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实践作为人的根本存在方式被自觉揭示出来，是唯物史观的诞生过程所实现的观念史上的革命性变革。其中，与人类如影随形的文化自然被看成是实践的产物，而非实践之外的神秘东西。为此，实践与文化的关系就有进一步深入思考和探索的必要。本书作者正是立足于这个角度，认为人类在物质生产实践及其相应的交往实践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那种具有超越现实的意义取向才是文化的本质，这是文化具有“化人”的魅力所在。因此，文化在交往中实现自身，文化交往的本质和意义在于共享人类在实践活动中创造的精神性成果。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在文化交往中实现自身，文化交往的每一个发展都是人类迈向文明的一步。

全球化时代的交往普遍化是由资本的推动而行进并以资本为主导的，因而以全球化推进过程为背景建立起来的文化交往，不能不成为明显势差的不平等交往，凸现出多维的向度：文化同质化、文化多元化与文化混合化。其中，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多元化作为全球化时代文化交往的强势表达，使文化交往遭遇到了文化冲突的现实难题。正是基于这一问题意识，本书对文化交往呈现出的多维走向逐一进行了剖析，并指出文化同质化与文化多元化所导致的文化冲突的深层根源在于文化差异、利益关系、文化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以及全球化时代文化交往的自身状况。通过这一分析，明晰了文化交往主体之间既同一又斗争的关系，从而提出文化冲突本身作为文化交往深化但又交往不充分的结果，因此文化冲突的化解是能够通过文化的自我解构来不断突破自身，进而为文化交往开辟道路的。从文化冲突走向文化间的相互宽容与尊重，文化交往将使人类文化呈现为多元文化的相融与并存。

研究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往问题的落脚点是中国文化的现代性发展，是为了在全球化进程中推进中国文化现代性发展的文化自觉。中国文化现代性发展的问题，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性文化的关系问题，也是中国文化与当代世界文化的关系问题。围绕这一核心问题，本书反思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其目的在于彰显一种在文化交往中的积极的文化自觉与文化宽容心态。

如果说共生于人类实践活动过程的文化交往，在漫长的农耕文明时代基本上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展开，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处于被遮蔽的状态的话，那么，随着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交通和通讯条件的巨大改进，人们的普遍交往建立起来，也即全球化时代的来临，造成“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替代”，同样，也“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1]文化交往由此成为人的存在方式，同时也上升为理论思考自然聚焦的重大课题。惟其如此，选择这样具有挑战性的问题进行思考，对任何人而言都是需要巨大勇气的。但是，问题本身的复杂程度也决定了作者不太可能在博士论文的框架结构中穷尽文化交往的所有方面，以至于有些方面的相关问题浅尝即止，暂时被搁置起来了。比如，文化交往与文明冲突的问题，虽然本书探讨了文化冲突，但是文化冲突与文明冲突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却并未被深入涉及并探究，这直接关系到应该如何准确把握曾经影响极大的“文明冲突”论。建议作者能够在以后的学术研究工作中继续围绕此问题开展深入的研究，尤其注重结合历史，进一步推进文化交往的理论研究。

据我所知，作者于2003年进入中山大学哲学系学习，师从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叶汝贤教授，在唯物史观与现时代这一方向展开研究。“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往及其走向”可以说是她在这个研究方向的具体成果。我相信，本书不仅是作者在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中外专家论著的基础上取得的成就，凝聚了作者的多年心血，更是饱含着其导师叶汝贤先生的深深关爱。借这个机会，我想特别表达对已经差不多仙逝4年之久的先贤叶先生的真切怀念，感谢他在世之日对晚辈们的多方关照乃至提携。

是为序。

黎玉琴　

2013年6月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