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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碧微在《我与悲鸿》一书中曾详细描述了她和徐悲鸿初到法国的情景，那种漂泊异乡的惶惑，对亲人的思念……近一个世纪过去，这仿佛是一种历史轮回，如今的留法学生一定同样能真切地体会到徐悲鸿和蒋碧微当时的兴奋与喜悦，忐忑与迷茫，适应力与承受力都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因为对于每一个漂洋过海的中华学子，毕竟那是一个语言文化迥异的西方国度。所不同的是，今天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时期出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当年带着救亡图存到法国寻找真理的一代年轻人，处于完全不同的时代。徐悲鸿那一代留法学子在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双重苦楚，我们是难以体会得到的。我们唯有带着对前辈的感佩之心，去想象徐悲鸿当年的求学之路。

1919年“五四”前后，到欧洲留学在中国蔚然成风。一来签证没有今天那么难；二来欧洲受战事影响经济衰败，物价不高。因此，只要是考取官费或者家里有一定经济条件的中国学子都愿选择留洋。与徐悲鸿和蒋碧微同船的大多数是中国留学生。当他们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于5月10日渡过海峡，随后转车赶往巴黎的时候，还不知道国内已经发生了在中国历史上意义尤为重要的“五四”青年运动。但“五四”精神的影响已经开始在海外的中国留学生群体中悄然蔓延。

设在巴黎的华法教育会为刚抵达的留学生安排了住处，由欧战前到法国留学的学长接待他们。转赴其他城镇的学生在旅馆休息了一天就由招待人员接走了，剩下留在巴黎的学生大多被安置在拉丁区巴黎大学周边专供学生租住的旅馆中。关于他们初到异国他乡的情形，蒋碧微在书中不乏诙谐幽默地记述了不少趣事。

“每一房间的床头柜里，总有一只瓷器的溺盆，洗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有一位同学肚子饿，出去买了面包回来，因为找不到容器存放，见床头柜里有一只洁白的瓷盆，也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便拿出来盛放面包，逢人就端着请客，惹得大家掩口葫芦，笑痛了肚皮。”

这样的笑话在全球化的今天也许不至于这么夸张，但在那个没有网络、没有电视的时代，从自己打小儿就习惯了的家乡骤然陷入到欧洲的西式生活环境，冲击感一定比我们这个时代的留学生强烈得多。

抵达法国后，蒋碧微在家埋头补习法文，徐悲鸿则每日到各处博物馆看画。巴黎有大大小小的博物馆60多个，它们成了徐悲鸿入学前最好的补习班。徐悲鸿在1930年所写的《悲鸿自述》一文中这样回忆道：“吾居国内，以画谋生，非遂能画也。且时作中国画，体物不精；而手放轶，动不中绳，如无缰之马，难以控制。于是悉心研究观古人所作，绝不作画者数月，然后渐渐习描。入朱利安画院，初甚困。两月余，手方就范，遂往试巴黎美术学校。”从徐悲鸿的亲笔描述中，我们可以想象初到法国的他考学压力有多大，而他又为何会如饥似渴地去参观各类美术展览。

1920年春，巴黎国立美术学校录取了100名新生，徐悲鸿名列第十四。此时，自他刚开始在朱利安画院补习西方绘画技法还不到三个月。从小仅仅跟着乡村画师的父亲学过中国绘画，而从没有系统进行西洋绘画技巧训练的徐悲鸿居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跨越巨大的文化鸿沟，正如他初入上海，以零基础补习法文考上震旦大学那样，他在法国再次创造了奇迹。

徐悲鸿虽然没有系统学习过西洋绘画技巧，但从小，其父徐达章总是教诲他学画要注意观察，还经常带他写生、临摹，画他的父母、兄弟、邻居甚至路边的乞丐。而最令他受益的是每天临摹一幅吴友如的人物画，这可以说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童子功”。

吴友如是清代末期最著名的插图画家，能在尺幅之中描绘亭台楼阁、鸟兽虫鱼、奇花异卉，乃至千军万马。他如同一位未曾谋面的启蒙老师一般，为徐悲鸿后来超强的临摹功力打下了坚实基础。不过，吴友如的这些插画属于中国古代“白画”，造型靠的是“白描”，主要手法是“线条”，以轮廓为主，有的略用淡墨渲染，以表现其立体感，它与西洋素描使用铅笔、炭笔绘画，讲究“块面”的手法完全不一样。

从现存的徐悲鸿素描作品来看，他刚开始画素描时，线条还比较粗，块面的疏密也不够匀称，但却不失雄奇、生动，可谓灵性十足。而后他的素描日臻成熟，渐渐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考上巴黎国立美术学校也是徐悲鸿为践行改良中国画的理想迈出的第一步。

艺术的高等学府向远方的学子敞开怀抱，面前正是那实现梦想的阶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