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文化资源及艺术渊源

·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吉尔吉斯文学的影响——丰富的中国文化资源

东干族作为中国回族的后裔，同时又生活在中亚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中，除了自身具有伊斯兰文化的特点外，同时还保留了中国文化的传统。而俄罗斯文化与中亚吉尔吉斯、哈萨克、乌兹别克及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与融入，也是不可低估的因素。这一点，在十娃子创作中也有迹可寻。

先看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俄罗斯文学是东干书面文学的重要动因之一。在前苏联，各个少数民族文学无不受俄罗斯文学的深刻影响。根据玛凯耶娃《东干文学的形成与发展》所提供的线索，十娃子在塔什干教育学院上学期间，就迷恋于俄国古典诗歌，并开始在《大学生》杂志上刊印自己的诗歌。他熟悉并翻译过普希金的诗歌，写下过这样的诗句，由俄文转译如下：“如今我的默默无闻的民族/认识了你，神奇的歌手，/他称你为亲人。”可以说，俄罗斯文学的影响是潜在的深层的。玛凯耶娃在上述著作中提到高尔基对东干文学的影响，如果我们对照高尔基所确定的新文学的美学原则，不难发现，这些原则对东干文学，对十娃子都产生过潜在的影响。首先，同旧风俗的遗迹做斗争。十娃子十分热爱自己的民族，同时又对本民族的落后遗迹深恶痛绝。他的一部分作品对东干女性予以特别关注，不仅对死于封建礼教的女子寄予深切同情，同时又热情支持争取自由的女性。《马家姑娘跑掉哩》就是一首回族姑娘反对包办婚姻的赞歌，这正是高尔基所倡导的同旧风俗遗迹做斗争的作品。其次是创造新的人物，高尔基所确定的这一美学原则，对十娃子同样产生过影响。他的组诗《在我们的营盘呢》是全新的生活气象，全新的人物。有外科女大夫金花，大学毕业的电厂工程师马贵，发电女工三姐，康拜因机手麦燕，种植能手维林等。这些东干人物，以崭新的精神风貌出现在东干文学中。可以说，这是十娃子对东干诗歌的一个贡献。高尔基还论述了民间文学的美学价值，强调加强作家与民间文学的关系。十娃子的诗歌从内容到形式，与民间文学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这一点，我们前面已有所论述，后面还将涉及。

在诗歌题材上，十娃子与俄罗斯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如《才是列宁》《列宁——世界光》等关于列宁题材的诗。玛凯耶娃在《东干文学的形成与发展》中指出，描写列宁的文艺作品，是苏联文学中的重要题材之一，最著名的是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列宁》。在中亚，列宁曾一度是诗歌中的真正主角。在塔吉克民歌中，列宁被称为兄弟、父亲，十娃子诗中也称列宁为父亲。东干民间关于列宁的作品也不少。把十娃子的诗放在这个大文化背景下，就更能看清它与俄苏文学及中亚文学的联系。《才是列宁》抒写了东干民族曾遭受的苦难及其解放的历程。《列宁——世界光》一诗，被谱上曲子，在东干民间普遍传唱。据赵塔里木研究，这首诗的音乐是“套用了小曲子《弟兄三个人》的曲调”^[1]。同东干民间文学相比，诗人的创作剔除了列宁的民间神话倾向，赋予列宁以既伟大又平易的性格。

在公民诗的创作上，我们曾提到，十娃子不仅受俄罗斯传统公民诗的影响，同时还受马雅可夫斯基新公民诗的影响。玛凯耶娃论述十娃子初期的创作，偏重于鼓动性和政论体，也是受马雅可夫斯基和别德内依等诗人的影响。^[2]苏联文学的卫国战争题材相当发达，人道主义主题相当突出，这些对十娃子也产生过一定影响。

诗人甚至将俄罗斯民间广泛流传的说法写成妙趣横生的作品，如《运气汗衫》，副标题为“俄罗斯民人的古话儿”。诗中写道：“穿的汗衫儿养下的，——/我听得多。/这个巧话俄罗斯的/‘谁没听过’。/光是汗衫儿运气大，/也不简单。”中国西北如甘肃镇原，认为孩子出生穿白衫、戴白帽，是戴孝，不吉利。而俄罗斯民间却正好相反，孩子出生穿汗衫，是一生幸运的兆头。成年人，谁要是幸运，遇事能化凶为吉，则称为“穿了运气汗衫”。十娃子称苏联给“我”端下（赠送）运气汗衫：“就为那个我不脱，/运气衣裳。/黑、明就穿的它，/连命一样。/运气汗衫，好汗衫，/运气衣裳。/谁的命大，有运气/就能穿上。”诗人融合“俄罗斯古话”，融合得好，增强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十娃子生在吉尔吉斯斯坦，不仅被誉为“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诗人”，还曾担任过吉尔吉斯斯坦作家协会秘书长。他与吉尔吉斯作家、诗人有过许多交往。他的部分诗作标明是与吉尔吉斯诗人的唱和与对话。伊玛佐夫在《亚瑟儿·十娃子生活与创作》及《挑拣下的作品》序言——《又是诗家，又是科学人》中，为我们提供了诗人与吉尔吉斯诗歌的许多联系。十娃子不仅精通俄文，还精通吉尔吉斯文，他用吉尔吉斯文出版的作品有十余种。同时，他又用东干文翻译过吉尔吉斯诗人如А.托科穆巴耶夫、Т.乌买塔里耶夫、К.马里科夫、А.托克托穆舍夫、С.埃拉里耶夫、Э.吐尔逊诺夫、О.苏塔诺夫的作品。20世纪70年代，诗人用东干文翻译的诗集《祖国的早晨》中收录了十六位吉尔吉斯著名诗人的作品。80年代，又用东干文翻译了吉尔吉斯诗人Т.阿德谢娃、М.扎格吉耶夫、М.阿贝勒卡西莫娃、С.茹苏耶夫、Б.阿巴克罗夫、Ж.萨德可夫、Ж.阿布德卡利可夫、Н.扎尔肯巴耶夫等作品，结集为《天山的音》。十娃子与吉尔吉斯诗人创作的交流与对话，在其作品中也有迹可寻。伊玛佐夫说，1936年苏联宪法颁布，第二年荐选最高苏维埃代表，为回应这件事，十娃子和吉尔吉斯诗人托科穆巴耶夫、马里可夫、维尼科夫等一同创作《运气歌》。 这首《运气歌》长达三千多行，副标题为“团体诗文”。这首诗的构思与创作与吉尔吉斯诗人的交流是分不开的。当时以东干文、俄文、吉尔吉斯文分别发表。

十娃子的同题诗《白杨》有好几首，其中有一首是给吉尔吉斯诗人А.托科穆巴耶夫的。伊玛佐夫说：“特别是他与吉尔吉斯著名诗人А.托科穆巴耶夫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都住在捷尔任斯基大街（现在的爱尔肯基克大街），经常在一起散步、交流。十娃子曾经写过一首《白杨》，献给亲爱的老朋友А.托科穆巴耶夫。”

我爷栽哩这个树，

这个白杨。

……

得道哪个小姑娘

把你看上，

送给你哩把白杨，

把姓刻上。

“托科穆巴耶夫”写得真，

刻得也重。

你的心到天上哩，

有多高兴。

高声高声你唱哩：

——我的白杨。

树底下你歇缓哩，

没等我让。

就是你的，阿里克，

这个白杨。

我也不争，也不闹，

我也不嚷。

百年过哩这个树，

荫凉也长。

给你也能遮太阳，

够我歇晌。

我爷栽哩这个树，

这个白杨。

送给你哩小姑娘，

她的手浪。

也是你的白杨树，

你高声唱。

也是我的，你嫑吼，

这个白杨。

　　　　　——《白杨》

这首诗可谓是吉尔吉斯的诗坛佳话。据说，比什凯克的捷尔任斯基大街，曾居住过东干人，白彦虎晚年就在这儿度过，这里是比什凯克陕西东干人居住区，因此才有“我爷栽哩这个树，/这个白杨”的诗句。而十娃子的诗友托科穆巴耶夫是著名的吉尔吉斯诗人，曾有一位喜爱他诗歌的姑娘，在白杨树上刻上了诗人的名字。十娃子戏称姑娘将白杨树赠送给了托科穆巴耶夫，托科穆巴耶夫为之高兴，并以《白杨》为题，写了赞美诗，高唱“我的白杨”。诗中的“阿里克”，阿里是名字，即阿里·托科穆巴耶夫；“克”是吉尔吉斯语，是对年长者的尊称。十娃子这首诗为唱和之作，两位诗人的相互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类似的诗作还有《天山》，副标题也是“给托科穆巴耶夫”。诗中提及历代诗人，包括伟大的阿肯和托克托古尔等有关天山的歌。诗的开头写道：“在天山呢生养呢，/天山呢长。/在天山呢跑哩，/连我一样。/这个天山你唱过，/太阳一般。”可见，这首诗也是唱和之作。

历时性的影响是重要的，共时性的影响同样是不可低估的。在俄罗斯及吉尔吉斯诗歌中，过去时代的诗人对十娃子有过影响，而苏联时期的同代诗人，对他的影响更大。

中国文化资源在东干文学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所有东干诗人中，十娃子诗中的中国文化资源最为丰富。而中国文化资源又分别渗透在他诗歌的语言、意象、民俗、人物、事件及思想感情等各个层面。

首先是语言。如果说东干人的政治、科技等新术语中俄语借词较多，宗教语言中阿拉伯、波斯语借词较多，那么其文学创作中，基本是汉语西北方言，借词的比例要小得多。十娃子提倡少用借词，这也体现在他的创作实践中。同是一首诗，俄文与东干文的阅读感受大不相同。只有东干文，才是原汁原味的带有晚清时代特点的中国方言。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理由把它划归世界华语文学的范畴。因此，东干文学的文化资源在语言层面上，无论语音、语法、词汇都主要来自中国。

其次是中国意象。十娃子诗歌中，俄罗斯、中亚的自然意象与社会、日常生活意象占有较大的比重，这是由诗人的生活环境决定的。如伏尔加河，是俄罗斯的母亲河，也是苏联人的母亲河，因此常出现在诗人笔下。但是，中国意象在十娃子诗中同样占有重要的地位。如黄河，这是中国人的母亲河，也常出现在诗人笔下。在十娃子的诗歌意象中，有些是标志性的东干意象，其中不少意象来自中国，如韭菜。诗人在德国，想念家乡，怀乡诗中想到的是东干乡庄的韭菜；去中国，飞机一过天山，首先闻到的是韭菜味。这是带有民族特点的东干诗歌意象。又如，牡丹是中国的国花，中国人十分喜爱牡丹。十娃子诗中不但以牡丹作比，还专门写过关于牡丹的诗。母亲、父亲都喜爱牡丹，并精心呵护。白杨树，虽然各处都有，但是十娃子几乎把它作为东干诗歌的独特意象，多次出现。诗中的白杨树，不是我大栽下的，便是我爷栽下的。而白桦树，差不多是叶赛宁的独特意象，是带有俄罗斯特点的植物意象。十娃子在《英雄的无常》中写了一个俄罗斯战士，来自叶赛宁的故乡梁赞：“我在梁赞住的呢。/连叶赛宁/我也肯唱：——桦树呵，/春天的俊……”梁赞也成了白桦树的故乡。夜莺，差不多各地都有，东干人叫它“五更翅”。五更翅是十娃子诗中东干族的标志性意象。诗人听过柏林、黄河沿上五更翅的叫声，虽然也叫得好听，但是在他的感受中，同营盘不一样，只有营盘里的五更翅能打动人心。来自中国的意象，如小姐的床叫“牙床”，皇帝的床叫“龙床”。十娃子《梦先生》中的“南山”，应该是陕西的终南山。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中国意象。

人物称谓上的中国特点。《给后辈》中说：“列宁师父教我哩，/就像父亲。”东干语词典中，“师父”就是老师，这是来自中国的旧称谓。而中国现代汉语把领袖可以称导师，但不叫师父。《青梅里边的古今儿》中主人公（姑娘）的父亲称员外，也是中国旧时对富绅的称谓。《长城》中的唱词：“姐儿生来，/本十七。/一心想穿斜带衣，/这是奴家挣下的。/这是奴家挣下的。”“奴家”是姑娘自称，中国现代汉语已不这么称呼，而旧戏曲中称“奴家”。中国西北农村农民闹社火，演的旧节目中也常有“奴家”的自称。类似的还有：称医生为“先生”，称所爱的姑娘为“姊妹”，称父亲为“大大”“老子”等，都是来自中国的东干人的特有称谓。

以中国为题材，写中国的人和事的作品，在十娃子诗歌中也占有相当的比重。他专门有一本诗集命名为《中国》。其中《上海的买卖》反映上个世纪30年代上海买卖人口的社会现象；《送丈夫》则标明是“中国的红军歌”；《探马》（探马，即侦察员），写女侦察员英勇牺牲；《血路》是为太平天国军而作；长诗《活睡梦》写中国工人罢工斗争，其中“伟大中国”“苦焦甘省”“山东省”等都标示出中国发生的故事。《真钢》《宁夏姑娘》等也是中国题材的作品。他的中国题材甚至延伸到“文化大革命”，《临尾儿的信》反映了十年动乱时期，与苏联有亲属关系的牡丹姐所受的迫害。这类写中国人和事的作品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歌剧《长城》，其故事来源于中国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孟姜女、范郎都是民间传说中的人物。东干语汇中没有“演员”这样的现代汉语新名词，而叫“耍的人”。“耍”就是演，诗人在《在我们的营盘呢》中，把演电影叫耍电影。而唱腔，东干语为“唱的音调”。《长城》的唱腔，拟定了东干民间的十种曲子，分别是南桥担水、姐儿怀胎、送亲人、出门人、小郎过街、女寡妇上坟、大姐儿、拉骆驼、张先生拜年、孟姜女。不同于话剧的分幕，《长城》依中国传统戏曲的结构，分为折子，折子里又分为“头一看”“第二看”“第三看”等。从戏剧情节、人物、结构形式、唱腔到道白、唱词，都源于中国，是东干民族化的艺术。

十娃子创作中的中国民间故事、民间语汇、民俗等因素都颇为明显，除了上面所说的《长城》外，取材于民间故事的还有《梦先生》《青梅里边的古今儿》《心狠——折本》等。这些民间故事，又体现了中国人的思想感情与价值观念。《青梅里边的古今儿》中的员外姑娘，不愿遭受凌辱，在“毒兵对头”闯进花园之前，跳了大江。《心狠——折本》源于去太阳山背金子的故事，贪得无厌的人必然自食恶果。十娃子也运用过中国民间“铁杵磨针”的故事，鼓励青年培养顽强的意志与毅力，去争取胜利。《给屈原诗人》不仅对屈原表达了敬意与怀念，同时也写了中国端午节包粽子、吃粽子、向江河抛粽子的民间习俗。而且诗人也模仿中国人：“我在伏尔加上呢/把你没忘。/我也唱了你的曲儿，/把你记想，/我也把粽子撂哩，/往伏尔加江。”十娃子诗中不仅有秦始皇、韩信等历史人物，同时也有民间传说中的王母娘娘：“那会儿跑到天河上，/连鱼儿一样，/我浮过去，找去呢/把王母娘。”其中的地名也是中国的，中国人叫“天河”或“银河”，而俄语、英语、德语等都叫“牛奶路”，哈萨克语则叫“鸟路”。

以上我们只是列举一些例证，而十娃子诗中的中国文化资源相当丰富。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中国文化在中亚东干族中的传承。

【注释】

[1]赵塔里木.中亚东干人关于民歌的概念和分类［J］.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01（2）.

[2]法蒂玛·玛凯耶娃.东干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俄文版）［M］.伏龙芝：吉尔吉斯斯坦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