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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总结历史经验，作出了对农村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重大决策。农村改革不断深化、发展，使中国农业、农村发生了巨大的历史性变化。

1978年秋，安徽省凤阳县梨园乡小岗村遇上了百年不见的大旱，水库干涸，河水断流，农田龟裂，人畜缺水。为了抗灾度荒，安徽省政府决定，允许生产队将一部分耕地借给农户耕种，并鼓励农民个人开荒种粮，谁种谁有，国家不征税，不收统购粮。在这种政策推动下，1979年2月，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悄悄聚在一起，订立了把生产队土地划分到户，包干经营的秘密协议。结果，小岗生产队当年不仅没有因灾减产，反而获得了20年来的第一次空前的大丰收。1979年一年的粮食产量相当于1966年至1970年五年产量的总和，油料产量超过了合作化以来20多年产量的总和。事实教育了群众和干部。到1979年末，安徽省凤阳县83%的生产队都实行了包干到户的责任制。此后，包产到户的星星之火，迅速燃遍了全国农村。

随着包产到户在全国范围内广泛试行，1981年冬，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形成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982年“一号文件”），正式肯定了包产到户等农业生产责任制的社会主义性质。1983年“一号文件”又进一步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了高度评价，指出它采取了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原则，使集体优越性和个人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是在党的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这个文件标志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改革的一项战略决策正式确立，并作为农村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全国各地推广开来。1984年人民公社解体后，家庭经营实际上成为中国农村的主要经营方式。到1987年，全国已有98%的农户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连发5个“一号文件”，引导和推动农村改革，完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获得土地自主经营权的农民生产积极性极大提高，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农民收入大幅提高，整个农村市场迅速扩大。与此同时，农业的发展也为工业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原材料，这为工业的迅速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整个国民经济进入了更富活力的时期。

农村改革另一个显著成果就是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1978年以后，随着农村改革和农村经济的发展，大批剩余劳动力逐渐向工业和其他产业转移，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方式，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找到了一条可行的途径。1978年，我国社办、村办企业152.42万个，到1989年，乡镇企业已发展到1868.63万个，10年增长了10倍。1978年乡镇企业就业人数2826．56万人，占农村总劳动力的9.5%，到1990年就业人数已达9264.8万人，占农村总劳动力的22.1%。1978年社队企业总产值占当年农业总产值的37%左右，到1987年乡镇企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50.4%，第一次超过农业总产值。到80年代末，乡镇企业已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之一。有人曾形象地说，现在整个国家经济格局三分天下，乡镇企业已居其一。乡镇企业的发展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1978年至1989年的10年，乡镇企业用于农民分配的资金为3828亿元，占同期农民净收入增量的25%。乡镇企业的发展在改变农村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改善农民生活的同时，也加快了农村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为农村实现现代化开辟了一条新道路。

农村改革的初步成功，促进了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是搞活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国营大、中型企业。国有企业改革从1978年10月起步，经历了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利改税、经济承包制等项改革，增强国有企业活力。1983年2月，国务院批准在重庆市进行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试点。在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经验的基础上，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比较系统地提出和阐明了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全面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献。

《决定》突破了把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点，确认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系统阐明了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指出增强企业活力，特别是增强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的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在这个环节中，主要应解决好扩大企业自主权和保证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问题；指出发展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建立以承包制为主的多种形式的责任制等。从1985年起，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在1987年已取得明显的进展。在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并使之进一步壮大的前提下，多种经济成分得到发展；按照政企分开、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改变了统收统支的国营企业经营方式，扩大了企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国家宏观调控的范围和方式得到调整与改进。此外，在财政、税收、价格、金融、商业、劳动工资等方面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

通过以上改革，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试点和探索阶段进入到全面展开阶段，中国城市经济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促进了我国经济体制向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体制积极转变，从而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开辟了道路。

随着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开展，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的配套改革成为越来越迫切需要解决的战略性任务。1985年3月、5月，中央和国务院分别召开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和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讨论部署科教体制改革工作，邓小平出席了这两个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3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5月27日，又发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两个决定是科教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科学技术体制和教育体制全面改革正式开始。

科技体制改革决定指出，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使科学技术成果迅速地广泛地应用于生产，使科学技术人员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大大解放科学技术生产力，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实现这一目的，决定提出了具体而全面的改革措施：在科技运行机制方面，把市场手段引入科技管理领域，尊重价值规律在科技工作中的作用，行政计划手段与市场手段相结合，增强科技发展及面向经济建设的活力；在组织机构方面，调整科学技术系统的组织结构，鼓励研究、教育、设计机构与生产单位联合，强化企业的技术吸收和开发能力；在科研机构和科技人员管理方面，扩大研究机构自主权，改善政府对科技工作的宏观管理，为科技人员创造良好的成才和工作环境，充分发挥科研机构和科技人才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科技工作对外开放方面，形成学习和引进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机制，加强对外科技交流，使科技工作走向世界。

教育体制改革决定，围绕培养掌握现代知识和技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的目标，针对旧体制的弊端，提出改革教育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调整教育结构，相应地改革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改革的主要措施是：一是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二是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三是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

经过努力，我国的科技体制和教育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科技工作方面，拨款制度改革基本上完成预定目标，大批科研机构通过新的运行机制走上经济建设主战场。技术市场对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作用日益加强，合同成交额从1984年的7.2亿元上升到1991年的94.8亿元，1993年达207亿元，平均年增长60%以上。一些国家级和地方的经济技术开发区初具规模，科技工作已经形成三个层次的合理纵深配置。教育工作方面，通过实施义务教育法，基础教育“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体制基本形成，中等教育结构调整后趋向合理，直接面向经济建设的中等职业教育得到较快发展，1980年全国高中阶段职业技术学科招生数占高中阶段招生总数的比重只有2l%，到1990年这个比重上升到48%。

科技、教育体制改革，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科技体制改革使我国工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率比改革前提高了一倍以上，大批企业的生产技术水平从世界上五六十年代的水平一跃而跨入80年代的水平。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也有大幅度提高。教育体制改革后，教育工作为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急需的人才，大大提高了劳动力素质。

中国的政治体制，是脱胎于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的体制而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初步确立的。它的明显特点是，强调权力的集中统一而忽视权力的合理配置，突出国家的阶级职能而忽视国家的管理职能。实行这种体制，对于克服建国初期的困难，抵御敌对势力的封锁和维护国家的独立统一，对于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国民经济体系，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国内主要矛盾发生根本变化，国家转入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建设之后，这种体制与新的形势和任务的不适应性，就逐步暴露出来了。1956年中共八大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领导集体就认识到这种不适应性，并提出了政治体制应该相应调整和转变的任务。遗憾的是，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不但没有对这种政治体制进行改革，在某些方面还强化了这种体制。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这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邓小平说，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说，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邓小平的这篇重要讲话，系统地总结了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和领导制度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科学地分析了现存的诸如官僚主义、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等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以及民主和法制不健全等弊端及其产生的原因，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原则、方向和任务。他说：“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相信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关于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赞同。

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之后，包括新宪法在内的立法进程明显加快，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开始有序进行。1987年10月，中共十三大提出了实行党政分开、进一步下放权力、改革政府工作机构、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若干制度、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共七个方面的改革措施。中共十三大在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也明确提出了改革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是：决不能搞破坏国家法制和社会安定的“大民主”，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这就为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确定了方向。中共十三大之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正式启动，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1992年，中国的改革开放酝酿着重大突破。199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强调，要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确立为全党各项工作的根本指导方针。大会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伟大创举。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构建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成为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和行动纲领。

在宏观调控实施后不久，1994年初，中共中央提出“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方针。1995年9月，江泽民就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12个方面的重大关系进行了深刻阐述，提出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强调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标，稳定是前提，体现了中共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经过三年努力，宏观调控取得显著成效。到1996年，通货膨胀率从最高时的24%降到了8%，与此同时，从1993年到1996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6%。中国有效地控制了通货膨胀，经济增长仍然保持了较快速度，成功实现了经济“软着陆”。

世纪之交，中国能否继续沿着邓小平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走下去，引起全世界的关注。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旗帜鲜明地把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道确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中共十五大把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丰富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内涵，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个重大贡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扫除了中国发展道路上的体制机制障碍，为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指明了正确的前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