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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闪击波兰，两天后，英国和法国对德宣战，酝酿了很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自此正式爆发，从此，欧洲大陆开始硝烟四起，战火蔓延，人民流离失所。在苦苦挣扎了几年后，同盟国才终于迎来了胜利的转机，于1945年攻克德国首都柏林，希特勒自杀身亡，德国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在人类历史上，这场战争涉及的国家和地区最广、伤亡的人数最多、破坏性最大，带来的灾难也最深重。在这场大战中，作为战争策源地的欧洲首当其冲。40年代的前5年，战争在西欧和东欧进入了白热化和胶着状态，战火所到之处，生灵涂炭、满目疮痍。这些创伤，在战后多年才慢慢恢复。

战后，盟军与苏军所分别占领的地区，在40年代末建立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且由于意识形态的严重冲突，逐渐形成了相互对峙、相互排斥的东西方两大集团，拉开了冷战序幕。双方的对峙最终导致了“铁幕”的形成，致使东西方思想和文化上的交流中断。在东欧，许多知识分子被切断了与西方的联系，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89年苏联解体。

二战爆发后，许多本来安居乐业的诗人逃离了欧洲，去往新大陆或世界其他地方避难，无形中加速了欧洲诗歌的风格和手法同世界其他地方诗歌的交流、融合。作为西欧诗歌大国的法国沦亡后，一批法国诗人包括一些超现实主义诗人远走他乡：超现实主义的创始人安德烈·布列东远赴南美，惊叹于那里俯拾即是的魔幻元素；作为外交官的诗人圣-琼·佩斯在流亡美国期间，担任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文学顾问，还写下了《流亡》等一系列著名诗篇，这些触及人心的作品让他后来在1960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为避战火，用法语和德语创作的诗人伊凡·哥尔也远遁美利坚，在纽约的粼粼波光间写下了充满了哀愁的《拉克万腊哀歌》；而留守在法国南部的诗人勒内·夏尔则参加了抵抗组织，率领一支游击队抵抗纳粹；然而不幸的是，诗人罗贝尔·德斯诺斯被纳粹逮捕，死于集中营……在纳粹占领的其他国家，诗人的处境也好不到哪里去，即使在德国，由于纳粹对思想的禁锢，一些崇尚自由创作的诗人不是被迫入伍，就是逃离了家乡。而诗人、剧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早在1933年希特勒一上台就带着妻女逃离了德国，先是在斯堪的纳维亚避难，后来又横渡大西洋去往美利坚。但是，无论他们当时在哪里，无论他们当时在干什么，他们都从没停下手中的笔，他们一直冷静记录着自己在那个时代的所见所闻和感受，写着见证历史的诗。

二战结束后，从40年代末起，东西方冷战开始。从这个时期起，东欧各国由于国家政治生活的僵化和专制化，致使一元化的文艺政策与“左”倾思想极度盛行，歌功颂德的诗歌充斥诗坛，致使诗歌走向模式化、概念化，而一些稍微触及现实和崇尚自由的作品，遭到了粗暴的攻击和批判。因此，从莫斯科到华沙、从柏林到布加勒斯特、从布达佩斯到布拉格，许多崇尚自由创作的诗人都被迫沉默了，他们虽然写了不少作品，但基本上都难以发表，其中一些诗人甚至还受到了非人的待遇，从此消失了。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随着“解冻”思潮的出现和兴起，东欧各国对以前的文艺政策才有所反思，情况才有所好转。不过，东欧依然笼罩在“铁幕”下，60年代初柏林墙的建立，更是加深了东西方意识形态的对立，直到苏联解体，这种状况才结束。

本辑选入的11位诗人，均成名于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其中有些诗人在二战前或战争期间开始写诗，有些则在战后一举成名。战后，他们分别生活在“铁幕”两侧，用自己心灵的目击来述说着对时代的见证：战争中的集中营惨相、俄罗斯前线的村庄、华沙政治气候下的压抑、布拉格绷紧的神经，都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了反映。他们或象征，或隐喻，或抒情，或反讽，用各自不同的特质来构筑自己或繁复或简洁的诗歌宇宙，最终他们都沉淀在诗歌的长河中，成为闪耀的星辰。这些诗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经历了二战和冷战，对人性和人类的境遇有过持久而细致的沉思，并将这种终极沉思表现在自己的作品中。

在战火不曾蹂躏的北欧瑞典，相对宁静的生活环境催生了一批诗人的成长，他们后来都成为20世纪中叶以后瑞典诗坛上的中坚力量，维尔纳·阿斯本斯特罗姆（1918-1997）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自从阿斯本斯特罗姆在1943年出版第一部诗集以来，他就一直致力于对北欧抒情诗传统的发展与创新。因此，他成为了一个简单而又绝不简单的诗人。他的简单在于他的语言和主题都比较平常，所涉主题也多为日常生活琐事；而他的不简单，则在于他在诗歌中用非凡的想象对读者说话。他总能找到事物与事物之间微妙的内在联系，且以流畅的日常抒情的语言表达出来。读他的诗，会引导你的思想穿过一层又一层意象和意义深入、再深入，直到触及事物的核心。

同样是在北欧，芬兰女诗人伊娃－丽莎·曼纳（1921-1995）的风格则又有所不同。芬兰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诗坛主要有两大诗人群体，分别用芬兰语、瑞典语写作。20世纪50年代，芬兰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现代主义诗歌运动，其中的领袖人物就是用芬兰语写作的伊娃－丽莎·曼纳、托马斯·安哈瓦和帕沃·哈维科等人。作为这场诗歌运动的旗手之一，伊娃－丽莎·曼纳堪称自索德格朗以来最优秀的芬兰女诗人，她的作品充满了激情：一方面，她继承了北欧诗歌的抒情传统，把自然风景写得尽善尽美；另一方面，她的诗歌内涵远远超越了单纯的风景，通过她笔下的那些自然景物，她对人、人性及人类世界作出了深刻的沉思，且诗意从树木、雨水、雾霭、飞鸟、湖泊等意象中不断扩张，完成了朝无限的延伸。

在诗歌史上，有些诗人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凭借自己的处女诗集便一举成名。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瑞典诗人托马斯·特兰斯特罗默如此，法国诗人伊夫·博纳富瓦（1923-）更是如此，他在1953出版的第一部诗集《论杜弗的动与静》即轰动了当时的法国诗坛。而且，他能在瓦雷里之后作为第二位诗人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取代去世的法国大学者罗兰·巴特，在法国诗坛上绝对是莫大的殊荣，其意义丝毫不亚于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进入他的诗境，读者仿佛置身于一个优美而繁复的世界：光芒、花园、黄昏、积雪……与很多诗人不同的是，在他的诗歌意境里，我们看到的多半是明澈，但明澈的语言下的诗意，却无限延伸和闪烁不定，给人以开放而深邃的美感。在我看来，这位作品全部优秀的诗人，数十年来一直在用笔与时间作战，而且“穿过沉寂击败了时间”。

西欧的低地国家荷兰有着自己的文学传统。别看它面积不大，文学和艺术一直很繁荣，历史上还诞生过凡·高那样的大师。20世纪中期，荷兰出现了一位注重诗歌实验性的诗人伯特·斯希尔贝克。他的那些外表貌似纤细的诗，内容却异常丰富，在他笔下形成诗行的，可以是一闪念的瞬间感受，也可以是长期持续的沉思。他的诗跟大海有关，跟光芒有关，跟季节和物候都有关，然而在那些闪忽不定的意象和语言中，你能感受到很多自然的物像和从诗人内心延伸出来的心像，其中或叙述，或抒情，但你始终都很难确切地把握其意义。这就是斯希尔贝克的诗歌实验性。更有甚者，这位诗人也是文体上的实验者和革新者：他在从1951年开始推出的8部作品，既有诗歌的影子，也有小说的影子，两者界限已经模糊到读者难以分辨的地步，就连评论家都姑且称之为“散文诗”。

在濒临大西洋的伊比利亚半岛上，葡萄牙诗人埃乌热尼奥·德·安德拉德（1923-2005）沉醉在研究和抒写自然与人类的躯体之中。他热爱自然，但他的笔下的自然是另一种景象，这是他早年在乡间的生活打上的烙印。大自然的元素、人类的躯体，都在他的诗里得到了精致而细腻的呈现。远逝的飞鸟、成熟的果实、无际的沉寂、漫起的音乐、词语、阴影或者颜色等物质世界的具象，构成了其作品中可感的美景意象，回旋着乡间的抒情语调，让读者非常容易进入。自然元素的呈现，使他的作品多了一些具体，少了许多抽象。如果深入那些短小然而不失流畅的乐章，伫立在年轻的棕榈树下，聆听那来自雨中的嗓音，或许你会迷失在大西洋吹来的和风中。因此，尽管他曾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最后无果而终，但我觉得他在诗里掂量到了那种“阴影的重量”，远比诺贝尔奖重要得多。

德国诗人卡尔·克罗洛夫（1915-1999）是一位二战老兵。战后他生活在盟军占领下的德国地区（即后来的联邦德国），活跃于一些学术机构中，或创作，或研究，或演讲，忙得不亦乐乎，1956年由于他对诗歌的贡献而被授予毕希纳奖。不过，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并没有让他迷失在德国诗歌的抒情传统中；相反，他融入了当时欧洲盛行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在自己生活的小城里开始了诗歌实验。在近乎荒诞的超现实意象在他的字里行间迅速转换，构成一个个严肃冷峻的“黑色幽默”。读他的作品，犹如欣赏一幅幅超现实主义油画：“获胜的植被”、“死去的季节”、“黑暗是文盲”、“嗓音摧毁时间”……他试图用近乎神秘的超现实手法来唤醒人们记忆深处的潜意识，引发自由联想。

不过，与克罗洛夫相比，他的同胞、同样参加过二战的德国老兵约翰内斯·波勃罗夫斯基（1917-1965）就没那么走运了。二战爆发后，这位本在大学攻读艺术史的年轻诗人被迫应征入伍，随德军的铁流辗转千里，足迹遍及欧洲，尤其是踏遍了俄罗斯东部（包括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后来他在前线被俘，战后被遣返回了东德，在那里默默无闻地工作了多年。不过后来他也很幸运：在去世前的几年间，他发表了不少诗作，让西方文学界惊诧于一位世界级德语诗歌大师的突然出现。他的诗歌里，呈现了他所曾辗转去过的俄罗斯优美的自然风光，且表现得淋漓尽致，既是实景也是幻境，虚与实的交融，让他的诗产生了很大的想象空间，不过在他的风景之下，却是以哀歌似的语调折射出的战争的残酷。自然风景和对人性的沉思相互交融，构成他的诗歌特质，读者不难从画面般的语言中读到那种语调迟缓的抒情、美好的愿望和深沉的悲哀。

匈牙利诗人雅诺什·皮林斯基（1921-1981）20世纪早在30年代末就开始发表诗作。二战爆发后，他也被迫应征入伍，随匈牙利军队去看守过一些德国集中营。这个期间，这位良知未泯的罗马天主教徒亲眼目睹了发生在纳粹集中营里的种种暴行，于是用诗句记录下了令人震惊的惨相：苦役、囚徒、逃犯、被处决者……实际上，他是那个时代的目击证人，他的诗歌成了控诉纳粹暴行的证词，至今读来依然让人难以忘怀。本辑中收入的《1944年的哈尔巴赫》《法国囚徒》《在一座集中营的墙上》、《拉文斯布鲁克的受难》等篇，都是时代的见证性作品。而从40年代末，随着匈牙利党和政府强化了对文艺的一元化的领导政策，使得皮林斯基和其他许多诗人一起沉默了很多年。在“铁幕”落下之后的冷战时期，他在匈牙利大地上的生活及感受，包括长期的压抑感、孤独感、幻灭感，都在他的诗里或曲折或直接地反映了出来。

波兰是东欧的诗歌大国。波兰诗人日比格尼夫·赫伯特（1924-1998）的那些饱含悲愤却隐忍不发的作品，就连他的同胞、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米沃什也十分推崇，米沃什本人曾亲自把他的部分诗作翻译成英文介绍给西方世界。作为历史研究者和神话再建者，赫伯特在诗里往往通过重写或改写历史和神话，以古喻今，以此对现实进行反讽；或者通过虚构的，但也可以是任何人的人物（如科吉托先生）与周围的世界发生的联系，来影射现实弊端。这令我想起中国诗人国洪的《中国娃娃》，那本诗集也充满了反讽精神。“中国娃娃”也是个由诗人创造的虚构人物，只是其文化背景发生在中国而已，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这里推出的赫伯特诗作，是从诗人亲自签名赠与的诗选中翻译出的。那本诗集的签名很奇特，除了文字，诗人还画了一朵花，究竟是什么花，他究竟想表达什么意思，令人颇费思量，至今也不得而知。

在东欧诗坛上，还不乏异数，比如捷克诗人米罗斯拉夫·霍卢伯（1923-1998）。对于捷克诗歌，中国诗歌读者一般只记得198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塞弗尔特，但塞弗尔特是捷克诗歌的传统标杆，而霍卢伯则是实验性和探索性的诗歌代言人，这位免疫学家出身的诗人在捷克诗坛独树一帜，风格与其他诗人大相径庭，给人的感觉有些怪异，他甚至还显得有些“离群索居”。这位反讽大师的特色在于，一方面他的反讽出自于历史、神话，而另一方面却又紧密地联系着科学，尤其是医学中的病理、解剖学……只不过他是在分析社会病理，在解剖现实弊端，从中可以看到米兰·昆德拉时代在诗歌中的投影。科学入诗本来并不新颖，但关键是要看诗人如何将科学与人类思想和社会现象巧妙地、有机地结合到一起。霍卢伯在这方面确实找到了新路子，比如在他犀利的诗里，在他无情的显微镜下，就同时存在着两个世界。透过他的诗歌显微镜，你看到的既是微生物世界，同时也是不折不扣的人类世界和现实社会。

生活在巴尔干半岛上的前南斯拉夫诗人绝不可小觑，比如塞尔维亚的瓦斯科·波帕（1922-1991）。这个不容忽视的人物也是反讽大师，只不过他可以把非常逻辑化的东西写得十分感性，十分动人，还通俗易懂，让人读来轻松、惬意。波帕擅长于用以幽默诙谐的语言、循环往复的句式构成自己独特的小小的诗歌迷宫，令人阅读时能感觉到非常深远的内部空间，但一时又无法走出来，无法得出结论。不过，他的诗句在语法感觉上经常矛盾，甚至有中国读者指责其为“病句”：“公路随着一声/深黑色的叹息而叹息”，但我以为正是这样的“病句”，才造就了诗人波帕和波帕似的独特诗意。阅读他的作品，犹如在时光隧道中循环往复地愉快旅行。在世界诗坛上，波帕的诗歌迷宫堪称独一无二，因而我们可以说，他的确代表了一种很了不起的诗歌智力和倾向。同时，他的作品也深受超现实主义的影响，深得墨西哥大诗人帕斯所推崇。

20世纪四五十年代成名的诗人，作为执著的沉思者，他们在欧洲诗坛上具有很重要的地位，他们同时担当了承先启后和继往开来的重任。一方面，他们在世纪中期出现，继承了前辈诗人留下来的传统；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不满传统而进行创新，形成了自己新的诗风，影响了后一代甚至几代诗人。在整个欧洲诗坛上，这批诗人的数量极大，从波罗的海到亚德里亚海，从伊比利亚半岛到亚平宁半岛，从阿尔卑斯山到比利牛斯山，到处都有他们的影子。但限于本书的篇幅，这里只能割舍了一些应该选入的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