屡造事端的霍乱

1991年，秘鲁城市利马这座拥有700万人口的南美洲城市却笼罩在一片死亡的恐怖之中。成千上万的人患了一种可怕的疾病，轻者轻度腹泻，重者剧烈吐泻、脱水、周围循环衰竭。许多人抵抗不住病魔的侵袭，在痛苦中死去！

这种疾病就是霍乱！

根据官方的统计数据，1991年秘鲁有336554人患霍乱，其中3538人死亡。瘟疫穿过拉丁美洲蔓延，最后于1994年平息。到了当年的9月，从中美洲和南美洲报到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感染人数为1041422人，死亡9643人，但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报告上所说数据大约是实际数据的2%。如果这是真的话，那么也就是说5200万人染病，几乎占该大陆人口的12%，有超过48．2万人死亡。

霍乱病名始见于中医经典《内经》，汉朝《伤寒论》中也有所论述，清朝还有专著《霍乱论》。它是由病菌引起、由不洁饮食传染的急性肠道传染病，患者剧烈腹泻、脱水甚至死亡。

霍乱是由霍乱弧菌所致的烈性肠道传染病，本病通过水源、食物、生物接触而传播。

霍乱，早期译作虎烈拉，临床上以剧烈无痛性泻吐、米泔样大便、严重脱水、肌肉痛性痉挛、周围循环衰竭等为特征。

霍乱弧菌包括两个生物型，即古生物型和埃尔托生物型。过去把前者引起的疾病称为霍乱，把后者引起的疾病称为副霍乱。1962年世界卫生大会决定将副霍乱列入《国际卫生条例》检疫传染病“霍乱”项内，并与霍乱同样处理。

霍乱弧菌的这两个生物型除某些生物学特征有所不同外，在形态学及血清学性状方面几乎相同。霍乱弧菌为革兰染色阴性，对干燥、日光、热、酸及一般消毒剂均敏感。

霍乱弧菌

霍乱的典型临床表现为腹泻、呕吐和由此而引起的体液丢失、脱水、电解质紊乱、低钾综合征、周身循环衰竭等，如果不及时抢救则病死率甚高。由于起病急、传播快，影响人民生活、生产及旅游、外贸等，因而它和鼠疫、黄热病一起，被世界卫生组织规定为必须实施国际卫生检疫的三种传染病之一，在中国属法定管理的“甲类”传染病。

霍乱因始发于气候炎热的印度而被列为热带病，但可因带菌者的移动而波浪式地蔓延到气候较冷的俄罗斯和北欧的一些地区，如英国的伦敦、德国的汉堡等地。

目前认为，印度恒河下游三角洲是古典型霍乱的地方性疫源地，印尼的苏拉维西岛是埃尔托型霍乱的地方性疫源地。在19世纪，新交通工具如轮船、火车的发展，以及城市人口稠密、卫生条件的恶劣等因素推动了霍乱的流行。迄今为止，霍乱已发生了7次全球性大流行。

目前认为，印度恒河下游三角洲是古典型霍乱的地方性疫源地

第一次世界性的大流行始于1817年，是从传统的流行地属于当时印度的孟加拉开始，向东通过东南亚传播到中国，又向西从波斯即今天的伊朗直至北非埃及。

第二次流行开始于1824年，除又波及第一次的流行区之外，已传播到俄罗斯，1831年继续向西穿过欧洲大陆进入英国，先是从东北的森德兰港登陆，4个月后抵达300英里外的伦敦；然后，于1832年越过大西洋席卷北美洲，1833年又经巴勒比海到达南美洲。

第三次始于1839年，疾病从印度随同英国军队进入阿富汗，又传到波斯和中亚，经阿拉伯半岛到欧洲，1840年进入中国，1848年从欧洲越过大西洋到南北美洲。到1854年，整个东西半球无幸免之地，人们甚至很难说清这是一次新的流行，还是第一次流行的继续。在欧洲，历史最悠久的哈布斯堡王朝就是在这场大疫以及当时的社会巨变打击下颓然倾覆的。

第四次流行开始于1863年，平息于1874年，又是在以前的疫区再次流行。当时有许多印度香客至麦加城去朝圣，一次集会即使9万人感染，该病在阿拉伯世界传播开来后又传到亚洲、非洲、欧洲和美洲。这次流行，死亡人数极多，如俄罗斯彼得堡在1866年死9万人，1870年俄国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地区死33万人。在欧洲，奥匈帝国正在征战，捷克南部8万人死于霍乱，匈牙利也死了万人，德国北部1866年死11．5万人，1871～1872年又死3．3万人。巴黎1865年死10万人。而在我国，据史料记载，1863年6月中旬至7月15日，上海因霍乱，全市每天售出的棺材达700～1200具，7月14日一天就死了1500人。

第五次流行从1881年到1896年，也是由于印度的穆斯林朝圣者把这个病带到埃及，结果引起开罗的亚历山大港爆发，病死5．85万人。朝圣者回来又使尼罗河沿岸、非洲及中东地区流行该病。由于商贸往来，商人们又把该病从印度带到阿富汗传入我国和俄罗斯，再由俄罗斯传入东欧。结果，彼得堡死80万人，汉堡2个月内死1万多人。此次流行广泛分布于远东的中国、日本、近东及埃及、欧洲的德国及俄国，在美国纽约，因其采取了有效的预防措施而使霍乱得以制止，但却传到了南美洲。

第六次流行从1899年到1923年，西半球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幸免于难。斯拉夫人居住的巴尔干半岛、匈牙利、俄罗斯等地为疫区，但得到了控制，在远东的中国、日本、朝鲜及菲律宾等疾病宿寄国家却没有幸免。这次霍乱大流行中，印度于1904～1909年因该病共死252万人，1918～1919年又死去112万人；埃及1902年3个月内就死掉3．4万人；我国1902～1913年共死16．7万人，1920年，上海、福州、哈尔滨流行，引起30万人死亡，1922年流行城市已达306个。在欧洲，1913年巴尔干战争中霍乱在军队中流行，死亡不计其数；在美洲，1911年7～8月间，几乎全部从欧洲到纽约的船上均爆发霍乱。

在亚历山大港爆发的霍乱中有近6万人死亡

第七次流行始于1961年，此次流行之菌型与前6次有所不同。前6次大流行与古典生物型霍乱弧菌有关，第七次则由印尼地方流行的埃尔托生物型霍乱弧菌所致。此型目前已波及世界五大洲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且每年都有数十个国家或地区数以万计甚至十几万的人发病，延续至今未止。

20世纪90年代，霍乱患者数量呈现上升趋势。世界卫生组织称，它是对全球的永久威胁，并说“威胁在增大”。

1992年10月，由O139霍乱弧菌引起的新型霍乱席卷印度和孟加拉国的某些地区，至1993年4月已报告10万余病人，现已波及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我国，有取代埃尔托生物型的可能，有人将其称为霍乱的第八次世界性大流行。

对于霍乱流行的恐怖情景，许多书中都有记载。诺贝尔文学获得者马尔克斯在《霍乱时期的爱情》中这样描述疫情的爆发：

当乌尔比诺医生“踏上故乡的土地，从海上闻到市场的臭气以及看到污水沟里的老鼠和在街上水坑里打滚的一丝不挂的孩子们时，不仅明白了为什么会发生那场不幸，而且确信不幸还将随时再次发生。”“所有的霍乱病例都是发生在贫民区……设备齐全的殖民地时期的房屋有带粪坑的厕所，但拥挤在湖边简易窝棚里的人，却有三分之二在露天便溺。粪便被太阳晒干，化作尘土，随着十二月凉爽宜人的微风，被大家兴冲冲地吸进体内……”

诺贝尔文学获得者马尔克斯

霍乱对人类的杀伤，比之流感、鼠疫、天花等，并非至极。但它发病急骤，上吐下泻，抽搐烦躁，皮干肉陷，声嘶耳鸣，脉细气喘，顷刻之间形貌皆非，加之饮用同一污染的水源之人同时发病，使人们愈感恐怖。

霍乱不仅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还有可能引发国际纠纷。

在1992年2月14日从阿根廷飞往洛杉矶的386航班上，一个名叫阿尼瓦尔·占福雷的阿根廷播音员出现霍乱症状，飞机降落后急送医院救治，但因病情严重，5天后死在医院里。乘这架飞机的阿根廷电视记者从洛杉矶转机抵达东京后，也染上了霍乱，经医院抢救后，幸无危险。

乘这次航班的300人中，有80人染上了霍乱。因这架飞机在秘鲁利马机场着陆补充食品和饮用水，阿根廷政府坚持认为该机上的霍乱病毒是在秘鲁染上的。但对阿根廷政府的指控，秘鲁政府断然否定。秘鲁卫生部长发表声明，认为阿根廷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并取消了阿根廷飞机在秘鲁的降落权。

就这样，双方相互攻击了很长时间。到1992年5月底为止，美洲各国霍乱严重程度依次为：秘鲁、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巴西、巴拿马、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美国、智利等。

由于拉美霍乱流行的严峻局势，欧洲议会召开紧急会议，要求欧共体各国向拉美疫情最严重国家提供紧急援助，以便尽快制止霍乱的进一步蔓延。

霍乱弧菌如此“猖獗”，人类是否就对它束手无策呢？不是的。

在电子显微镜下，霍乱弧菌微微扭曲，一端飘摇着长长的鞭毛。但它在人体内远没有镜头下这么悠闲：胃酸会令绝大多数霍乱弧菌毙命。利用菌海战术，也许会有几颗细菌到达终极目的地：小肠。

霍乱弧菌产生致病性的是内毒素及外毒素，正常胃酸可杀死弧菌。当胃酸暂时低下时或入侵病毒菌数量增多时，就进入小肠。

这种外毒素可以导致细胞大量钠离子和水持续外流，并对小肠黏膜作用而引起肠液的大量分泌。由于其分泌量很大，超过肠管再吸收的能力，在临床上出现剧烈泻吐，严重脱水，致使血浆容量明显减少，体内盐分缺乏，血液浓缩，出现周围循环衰竭。由于剧烈泻吐，电解质丢失、缺钾缺钠、肌肉痉挛、酸中毒等甚至发生休克及急性肾功衰竭。

在小肠中，未被胃酸杀死的霍乱弧菌在碱性肠液内迅速繁殖，并产生大量强烈的外毒素。它像泵一样把氯离子源源不断地从人细胞里抽出，使之与小肠腔里很常见的钠离子结合，变成“食盐溶液”。这样，小肠腔盐浓度就很高，而小肠细胞的盐浓度则很低，为了维持盐的平衡，小肠细胞就会发疯一样向小肠腔吐水，吐光了再从人体其他部分吸，吸了再吐。如此机理，肠毒素能在一天之内通过小肠细胞从人体吸出6升水，全都变成“米泔便”排出人体。霍乱弧菌花大力气制造肠毒素之目的，就是生产这样的“米泔便”帮助它们繁殖——其中带有成千上万新生的霍乱弧菌。霍乱弧菌借此污染水源，寻找下家。

失水让人迅速干瘪，当失去10%的水分，人就可能眩晕甚至昏厥。但在腹泻时流走的不只是水分，还有维持细胞功能所需要的氯、钠和钾离子。钾流失再严重，心脏功能和神经传导便会产生障碍。同时腹泻还会带来低血糖甚至肾衰竭的危险。

霍乱弧菌致病的原理如此直接，治疗措施同样易行。只需1茶匙食盐加8茶匙糖，用过滤或煮沸的干净水配成1升溶液让病人喝下即可，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补液盐注射。这种简单的治疗能将死亡率由50%降到1%以下。当然，抗生素可以将症状持续时间减半，但这只是辅助，如果不补充盐类来缓解症状，吃下药物也是枉然。

面对霍乱的威胁，比治疗更重要的是预防。1858年，在当时那个还不知道霍乱弧菌为何物的年代，伦敦刚刚从霍乱的危机中复苏。人们便花了近10年修缮城市排水系统。从1866年至今，它一直保护着市民的健康，伦敦再无一人感染霍乱。而人们认识到这一切，又是经历了一个痛苦的过程！

正在接受治疗的霍乱患者

当霍乱第一次流行时，欧洲人对其还茫然无所知，将其称之为“新瘟疫”。在《希波克拉底文集》中所描述的患者死亡前的面部表征，几个世纪以来，还从未如此常见过。感染霍乱后，一般病人脱水后2日便死亡，只有少数病人能再挺住一两日，如能挨过脱水期48小时者，则其中多数可以存活。极度的脱水使患者的皮肤带有一种不祥的蓝色，死者的尸体腐烂的速度似乎更快。这些都使霍乱披上了一层离奇古怪的色彩，许多人以此把霍乱视为“神的惩罚”。

对于这种新瘟疫，传到欧洲以后，在治疗无效之时，人们便采用了应对鼠疫的隔离检疫的办法。这种方法得到了一定的赞同，特别是那些提倡接触传染学说的医生们竭力赞同。但是这仅隔离了病人而没解决污染水源的问题，霍乱仍继续扩散，这又为反对接触传染学说的瘴气学说论者引以为据。瘴气学说认为，病源在于死尸或一些腐烂物质发生了瘴气，造成霍乱的传播。

第二次霍乱在欧洲流行，人们已经意识到这种新瘟疫的严重危害了，例如在英国，仅1832年，霍乱就使2．3万名英格兰人和威尔士人丧生，直到多少年以后，他们还把19世纪30年代中期称为“霍乱的年代”。英国政府在1831年6月成立了由6名医生和5名公务员组成的健康理事会，并对霍乱隔离检疫，又于1832年通过了“解剖案”。

当时，人类还没有发明抗生素和补液疗法。那时候的医生们治疗霍乱，有两大传统疗法，即放血术和清泻疗法。但这对霍乱的治疗不仅无济于事，反而能加速病人的死亡。医生们自感乏术，公众对医务界也甚为不满，对医院的批评更为尖刻。

1832年，面对霍乱的治疗一筹莫展，一家医学杂志悲叹道：“非常奇怪的是，我们的《药典》总是落后于科学的进程”。当时在英国的伦敦，除有500张床位免费收治霍乱的皇家医院外，还设有临时性的霍乱医院。不过在11000例病人中，有5000人死亡，可见死亡率之高。

在这个时候，研究者通过统计数据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发病者的贫富差异，似乎不像斑疹伤寒那样明显，而却有几乎绝对的地区差异。例如有一些地区遭受重创而另一些地区幸免于难。

英国在1832年政府通过的解剖法案提到，医生可以利用穷人的尸体供医科学生进行解剖。这更引起了公众对医生的敌意，认为患病去医院治疗，不仅要被当做试验品，死后还要被解剖，很多患病的穷人不愿去医院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