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折发展

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很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则是一个全新的课题，没有现成的路可走。在异常艰难的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开始转入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并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艰辛探索，不断开拓前进。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全面确立，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实施，极大地鼓舞着全国人民的热情，全党全国人民团结一心、斗志昂扬，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从1957年开始，农村普遍开展了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许多当年修建起来的大型水库，至今仍然在当地的农业生产中发挥作用。1957年2月18日，全国农业劳动模范会议在北京召开；两天后，全国农业展览会在北京农业展览馆开幕。会议和展览，充分展示了农业战线的新成就。在工业战线上，仅仅1957年10月相继建成的重大工程就有：我国第一个天然石油基地——玉门油矿，世界最高的公路——新藏公路，万里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像这样一些重大建设项目，在后来的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产生活当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中国的现代工业已经达到工农业生产总值的40%。1957年钢产量达到535万吨，为解放前最高产量的5.8倍，煤炭产量达到1.31亿吨，为解放前最高产量的2.1倍。发电量达到193.4亿度，为解放前最高年发电量的3.2倍。到1957年末，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指标大幅度超额完成。

“一五”计划期间，农业生产、交通运输、邮电通信、商业和科学教育文化事业都有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一定提高。各行各业蓬勃发展，整个国家欣欣向荣，蒸蒸日上，全社会呈现出崭新昂扬的精神面貌，社会主义中国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是在苏联的直接影响和帮助下起步的。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践，中国共产党已经积累了进行建设的初步经验。同时，苏联和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严重的矛盾和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决心走自己的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开始探索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毛泽东认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以苏为鉴，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要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崭新道路，就必须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一个全盘的了解。这就需要进行周密系统的调查研究。毛泽东根据一个多月调查研究的情况，先后在1956年4月2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5月2日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他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经济、政治生活中十个方面的重大关系和原则。《论十大关系》标志着第一代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开始形成一个初步而又比较系统的思路。

1957年开始，农村普遍开展了大规模水利工程建设。

《论十大关系》的提出，为中共八大的召开做好了理论准备。1956年9月15日，中共八大隆重召开。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中共八大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已经基本建立起来了。今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扩大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明确提出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我们的经济和文化，建设我们的国家。4月27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整风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与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相结合。

在整风运动的过程中，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实行坚决反击，是完全必要的。但由于当时对阶级斗争和右派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导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开始变得不正常了。195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开始改变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党内“左”的思想日渐发展。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独创性的理论观点。此时的中国，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交织着建设新国家的巨大热情，汇聚成了一股无穷的力量，鼓舞着领袖和普通百姓对未来的美好梦想。然而，当对梦想的追逐变得狂热时，人们逐渐忽视了理性的声音。“一五”计划取得的巨大成就，使中央和地方的不少领导干部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忽视经济规律，急于求成，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复杂性估计严重不足。

此时社会主义阵营取得的成绩也让中国领导人备受鼓舞。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提出要在15年内赶超美国。为纪念十月革命40周年而来到莫斯科的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演讲，提出中国将在15年内钢产量赶超英国。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中出现了一个新名词——“大跃进”，片面追求建设的高速度、高指标的“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此后，“大跃进”运动迅速形成了高潮。对速度的渴求同样出现在农业领域。1958年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高潮，一个多月时间里，全国74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合并成为2万6千多个人民公社，99%的农户都参加了人民公社。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正常的经济秩序被破坏，加之严重的自然灾害，1959年到1961年，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的局面。1960年，粮食和棉花产量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

随着“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问题日益暴露，从1958年末到1959年上半年约8个月时间里，毛泽东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了初步纠“左”的努力。但是，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这场斗争，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建设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了和中国签订的600个合同，撤走全部1390名在华专家，停止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使250多个大型建设项目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新中国失去了唯一的外援，处在了建国以来国际、国内环境最为困难的时期。同时，中国遭遇了三年自然灾害，国民经济陷入很大的困境。1961年1月，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这次会议还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国民经济进入全面调整时期。1962年1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简称七千人大会），对近几年来的失误和挫折进行深刻的反思。经过全党的共同努力和全国人民的艰苦奋斗，调整工作取得较高成效，城乡人民生活开始好转。到1962年末，中国国民经济已经度过了最困难时期。

在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建设道路中，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努力奋斗，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向前发展。中国经济保持了比较快的发展速度，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得到保证，人民文化素质和健康水平得到提高，国家科学技术发展取得成就，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中国最大的建设成就，是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工业化中“从无到有”的问题，中国在赢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之后赢得了经济上的独立，为中国以后的发展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但是，这一时期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断被削弱和破坏。毛泽东对当时国内阶段斗争形势以及党和国家的政治状况作出了严重错误估计，甚至认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整个国家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只有实行一场“文化大革命”才能解决问题。所以，正当我国胜利完成调整经济的任务，克服了国民经济中的严重困难，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发生了。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刊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下发，“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这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的内乱，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国民经济遭到严重损失，民主和法制遭到践踏，科技水平在一些领域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党风和社会风气遭到严重破坏。然而，广大干部群众没有动摇对党和国家的坚定信念，他们顶着巨大压力，坚守岗位，坚持生产，为社会主义建设而默默努力。

大庆石油工人王进喜不顾腿伤纵身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压住井喷。

尽管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曲折，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还是取得了一系列的重大成果，涌现了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激励鼓舞亿万人民奋发向上。其中有为使中国尽快摆脱贫油帽子的“铁人”王进喜、“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解放军战士雷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