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迎来巨大的冲击与挑战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主导着全球化进程的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支配性地位决定了它们在文化交往中的强势地位。而像中国这样正处于现代化发展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上的不发达而只能在文化交往中处于被动的弱势地位。根据文化交往的信息流总是由高向低流动的普遍规律来看，这种“不对称”的文化交往给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发展带来极大的冲击。

在全球化的文化交往中，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实现了传媒的国际化，在全球不同类型的传播渠道中，充塞着大量的西方现代性文化信息，文化交往在很大程度上变成单向的文化输出，消解着中国文化的价值观与文化精神。文化的单向输出使西方的现代性文化精神可以渗透到世界各国，文化的全球性特征体现为“西方性”特征。特别是当下浸润着后现代精神的西方大众文化的扩张可以说是销蚀他文化精神的主要力量。詹明信指出，后现代主义是作为文化的主导而存在的，表现为无任何未来感的“这个思想的完结和那个主义的消逝”，是一种具有“决裂性”的文化逻辑。它给人“一种缺乏深度的全新感觉”，“一种愈趋浅薄微弱的历史感”，“一种崭新的‘精神分裂’式的文化语言”，“一种全新的情感状态”。^[6]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7]，西方大众文化以大量的技术复制品从“旧时王谢堂前燕”，如今“飞入寻常百姓家”，以无孔不入铺天盖地之势把我国的广大民众包裹在西方文化信息潮中，把他们淹没在这种喧嚣四起的西方平民文化和由各种影像构筑的仿真世界中。文字让位于图像，思考让位于直觉，虚幻的形象置换真切的现实，形象化生存取代真实的生存，心灵的玩味和孤独的冥想失去存在的地盘。广大民众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中不自觉地改变着文化心态、知识结构乃至世界观。中国文化在社会文化生活中的话语权岌岌可危。可见，西方现代性的大众文化堂而皇之地消解的是文化的个性，肢解的是文化的精神，一切都将归于平面化、模式化。在人类文化交往实现了世界化和自由化的今天，这样肆无忌惮的文化输出对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发展是极其危险的，一旦中国的民族文化精神被肢解，中国文化将失去文化的特性，丧失文化传承的能力，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转型将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进一步来说，不对称的全球文化交往向中国文化的主导文化价值观提出了挑战。文化价值观是文化精神的体现，是人的精神观念客体化以及客体世界主体化的纽带和桥梁。任何文化的发展变化都是在一定的文化精神的基础之上不断地调整自己，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变化。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发展是一个在西方现代性压力下既有变革性又有继承性的过程，换句话说，中国文化及其主导文化价值观是在传统性与现代性的矛盾运动中建构起来的。传统文化代表文化的民族性，现代化代表文化的时代性。二者既体现历时态的文化交往又体现共时态的文化交往。一方面，中国式的现代性不可能离开传统而“无中生有”，需要从传统文化中获取民族精神；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形态不可能完全在原有传统的基础上进行，需要借助于西方现代性文化因素来实现自身的创造性转换。当代中国文化正是在引进西方现代性先进文化，变革传统文化并凭借传统文化内蕴的精神动力来整合而成的新的文化形态，在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以及国家利益等方面与在文化交往中居于强势地位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性文化存在明显分歧，因而成为西方社会进行文化倾销与文化渗透的主要目标。

首先，针对中国文化后发的现代化进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先进的信息网络技术及遍布全球的传播媒介极力制造“现代化”的神话，^[8]美化西方的现代性及其文化，将之视为所有发展中国家及社会的最理想的模式，抵毁发展中国家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性发展模式，消解它们引导自身现代性发展的主流文化价值观的合法性。自由、民主、人权等作为一种未竟的启蒙理想，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理想。但在“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它们只有作为一种理想的政治取向、一种抽象的意念才具有普遍性。因而西方现代性文化中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是必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构架中才能完成的，是一种存在于西方社会中的意识形态主宰。在文化交往中，西方现代性文化积极推行的自由、民主、人权等只是借“文而化之”的美词，它通过高度细分的管理结构操作、科学知识的技术化及其所带动的工业化、城市化及大众传播引发的均质化来倾销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其目的是把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主导文化价值观推向边缘化。所以，在现代化发展的模式上，率先实现现代化的西方发达国家总是以“最惠国待遇”等为饵，对发展中的中国进行经济与文化渗透，诱使接受它们所推行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其次，针对当代中国主流的文化价值观，西方发达的现代性文化，特别是大众消费文化在消解我国主流的文化价值观上扮演着重要角色。西方发达的大众文化具有较强的解构功能，是西方发达国家对外进行政治宣传、推行意识形态、审美文化及其素质教育的载体。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对付中国的《十条诫命》中明确指出：“一定要尽一切可能，做好宣传工作，包括电影、书、电视、无线电波和新式的宗教传布，只要他们向往我们的衣、食、住、行、娱乐和教育的方式，就是成功的一半。”“一定要把他们的注意力、从他们以政府为中心的传统引开来，让他们的头脑集中于：体育表演、色情书籍、音乐、游戏、犯罪性的电影，以及宗教迷信。”^[9]和平演变战略的始作俑者杜勒斯说，只要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10]这样的文化交往无不彰显出西方现代性文化拆解我国主导文化价值观念体系的意图。文化交往实践领域成为了新的思想文化斗争阵地，中国的主导文化价值观念体系面临着严峻挑战。

文化不仅具有政治宣传与意识形态功能，它同时集消费功能、经济功能等于一身。在文化交往中，强势文化不仅冲击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与当今中国社会的主导文化价值观，而且冲击着我国经济领域中新兴的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是大众文化产业化的产物，是以文化产品及文化活动为主体对象，从事文化的生产经营、开发建设、流通消费、有偿服务的产业门类。^[11]在文化交往中，文化产业作为文化竞争力的重要组成成分，关系着一国文化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着文化作用于人的规模与范围；在经济发展系统中，它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日渐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我国的文化产业是为了满足当代中国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文化建设的需要，在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具有初级性、艰巨性、不平衡性以及优长性等特点。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其文化产业是作为意识形态渗透的桥梁和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来发展的，目前已经超过了飞机、汽车等传统产业而成为出口的第一大产业。在文化交往中，文化主体之间的强弱势对比是明显的。2004年的中国行业发展报告指出，2003年我国累计出口书报刊766．05万册，总金额2330．34万美元；而累计进口书报刊1877．46万册，总金额达14608．27万美元。出口音像电子出版物累计132．73万盒（张），总金额139万美元；音像电子出版物进口累计104．02万盒（张），总金额达2272．64万美元。^[12]这些数据说明，在文化交往中，境外文化产品是像“洪流”一样大量地、高额地流入我国文化市场的，而我国流向域外的文化产品总体来说技术含量低端且像小溪流一样十分有限，这种状况给当代中国文化的继承与发展造成影响，也给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冲击。中国的文化产业面临着极大的挑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