的时候一共一百多人，就做得挺热闹。现在我主要管新闻这一块，资讯台一共也就二百多人，就做一个频道。中央台最近改革，我去了解了一下，把全台所有的新闻制作集中起来，新闻中心三千多人。所以，凤凰是在用很特殊的方式在做节目，他把她比喻成“疯子”。

昊灵：您所指的“特殊”，是不是指人少、资金少？

大年：对！资金少人少。凤凰很多年都是低成本运作，尽量找些讨巧的方法，借船出海，借鸡下蛋。凤凰早年有一句话叫做“不可为而为之”，最近这两年好多了，人也多了，影响力也大多了。

昊灵：哪几年？您记得大概的时间段吗？又是什么时候开始人多的呢？

大年：凤凰卫视有这么几个发展阶段：

2000年以前，凤凰卫视做节目的人员一共就是一百多人，凤凰卫视整个不到二百人；

2001年1月1日，凤凰卫视有了资讯台，资讯台成立的时候就发展到了四五百人吧，世界各地建了记者站了，基本上完成了国际化的转型，变成了一个国际化的媒体；

2006年以后，凤凰发展得比较大，主要是多元化的发展，有了新媒体；现在凤凰光新媒体就二千多人，又有了户外广告，凤凰周刊等等；

现在凤凰成为一个媒体集团，这样就有三千多人了。

昊灵：当时为什么不把中文台直接转做成资讯台，而是要再多开一个台专门做新闻？

大年：凤凰卫视整个取向还是“拉近全球华人的距离”，沟通华人最主要的应该是以文化传承为主，中文台基本上是属于向“文化、历史”方向上发展。而在那时，还没有一个像样的二十四小时的华语新闻频道，因此这是一个功能互补的战略性的决策。

昊灵：所以“文化、历史”是现在中文台的定位？

大年：中文台的节目主要是文化性的内容，以文化、历史为主；资讯台就是时事、新闻，这个是扩大影响力的；中文台主要是文化诉求，这样把华人的概念做起来。

昊灵：中文台伊始时有很多很响亮的口号，都是刘老板提出来、想出来的？其中有没有些背后的轶事？

大年：对，这些应该都算是他提出来的。这些口号其实就是一个电视台的定位，肯定主要是老板的思想，但是呢，最后要形成一个品牌形象，也要大家慢慢形成一种共识。

昊灵：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也能从凤凰口号的变迁，来看凤凰所经历的不同阶段？

大年：一开始，目标是要创立一个比较朝气、现代的传媒形象，所以我们叫做“城市青年台”；到香港回归以后，就觉得这个东西比较“轻”、“轻浮”，比较“软”，还是要做“拉近全球华人的距离”这么一个诉求。最主要的是我们这些人比较擅长时事，刘老板是做新闻的，我、王纪言老师都是教电视新闻和纪录片的，所以这方面比较擅长，觉得这方面可做，于是加大分量；加大分量以后，发现你的观众诉求会转变，于是就提出“高端观众”的定位，不再是“城市青年”了。

做电视台，对它的定位是一整套东西，比如说你有电视台整个形象的定位、观众的定位、节目策略的定位……这一套东西必须配合起来，你才能够形成品牌，这些都是有联系的。老板肯定是最主要的核心人物，但是在平常的运作中间，大家都会提出意见。

昊灵：听大年老师的讲法，凤凰是从娱乐转到资讯的；但以我的了解，我觉得刘长乐先生一开始就有新闻理想，想做电视新闻；那为什么一开始的凤凰是娱乐定位，或者说，这娱乐定位是不是有其他的原因，比如大佬默多克，或是电视台的资源问题？

大年：我们一开始在建台的时候，基本上以娱乐为主是因为原来的卫视中文台是以娱乐为形象的，它自己做的节目很少，所以我们基本保持了这个方向；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就提出“加强新闻”这么一个概念，在不断的加强中间，最后就转向新闻这个方向了。

在经营一个媒体的时候，你肯定要对这个媒体的生存环境有一个认识，不是说你想做啥就做啥。

比方说，我们当时做娱乐，就是因为当时内地的节目形式很呆板，但凤凰的节目形式比较活泼，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你是一个境外媒体，你想进入内地，要让人知道你，怎么让人知道呢？只能通过一些大的事件，你才能让人知道，比方说通过飞越黄河、香港回归、两会报道等，通过大的事件才能让这个市场了解你，光做一些娱乐，人家不会注意你，于是凤凰通过大事报道让人注意到她，时事定位起了作用。于是，你就会往这个方向去做，当然这必须有一个过程，必须了解你的媒体环境。

昊灵：凤凰还有一点比较特别，员工来自两岸三地。我这里有个2006年的数据，它说“凤凰20%的员工来自中国内地，70%左右的人来自香港，10%是来自中国台湾或国外”，大年老师觉得这个数据与现在凤凰的实际状况吻合吗？另外，要使得不同文化的员工融洽相处，凤凰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方法或制度呢？

大年：吸纳不同地方的人和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思维方式，然后把他们融合到这么个地方，的确是凤凰卫视的特色之一。但是，这是凤凰的地域特色决定的，地处香港，面向全球，三地精英，国语广播。规章制度是没有的。

你说的这数据呢，大概差不多，但中间会有一个问题：你说的香港本地70%，但这里头可能有30%—40%是内地到香港来的，或者是从国外回到香港的，他不是当地的人。这也有功能上的区别，做技术的人肯定都是香港本地人。因为这个媒体很特殊，语言不是本地的，所以比如主持人，肯定就是内地和台湾的，没有香港人，为什么？香港人不会说国语。我们通常说的编辑、记者大多数也是海外的、新加坡的、内地的、台湾的，香港人不会说国语，记者是需要出镜说话的嘛。

昊灵：出去采访香港本地人，不也需要说粤语的吗？

大年：对，他们需要会说粤语，但报道需要国语。

编辑、记者，就是各个地方的人都有了，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都是内地到海外再到香港来找工作，或者到香港学习就留在这，香港本地人有很多时候在思维方式和判断方式上和这个频道不太一样。但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香港同事了。

昊灵：不同地方来的人，成长环境不同，文化、习惯都很不同。

大年：对！思维方式也不同，这是好事。

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要坚持香港的地域特色。我们过去都是主张比如写稿子、写新闻用欧式的语言，鼓励他们用倒装句，这样呢，同样的新闻就跟内地不一样了；但现在好多年轻人是内地出来的，我们都得反复教他们、去强调，他们才能改掉这种思维方式。

昊灵：强调的目的就是要区别于大陆新闻，仅仅是这个原因，而不是言论大胆什么的？

大年：言论大不大胆是另外一回事，是叫做话语空间的问题。

这个是新闻叙述的语言方式，我们叫做叙述语态。有些表述方式在内地是有固定程式的，它有一套方式，这是一种思维方式，从老师教你的时候就是这么个教法，新闻要有5W，要倒金字塔。

昊灵：所以，大年老师你们所强调的“坚持香港的地域特色”只是不同于内地的叙述语态，而不是话语空间的问题？

大年：对！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最明显的一个要求就是：新闻不能有形容词。内地新闻常说：领导没有不重视的，掌声没有不热烈的，会议没有不顺利的……但是我们的新闻不能有形容词、感叹词，都不能有。很多香港同事从“外电”翻译过来倒装句啊、欧式语态啊，他们都可以保留，这样就与内地新闻不一样了，这就是语态表述。这属于运作上的事，不属于新闻理论，理论是说不清这些事的。

所以，课堂里的新闻和实际的新闻最大的区别，一个叫做组织架构，这是一个社会化的概念；再一个就是运作过程，它需要有一套机制、系统来保证它的运转。

昊灵：大年老师，平时您对于选稿啊、审稿啊这些具体操作，需要亲力亲为吗？

大年：我不用审稿，我一般就给他们概念。所谓理念，其实它是一种概念的东西，不仅仅是一个方法。我会给他们一些概念的要求，你们根据这个去举一反三，去建立一个合理的运作机制。

打个最简单的比喻：直播。直播不是现场把机器架起来，再给它播出去就是直播，这个理解是做不好新闻的。直播是一个概念、一种状态，新闻有事发生了，我要以最快的速度把它播出去，不管用什么方法，它是一个理念问题，不仅仅是机器架在那里，把它播出去；必须人人都知道这个事情发生后，我要怎么做它，才能构成一个机制。

昊灵：曾经有个在凤凰卫视上海记者站实习过的同学告诉我，那里给新闻片配音的要求很简单，就是要“港台腔”。

大年：也不是要有港腔，就是不能有“播音腔”，这是我们的要求，播音系的我们一般都不要的。我们这里的主播里头，只有一个卢琛是广播学院播音系的；所以说呢，我们不会要有播音腔的人，包括配音。

昊灵：为什么呢，仅仅是不想给大家有一种教条式的感觉吗？

大年：不只是感觉，而主要是一种姿态。播音腔呢，当然它很标准、很庄重，但是它离得人比较远；我们希望离得人近一点，比较平民、平等，希望用比较普通的语言来建立一种亲和感，也不是专门需要港台腔。

昊灵：凤凰这么使劲儿地去“大陆化”，那处于境外的凤凰与身在内地的媒体还有什么不同呢？

大年：凤凰是一个很特殊的媒体，非常特殊，她跟内地媒体是不一样的，内地媒体的生存环境很明朗。

昊灵：很明朗？具体指的是怎样明朗的生存环境？

大年：内地的媒体环境，过去主要是靠政府，以宣传为主；现在市场化了，竞争非常激烈，到了白热化的地步。但这种竞争，也在一个很明显的格局里面：比如中央台，她就是老大；省台就有几十个，你就要争前三名，前几名；然后地方台，自己做自己的，反正够吃就行。

它就是一个很明朗的格局，每个台根据自己的实力和条件在这个格局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改也行，不改也行。

比如中央台，她不改，她也是老大；她改，还是老大。她有资源的优势、财政的优势、人才的优势，都是她，别人没办法竞争；即使是竞争，也是很明确的：现在三十多个省台，想多拿市场份额，就要竞争，这些竞争有各种各样……

任何行业，真正最后留下来的，就是三到五名，想在前几名，就是硬碰硬，别的方法都是白搭。

昊灵：别的方法？

大年：别的就是“我想弄一个女性台”，“弄一个文化台”……各种特色定位。

昊灵：老师的意思是，这些“奇思妙想”的定位都不会进到前三名？

大年：都不会。进到前三名，就是硬碰硬，就是娱乐，大投入！上海台、湖南台……你只能靠最能吸引观众的娱乐。

昊灵：新闻也不可以？

大年：新闻不行，新闻或其他特色定位走的是差异化竞争的路，靠新闻想进到前三名，一点戏都没有。咱们内地的格局就是这样。

大年：那么凤凰卫视为什么行？她没有进入这个明朗的生存环境！她是处在一个非常不明朗的生存环境中，也就是说，靠内地和海外之间的政策界限和差别，用我们的话说叫做寻找话语空间和“走钢丝”的方式。这个方式，不是一般的媒体能做的，而且只有一家能做，就是说，这个方式，不是凤凰就是别人，就看谁找到了这个方式！

为什么这么多海外的台，最后只有凤凰行？因为她很好地利用了媒体的环境，找到了一个很准确的定位，这是一个特殊性，你只能有一家，不可能有两家的。

昊灵：现在的内地电视台喜欢“拿来主义”，谁家的什么节目好，赶明儿我也来开一个差不多的。但为什么别家不能学凤凰，把整个凤凰都抄来，跟凤凰走同样的路呢？

大年：因为内地市场不是一个规范的市场。

凤凰走的是一个概念，她收视有多少？可能很少！我们最占优势的就是她的整个定位是成功的。我们走时事路线，因为内地有不能说的话，我们有一个话语空间，这个话语空间让你比内地的电视台占了优势，别人不能说你能说，别人只能这样说，你能有好多方法说，这样大家会看你的，这叫差异化的竞争。

这些观众又都是有权势的，所谓高端人士，于是它能产生二次传播，加大了影响力。很多人根本没看过凤凰的节目，但是他可能听说过你这台播出过什么东西，他知道有个凤凰卫视。

昊灵：对，你们吸引的受众群体据称是“三高人士”，这个是水到渠成的，还是事先就定位好的？

大年：我们的定位就这样嘛，因为你只有有了明确的定位，你才能组织你的节目策略。

为什么做娱乐不行？星空啊，华娱啊……娱乐靠收视范围，靠收视率，它们的收视与湖南电视台不一样，而定位是一样的，它打不过，没有这个优势啊，人家是全国都能看见，你只能是几个酒店才可以看，你能打过吗？

做文化？阳光卫视，它的节目都是非常好的，都是历史频道、Discovery频道的节目，而且都是里面的好片子，非常经典的片子，但是它们属于：我今天有空啦，我看一眼，我今天没有时间啦，我根本就不看，没空我就不看。

凤凰卫视是新闻，新闻是每天都得看的，你每天必须看。我们所有的节目，一个最简单的要求就是：你弄这个节目，观众看你的理由是什么？拉动收视的理由是什么？人家干吗要看？我们弄节目都会先问，干吗要看？

昊灵：那现在中文台走文化、历史的路线，不是跟阳光卫视重合了吗？既然老师也说“阳光”的节目非常的好，那观众凭什么看凤凰，而不看“阳光”？

大年：你比如说，杰克逊（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2009年6月25日去世）礼拜四去世，这礼拜一开始，我们五天连续播他的纪念专辑。就是因为这样，新闻时效性，所以大家看凤凰。

昊灵：对了，说到MJ，让我想到之前在网上看到的一些抱怨，网友抱怨“为什么凤凰卫视不直播他的葬礼”？

大年：直播了，我们直播了！资讯台直播了，中文台没有。

昊灵：为什么中文台不并机直播呢？我家里只有中文台。

大年：对，多数人家里都是中文台，但这是一个品牌策略的问题。过去，我们有重大的事，都是中文台并机播；但我们现在尽量减少重复，想各打各的品牌，知道有大事了，会去看资讯台。

昊灵：我再想求证另一个策略的源起：“三名主义”是如何成为凤凰的策略的？

大年：它是这样的，有的时候经营还要根据你的环境、策略。凤凰当时就是人少、钱少，又要很快地想让人知道，怎么办？你不能靠别的，你只能靠推主持人。这些人也都是当时硬往上推、推出去的，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像中央台，主持人四百多人，它怎么弄啊？没办法弄的。我这一共也就十来个人，我还得靠这些人去卖广告，怎么办呢？只能用各种方式把人往外推。

它是节目的一个策略，我要推这些人，用这些人来带节目（让节目变红），我们叫“人保戏”。不能是“戏保人”，“戏保人”主要靠内容，“人保戏”是最简单的方式，不用看内容，就先把这些人“卖”了。

但现在就不行了，现在竞争激烈了，“卖”不出去了。

昊灵：现在坊间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凤凰卫视比央视更央视。大年老师怎么看？

大年：现在真的是有点儿这样。我刚刚说，凤凰的成功就是话语空间，但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昊灵：为什么？

大年：两个原因：一个，确实内地有时候宣传报道的口径放得比较开，比过去大得多；再一个，确实内地对我们各方面的压力比较大，很多东西你要说的话，它真的是会屏蔽你的。所以我们现在在话语空间上基本没有太大的优势了，唯一有的，比如说达赖，我们还稍微敢说一点，但也会很谨慎地考虑怎么说、说到什么程度。内地呢，只有在央视4套会说一些，别的都不会说。

昊灵：地方台也不会说？

大年：那肯定不会。我们的话语空间已经很少了，对内地新闻的题材呢，很多是中央台敢说的，我们不能说。

昊灵：哦？是嘛！怎么会？老师能举个例子吗？

大年：比如说，中央台敢“打小鬼儿”，省级以下、县里的，她敢有负面报道；下头的、不是很高层次的，县里的呀、企业的呀，她敢去批评他们；我们很多都不行，一说哪个地方，它马上把你关掉。在内地的报道方面，我们比中央台还差一点话语空间。

所以，我们现在能说的就是历史：林彪他们不敢说，我们敢说。我们现在只能靠两个东西：一个就是评论，评论上还是稍稍有一点优势的，对新闻深度的报道、评论的视角还是国际化一点的，这个还有点优势；再有呢，就是我刚刚说的叫做表述的语态。

昊灵：那您觉得央视以后会不会渐渐把自己的语态也改变了？

昊灵：那这个优势也渐渐没有啦？

昊灵：大年老师对央视的改版有什么看法吗？

大年：她的改版确实是改得很好。

昊灵：有人对此评价是“换汤不换药”。

大年：那不，不懂新闻的人这么看。她最大的改变是：她确实是在做新闻，用新闻的思维在做这个频道，原来不是。

我们现在，你看（手指着办公室里正在播放着的电视）CCTV肯定要看，看他们在做什么，过去我们根本不用看新闻频道，偶尔会看一下4套。新闻频道为什么不看？因为她根本就不是新闻，不是新闻频道，做新闻所有的大忌，都在她那儿。

新闻频道呢，这是个频道定位。每个频道和每个频道是不一样的，新闻频道的诉求跟一般综合频道的诉求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诉求就是“大事看凤凰”，所有的运作，不在于日常，日常运作是有新闻就播，整个组织处于运转之中，但是一旦有大事了，立即能投入各种资源来报道，你一定要看凤凰，这就是一个机制了，在运作中形成的程序。

新闻频道有几个大忌：一个我们叫做专题化，好多都是专题节目，它不是新闻，今天播也行，明天播也行，什么时候都行。

昊灵：难道凤凰不也在做这样专题的、比较深入的节目吗？

大年：不是。我们的新闻节目像“今天也行，明天也行，后天也行”这种很少。我们的新闻一定是今天出的事，明天可能出的事，过了的我们就不会报了。

昊灵：所以您就觉得，央视新闻的时效性不够、没有把握好新闻的即时传播？

大年：对，专题化，人物访谈啊，什么时候都能看的，这就是她原来做的，像《小崔说事》，现在把它挪走了，这不是新闻频道的东西，这是别的频道，综合频道的。

再一个就是娱乐化，像过去新闻频道经常是找一个魔术师上来耍个魔术啊，新闻弄个大演播室，很多人来，来点游戏，主持人耍耍宝，这都不是新闻。

昊灵：然而现在也有这样个观点，新闻要娱乐化才有人看。

大年：这个可以算是一家之言。但是你在做新闻频道，你的定位就不对了。这个娱乐化的东西搁在哪个综合频道里头都是有人看的，但是你把这东西搁在新闻频道就不对。过去新闻频道有人看没有？我相信是有人看的，但是它不是新闻频道。

所谓新闻频道，是发生大事的时候，我要看你，或者说我要随时看你，它的诉求是不一样的。

昊灵：了解！所以看到现在央视改版的初步成效，凤凰是不是挺有压力？

大年：我们压力大！我现在每天都看他们。

昊灵：那您看以前的新闻频道，岂不是很高兴？

大年：是很高兴。现在压力大了，因为我们的资源少，没有办法。在这（指央视改版）之前，我们在后半小时都会重播些以前的、别的东西；现在就不行啦，我们马上就得改，不能有重播啦，这是最起码的。压力很大，非常大，不是一般的大，每天都要开会折腾这个！

所以一般人觉得没什么，但其实它是一个理念的变化，完全是理念不一样了。以后可能慢慢地就可以看出不同了，哪儿发生什么事了，我得赶快看一下新闻频道“现在是个什么情况”，它会有这个变化，过去的方式是不会有的。

昊灵：嗯，确实！我在聊天的过程中，也感觉到凤凰人的压力了。

昊灵：作为凤凰的元老之一，大年老师觉得凤凰卫视最成功的是什么？

大年：我认为凤凰卫视最大的成功，就是很好利用了媒体环境，做了一个很好的媒体实践。在我看来，一个媒体怎么能有一个好的形象，做出一个很好的品牌很重要。凤凰确实是品牌非常好的一个媒体，因为她在整个的发展和运营过程中，目标很明确——我要经营好一个品牌，这个品牌是有价值的。过去，大陆媒体不重视品牌建设，现在开始了，他们也在经营品牌了。

昊灵：这个注重媒体品牌的风潮也算是由凤凰引领的。那您观察到的凤凰现阶段的问题呢？

大年：我觉得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她的投入和她的形象还不成正比，这就预示着她有很大的危机。

昊灵：您指的投入是？

大年：资金、人力的投入。内地的媒体人一个个都是人尖子，这我都知道，在内地媒体里有好多我的学生。

昊灵：老师怎么没有把学生们都带来凤凰，而放他们去央视呢？

大年：央视是很好的平台，要放他们占着这个平台。凤凰也是很好的平台。

昊灵：但这个“好”有差别吗？

大年：还是有差别的。凤凰干活非常累。

昊灵：凤凰经典的“畜牲理论”由此体现呢！那今后的凤凰打算如何发展呢？

大年：这真的不好说，反正现在面临很大危机。

昊灵：很大的危机，怎么说？

大年：因为我们的市场主要是内地，现在内地的传媒变化很大，凤凰卫视相对老化。

昊灵：其中部分的危机源于央视的改变吗？

大年：不是央视，是内地整个媒体的变革。

昊灵：所以连地方台都是导致你们危机的原因？

大年：对，那肯定。现在的市场份额、影响力、口碑都会随内地媒体的变化而受到影响……因为传媒主要是靠品牌来实现价值的。如果实现你品牌的东西在弱势、在老化，那不就有危机了吗？比如说，我们的人肯定是老化了，凤凰卫视这些主持人都老啦，需要不断地有新的人。我们现在主要就是靠卖这些老人了，再不靠这些老人，你什么都没有啦；节目也有老化，经营方式也是，都老化了。

昊灵：所以，继央视之后，凤凰卫视也要有个变革了？

大年：是需要，但不容易！

与大年老师的交谈已时隔近四年，他的严厉却依旧清晰占据记忆，分明还记得他的对答时有保留，直到再次温习当时的录音，才终结这不太精确的初次印象。

这是一位面对追问会“心软”的老师，严谨而温存地道出劲爆答案；这也是一位自称“误人子弟”的老师，但整个对话中三次强调“新闻运作与新闻理念是有差别的，课堂上讲的理念和实际操作也不同”，自然流露的师道，让我心甘情愿地做个求知学生。

见面不到两分钟，大年老师便不留情面地指出我名片中的学历年份有错。名片是我才递上的，为了减少重复的自我介绍并顺其自然地等价交换到大佬们的卡片。多亏老师，才让我及时手改了剩余名片的错误信息，却阻止不了已散播出去的那些，如同做媒体的“覆水难收”，一旦发出就很难抹去犯过错误的痕迹。

对于学历年份了如指掌的大年老师显然很熟悉学校事务，可探其骨子里对于教师这个职业的热爱。而使“兼跨学界和业界，拥有研究者和策划者双重身份”的钟大年真正扬名立万的是后者，即身为凤凰人的他。

凤凰驻俄罗斯记者卢宇光曾在博客中自诩为“跑堂露脸一类，勉强排得上四级英雄”，而称“钟大年是凤凰卫视资讯车间的‘首级’暨一级英雄。”

确实，这位从事电视工作三十余年的电视人仍在幕后一线晃悠，即便不需要亲自审稿，也少不了时常矗立于凤凰本部，继续策划专题片，继续回答“可以、不可以”。

仅仅聊天那一会儿工夫，就有两个需要大年老师拍板或“加持”的请示。

“赵少康要讲民进党邀请达赖，令马英九为难，能不能讲？”

大年喝了口茶，不慌不忙道：“这他能讲，就赵少康能讲，让他把住点讲，别讲太多啦。”

“‘辩论会’（时事辩论会）辩达赖，主持人是程鹤麟。”

大年又喝了口茶：“让鹤麟把握吧，”口气平和，补充道，“是这样子的，4套有达赖，但都是昨天的消息。”我在一边推敲，言下之意是让“辩论”时放点达赖的最新消息吧。

访谈间，不停喝茶的大年老师自己斟满茶，淡然转换身份，依旧平和地回答“学生”的提问。

大年老师直截了当的“爆料”，与其平缓的语气，品茶的状态形成的强烈对比，足以让对面的我一惊一乍，内心澎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