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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进入凤凰。2000年参与筹建资讯台，任资讯台副台长，2005年8月改任中文台副台长。2003年3月起，兼任《时事辩论会》的“会议”主持人，“我们现在开会”为其标志性“辩论会”开场白。

他是“文革”后的第一届大学生，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电视系。

曾任电视记者、编辑和主持人，1983年在福建台创办并主持的《新闻半小时》，被认为是批评性新闻评论节目的始祖，后因1989年节目出问题被“挂”了起来。“潦倒”期间成天睡觉、喝酒而酒量渐长，开过小餐厅也剥过蛇皮，直到筹备中的凤凰找上他。

2004年1月出版《我爱女主播》；2012年4月出版《电视师傅：凤凰程鹤麟》。

昊灵：鹤麟老师，据我了解凤凰在2000年创办资讯台的时候，您全程都参与了。开办这样一个24小时面向华人的新闻台一直是刘长乐先生的梦想，可是当初为什么不直接将中文台改成资讯台，而是要在中文台之外再做一个资讯台呢？

鹤麟：其实说实话，这个问题我也挺困惑的。因为作为商业运作，我们看到的一个事实是：一个传媒集团一般来讲是该有不同的媒体的，比如你可以有电视台，有报纸，有互联网，这是可以的；但同样都是电视频道呢，并且有好几个呢，我认为这都是有问题的。当然同样的，东森也是有好几套，央视也是好几套。

比如说央视，央视1套很能赚钱，从2套往后就一塌糊涂，收视率也不行，收入也不行。如果讲得严重点，比如说央视11套是一个戏曲频道，那就是惨不忍睹。当然它已经很专业了嘛，但戏曲谁看呢，当然广告也就没什么收入。它尽播一些我们在很困难的时候也播过的“橡果国际购物广告”，一个广告播五分钟，一直在介绍什么按摩器啊，诸如此类的。你去看，一个电视台如果播这种，就是比较潦倒了。凤凰也播过。

昊灵：播这样的广告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给的钱比较多吗？

鹤麟：它们给的钱很少，因为你给它的也是垃圾时间。所以前几年呢，凤凰觉得，哎哟，反正这么差的时间，给他就给他吧，但实际上，这对凤凰的品牌是有伤害的。那么央视也是，这种广告从来进不了1套，但是它在其他各个频道都出现过。

再举个例子，香港有一家报馆叫做《东方日报》。《东方日报》它办得很好之后，它又增办了一个《太阳报》，也是天天都有一期。结果呢，就是《东方日报》是有读者的，《太阳报》没有，很难卖啊。

所以呢，在中文台之外又办了一个资讯台，我确实也比较困惑。

最近，我们公司在开会讨论明年应该怎么办，大家又在讲这个资讯台怎么办的问题。我又再次说，不可能说你中文台卖得很好，资讯台又卖得很好。我就是举的这个《东方日报》和《太阳报》的例子。你一个老板两个报纸，怎么个竞争法嘛？

昊灵：是不是中文台和资讯台针对的受众面不同呢？我觉得相对来讲，资讯台偏新闻性，而中文台更加综合化，也稍多了些娱乐因素，您认为呢？

鹤麟：娱乐不是凤凰的长处。包括现在，我都不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做选美。选美是一个系统工程，就是说每年选出来的那些美女啊，后来是要为你所用的，你要拿她们派用场的呀！比如说港姐、亚姐就是这样，但现在也一塌糊涂，不足为凭。选美是一个造星的过程嘛。

昊灵：凤凰卫视选出“中华小姐”之后呢？

鹤麟：然后就再见了啊。我要告诉你，我们的中文台并不是一个以娱乐为主的电视台，因为娱乐肯定不是我们的长处。

昊灵：那当初选美的想法是谁提出来的呢，是刘长乐先生吗？

鹤麟：不是，是别人提出来的，但刘老板是赞同的，他觉得很好。去年（2008年）遇到地震，停做了一年，今年又是老板说要继续做。他要做的理由是什么呢？是他觉得这个内地的电视台不敢做，没法做，不让做。你看内地电视台是不许选美的，它只能拐弯抹角地选什么“青春少女”，什么“模特”。

昊灵：那么刘长乐先生做选美的理由仅仅是因为内地不敢做、不能做吗？

鹤麟：起码这是一条重要理由，这理由让我们觉得“哦，对对对，有道理”。刘老板有很多东西是考虑到内地不能做他才做的，比如说《时事辩论会》。他认为《时事辩论会》就是内地任何一个电视台都不敢做的，事实也是这样。所以我作为《时事辩论会》的主持人、作为监制，这么多年来，我年年——这两年没有了，过去我年年对老板说，“别做了吧，因为这个节目不赚钱。”

昊灵：可是这个节目收视率不错啊。

鹤麟：收视率不管，可是它真的不赚钱。不赚钱的栏目对于一个商业电视台是不应该存在的。不但不赚钱，还要往里面贴钱。

昊灵：可那也是一种理念吧？

鹤麟：对！他坚持。他坚持的理由之一就是任何一个内地电视台不可以做，因为这是一个拿时事政治来辩论的节目。既然是辩论，就一定有正方、反方，对吧？那么如果正方是符合四项基本原则的话，反方就不大符合了。

昊灵：所以我接下来的问题是，你们是如何拿捏节目尺度的，也就是凤凰玩得很好的——踩在红线上却不越过界的艺术？

鹤麟：其实没有，我们所有辩论的题目都是不触及政治红线的，我们不会去碰那个红线。我们绝对不会去辩论台湾和大陆应该不应该统一，这种问题我们是不会辩论的，这是白痴辩题，对不对？虽然台湾人很希望辩论，但是我们是不会辩论的。所以，我们辩论的题目其实都不会有这么严重的问题，都是很简单的问题。

昊灵：那现场辩论时，会不会有些嘉宾不小心迸出一句越过红线的话？如果不小心说出这么一句，会不会把它切掉？

鹤麟：不会，我们是直播的。你比如说，今年（2009年）8月21日我们的辩题是“中国能否从水路上制约印度？”我们中国在印度的上游，上游的水流到阿鲁纳切尔邦，这是中国的藏南地区，现在被印度占领，印度要在那里搞基本建设，而且对中国的反对置之不理，它就要弄，就是前几天刚刚宣布的。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就提出来，能不能从水路上制约它？说难听一点，就是断他的水。这种问题就可以辩论了：一边说就应该啊，另一个说不能够这样做，这样子做是不人道的，断人家水，你要人家死啊。这种问题没有政治敏感性问题，因为我们在讨论如何保护自己国家的领土，保护我们的主权。

再比如前一天的，2009年8月20日，“‘高薪养廉’模式能有效反腐？”有一帮人说行，一帮人说不行，这也不会触及任何政治的红线啊。

所以，《时事辩论会》的这种题目是很好控制的。

回过头来讲，它既然不能赚钱，那么它有必要存在吗？有！刘老板说“有必要”。他认为就是这样不触及政治红线的题目，内地的电视台也不敢辩论，因为它们都是官办的。如果有一天中央电视台辩论“能不能从水路上制约印度？”，那就会成为一个外交事件。就是说，人家印度人就可以拿这个来发难：“你看，中国政府想动这种脑筋，他要做违反人道的事情！”其实不是，其实只是一个嘉宾持这种主张，另外两个还反对他呢！但是印度可不会管这个。所以商业电视台可以做，官办电视台就不可以。现在全中国内地没有一个电视台是商业的，全是官办的。

昊灵：那么做《时事辩论会》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借此给中国政府建议，让他们听到来自民间的声音？

鹤麟：我认为我老板的目的，只是想让凤凰的观众爽一爽。你以为政府会从这上面看出什么东西来吗？不会的。

昊灵：可是据我所知，很多官员都看这节目呢！

鹤麟：看是看，那是另外一回事，没有用的。如果办媒体的人有这种想法，想以一个媒体来影响一个政府的决策，我认为这是很愚蠢的。我不知道老板是怎么想的，但是我认为不可能，尤其像中国这样的政府是不可能（被影响的）。我觉得（他）只是要让观众们爽。

昊灵：利用观众的舆论力量来影响政府，这也不可能吗？

鹤麟：没有。办媒体，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不要以为自己有多大的能耐。

我前不久参加了在长春举办的第七届亚洲传媒论坛，其中有一个论坛的嘉宾是湖南卫视姓盛的副总。现场有一个吉林当地一所大学的女同学提了一个问题，就说像湖南卫视现在有这个女那个女的，她觉得这种节目追求娱乐化什么的不能给人高尚的、深刻的东西，对于观众，特别是年轻观众起一种什么引导作用？后来那个盛总——哎呀，我可喜欢他了，那个家伙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就说“这个问题已经争论了30年，就是电视应该给观众什么呢？我们湖南卫视就觉得，它就给观众娱乐。如果这位同学你要深刻的东西，你应该去看书。”然后，全场只有一个程鹤麟鼓掌，没有一个人跟着我鼓掌。那个盛总看了我一下，“谢谢程老师。”然后晚上吃饭的时候，他还来敬酒说“谢谢”。

你要深刻的东西就去念书嘛，你找电视台干吗呀，对不对？电视台娱乐节目就是娱乐，我们资讯类节目就传播新闻嘛，传播资讯就OK了。当然啦，像我们凤凰有一群评论员，他们要讲自己的观点，他也不是要影响谁，就是讲一下自己爽嘛。最典型的就是杨锦麟啦，他才不要影响你，他就要自己爽，说爽了就够了。

昊灵：鹤麟老师，刘长乐先生没有参加长春的论坛吧？您预测一下，如果当时他在现场，他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呢？

鹤麟：我不知道哎，我没问。

昊灵：我觉得应该是不同意吧？

鹤麟：有可能你的猜测是对的。因为刘老板有一句话经常说的，叫做“文化坚守”。因为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凤凰的娱乐是比较差的，不是她的长处，所以凤凰是在做资讯的。那新闻是一种资讯，历史也是一种资讯，文化也是一种资讯，所以这一块儿呢，我是觉得凤凰是真的做得不错，而且真的在坚持！

我刚才讲的《时事辩论会》，没赚到钱，他一定要把它坚持下来；还有很多啊，像我们有一个读书节目叫《开卷8分钟》，它也没赚到钱；我们有一个《文化大观园》，好像也赚不到钱；还有一个《世纪大讲堂》，曾经卖过，后来又没有，总而言之卖得不好，等等，好些个节目他都坚持下来了。

这点比中央电视台伟大多了！堂堂一个国家电视台，一年一百多亿的收入，但他们的《读书时间》却坚持不下来。因为它的收视率很差，读书节目注定收视率是差的，因为现在没有人读书了。我都不读书，我看互联网就够了。但是呢，还是有一些人要读的，而且作为一个国家电视台，你是要坚持的。竟然一个国家电视台，容不下一个书桌，这是不可以的，我觉得是很差的，他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而凤凰就在坚持。

那一个商业电视台老板，为什么坚持这种东西？因为这种东西表达了他本人的一种追求、他的一种理想。

还有一点，说实话，这些不赚钱的节目，对凤凰卫视商业上的损害不算太严重，也就是说，不会对凤凰造成商业或是财政上伤筋动骨的影响，她还经得起嘛。

现在凤凰卫视一年十几个亿，我也没算过账，比如这里面说去掉个一两千万，那没关系嘛。那你说一年10个亿，这里去掉10个亿，那还了得啊，那不要搞了，对不对？所以它（不赚钱的节目）没有对她（凤凰卫视）在财务上造成很严重的伤害，所以她可以坚持下来。这就像一个人一定要吃饱饭才会有追求嘛，如果说你连饭都吃不饱，还追求个屁啊。所以呢，他这里头有一个分寸的拿捏的问题。

在那个论坛上，有同学问我，“你觉得凤凰成功的关键是什么？”我说，拿我老板说过的一句话“办传媒，这是艺术。”艺术是什么意思？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有很多东西你是讲不出来的。

一个媒体最重要的人就是老板。媒体的老板绝对不是啤酒厂的老板，或者是房地产的老板，有钱就可以做。

昊灵：还需要理念？

鹤麟：你必须是内行。举例子，就像《时事辩论会》以及我刚才讲的这一系列的节目。如果媒体的老板是不懂行的人的话，他就会来质问他的总经理。以凤凰来讲，如果刘老板不懂行，他就会质问王纪言，王纪言是我们公司管节目的最高领导人，“你什么意思啊，这种节目为什么还让他存在嘛，你不赚钱还要我贴钱！”他如果没有追求，不懂行，他就会这样子问啊。

我知道的很清楚，比如节目部门说，做这个节目预算是1000万，“为什么1000万？砍掉，500万。”你傻了吧？不懂行的人做媒体领导最大的问题就在这。如果老板是外行的话，像《时事辩论会》这种节目马上要撤掉，马上！像王纪言，老板不说话，他自己撤掉：“程鹤麟，这不行，老板要骂的呀。”

昊灵：撤的原因仅仅是因为不赚钱？

鹤麟：当然啦！商业电视台你不赚钱，你干什么呀？因为当老板不是内行的时候，下面的人、做节目的人或者节目的领导人，他是百口莫辩，他不知道怎么跟你解释啊：“老板，这是我们的追求啊，我们放这个节目在这个时段，虽然不能赚钱，但这是我们的一种品位，在观众中有地位……”老板听不懂哎。

昊灵：资讯台在前两、三年发展得并不顺利，是因为刘长乐先生的坚持才得以存在下来的，那以您的观察，当时他为什么那么坚持？

鹤麟：这个问题我认为比较简单。我的观察是——刘老板有着很强烈的传媒情结。他一直很热爱传媒，他自己也说过，一个人最大的幸福就是把自己的兴趣和工作变为一回事。所以他说，他现在是一个很幸福的人。他说他因为刚好很热爱传媒的工作，现在又是以他的爱好为工作，真是幸福啊！

其实他在做凤凰之前，并不是在做传媒。他在做各种的生意，包括房地产、高速路。

在那之前，他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部主任。他在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之前呢，他是军队的干部。因为他在电台干得也是很来劲的，他是属于名记者“下海”的。

那个时候我并不认识他，但是那个时候的人们还是听收音机的，我对他这个名字很早就知道了。他还没办凤凰的时候，他还在电台的时候，我就知道他了。我想他就是在那个时候培养起对传播的一种高度的兴趣的。

昊灵：照这样看，我是不是能推测这样一个观点：刘长乐先生的思想对凤凰的影响非常大？

鹤麟：那当然！他是凤凰卫视的灵魂。

做媒体的老板，不是说你懂得传媒你就会做。比如说程鹤麟他是不能做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这种运作一个媒体的本事。运作一个媒体，你要在财务上、行政上，各方面你都要有办法，要懂行。所以，在刘老板之下，有很多的人，特别是做节目的这些人，我认为没有一个懂得经营的。但是很奇怪，刘老板他懂经营。

昊灵：是不是因为他经过商啊？

鹤麟：对！他自己“下海”过好几年。简而言之，从王纪言开始一直到我们这些人，做节目的人，真的是没有一个会经营的，我们只会做节目。因此呢，凤凰有这么一种特色，王纪言和王纪言所管的人都不管经营。我在资讯台做了四、五年吧，从创办一直到2005年的下半年离开，我不知道资讯台赚多少钱，我只知道资讯台好多节目卖不出去，到现在还是这样，很难卖。

昊灵：坊间有这样一个说法，现在的凤凰越来越央视了，“凤凰卫视比央视更央视”：因为如果央视的一些言论触犯了中央，中央可以撤换央视的领导，但如果凤凰做的不妥，他就不让你落地，那你就完全没办法了。您是怎么看的呢？

鹤麟：我觉得现在人们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确实我们有很多东西越做越像央视了，这是需要我们加以纠正的，而且呢，原因也在于这点上面，这是凤凰最无奈的地方。你刚刚讲得很好，央视或者内地任何一个电视台出了事，就把台长换掉，而我们是饭碗没了，我们的生计成问题，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但是呢，这个只是说明我们有一些东西是做得不够大胆的，但是我认为还是不要那么大胆为好。

无论如何，凤凰都不会真的那么像央视，因为凤凰没有宣传的任务，所以你看到现在央视的改版做得很大，但是你一看就知道了，他这是没有实质性的改版，因为他有个本质的东西改变不了。这个本质的东西就是他作为党的喉舌，宣传的腔调他改不了。

昊灵：这个应该怎么改都改不掉吧？

鹤麟：当然啦，因为他生来就是这个啊。就比如说，我讲一个很极端的例子，如果是一只猫，生下来它就是一只猫，它无论怎么想变成狗都是不可能的，就这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它什么时候才能变成狗呢？只能重新投胎。它不可能啊。

原来有个苏联的塔斯社，我现在不知道苏联的媒体怎么变的，好像是塔斯社变成俄罗斯文传通信社，总而言之，现在塔斯社没了嘛，这个文传通信社越来越像路透、美联。因为塔斯社是一个做宣传的通讯社，它无论怎么改都改不掉，它只有重新投胎变成文传通信社，它才能够成为一个传播的工具而不是宣传的工具。

我认为，凤凰的领导人和全体员工都应该有这种警觉，一看到央视有这么大动作，大家都很警惕，大家都很害怕。这是必须要害怕的，要不然你高枕无忧也不行。可是呢，我也认为，无论你怎么害怕，其实也是虚惊一场。

就比如，去年地震的时候，头几天中央电视台的报道非常棒。我那时候就觉得“啊呀，完了”我们根本比不上啊！几天之后，CCTV就不行了。有关灾区的报道又变成了不是报道而是宣传。

鹤麟：凤凰就不一样了。凤凰在朱镕基还是副总理的时候，他在1997年的10月份还是9月份，在香港参加世界银行年会，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年会上有个演讲非常精彩，我们凤凰是做直播的。请问哪一个内地电视台，包括央视在内，敢直播副总理的演讲？他们只能直播正的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你好好地想一想。

昊灵：所以，你们做一些官方媒体不会做但是能做的东西，但也不会触及“边境线”？

鹤麟：对啊，不会啊。比如现在我们报道胡锦涛也好，温家宝也好，我们不是按照央视的标准——谁的官大谁放在前面，我们是按照谁所涉及的那条新闻重要谁放在前面啊。

昊灵：鹤麟老师，我们回到凤凰卫视，说说“三名主义”吧，您也是“三名”之一呢！

鹤麟：我要跟你讲“三名主义”是刘老板的一个战略。

昊灵：用“三名主义”来打造凤凰自己的品牌从而擦亮凤凰的招牌这个构想是怎么形成的呢？是刘长乐先生先提出来的吗？

昊灵：那刘长乐先生最先提出“三名主义”是什么时候呢？

鹤麟：应该是2000年前后的事情。

在外界看来，《小莉看时事》是1998年3月份，朱镕基钦点了一下，所以凤凰就乘势推出了。不是的！但是呢，这件事情说明“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真的是真理。我们已经在准备这个事情了，结果朱镕基这么一点名，就来了个机会嘛。

你想呀，朱镕基点名是3月19日，《小莉看时事》4月初就出来了，怎么可能准备这么快嘛。当然不是因为朱镕基点名，赶紧弄一个《小莉看时事》，绝对不是的！

昊灵：是他有策划地提出来的，还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呢？

鹤麟：我认为你那个词不错，“水到渠成”。这个问题刚刚好就是我在第七届亚洲传媒论坛上的主题。我们凤凰卫视1996年3月31日起播，我们在头一、两年的时间，自己的明星没有培养出来，我们在靠别的明星过日子，比如说“柯受良飞越黄河”。

昊灵：那是赔钱的吧？

鹤麟：对。“柯受良飞越黄河”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大活动，其实还是这个人。

昊灵：是柯受良来找凤凰的？

昊灵：那就是说凤凰在当时已经挺有名了？

昊灵：那他为什么找凤凰不找别家？

鹤麟：或者说可能是凤凰找他，不知道。我具体的过程不了解，我觉得好像是他来找，凤凰愿意把这事情弄大。我们那时还有一个节目，是Star（卫视中文台）叫刘晓庆做的，凤凰觉得不错，也拿来播。

昊灵：所以，老师的意思是柯受良是个明星，因此凤凰才做他的飞越黄河。那如果时间推到现在，凤凰已经有名了，还会再做类似的节目吗？

鹤麟：不会。这几年来陆陆续续有各种各样的冒险活动，像内地电视友台也经常直播，也一直叫我们一起做，我们不要，我们用不着。

我们从1998年的4月份就开始销售我们自己的明星了，就推出自己的人了。《小莉看时事》是1998年4月份出来的；鲁豫的《凤凰早班车》也是1998年4月出来的。

昊灵：鲁豫之前在央视已经做出名堂来了，为什么凤凰不是一开始就推出以她的名字命名的栏目，而是要到两年之后？是不是因为1996年开台的时候还没有想到“三名主义”？

鹤麟：不是。凤凰的这些明星是怎么推出来的？我认为是撞大运撞出来的。

我们会叫鲁豫来，因为她已经有了《艺苑风景线》，是个名人了；我们会叫许戈辉来，她也是个名人。来了之后，鲁豫因为《艺苑风景线》嘛，所以自然而然地让她去主持娱乐有关的节目，后来1998年4月的《凤凰早班车》把鲁豫推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王纪言想到，鲁豫其实是学国际新闻的，她是广播学院外语系国际新闻专业的，那就去做国际新闻，这样才出来的。

还有窦文涛的《锵锵三人行》。那是实验，因为窦文涛不算名人，他在广州有一点名气，但是在全国不行，而且窦文涛是学新闻的，武汉大学新闻系的，可是《锵锵三人行》和新闻无关。

昊灵：可是《锵锵三人行》出来的效果和刘长乐先生原先的设定是不一样的？

鹤麟：对。老板只是提一个节目的方向，连栏目的名称都是老板取的，但是完了以后你们自己去做，做出来他觉得“不错啊”就可以，如果不好，他会说“能不能这样，能不能那样变一下”。这么多年来，老板倒没有说变一下。他经常说“哎，比我想象的还好。”

昊灵：我听说他可是不看窦文涛节目的呀。

鹤麟：他后来是不敢看，但是开始是看的。

昊灵：为什么不敢看呢？

鹤麟：因为窦文涛经常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惹得老板心惊肉跳，所以有一段时间老板对文涛说：“我不看你节目就是对你最大的支持。”《锵锵三人行》开始都是荤段子，我觉得是对的，因为那些所谓的荤段子还是有分寸的，像吴小莉所说的，“未成年人听不懂，成年人听得懂”，这有什么关系？这就可以嘛，大家会心一笑。

昊灵：有这么个讲法，在凤凰，女生当男生用，男生当畜牲用；而刘长乐先生也曾将凤凰比作疯人院。鹤麟老师，您跟长乐先生那么久，您认为这个讲法以及这个比喻确切吗？

鹤麟：我觉得是对的。

昊灵：如果是您，您觉得自己更像是“疯子”，还是更像“畜牲”？

鹤麟：我觉得呢，我只能算是一个“畜牲”，不能算是一个“疯子”。在资讯台的四、五年里，我是真正的“畜牲”。在资讯台前后五年时间里呢，我认为我是在人间地狱生活，身心俱疲。我不知道我们老板怎么可以有那么充沛的精力！他可以在夜里头一、两点钟，三、四点钟打电话给我。

我后来就成这样子：睡着觉，一接到电话，我同时就打开床头的电视机，而且那是锁定在资讯台的。我就要看着资讯台的屏幕，因为我知道这一定是老板打来的，一般这个时候打来都是骂人，就是我们的新闻出问题了，所以我一定要知道出了什么问题。

昊灵：既然已经有了问题，播也播出去了，您能做什么呢？

鹤麟：赶紧纠正啊！打电话回去，让编辑部的同事赶紧把有问题的片子撤下来。

昊灵：那他直接打回去编辑部岂不是更快？

鹤麟：他只会打给我呀，而且他不应该打给下面；打给下面，人家还听不出他是谁呢。

像有一次王纪言打电话给胡一虎，那时候胡一虎刚来没半年，王纪言是这样子的，很客气地说：“我是纪言啊。”胡一虎就问：“谁是纪言？”

昊灵：胡一虎真的不知道谁是王纪言吗？

鹤麟：不知道啊。因为人家都叫他王院长啊，为什么会突然冒出个“纪言”？所以老板是一定不能够直接打电话给下面的人，他一定是打电话给我的。

有一次，美加大停电^[1]，我们中国的时间大概是下半夜的4、5点钟吧。我就在他们停电的第一时间，下半夜4、5点钟哦，就接到编辑部给我的电话（告诉我这个情况）。哎呀，我这下可感激编辑部啦！我说：“赶紧直播，我就来。”

我那时候就住在公司边上，从我家到编辑部只有5分钟的路，我是说门对门的5分钟，不是路上走5分钟，很快就到那儿。

我就在那里和大家一起做直播，当然我没有上台哦，我就在编辑部里跑来跑去。直播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候接到电话，老板跟我说：“鹤麟，干得不错！”（程鹤麟吸一口气）为什么老板给我打电话呢？因为他从屏幕主播的身后看到我！哎！你想想，是不是人间地狱？他时时刻刻都在盯着你哎！

昊灵：鹤麟老师，你接到刘长乐先生表扬的电话会特别高兴吗？我记得他提过每天会表扬三个人，你是不是时常被表扬啊？

鹤麟：不知道，反正我很少接到他的表扬。

昊灵：他曾说，一个领导人最大的魅力主要体现在博得员工最大的信任上。那您觉得他博得员工的信任了没？

鹤麟：很信任啊！凤凰常常会遇到挫折，遇到挫折的时候呢，只要刘老板开一次会，把困难讲一下，把前景讲一下，把他的努力讲一下，全公司的员工都信心倍增。他很有感染力，他的演说技巧非常棒！而且他讲得很好听。很多企业的老板的演讲是很难听的，很多员工都打瞌睡。

昊灵：所以，刘长乐先生开会的时候，你们不会打瞌睡？

鹤麟：不会，他很生动。

昊灵：那他做的有说的好听吗？

鹤麟：做的很好啊。他说的也很妙，很棒。

昊灵：有人对于凤凰这么个香港电视台很不屑，认为“凤凰把香港作为本部，但是香港本地人看凤凰卫视的却凤毛麟角”，这么说起来，收看凤凰的主要人群还是在内地的。您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

鹤麟：是这样的，凤凰是一个卫星电视台。严格来讲，她的观众是全世界的。卫星电视台不是本地电视台，本地电视台她才要在乎本地有多少人收看嘛。卫星电视台为什么要上卫星啊，当然是要有个大范围的视角，这是第一。

第二，卫星电视台如果要被观众看到，是一定要有一个网络的，地面要有一个接收的网络。以香港700万人口算起来，至少有300万的观众家里是只有免费电视台的。因为香港有各种娱乐方式，所以电视不是很重要，或者说固然重要，但没有那么重要。还有一个，香港的穷人是蛮多的，香港的收费电视是很贵的，而我们凤凰卫视只能置于收费的网络，所以我猜可能只有300多万的观众家里有收费网络。还有，我们是普通话节目，所以，又有一半的人不要看，他们只看粤语的嘛。还有，为什么那么多人接收费的呢？因为他们要看体育啊、财经啊诸如此类，所以又去了一半，剩下100多万。在剩下的100多万人里，愿意看普通话的也不都是你忠实的凤凰卫视的观众嘛，这部分又要扣掉。

所以，确实在这里收看凤凰卫视的人较少。

昊灵：老师，您之前曾有这样的观点，若中国要在全世界有所话语权，必须要用英语出声。所以，您是否觉得即便以后中国变得非常强大，强大到可以和美国抗衡的时候，咱们的新闻都不可能在国际上发出声音吗？

鹤麟：不可能。语言的问题很重要的哦。现在经过这么多年的全球化的过程，大家就发现了，不管你的母语是什么，你要在世界上通行，一定要学会英语。现在英语就是世界语，而世界语已经不行了，真正的世界语就是英语。现在就连最顽固的法国人，他们也学英语。

“华语不得了”，不得了有什么用？你不讲英语，你到别的地方去很难通行嘛。所以，如果中国人真的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就一定要办英语台。

像半岛电视台，它也搞英文啊，它如果不搞英文，它怎么会有现在这样影响呢，对不对，就是这样的。所以，中文的凤凰只能够是“拉近全球华人的距离”。

昊灵：白岩松曾说过，什么时候我们的国家实力起来了，那么什么时候中国的媒体也就起来了。所以，您的观点是，即使国家实力起来了，中国媒体的崛起还是得靠英语？

鹤麟：对！我们可以发出华人的声音，但是必须要用英语来发。请记住这点，一定要用英语来发。如果你不想用英语来发，你一定要讲文化的，那你就很自大，而且很愚蠢。不可能！因为英语通行世界。

昊灵：我这边有个凤凰的数据，据统计凤凰的员工有20%来自内地，70%来自香港，10%来自台湾地区和国外。刘长乐先生讲过，需要找出共性以及平衡点来管理凤凰的员工。您觉得凤凰有什么特别的举措或者策略来融合大家吗？

鹤麟：没有。因为我们总部是在香港，它自然而然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因为香港是个开放的、包容的城市，这个地方的人，除了草根的阶级，他们很民粹，他们只讲粤语，其他的人是很开放的，不管你的文化背景是什么样子的，他来到这里就是能够融合，大家可以走到一起。

我可以这么讲，一个传媒一定是由精英组成的，这些人是很清楚的，你一定要接受别人，尤其是电视台，电视台是集体合作嘛。

然后我要告诉你，受过高等教育的香港人，是最有灵活性的华人。在英国人统治的时候，他们学的是英文，在香港回归后，他们学普通话。我刚来的时候，我的香港同事讲的普通话我都听不懂啊，一塌糊涂啊，就是变了调的粤语。

昊灵：就像窦文涛讲的粤语？

鹤麟：我发现你对凤凰很有研究。

鹤麟：现在他们的普通话说得非常好。

2000年，我来这里筹备资讯台。因为我是福州人，我会两种福建话，一种是福州话，一种是闽北话。但是我来这里发现，粤语和福州话或者是闽北话有些相似。所以我自认为可以学好粤语，于是我就跟我的香港同事说，你们说粤语，我来听，慢一点可以听得懂。但是他们说了几句粤语后又来跟我讲很蹩脚的普通话，因为他们要学习。所以我就认为，受过高等教育的香港人是非常进取、非常灵活、非常好学，而且还是学有成效的。

昊灵：所以，鹤麟老师您认为这个平衡点不是刘长乐先生找到的，而是在香港的大家自己找到的？

鹤麟：是这个环境造成的这个结果。比如说吧，我到现在都觉得有个问题没办法改变，根深蒂固，就是香港人太刻板。港人的刻板就是严格按章办事。所以，当老板觉得这事必须严格照章办事的时候，就找香港人。

昊灵：好聪明的老板！那比如说呢？

鹤麟：版权的管理。我们内地人（过去）很不重视这点，而凤凰香港的专职律师，就是香港人，很刻板，一点都不可以通融。

香港人注重版权的不得了啊！所以这些香港的律师每次开会都是严厉警告：“我们已经为了什么事情赔了多少钱了，为那个事情赔了多少钱了，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抓紧”。

昊灵：我感觉凤凰资讯台一直在做文化扫盲的工作，不遗余力地宣传中国的文化，这是资讯台办台的理念之一吗？

鹤麟：其实就是我们经常听到的那句口号式的话“弘扬民族文化”。

昊灵：您觉得刘长乐先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鹤麟：他是一个特别仁义的人。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可以做老板。

比如说他对刘海若，这全世界都看见了哦。我们还有一个主编，因为他父亲老了，一直在北京住院，所以编辑自己提出来要辞职，但是刘老板说，“不用辞职了，你去照顾你父亲，然后还可以回来”。

我再跟你说个事。有一年平安夜，我们凤凰的同事聚在一起玩。老板呢，坐在前面一排的沙发上，沙发是比较矮的。那天我闺女来了，我就给我老板介绍了一下。老板竟然站起来跟她握手！他为什么要站起来啊！“哎，你好！”不就完了嘛。他站起来跟她握手哎！把我吓一跳，我闺女也吓一跳。

还有一年，老板去福州。我们有个同事的老爸也是福州人，他送给老板盆景。盆景能值几个钱啊，老板居然把它从福州运回香港来。最重要的一条，运回来之后，老板写了一封信给那个人，谢谢他老爸。

他事无巨细啊！我跟你讲，媒体的老板一定是事无巨细的。

昊灵：那么默多克也是一个事无巨细的人咯？

鹤麟：当然是。我跟你讲一个事，当年彭定康的香港回忆录是英国的一个出版公司要出的，这个公司的大老板就是默多克。默多克呢就命令英国的出版公司不要出。这句话我记得很牢：“为什么要做这种让中国人不高兴的事情？让别人去做”。

所以啊，我告诉你啊，做媒体的老板一定要内行，默多克下这个命令是只有老板才可以下的命令。而且他有两个错误：第一，违反了新闻出版自由的原则；第二，损失一单生意。因为你不会害得彭定康出不了书，你不出马上被另外的公司抢走了嘛。彭定康的利益一点也没有受到损害，是你自己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名声也臭了。

默多克在美国臭名昭著，他是很不尊重新闻自由的，所以他前阵子要收购《华尔街日报》，美国的媒体都很着急嘛，因为就是这个家伙很不公平嘛，他不够客观。

可是呢，你认为他为什么要下这个命令？他要做中国生意！他后来还去中央党校做过讲座，你知道吗？他愿意跟中国示好。如果默多克不是老板，他敢做这种决定吗？他不可能做这个决定嘛。所以媒体老板一定是要内行，一定要事无巨细。

昊灵：鹤麟老师，那么你们决定一个事件的直播，需不需要向刘长乐先生汇报？

鹤麟：不需要，这个我们自己做。

昊灵：那他现在还会介入节目吗？

鹤麟：会啊，他最喜欢开的会就是节目会啊。跟我们这些人一起，他自己在那边吹牛啊，自己很开心啊，我们也很开心啊。

昊灵：那么老师对凤凰卫视的评价是什么呢，是有“刘长乐气质”吗？

鹤麟：当然啦，百分之百的刘长乐气质。凤凰是在大中华区的一个很独特的媒体，这个媒体的特点是：第一，她的文化品位很高，凤凰强调的是提供资讯，文化坚守；第二，还有世界眼光，这是台湾的同事一直讲的。在整个大中华区，台湾的观众不怎么需要国际新闻，香港的观众也不怎么需要国际新闻，内地的观众很需要国际新闻，也很爱看，可是央视不怎么提供，所以，凤凰就有了，所以她有世界眼光，并不是凤凰自己希望搞这么多，是因为我们发现我们可以填补央视的空缺。我们去跟央视拼内地新闻，那怎么拼？还有一点，叫做悲天悯人。有很多节目在体现（这个），在评论里面体现，也就是渗透在凤凰的血液里头，比如说我们刘老板一直强调，我们做人要厚道。

整个访谈中，我的表现虽泰然自若，但缺乏内在逻辑的提问还是透露出内心的慌乱与紧张。近两个小时的采访结束后不觉踏实，生怕遗漏重要问题的我便硬着头皮试探性地询问老师可否给予二次采访的机会。老师完全没有用“繁忙”推诿，答应爽快得出乎意料，他翻看时间表后立马与我定了时间与地点。

昊灵：这次来到凤凰大本营，发现了凤凰内刊《点点滴滴——凤凰人的手边刊物》，我注意到这是今年（2009年）4月才出的创刊号，这个内刊的想法是谁的呢？

鹤麟：我觉得是刘老板。

昊灵：这本内刊是每月一期的，现在已经出到第五期了。其实每月打造一本60页的杂志这样的工作量也不小，是特别又聘请了专职人员来做的吗？

鹤麟：不是。专门的人，不是专门为了这个刊物来请的。这里有两个人，他们在做别的事情的时候，同时，现在加了这个任务，就这样。

昊灵：对哎！我在跟沈蓓蓓老师聊的时候，她告诉我，除了要做主持人的大管家之外，有时候还会突然多很多额外的工作，比如现在正在设计凤凰的礼品什么的。

鹤麟：这叫做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像沈蓓蓓呢，她确实很善于做这个事情，但是她又不是做这个事情的，她是主持人、播音员出来的，她哪里做过什么公共关系啊？可是呢，她还做得真的不错。

昊灵：我跟何亮亮老师聊的时候，他提到“刘老板用人的大胆还体现在提拔董嘉耀做副台长。”您觉得呢？

鹤麟：我认为用董嘉耀不算大胆。

你知道我们过去有个主持人叫梁冬，他跟董嘉耀是同学、同班、同宿舍，他们之间有个笑话。梁冬说，我们是同班同学同宿舍的，但是一走出去，很多人都以为他（指董嘉耀）是我爸爸。

昊灵：没那么夸张吧！

鹤麟：当然是夸张。因为董嘉耀长得老成，讲起话来老气横秋。也有一点，董嘉耀身强力壮，用他有个好处，可以实现刘老板的一句话，叫做“专业主义激情”。到现在我也不太了解这个意思，什么叫做“专业主义激情”，有空要问问老板，因为他没有详细解释过。我觉得那个意思好像是“又很专业，又充满了激情”，老板另外讲过一句话：“要有疯狂的精神，要像疯子一样的工作。”就说工作起来很忘我、很投入，充满着激情。我觉得董嘉耀好像就是实现“专业主义激情”适当的人选。因为身强力壮，所以充满激情，可以没日没夜地工作。

昊灵：凤凰的那些兼职评论员是如何转为正式评论员的？

鹤麟：你有没有听过一个段子？这个段子被程鹤麟加工了一下。这个我没有发过，叫做“四大倒霉”^[2]，我开玩笑地加上第五，嘉宾变成员工。

我们每一个评论员都是原来到这里做嘉宾的，隔三差五地来做一做，觉得不错，然后两情相悦，那就做员工吧，签了一纸合约，原来的嘉宾就变成了这里的员工。必须要两情相悦哦，有的人他自己很愿意来，可是呢，凤凰觉得这个人只能偶尔请他来，但是不想要他做我们的员工，这种人有，但是不能讲名字对吧，这会伤害他。

昊灵：鹤麟老师，凤凰成立的时候负责台标、口号等关系到凤凰门面设计的事物，都是谁在做的呢？除了刘长乐先生之外，还有谁比较了解呢？

鹤麟：除了刘老板、王纪言，他们都了解嘛，还有两个人（了解），一个是北京的刘春，另外一个是香港的王酉年。

比如说凤凰最初的口号“开创新视野，创造新文化”（后与刘春确认，口号应为“开拓新视野，创造新文化”），据说就是刘春写的。他那时候还没有加入凤凰，刘春是王纪言的研究生。他在上广播学院研究生之前，好像是安徽师大中文系的，因此文字、文学的底子很扎实，所以王纪言请他帮凤凰想一个口号，这口号用了好几年。

最早的时候，我们只有中文台，老板说我们要做一个“城市青年台”，现在已经不提了，这概念已经不存在了。（凤凰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而且我相信媒体一定是在不断进步的。

凤凰一直以来有个特点，刘老板他们定的战略或者叫策略，他就是要搞一个另类的媒体。这个另类的媒体呢，就是要跟内地的电视台不同，所以他几乎都不用（现在才用了一两个）广播学院播音系出来的人。

昊灵：但广播学院非播音系的就没关系？

鹤麟：对！比如说，最近央视《朝闻天下》出了个胡蝶^[3]哦。从面孔上讲，这张新面孔是反央视传统的，可是你去听她的播报呢，就还是央视的传统，也就是广播学院播音系的传统。你要是眼睛闭上，去听她，你完全听不出来这是一个反传统的（做法）。

所以呢，我觉得央视用胡蝶，它引起一个轰动，制造了一个话题，这叫一本万利。但是呢，它还确实是不敢一步到位，我不仅是面孔上反传统。上海最近有一个我认为是很迂腐的学者，内地很多这种学者哦，他们什么事情都摆出一种权威的劲头来说话，他说：“胡蝶太美丽了，不适合播新闻”。他以为观众是什么，他以为观众全部是色情狂吗？他说太美丽，不适合播新闻，会分散注意。但不管怎么说，它确实是反传统的，它确实不像央视过去挑选女主播，四平八稳，妇联干部型的形象。

所以说，凤凰一开始就这样。

昊灵：当年，凤凰做了2000年连战与陈水扁的“台湾大选”，甚至连线专程赶赴台湾的曹景行做现场直播，这为凤凰赢得了很大的名声，积攒了人气。在我看来，“台湾大选”这样的选题很是敏感，当时怎么决定的呢？凤凰又是如何拿捏这其中的尺度的呢？

鹤麟：其实呢，这个敏感对于凤凰来讲并不敏感，但对于内地的电视台来讲很敏感。

凤凰是这样一个台，她不是官办的，她是一个在香港的商业电视台，所以内地的主管机关，其实可以讲，内地的党、政、军，他们对凤凰和央视是有双重标准的：就很多东西，央视这么做，他们觉得不可以；可是凤凰这么做，他们觉得无所谓。

我跟你简单举个例子。1998年大水，凤凰做了很多报道。在抗洪救灾的时候，军队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所以我们做了专题片，军方也协助我们做。做完之后，军方就表示，在播出前他们要看一下。我们一般是很不愿意播出前给人家看的，但是毕竟人家协助我们做，也要有礼貌，就给他们看，但实际上，我们不准备改。

昊灵：即便他们提出些具体的修改建议？

鹤麟：对！我们也不准备改。结果审片的时候，来的大人物是一个中将，其他来了十来个少将什么的。看完了，他们跟我们说：“很好，不错。”他们没有要求我们改！他们只是想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我们说错了，不该说的我们说了，他看一下没有，就不管了。

可是据我所知，他们对央视是很苛刻的。因为央视要播出去这个节目是代表了他们军方，可是凤凰做出去的节目不代表他们军方，所以他们觉得只要没有说错，就可以了。

所以，这其实是双重标准，因此，我们做“台湾大选”是没有关系的。

比如说，央视的画面上很长一段时间从来没有出现过陈水扁，后来慢慢的出一点点，因为这个人是严格控制的，但是我们就随便出嘛，爱怎么出怎么出。甚至于有中央的正部级官员跟我们说：“你们凤凰叫他陈总统，有什么不可以的？”

这起码说明他们对我们和央视、内地的电视台是双重标准的。

昊灵：这个“双重标准”应该没有变成白纸黑字吧？

鹤麟：没有。所以做“台湾大选”并不敏感，并不是很吓人的一个选题。

有一年，凤凰做了李敖到大陆的访问。最后到香港开了个记者会，记者会上有一个台湾记者提问，问我们老板：“你们现在一直想凤凰落地台湾，但是你们不叫‘陈总统’，不叫‘总统府’，不讲‘中华民国’，你这怎么可以在台湾落得了地呢？”老板的回答非常简单：“这只是个技术性的问题，如果台湾能够批准落地，这很容易改的。”

如果我们落地台湾，是不会这样直接移过去的，一定是另外做一个台湾频道，只对台湾播出，大陆收不到。

昊灵：所以是有这样子的设想？

鹤麟：不是设想，是必须这么做。任何一个电视台，你想要成功，你必须指向性非常明确。你看啊，CNN有很多频道，亚洲频道是专门针对亚洲的，欧洲频道是专门对欧洲的，并不是美国频道全世界来播的。

所以我们当然要有针对性，而且台湾电视的生态是很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资讯台新闻现在这样的结构，你要放到台湾去播出，你肯定要死掉，台湾人不看的。

昊灵：可是我觉得啊，如果凤凰做一个专门针对台湾的频道，收视率也不会很高哎。

鹤麟：是！我们想法一样，所以我就很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那么热衷于落地台湾，（我觉得）从商业上来讲，凤凰做一个台湾频道，毫无价值。

昊灵：那么老师，您能不能大致分析一下现在凤凰新闻的布局啊、分类啊、比例啊？

鹤麟：以凤凰的新闻来讲，我们一半的新闻是国际新闻，一半是大中华的，大中华包括了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就不要算了，就一点点。那么在大中华新闻里面，一半又是台湾，因为我们做大陆新闻是做不过内地电视台的，然后香港的新闻内地人又不要看，不怎么喜欢看，不怎么关注，因为大陆人近百年的传统是很政治化的，那么香港已经回归祖国了，不着急了、没事了，所以现在大陆的观众，特别是凤凰的观众主要是，我认为主要是一些“三高人物”啊——有钱、有权、有知识——这样一些人真的是很关切台湾，但是从内地电视台又看不到多少台湾真实的东西，那么凤凰呢可以给一些比较原汁原味台湾的东西。

昊灵：凤凰做的台湾新闻和央视四套做的有差异吗？

鹤麟：有！太大的差异了。我们认为大陆观众爱看什么我们就给他们看什么。

包括有一些是蓝军的负面新闻，我们也出的；有一些国民党内部勾心斗角，我们也报的；内地的有一些观众，一些单纯的观众……内地很多观众很单纯的，（他们）觉得我们很坏，一直说国民党的坏话干什么？我的天，国民党跟共产党一直是敌人，现在突然间变成共产党的好朋友，他们做了坏事也不能讲了？

可是，你有看到现在央视说国民党坏话吗？没有！现在国民党，比方说连战、马英九、宋楚瑜全都是正面人物了！我很清楚，央视是不能讲他们坏话的。

昊灵：老师，我插问一个问题：如果凤凰的节目被“迎客松”^[4]了，这边是不是很快就能得到消息？

鹤麟：嗯，会知道。所以我说，大中华新闻里面一半都是台湾新闻。像我们《时事辩论会》，一星期五天中必然有一天会是台湾话题，必然有！

昊灵：凤凰的总部从九龙的海滨广场搬到大埔这里后，一定有许许多多的繁杂事务要处理，那么刘长乐先生会参与其中吗？

鹤麟：有专人做，但是刘老板真的是事无巨细啊！比如说，会议室的桌子要什么样子的……

昊灵：他也要去看啊？

鹤麟：而且如果不合意，他还要人去改！从这里（程鹤麟的办公室）一直走到头有一间会议室，那天我们在里头开了一次会。那是我到目前为止第一次进去看到那个会议桌，一个不规则形状的、红红的桌子。王酉年说，老板说这个会议室要搞好，所以就买了一张很贵的桌子。要是没有老板这句话，我们就随便弄一张桌子。

我们开了一天会，上午老板不在，下午老板来了。他也是第一次用（那个会议室），老板感觉了一下说，酉年，这个桌子能不能这样子放？能不能那样子放？哦，我的天！

刘老板这个人是很享受他的工作、很享受他的生活的。

我记得1996年有一次，那时凤凰刚开张，我们去了上海电视节。有一天晚上，老板在做完了事情之后，大概十点多钟，他找到新锦江附近一条弄堂吃大闸蟹。我对大闸蟹不是很感兴趣，但是他很感兴趣，吃大闸蟹然后配上海黄酒，哇，吃的不亦乐乎。那是一个破店，你知道嘛，店堂很破很挤的，不是装修豪华的，但是呢，那个大闸蟹是货真价实很实惠的。总而言之，他就是找了个破店，吃得很来劲啊，好high，我呢是有酒喝就好，所以呢，虽然我不吃大闸蟹，还可以吃别的东西嘛，也吃得很高兴。

还有一次，刘老板跟几个人在一个城市出差的时候，路过一间包子铺，刘老板就说“包子，包子哎”，很爱吃，一人就买一个吃，就站在路边。

他是很享受这东西的，享受是什么？很投入。

有一次他还议论皮蛋哪里的好？湖南的皮蛋好！

昊灵：哇，我发现刘长乐先生对吃非常有研究啊！

鹤麟：很有研究！湖南的皮蛋好，而且啊他说湖南的皮蛋不用你到处去找，你就直接登机手续办完之后，机场里头的商店买就行了，很省事，不用包装行李。

天呢，皮蛋！他研究皮蛋！后来我就想，这就是真正有钱的人！

昊灵：哈哈，他是个性情中人。

昊灵：我知道刘长乐先生在北京和深圳都有自己的公司，这些公司跟凤凰有关系吗？北京的是叫神州公司吧。

鹤麟：神州公司是刘老板在做事情（开办凤凰）的时候，差不多同时在北京注册的，神州公司方便（与凤凰）对接。因为那个时候内地还不开放，凤凰直接在那里设一个凤凰分公司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就曲线救国，弄一个神州公司，理论上是一个全中资的公司，实际上法律上讲是，在北京受凤凰卫视的委托，给凤凰卫视服务的一个公司。

昊灵：那么深圳的公司呢？

鹤麟：深圳比北京开放，（公司）也比较迟成立，已经叫凤凰影视了。

昊灵：咦，刘长乐先生为什么没有在上海建立这样的公司呢？我知道上海有个凤凰记者站^[5]，他难道没有想把这个记者站扩大规模成为类似北京、深圳的公司吗？

鹤麟：这个我觉得很有道理啊。我告诉你哦，上海的钱弄不出来。这几十年来你不觉得吗？上海很封闭啊。上海人看到全国卫视的时间是很晚的，是它自己搞起卫视来了之后，由于它要去人家那里落地，人家说我也要到上海落地，这才进去的！在上海，很多人是看不到凤凰的，因为凤凰不能跟它交换，所以看不到。

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庆幸并感恩，鹤麟老师是我的第一个采访对象。

他对晚辈毫不吝啬赞美之词，无论是对谈中随意的“我发现你对凤凰很有研究”，还是邮件里铿锵的“论文写得很好，它破除了某些人对你们这一代大学生的诋毁”，都给我莫大的鼓励，这个好的开始也让我之后的“凤凰游走”更为自信与踏实。

鹤麟老师可谓是凤凰的“老顽童”，表面爱“轧闹忙”^[6]，不错过任何新鲜事物，尤以玩转自媒体最为出彩：从早年的博客达人到现今的微博控，粉丝已逾8万（截至2013年8月），资讯达人当得是游刃有余、不亦乐乎，但凡辛辣、好玩或怪异的热门话题都不缺他的声音。发微博俨然已成为“老顽童”的每日必修，一天总会微上个几条，也时常与粉丝互动，而网友们也将他视为近在咫尺的凤凰发言人。

事实上，网络也是“老顽童”监控工作必不可少的渠道之一。访谈那几天，鹤麟老师提到他一直在研究互联网上传得沸沸扬扬的“鲁豫白痴提问事件”，特意重看周华健、章含之的《鲁豫有约》并记录下主持人鲁豫与嘉宾的对谈字句，摸清事实之后，这位性情中人对网友肆意以讹传讹的指责很是气愤，语气加重并连用“杜撰、瞎编、树大招风”替鲁豫打抱不平。

这些年，鹤麟老师更是不遗余力地在几次不同场合谈及此事，关心同仁之心可见一斑。

在“伸冤”过后“老顽童”又恢复本性，访谈间隙不忘在MSN上与女儿联络感情，他那股对着电脑敲打键盘的专注劲儿让我意识到，眼前的鹤麟老师早已变身慈父。环顾访谈所在地——程鹤麟办公室，墙上挂着一系列相框，都是一家三口生活照，不难洞悉他那颗重视、珍惜家庭的心。

除此之外，鹤麟老师还保有一颗谦逊的心。即便贵为凤凰高层，他仍自谦只是个“车间主任级的人物”，喜欢自称“程老汉”，尊称对方为“阁下”，连我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学生都感到备受尊重，因为对谈的种种都显示鹤麟老师把我视作一个对等的个体。不仅如此，此后的邮件往来也是每次必回，还告知我已经仔细“拜读”了两遍我的“大作”，并在那长达十万字的论文中指出了一个由于我的理解偏差而造成的别字，这样的细枝末节真的非常令我感动，这是后话。

在结束总共近三小时的访问后，我又一次厚着脸皮提出与鹤麟老师合影的要求，又一次得到了令人心满意足的爽快答复。照片中的鹤麟老师笑得格外爽朗，灿烂的笑容中竟带有一丝天真，这兴许就是传说中的相由心生吧。

[1]指2003年8月14日美国东北部部分地区以及加拿大东部地区出现的大范围停电。

[4]当局若觉得凤凰触及一些敏感话题，就会卡掉节目，画面即刻呈现一幅黄山迎客松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