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语言特点

·与中国古典诗词及现代汉语书面语言的隔绝——口语化——民间语汇

十娃子是东干书面文学的奠基者，东干诗歌之父，是最优秀的东干语言艺术家。先从他诗歌语言的一般性特点说起。

首先，他的诗歌语言没有受到中国古典诗词、古汉语的影响，甚至连中国现代书面语言的影响也没有。中国的诗歌到了晚清，改良派曾提倡“诗界革命”，主张“我手写我口”，但是语言仍未摆脱古典诗词的樊篱。五四时期，胡适将新诗定名为白话诗。但是胡适的《尝试集》留有太多古典诗词的痕迹，被称为“放脚体”。当时的许多诗人，都是读古书过来的，苦于不能完全摆脱旧诗的影响。因此，第一本新诗集《尝试集》，“但开风气不为师”，开了一代新的诗风，艺术上、语言上却很不成熟。

东干族的先辈，自中国西北回族起义失败后迁居中亚，他们是农民，没有带来中国的圣贤古籍，也不熟知中国传统的古典诗词。十娃子是东干书面文学的奠基者，但是他也不懂汉字，有“汉字难懂意思深”（《汉字》）的诗句为证。他同中国古典诗词没有多少联系。一方面，他没有可能接受这方面的营养；另一方面，也没有这方面的重负。他的诗歌除了个别文言词如“之后”的“之”外，几乎没有文言古语，而“之后”其实也是民间口语中保留的词。胡适在他的“八不”主张中，有一条“不用典”。十娃子诗歌中很少有典故。像韩信这样的名字，有时第一个字母用大写，表示人名，而大多数情况下，第一个字母不大写。在他的诗歌中，韩信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中国的历史典故，而是来自东干民间故事，成为一个“共名”。以汉语诗歌为参照系，可以看出，他的诗是纯粹的“白话诗”。其中也有俄语借词，如“列斯普布里卡”（共和国），这是用东干语很难创造的新术语。比较而言，他的俄语借词所占比例极小。

其次是口语化。东干文学与东干人的口语是真正的“言文合一”，是“我手写我口”。从中国读者的角度看，十娃子诗的口语化可能超过任何一个汉语诗人，如：“黑里房呢旦消停，/哑迷动静，/光单听见茯契子/开花儿的声。/当兀儿我就上天呢，/连箭一样。/在蓝天上我转呢，/软云坐上。”（《我思量的》）“茯契子”为“天竺葵”。诗人能听见开花的声音，确是稀奇，由此展开上天的想象。这里用了许多口语，“黑里”即夜晚，“房呢”是房子里，“消停”即空闲时间，“哑迷动静”是没有任何声音，“当兀儿”就是立刻。其中的某些西北方言是词典和书面语言里找不到的。“上天呢”“转呢”中的语气词“呢”的用法，现代汉语诗歌中也不常用。

用口语能不能写诗？有人认为诗是高雅的语言，完全用口语就过于直白。而用西北方言能不能写诗？在一般人的观念中，可能就成了问题了。尽管陕北的信天游、西北的花儿，都用西北方言，但它们都是民歌，同文人的书面创作还不是一回事。而十娃子的诗歌证明，用西北方言不仅可以写诗，而且还可以写出好诗来。先看《春天》中的一段：“年轻姑娘唱的呢。/她的巧声/在蓝天上飞的呢/跟上白云：/就像蝴蝶，一朵花/一块儿春天/落到她的头上呢，/她看不见。”这是一种声画交融的艺术境界，写得很美。可以看出，诗人把东干口语提炼成了诗的语言，这是他对世界华语诗歌的一大贡献。

十娃子诗歌语言的精警之处，前面已经有所论述，这里我们且举他的另一首诗《杏花儿》开头一节：

春天到哩，杏树的

杆枝枝儿上

一撮，一撮花儿开哩，

连云一样。

叶儿快就出来呢。

粉红儿丫头，

那会儿穿绿衣裳呢

只有她富。

在我们读过的写杏花的诗中，宋代诗人宋祁的“红杏枝头春意闹”久负盛名，为历代诗评家击节叫好。王国维认为，仅一“闹”字境界全出，而研究诗歌理论的学者，又把它作为“通感”的范例。中国当代诗人中甘肃诗人牛庆国的《杏花》最为精彩。就在贫困干旱的甘肃中部山区，不少姑娘的名字叫杏花，只需崖畔上喊一声“杏花”，就会有许多姑娘跑出来，沟沟洼洼，一下子开满了杏花。而这些姑娘都是苦命的，就像杏子成熟时，杏核是苦的一样。

而十娃子的《杏花》可以与任何一首写杏花的好诗媲美。诗的开头说，春天来了，杏花一撮一撮地开放，连云一样，以云霞比杏花，其境界与“天边红杏倚云栽”一样美。杏花是粉红色的，等绿叶儿长出来一陪衬，这个美丽的丫头就穿上了绿色的衣裳。“绿配红，爱死人。”这是东干人传统的爱好。以美人喻花或以花喻美人，这在诗中是常见的，还不算新奇。最新奇的是粉红丫头穿上绿衣裳，这时候，“只有她富”。不知诗人怎么会想到一个“富”字，特别新颖、传神。可谓一字千钧，顿使全诗焕发出耀眼的光芒。十娃子不愧是写景的高手，是卓越的语言艺术家。“富”字是全诗的“诗眼”。中国古典文学理论认为，文有文眼，诗有诗眼，“富”字如画龙点睛，使春天包罗万象。如果换成东干人常用的“俊”，意思也对，但缺乏创造性。马雅可夫斯基把写诗炼字，称为镭的提炼，提炼一克镭需要多少吨矿石。十娃子从无数字矿中提炼出一个“富”字，“富”是应有尽有。杏花就像一个富人的小姐，绫罗绸缎、金银首饰，应有尽有，美不胜收。

是诗不是诗，关键不在于用外语，还是用汉语；用汉语也不在于用古典诗词语言，还是用白话。诗的关键在于，是否有诗意、诗味、诗境，这才是首要问题。认为东干语是方言口语，语言贫乏，不足以产生好诗，是武断的。

东干语和东干文化，被称为晚清语言和文化的“活化石”。东干语中也保留了明清乃至宋元时期的某些口语，如“干办”（事情）。海峰曾经比较东干语和《老乞大》中的语言，如现代汉语中的“蔬菜”，东干语叫“菜蔬”，正好倒过来。他认为这是来自《老乞大》。这种比较，很有意义。其实，中国西北农村，如甘肃镇原，至今仍叫“菜蔬”，而不叫“蔬菜”。东干语归根结底还是来自民间，十娃子诗中有些方言，至今还存活在中国西北农村。如《你再嫑笑！》中的“猴柳精”，是中国西北农民骂人的话，主要用于骂心眼多、爱说闲话、爱拨弄是非的女性，有的也叫“柳猴”“柳猴精”。农民听起来，很亲切，这是他们自己的话。类似的还有“越升，越高，越远哩/我的月亮。/就像识谅我的呢：/你撵不上！”（《把月亮旦揪下来》）“识谅”是中国西北农民常说的话，意思近于“断言，料定你不会做……”东干语词典释义为责备，二者有差别，但确是地地道道的方言土语。又如涉及中国“文化大革命”题材的《临尾儿的信》中有“哈巴，也吃厌烦哩/神赐粮？”这是“衙门”里的“头子”要主人公下乡说的话。其中“神赐”是方言土语。又如：“手里提的钢生活——/射的毒箭。/天上地下飞的呢，/永不识闲。”（《生活》）“生活”，即笔。小的时候，父母都把笔叫生活。这些词语都是东干人的口语，是来自中国西北的方言。

有些东干方言，虽来自汉语，但在现今的中国普通话和方言中都不运用，便成了东干人特殊的语言。如：“我请姑娘上风船，你快上天。”（《宁夏姑娘》）把飞机叫风船，是沿用旧时的汉语，而现今中国农村同城市一样，都叫飞机。有些则是东干人自己创造的新名词，如：“秋天来哩黑信哩，/给他父亲。/这是马宝折掉哩，/他是英雄。”（《在我们的营盘呢》）“黑信”是阵亡通知书。十娃子把帝国主义列强有时称海寇，如“海寇把你围住哩，/就像韩信”（《好吗，阿妈》），有时则称“富汉国”，如“全世界的富汉国，/都给白的帮的”（《送丈夫》）。“海寇”是形象的比喻，“富汉国”则是东干人沿袭旧的西北方言表示新的政治术语。

十娃子吸收了许多民间语汇。同是流眼泪，对不同的对象，诗人运用不同的语汇。写正面人物是“眼泪淹心”，如：“还哭的呢想起你，/眼泪淹心。”（《心总不定》）写反面人物则是“眼泪吊上”。如写侵略者是：“叫他给你下跪呢，/眼泪吊上”（《俄罗斯不要仗》）；“叫希特勒都下跪呢，/眼泪吊上”（《妻人的歌》）。十娃子有些词汇与中国西北花儿中的唱词完全相同，如《遇面》中：“我思量的——姑娘呵，/我的姑娘！/咋没血哩，我的肉，/你的脸上。”这是花儿中常见的比喻。东干人不仅爱称情人为“我的肉”，十娃子写母亲疼爱儿子也用这类词：“泛常我听见的呢/我妈的喊：/——嫑害怕哩，我的肉，/回来吃饭！”西北花儿中称情人为“尕妹妹”，诗人写美国姑娘，题目为《尕手手儿颤的呢》。西北花儿写大脚姑娘可爱是：“脚大手大你没弹嫌，/走两步路干散。”干散即漂亮、麻利。十娃子《才是列宁》中写列宁：“虽然穿得素也罢，/他可干散。”

十娃子的诗歌语言还要指出两点。一是互文见义。《桂香》中说：“太阳、太阳、太阳、它记得：/照过金姐的脸，/照过银姐的衣裳。”这是互文，意思是说，太阳照过金姐的脸和衣裳，也照过银姐的脸和衣裳。《我四季唱呢》第一节结尾：“成百年价我活呢，/就像天山。”第二节结尾：“成千年价我活呢/伏尔加一般。”第三节结尾：“成万年价我活呢/就像蓝天。”意思并不是说天山只能活一百年，伏尔加活一千年，蓝天活一万年。而是三节互文见义，三者存活的时间是无限的、等同的。中国诗歌中这种互文见义的修辞手法是常见的，如《木兰辞》中“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互文见义，使诗的语言更为精练。二是通感，即各种感官的连通。如《我看不见》中，“清泉给我唱的呢，/赶蜂蜜甜”。流水歌唱是听觉意象，却用味觉蜂蜜作比。《我的心》中，“我也想听亲热话/比蜜都甜”，与前例相似，也是感官连通。

语言是东干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东干人极其重视自己的民族语言，东干教科书将东干语称为“父母语言”或“亲娘语言”。而语言一经翻译，就会失去原汁原味。假如只读十娃子的俄文版诗集，就无法辨认它的东干语特点。只有通过东干文，才能体会到它跟汉语书面语言的不同，与西北方言的联系和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