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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往及其走向
1.3.2.1 (一)物质交往是文化交往的生成发展基础

(一)物质交往是文化交往的生成发展基础

作为文化交往生成基础的物质交往,是与物质生产活动紧密联系的一种现实的实践活动。在人的实践活动体系中,物质生产实践是首要的、基本的,并具有最终决定意义的实践活动。但这一实践活动始终与物质交往活动交织着,共同构成生成文化交往的阿基米德点。在这里,人们不是先有了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然后再有物质交往,而是从一开始一定的物质生产活动就在一定的物质交往之中,一定的物质交往就在一定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的基础之上。

当我们谈论物质交往并强调物质交往对文化交往的基础性作用时,通常是在一定的物质交往前提下必定有一定的物质生产的意义上来说的,因而并不能得出物质交往与物质生产相等同的二元论结论。唯物史观既反对旧唯物主义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也反对唯心主义抽象地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唯物史观认为,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本身既包括了主体自觉改造客体的对象性的物质生产活动,也包括了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交往活动。二者互为前提,相互依赖。物质生产基础之上必定生成与之相应的物质交往,物质交往之中也必定生成与之相适应的物质生产。可见,物质交往是在物质生产活动过程中的主体与主体之间进行物质变换的客观实践活动,区别于仅从客体的和直观的形式来理解现实的旧唯物主义,也区别于仅从精神、抽象的能动性来理解现实的唯心主义。因此,物质生产活动与物质交往是同一实践过程的不可分割的不同方面。没有物质生产活动的物质交往与没有物质交往的物质生产活动都是不可想象的。任何人的本质力量,都是在直接或间接的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物质交往中发挥,同时在一定物质交往中的主体对客体的对象性关系——主体利用物质交往所获得的社会化手段、工具对客体进行的改造中发挥,其中物质交往为改造客体的物质生产活动所决定。物质交往媒介着物质生产与社会关系,将生产劳动与社会关系统一起来,构建了人类实践活动的统一性。

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和物质交往的普遍建立,“人类将面临越来越多的主体间或主体际的问题,需要我们更多地运用‘主体—主体’或‘主体—中介—主体’模式”,[19]于是,物质交往逐渐从人类实践活动体系中凸显出来,成为唯物史观研究的新平台。以物质交往作为认识与研究问题的起点成为顺理成章之事。其实,物质生产实践本身就蕴含了“主体—中介客体—主体”的物质交往实践活动模式,只不过长期以来人们在实践活动中侧重于强调主体改造和利用客体的对象性活动的决定性意义,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与物质生产如影随形的物质交往。而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物质交往具有相对独立的意义且广泛建立起主体之间交往关系之时,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从物质交往出发去认识现实,强调物质交往所具有的基础地位和作用,是与物质生产实践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不相悖的。人类的实践活动本身是在“主体——中介客体——主体”与“主体——主体”的矛盾运动中不断地从低一级的水平向高一级的水平迈进的。作为物质生产实践产物的物质交往,不仅是以客观物质的形式存在,而且在其中蕴涵着人的本质力量,彰显着人作为实践主体的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物质交往过程作为主体对象化过程的前提,其本身就是主体的非对象化。因此,在物质生产活动过程中,以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与人之间的物质的变换过程,同时也是人与人之间的精神的变换过程。可以说,物质交往蕴涵着文化交往,是文化交往的生成发展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