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火燎原

在大革命失败的严峻关头，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举行紧急会议，提出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在此之前的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这是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9月9日，毛泽东领导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开辟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其后逐步开辟赣南、闽西和闽浙赣、鄂豫皖、湘鄂西、左右江等根据地。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殊国情出发，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渐找到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新道路，经过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探索与奋斗，把处于险境中的中国革命引向通途，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伟大的历史性飞跃。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用革命的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是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启动中国革命航船，复兴中国革命大业，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的一次历史性抉择。

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

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夺取革命胜利，马克思列宁著作中没有现成答案。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冲破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逐步将所在地区党的工作重心向农村转移。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受挫之后，正确地分析了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果断地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率部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进军。起义部队于10月下旬到达井冈山地区，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这就解决了在革命处于低潮形势下，如何把革命退却与进攻有机结合起来的问题，解决了中国革命所面临的迫切需要解决的策略方针和问题，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辟了一条在农村重新积聚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发展的新道路，成功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战略转变。

随后，各地共产党人领导红军充分利用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主动出击，扩大红色区域，发展工农武装，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建立苏维埃政权。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其中比较著名的农村根据地有：赣南闽西根据地、湘鄂赣根据地、闽浙赣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洪湖湘鄂西根据地、广西右江根据地等。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已建立大小十多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革命武装约10万人，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河南、安徽、江苏、浙江等十多个省份。其中，闽浙赣、赣南闽西和湘鄂赣三个根据地几乎呈半圆形对南昌地区形成包围之势；洪湖、湘鄂赣和湘赣三个根据地则呈弧形对长沙地区形成包围之势。但是，这些根据地毕竟多处于边界地区或远离中心城市的偏僻山区，交通不便，经济、文化落后，占优势的仍是沿用旧的耕作方式的小农经济，生产力低下，有些地方还停留在杵臼时代。群众中大多数人不识字，封建的家族组织和迷信习俗很普遍。有些地区还有带着浓重的流寇思想和游民习气而啸聚山林的绿林武装。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和社会条件，既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存在和发展，同时又使它的存在和发展遇到很多不易克服的困难。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展武装斗争，创建红色政权，经过艰苦的战斗，使红军游击战争和农村革命根据地日益扩大和巩固起来的。

中国革命说到底是农民革命，而解决农民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消灭封建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实施“耕者有其田”，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在根据地内，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最主要的社会变革就是土地革命。在井冈山、赣东北、鄂豫皖、湘鄂赣、广西的右江和广东的琼崖等地区，土地革命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并形成了一套比较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和方法。如依靠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以乡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等等。土地制度的变革，导致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社会大变动，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发生根本变化。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普遍高涨，反封建斗争取得了重大胜利。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使国民党统治集团感到极大的震惊。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立即调集重兵，向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连续发动了大规模的“围剿”，重点是中央革命根据地和中央红军。从1930年冬至1931年秋，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取得了三次反“围剿”的胜利。1932年末至1933年3月，周恩来、朱德指挥红一方面军在运动战中反击敌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与此同时，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赣东北等根据地的红军，也英勇反击了蒋介石军队的多次“围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1932年末至1933年3月，红一方面军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图为红一方面军第四军阵容。

土地革命的深入和反“围剿”作战的胜利，巩固和扩大了农村革命根据地。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县叶坪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分别来自中央苏区、闽西、赣东北、湘赣等苏区和红军部队以及设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共610余人。大会选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瞿秋白等63人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主席。1931年12月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第1号布告，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群众建立全国性质政权的一次伟大尝试。它标志着在中国领土之内已存在两种不同政权的对立，一个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反革命政权，一个是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民主政权。它反映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迫切要求建立自己的政权，推进革命发展的普遍愿望。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与管理国家的初步尝试。在其后几年时间里，进行的政权、军队、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建设，使根据地发生了很大变化，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对于后来抗日战争时期党建立陕甘宁边区政府，创建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起到了重要的借鉴作用，提供了十分宝贵的历史经验。

红军长征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国共产党及时地、果断地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但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却又出现了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倾向，党内连续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和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其中以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和破坏最大最严重。

1933年9月，蒋介石发动了对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围剿”。由于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中央排斥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否定了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军作战的正确原则，采取了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的错误做法，致使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损失极为严重，数载浴血奋斗建立的根据地几乎丧失殆尽，中共组织被敌人破坏达90%以上。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进行长征，其他根据地的红军也陆续长征。

红军长征开始后，广大干部和红军指挥员面对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红军屡次失利，几乎陷于绝境，这与前四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发展的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们由此逐渐觉悟，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指挥方针的结果。中央红军主力虽突破湘江封锁线，跳出了包围圈，但自身却付出沉重的代价，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为3万余人。指战员们开始思考这一系列失败的原因，毛泽东在长征行军中同王稼祥、张闻天和一些红军干部反复进行深入细致的工作，向他们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中央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他的正确意见得到王稼祥、张闻天等人的支持，周恩来和朱德等也支持毛泽东。这些同志在行军途中同博古、李德等人的分歧越来越大。这时，中央大部分领导人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举行的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开辟中国特色革命道路过程中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尽管遵义会议在当时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也没有探讨造成军事指挥错误的深刻的政治原因，但是明确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指出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改组了党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解决了当时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从而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并从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集体初步形成。这是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做出的抉择，是中国共产党从幼稚走向成熟的标志。

遵义会议会址

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沿着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克服重重困难，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