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国探索

睁眼看世界

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十年间，西方侵略者正处于战后休整时期，形势相对平静。这一时期，一些进步知识分子被西方列强的大炮打击惊醒了，迫切地呼吁清政府要抓紧时机，进行改革。一批由中国人编写的西学书籍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林则徐编译了《四洲志》、《华事夷言》，魏源撰写了《海国图志》，还有李兆济的《海国图记》、萧令裕的《英吉利记》、杨炳的《海录》等。据统计，这一时期出现的有关西学书籍至少有22部。这些介绍西方及世界地理、历史情况的书籍，为中国人打开了一扇通向外部世界的窗口，使一直陶醉于“中央王国”、“天朝上国”、“中国即天下”的中国人如梦初醒。这些书籍以确证可信的地图地理知识，表明了地球的形状，世界各国的地理位置，证明了英、法等并非围绕中国周边的蛮夷下国，而是远隔重洋、久被隔绝在地球另一端的文明强国。这种新的世界观念，打破了中国人千百年来的中华为天下中心，自以为居“天下之中央”的华夏中心观念，中国人第一次不得不面对列强林立、充满竞争和威胁的现代世界。

这一时期的西学书籍，大胆地揭露了中国君主专制的种种弊端。魏源在《海国图志》中介绍了西方国家“广设学校”，各有所学的教育制度，介绍了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民主选举制和首领任期制。在这些对西方政治、法律、教育等制度的注意、羡慕和赞誉中，已经模模糊糊地反映出“放眼看世界”的仁人志士对于君主专制制度的怀疑。此外，这些西学书籍还提出了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思想。中国早期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西方人之所以能渡海而来，敢于侵略中国并取胜，就是凭借着船坚炮利，靠着这些先进的科学技术所创造出来的神奇威力。而这正是中国所远不能及的，是西方独有的“长技”，因而主张学习西方，变西方人独特的“长技”为我所有。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代表了当时先进中国人的愿望和要求。

洋务运动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西方列强一度对华采取“合作政策”，出现了“中外相安，长年无事”的暂时稳定局面。在国内，太平军和捻军被镇压后，农民起义也相对沉寂30年。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又一段难得的相对稳定时期。

此时，西方列强加速发展，进入了钢铁时代与帝国主义时代，中国的东邻日本也迅速崛起。中国面临着更严峻的挑战与被侵略的危险。时代再一次要求中国抓住时机大力发展。这种形势下，封建统治阵营中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洋务派，都不同程度地认识到了这种机遇，认为中国面临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他们试图移植西方近代技术之花，接中国封建体制之木，倡导“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治国方略，急切地要在中国加速建立近代工矿业与近代海军。在他们的呼吁和推动下，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掀起的一场“洋务运动”，揭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

洋务运动最早引进了西方近代生产技术，创办了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的军工、民用等近代化企业，同时也刺激了民族资本主义的生长。但是一些顽固派官僚斥变革为“以夷变夏”、“数典忘祖”；反对办新式厂矿、铁路、学校、新式陆海军，反对造船购械，反对出国留学。洋务运动的本意并非要走资本主义近代化道路，而是依仗其政治权力，企图利用近代生产技术，来维护并巩固封建统治者的地位。他们的“富强”目标，由于缺乏一套切合实际、可操作性的实施程序而陷于空幻。他们兴办的洋务企业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未能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反而为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提供了便利条件。

戊戌变法

戊戌变法是在中法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民族危机加深，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已有初步发展的条件下，由其政治代表康有为、梁启超和谭嗣同为首的维新派，依靠光绪皇帝发动的一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进行自上而上的改革，刷新内政，抵御外侮，企图把古老的封建专制国家变成一个君主立宪的资产阶级近代化国家。

1883年12月爆发的中法战争是法国对中国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执行的妥协投降路线，造成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结局。中法战争的失败唤起了康有为爱国革新的激情，他毅然上书光绪皇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项建议。不久，他又在广州设万木草堂招生讲学，介绍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传播维新思想。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为挽救民族危亡，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首当其冲，率先发出一片救亡图存的呼声。1895年4月，康有为在北京参加会试，得知日本逼签《马关条约》的消息后，大为震惊。他立刻联合各省在京参加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上皇帝万言书，痛陈《马关条约》将引起的严重后果，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挽救国家危亡的主张。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它表明资产阶级的维新变法思潮已发展成为有实际政治意义的维新运动。

此后，康有为又写了《上清帝第三书》和《上清帝第四书》。为了争取上层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康有为与梁启超创办了《中外纪闻》，组织了强学会，努力扩大政治影响。康有为共八次上书，主张效法俄、日，以君权厉行变法，敦促光绪帝进行变法。1898年春，在救亡图存的爱国浪潮中，康有为、梁启超又发起成立了有维新人士和开明官僚200余人参加的保国会。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推动了维新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民族危机的加深和维新思潮的激荡，促使光绪帝下定变法的决心。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了《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光绪帝先后颁布了几十道新政诏书、谕令，从6月11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到9月21日慈禧发动政变止，共103天，历史上称此次运动为“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的目的，在经济上冲破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为发展生产力，发展资本主义创造了条件；在政治上摆脱帝国主义羁绊和皇帝专制，实现民族独立和君主立宪制。戊戌变法在一片阴霾的中国，点燃了爱国与民主的火炬，敲响了救亡图存的警钟，推动了思想的启蒙和解放，成为中国民主主义革命链条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光绪皇帝颁布的新政措施，尽管没有维新派过去多次提出的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等内容，但新政提出的广开言路、提倡西学、裁撤旧衙门、奖励农工等措施冲击了封建官僚制度，开阔了人们的眼界，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传播，符合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趋向。

康有为

梁启超

谭嗣同

然而，这次自上而下的维新变法运动，最后也没有逃脱被封建顽固势力扼杀的命运。随着新政的推行和维新运动的发展，激起了封建顽固势力的抵制和反对，尤其是以慈禧为首的顽固派对维新派的猖狂反扑，政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懦弱的光绪帝惊恐万状，传密诏给康有为请求“设法相救”。维新派看到密诏后，抱头痛哭，束手无策。向英、美、日等国求助无效，求助袁世凯却被告密。1898年9月21日凌晨，慈禧经过精心策划，先将光绪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随即传旨称光绪帝患病不能理事，由她“临朝训政”，继而逮捕和屠杀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在英、日友人帮助下逃出国门；9月28日，谭嗣同等六人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其他维新派和大批参与新政及倾向变法的官员，或被判刑、罢官，或被抄家、放逐。政变后，新政措施除保留京师大学堂外全部被取消，戊戌变法夭折了。

辛亥革命

中华民族是带着八国联军侵占首都北京的民族耻辱进入20世纪的。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以“保全中国”为幌子，变本加厉地吞食中国。使馆区的设立、北京至大沽口炮台的撤防，使清政府完全处于帝国主义的监视、控制之下；巨额的赔款、充满侵略野心的争相贷款，使中国的经济命脉全部操纵在列强手中；势力范围的抢夺、侵略战争的发动，把中国肢解得四分五裂。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全面控制下，清政府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让侵略者予取予夺，甘心充当“洋人的朝廷”。因此，推翻清王朝成了解决中国社会矛盾的焦点。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登上了历史舞台，领导了一场旨在推翻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兴中会，它标志着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活动的开端。为了唤醒民众，他们又创办了大批报刊杂志，宣传救亡图存，革命反满；介绍西方民主主义思想，抨击封建专制制度；揭露、驳斥改良派的保皇论调。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趋向革命，使革命力量迅速发展和集结，全国涌现出一批革命团体和爱国组织。这些组织在各地开展宣传、组织工作，为建立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作了组织准备。

孙中山

1905年，统一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导核心。它以“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为革命纲领，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和发展资本主义的奋斗目标。三民主义力图解决中国的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和社会经济进步与发展等各种问题。

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成立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武装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进行了坚韧不拔的努力。从创办刊物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到同资产阶级改良派论战；从买枪购械、组织会党到发动武装起义，都显示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新的风貌、新的性格。1911年10月10日，举世闻名的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它使长期以来蕴藏在亿万民众心中的革命热情，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迅速形成了全国规模的革命热潮，最终，终于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这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重大胜利，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按照西方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改造中国的一次伟大实践。辛亥革命的成功，使民主共和理想深入人心，唤起了民族的觉醒，是中国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

1911年底，各省代表在南京集会，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然而，风云骤变。袁世凯与帝国主义相勾结，步步进逼，胁迫革命党人向他交权，最后革命党人以袁世凯答应清末皇帝退位，实行共和为条件，向袁世凯交出了革命政权。1912年2月12日，清朝皇帝溥仪正式下诏退位。1912年4月，孙中山被迫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南京临时政府仅存三个月就消失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代理人袁世凯窃取，对内实行专制独裁，对外出卖国家主权。民国徒有虚名，政权的实质不过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统治”或“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所联盟的专政”。资产阶级的救国方案实际上已宣告破产。

1912年1月1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主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第一次内阁会议。

历史是在不断反思中向前发展的。中国人民经过近百年的探索、拼搏和奋斗，通过血的教训，终于认清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本质，懂得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要想走上现代化道路必须首先摆脱帝国主义控制、争取民族独立的重要性；懂得了主权的可贵，懂得了行使本民族的主权，是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先行条件；懂得了西方现代化之路行不通。中华民族只有奋起反抗侵略，把帝国主义赶出国门，完全摆脱殖民主义统治的枷锁，中国才能走上复兴道路。近代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是救国探索失败的主观原因。地主阶级开明派洋务派虽有富国强兵的理想抱负，但它是一个松散的派别，没有统一的组织和纲领章程，其政治主张、思想认识和经济要求也不尽一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但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最终也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革命党人没有彻底反对君主专制的阶级基础，没有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没有提出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措施，对列强存在某些幻想与恐惧，不敢放手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革命，难以担当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