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抗击霍乱之路

在世界霍乱的7次大流行中，我国每次都是重疫区，并且在两次流行的间期也患者不绝，病死的人非常多。

伍连德在《中国霍乱流行史略及其古代疗法概况》中写道：“自1820年英国用兵缅甸，一旦霍乱流行，直由海道经缅甸达广州，波及温州及宁波两处，以宁波为剧。次年，真性霍乱遂流行于中国境内，由宁波向各埠蔓延，直抵北平、直隶、山东等省。1826年夏由印度传入中国。又自1840年由印度调入英印联军，遂造成第三次之霍乱流行”。

陆定圃在《冷庐医话·卷三·霍乱转筋》中说：“嘉庆庚辰年（1820年）后，患者不绝”。王清任《医林改错·下卷·瘟毒吐泻转筋说》中也说：“道光元年辛巳（1821年），病吐泻转筋者数省，死亡过多，贫不能葬埋者，国家发币施棺，月余之间，共数十万金”。

在清代，以光绪十年（1884年）流行最盛。在民国时代，以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霍乱流行最广，波及城市达306处，患病者达10666人，死亡者达31974人。

据史料记载，早在光绪十六年（1890年）夏，位于我国辽宁省东南部安东地区就有疫病发生，其流行迅速，来势猖獗，仅死者就有千余人。

光绪二十一年六月，疫病再次大流行，以安东之大东沟、沙河镇两处最烈，死者不计其数，且多系工人。流行最激烈时，整日掩埋死人不断。有的送葬抬棺人，还没有到达墓地就在途中发病死亡，这无不令人惊骇。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安东地区疫情变本加厉，患者以劳动者为多。仅沙河镇区，每天的死者就达30至60人。

1907年夏，在中国出现霍乱大流行。安东地区及大连、旅顺、辽阳等地均都波及，尤以大连、旅顺出现的患者为多，此病于八月下旬首发于大连，终止于十一月上旬。

次年六月，安东的霍乱流行最为剧烈，木排工人死者无算。由于装着尸体的棺材已无亲友故旧安葬，均送集珍珠泡地带。路旁地内积棺遍野，尸骸暴露，惨不忍睹。

霍乱传入我国后，因不知病源，医生则据症状名病和预防。徐子默在《吊脚痧方论》中，称此病为“吊脚痧”；田晋元则在所著《时行霍乱指迷》一书中，称为“时行霍乱”。民国初年，也有据英语者称此病名为“真霍乱”。此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到20世纪中叶以后，在法定文献和教科书中便称此病为霍乱，而不再称“真霍乱”和其他病名了。在王孟英所著《霍乱论》中，提出在春夏之际，在井中投以白矾、雄黄，水缸中浸石菖蒲根及降香为消毒预防之法。

霍乱虽然与《伤寒论》上所记载的霍乱病源和轻重不同，但运用《伤寒论》的辨证和方药，如用理中汤、四逆汤等却能收到很好的疗效。虽然这种疗法遭到徐灵胎、王孟英等人反对，说霍乱属热不可以热药疗治，但通过实践，证明这不失为一种好疗法。当年章太炎先生就指出，四逆汤之疗效，和西医的樟脑针、盐水针（补液）效果不相上下，而且原理也相同。

在当代，治疗霍乱的几大原则不外乎是输液或口服药物以补充水及电解质，使用抗生素（如磺胺、呋喃唑酮、四环素、强力霉素等）治疗并发症和对症治疗。不过，我们也不能小看运用中医药治疗霍乱的方法。早在《内经》的运气学说中，就指出不同类型的气候模式与某些疾病流行相关。1951年，郁维对上海1946～1950年霍乱流行的研究，证实了霍乱流行与大气的绝对湿度有关。

第七次霍乱世界大流行于1961年传入我国阳江，在沿海地区引起广泛流行。我国最先用第IV组霍乱噬菌体鉴别法证实其病原为埃尔托型霍乱弧菌。经过大力防治，于1965年得到基本控制。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等众所周知的原因，1973年疫情再次发生，1979～1981年间形成第二个流行高峰，随后在80年代疫情一直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并且波及面较广。1987年北海、合浦、防城、钦州四市县发生一次较大流行，共发病1093例；据分析当时广东西部未发病而广西沿海已有流行。经广西区卫生防疫站证实是由于过境越南难民埃尔托霍乱带菌者引起的霍乱流行，主要流行菌型为稻叶3b，这是稻叶3b作为优势菌型在国内的首次出现。但也有人认为该次大流行尚不能排除是北部湾海域的海生动物作为疫源以及菌型变异所致。广东省1990霍乱发病数居全国之首，主要分布在粤东的汕头市区和各县以及珠江三角洲的深圳、广州、东莞、珠海等7市11县。

广东省是我国霍乱高发地区之一

1961年的埃尔托型霍乱，给我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而1992年于印度及孟加拉等地流行的霍乱，已经证实是埃尔托型的变型所致，该菌定名为O139。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泰国、尼泊尔、我国香港及欧美等地都发现了患者。1993年，在我国新疆首先发现O139，5年多时间报告300余例。

可以说，在当前世界上，霍乱的流行仍然是一个令人困扰的公共问题。1997年霍乱在扎伊尔的卢旺达难民中大规模爆发，造成7万人感染，1．2万人死亡。这证明，霍乱仍是灾难性的。所以说，人类在彻底征服霍乱及霍乱弧菌的道路上依旧任重道远，更需要人们的关注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