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全盘西化论

在文化交往中，如果说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具有一定的导向性意义的话，那么这种导向性走向极至的表现是弱势文化力求与强势文化同质，抛弃自身传统文化，具有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倾向。中国文化现代化是外源性现代化，不可能像西方现代性文化那样“推陈出新”地自然形成。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过程中的“古今”问题其实是一个“中外”问题。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西方现代性文化向中国传统文化展示的是中国文化现代化发展的未来景象。从这个角度来形成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的自觉意识自然是一种文化的再植意识或者文化的嫁接意识。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胡适、陈序经到八十年代的金观涛及电视政论片《河殇》等，都是这一思想倾向的代表。

全盘西化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衰弱落后的根本症结，是阻挡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罪魁祸首。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一方面必须完全西方化，另一方面必须彻底剔除中国传统文化，就像切除癌症患者机体上的毒瘤一样将之从中国剥离出去。自中国开始现代化征程以来，针对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全盘西化论有过三次高潮。第一次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以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为代表，主张“打倒孔家店”、“推倒吃人礼教”等。第二次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全盘西化”与“中国本位”的大论战，以胡适、陈序经等为代表，主张“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胡适在1935年6月21日《大公报》发表的《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中“主张全盘西化，一心一意的走上世界化的道路”。^[23]他认为，西方文化具有世界性意义，中国文化发展的趋向是走在前面的西方文化。当我们拿历史的眼光去观察时，所看见的只是“各民族都在那‘生活本来的路’上走，不过因环境有难易，问题有缓急，所以走的路有迟速的不同，到的时候有先后的不同”。^[24]因而“肯往前看的人们，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学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25]陈序经在1934年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出路》一书认为，“西洋现代文化，无论我们喜欢不喜欢去接受，它毕竟是现世的趋势”，世界任何一国都是采纳这种文化，都是朝向这种文化。因而“中国文化的出路，是要去彻底的西化。……不只在思想上，并且在实行上，都要趋于完全采纳西洋的文化”。^[26]第三次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和八十年代大陆的一些自由主义者的观点，如柏杨的“酱缸文化”论主张砸烂中国传统文化这口“酱缸”。金观涛认为中国文化的发展依靠自身的力量是无济于事的，必须用外来文化来打破中国传统文化的“超稳定系统”。纪录片《河殇》认为“黄色文明”已经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只有接受“大海的邀请”、融入“蔚蓝色文明”才能重新获得生机与活力。

从“全盘西化论”的历史发展与主要的思想观点来看，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在根本上是一个以西方现代性文化取代中国文化的过程，彻底否定传统文化、全盘接受西方现代性文化是一个必然的文化选择。在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的背景下，“全盘西化论”的文化主张具有解放思想、凸现文化的时代性与沟通文化的普遍性的进步意义，但从总体上来看，“全盘西化”的“文化自觉”意识是站不住脚的，会在中国文化发展的实践中造成严重后果，不足以应对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交往。

“全盘西化”的“自觉”意识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态度。众所周知，全球文化交往在西方现代性文化的主导下，造成了一种尖锐的“现代性”矛盾，即普遍对传统的拒斥导致了历史的非连续性。在文化交往中，对传统的摒弃增加了人们追认自身历史的困难，使那些排斥自身历史文化的民族往往难以对某种形式的“总体性”或者是“普遍性”进行确认与认同。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这种历史文化虚无主义的状态无疑会使该民族游离于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之外而处于边缘化状态。不仅如此，这种数典忘祖、否定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只能使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纽带丧失，只能使人们失去一个民族该有的自尊心与自信心，助长崇洋媚外之风，以至于在否定传统文化与为殖民主义辩护之间看不到不可逾越的鸿沟。可以说，在文化交往中如果背弃传统的话，那么现代化只能是殖民地化或半殖民地化。全盘否定传统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显然是行不通的。马克思在谈到希腊艺术同现代的关系时曾经这样说，“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成人感到愉快吗？他自己不该努力在一个更高的阶梯上把儿童的真实再现出来吗？在每一个时代，它固有的性格不是以其纯真性又活跃在儿童的天性中吗？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27]所以，传统是必需的、是不能放弃的，“我们已经属于传统，我们始终已经被‘抛入’传统，……传统具有一种决定我们在生成的过程中是什么的力量，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传统总是影响并形成我们。”^[28]传统本身是无可指责的，即使传统存在着不合理性也只能证明现实社会存在的不合理性。

“全盘西化”是一种主观的臆想，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文化主张，不仅刻意介入了对整个西方文化的偏爱，而且从根本上忽视了一个民族历史悠久的灿烂文化，忽视了该文化主体在文化交往中所具有的适应现实需要的文化创新能力以及相应的对外来文化的选择能力。因此，“全盘西化”这种想当然地进行文化选择的做法注定要走向失败。其实，任何传统文化都与特定的民族如血肉般不可分离，如果以“血液”置换的方式将它们剥离开来，推动一蹴而就的文化变迁，那么，这种机械拼接的“血液”与“肉体”很难融合在一起，嫁接过来的外来文化要素并不能永远压制或消除本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特质的吸收不是想吸收就能吸收的，“倘使一个人胃力很弱，你只劝他多吃，仍是不中用的。”^[29]即便某些外来文化因子能够被吸收，但“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30]它们也必须经历民族自身的社会、经济、心理等长期的共同作用。如果在不具备相应的社会历史条件的情况下笼统植入外来文化的话，就不得不忍受“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产生出的不少罪恶，不得不“受受赛先生发脾气时所给我们的亏”，^[31]更为严重的是，这些西方现代性文化中的病毒“一旦植入另一个社会，便很难根除。病毒会继续存在但并不致命，病人能活下去，但永远不会是个完好的人”。^[32]由此可见，“全盘西化”论是一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对它的践行是不明智的，也是相当愚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