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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发展观视阈下人的全面发展研究
1.4.3.1 一、和谐社会是“四位一体”科学发展的过程

一、和谐社会是“四位一体”科学发展的过程

(一)社会是全面发展的有机系统

运用系统的方法看待社会,人类社会也是一个有机系统。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系统,也包含调节经济交往、政治交往和精神交往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文化制度系统,还包括人口、资源、地理环境等要素。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把社会看作活动着和发展着的活的机体”[2],即把社会看做一个有机体,是因为它有着自我组织、自我调节的功能。一个系统的有机性程度,取决于它的自组织、自调节的程度及其相应结构的复杂程度。社会有机体比生物有机体要高级得多,根本的原因在于它具有自我意识,而意识形态就是社会的自我意识。意识形态可以调节和控制各种社会力量,形成自觉的集体行为,并自觉建立起社会制度,规范、约束、协调个体的行动,使社会有机体的自组织、自调节过程得以自觉进行。

在社会生活中,经济生活居于决定地位,因为人们首先要解决吃、穿、住的问题,才会有其他方面的生活。这就是在任何社会形态里面,人们都注重物质生产的原因。社会有机体源于人的物质生产实践,直接形成于人们之间的交往活动,从而具有了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人类为了使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社会生活规范化,逐渐形成了一系列的交往制度和规范,如生产技术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这是社会有机体的调节机制。由于社会发展的复杂性和变动性,必须把诸层次的交往制度和规范整合为一个协调的体系,才能有效地执行社会有机系统的调节功能。如果各种调节机制各不相涉甚至互相冲突,则必将导致社会行动的紊乱以至社会有机体的瓦解。物质生产活动构成了全部社会交往的基础,则各种社会交往制度、规范及其相应关系的确立,都必须适应物质生活的需要。生产技术制度和规范调节人们的生产技术交往活动;经济制度调节人们的经济交往关系,实质上是调节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它不仅规范社会的经济活动,而且为规范人们的全部社会活动提供了基础;政治制度受制于经济制度,它规范人们进行政治交往的方式,以强制性的力量保证社会总体的有序性,是对有机系统进行总体性调节的手段。而意识形态则既由经济制度所决定,又直接地受到政治制度的影响。它从总体上起调节社会有机系统的作用,是社会交往关系的反映,又规范和指导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虽然各种交往制度有着相对的独立性,但它们归根到底是一个统一的体系。这些制度体系构成了社会有机体的基本结构。一般说来,社会生活的发展以及制度体系建设的成就创造了社会文明成果。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全面协调发展就是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使社会生活与社会制度体系相协调,进而“促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协调”[3]

(二)发展是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过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方面,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科学技术推动下,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另一方面,随着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崩溃,被帝国主义奴役的国家纷纷获得独立。这些国家为了振兴经济,消除贫困,普遍开始了工业化进程。那些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被称为发达国家,而那些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国家,被称为发展中国家。由此,发展问题成为时代关注的大事,发展理论因此而繁荣起来,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就是在这个时期得到广泛传播和发展的。

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的理论实际上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的观念反映。英国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就把工业化的过程看成是物质财富的增加过程,主张通过不断增加资本积累,来增加国家财富,从而实现经济的发展。他从“经济人”的假设出发,认为个人自利心是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每个追求私利的活动,在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带来国家财富的增加。他强调自然法则,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这是一种崇尚经济增长、崇尚市场自发性的发展观。以后,不少经济学家对这种经济增长理论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证,其共同点就是把社会发展片面地归结为单纯的经济增加、物质财富的增长,重视市场的自发调节作用,忽视人的地位和作用。20世纪50年代后,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坚持这种经济发展理论的基本原则,并对这种理论进行补充和发展,形成了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但是,人们在实施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战略时,却出现了另外一种结果,即产生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局面。特别是市场经济的自发调节和短期行为,使产业结构畸形发展,通货膨胀、失业率上升,环境污染、资源紧缺,社会失去了稳定。

针对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人们不断对这种工业化发展战略进行反思,从而形成了新的发展理论。从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中期以来,一些经济增长理论发生了重视无形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转向,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因不在于个人自利心而在于知识和技术的进步。如以罗默(Romer)和卢卡斯(Lucas)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新增长理论”,强调知识和人力资本是“增长的发动机”,指出知识外溢、人力资本投入等知识活动是经济增长的内在源泉。新增长理论揭示了人力、知识和技术对于经济发展的决定作用,给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以很重要启示[4]

1980年3月,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委托自然保护联盟起草的《世界自然保护战略》中,第一次使用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1987年,联合国通过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把环境和发展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强调人类社会的发展只能以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持久支持能力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法国经济学家弗索瓦·佩鲁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出版了发展学论著《新发展观》,这本书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该书提出,发展应是以人为中心的整体的内生的综合的发展。

这些发展观的演变轨迹说明,人类对发展观的研究越来越深化,把社会发展、人的发展以及人与自然的发展逐渐统一起来考虑,已经成为一个大趋势。

在批判地吸取人类关于发展问题研究的积极成果的基础上,我们党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进一步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这一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党就开始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行布局。改革开放的起始阶段,邓小平强调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个方面的建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江泽民提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加强社会主义全面建设。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把“三位一体”提升为“四位一体”,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个方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从此,改革、发展的内容更加丰富,目标更加全面。胡锦涛指出:“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是内在统一的。没有科学发展就没有社会和谐,没有社会和谐也难以实现科学发展。”[5]科学发展集中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上。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的社会才称得上是和谐社会。这里,全面、协调就成为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基本规定。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全面协调发展就是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促进现代化建设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因此,这里讲的全面,就是讲究发展的整体性,即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方面的全面进步。所谓协调发展,讲究的是发展的协同性,各个方面、各个环节的发展要相互支持、相互促进,某一方面的发展不能以牺牲其他方面为代价。

讲全面,不是没有中心。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实力不达到一定水平并保持稳定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就不能提高,社会就失去了稳定的基础。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邓小平曾经强调基本路线至少要管一百年。所以,在任何情况下,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理论上不能动摇,实践中不能偏离。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的经济基础建设成绩显著。2003—2006年,我国经济保持了年均10.4的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年均4.8的增长速度,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增长最快的时期之一。经济的快速增长使经济规模迅速扩大。2006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大关,达到21.09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是2002年的近1.5倍,是1978年的13.3倍。2007年上半年,GDP同比增长11.5%,达到10.68万亿元。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大使我国的全球排名继续前移,对世界经济的贡献率进一步提升。按当年汇率计算,2002年我国GDP为1.24万亿美元,世界排名第6位。2005年突破2万亿美元,超过法国、英国,世界排名跃居第4位,2006年达到2.68万亿美元,与排名世界第三的德国差距进一步缩小。近几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0%,联合国贸发组织将中国和美国称为世界经济的两个“火车头”[6]。但是,我国经济上仍然不富裕,离满足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还差得很远。因此,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把物质文明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社会主义稳定和发展的需要,但不能以经济的发展代替政治、文化、社会、环境等其他方面的发展。社会关系由低级向高级的有序推进,教育文化、医疗健康、贫富差距等社会矛盾的化解,不是靠经济发展本身所能办到的,它只是提供解决问题的物质基础和条件。在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有了可靠的财力保障的时候,必须要在社会事业建设上投入更多的力量。科学发展观把全面协调、可持续作为基本要求来强调,适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它说明我国经过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发展,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推进积累了较为雄厚的物质技术基础;同时也说明新旧矛盾的发展,使党和政府的困难增多、责任增大。只有推进全面协调发展,才能使社会和谐,确保我国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重视加强政治、文化、社会建设,使经济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