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哲理抒情诗

·现代哲理诗的发展趋势——十娃子哲理抒情诗的特点

在中外诗史上，哲理诗也源远流长。一般认为，抒情是诗的主要特质。中国古代从《诗经》《楚辞》开始，经汉魏至唐代，抒情诗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是，诗国又是辽阔的，哲理与思考也能成诗。到了宋代，以诗说理成了风气，产生了众多的说理诗。中国新诗从一开始说理的成分多，到1925年才向抒情的方向转变。随着社会生活的急遽变化，20世纪80年代，沉思的诗成为诗歌中的重要一支。从世界现代诗的发展趋势看，哲理与思考的成分越来越多。人们甚至认为最好的诗，必然达到哲学的境界。

十娃子的诗以抒情为主，同时也创作叙事诗与哲理诗。其中某些优秀的哲理抒情诗被广为流传，甚至成为东干人的座右铭。老，是人生的普遍规律，那如何对待老？诗人八十岁时，创作了哲理抒情诗《有心呢》：“眼睛麻哩，都说的，/有多孽障。/也看不见深蓝天，/金红太阳。/可是没的，有心呢，/也是眼睛。/也看见呢，看得显，/心旦干净。//耳朵背哩，还说的，/有多孽障。/也听不见姑娘笑，/炸雷的响。/可是没的，有心呢，/揣的热心，/也是耳朵，听见呢，/把喜爱音。//谁有真心，也不怕/眼睛的麻。/也不害怕耳朵背，/听不见话。/你光盼的，叫心软，/就像起面，/叫心干净，听见呢，/看得也远。”这首诗，具有很高的精神境界。上了年纪，眼睛麻了，耳朵背了，这是谁也逃脱不了的自然法则。关键在于，是以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还是以消极悲观的人生态度去对待。古人说，哀莫大于心死。十娃子正是以“人老心不老”的积极进取精神对待人生的。接受外界事物，主要靠视觉和听觉。眼麻耳背，是人生的不幸。诗人选择了他经常运用的两个美好意象：一是蓝天上的太阳，看不见了；一是姑娘的笑声，听不见了。可是诗人并不悲哀，认为比视觉和听觉更重要的是心觉。心就是眼睛，能看得显；心就是耳朵，能听得真。第一、二节分写视觉与听觉感受。先写视觉，眼睛麻了，看不见天上的太阳，白天也如同黑夜，确是人生的不幸；次写听觉，耳朵背了，连姑娘悦耳动听的笑声也听不见了，更加深了人生的不幸。看不见，听不见，还怎么活？诗人认为，关键在于心。心就是眼睛，能看得显；心就是耳朵，能听得清；语出惊人。这种乐观的态度，思辨的力量令人折服。第三节为合写，总括并深化了前两节的思想。诗人提出，谁要有真心，就不怕眼睛麻、耳朵背。何谓“真心”？按诗人的解释就是“叫心干净”。这首诗的哲理性在于：上了年纪，眼睛麻了，耳朵背了，是坏事，但是人生的阅历丰富了，观察事物的角度、方法与年轻人不同，一般人辨别不清的，老年人能看透。从这个意义上说，老年人更能看得显，听得清。诗人特别强调的是心地要干净，不掺杂念；要善良，不存恶欲。具备这两条，就不怕眼麻耳背。全诗立足点高，思想深刻，能给人以灵魂的震撼，鼓舞的力量。加之能将理融化于赤热的情中，能令人过目不忘，是一首难得的哲理抒情诗。在精神境界与艺术境界上，标志着诗人的哲理抒情诗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有心呢》是对人生积极乐观的思考。《我也是兵》基于反法西斯战争的教训，提出了对善恶的看法。诗的开头说：“麻雀我都没伤过，/嫑说宰羊。/谁旦宰鸡儿，我躲哩，/害怕血淌。”题目是写能杀人不眨眼的兵，诗文却从一个最善良的人写起，善良到连最弱小的麻雀也没伤过，听见杀鸡就躲起来，更不要说宰羊。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一个善良得近于懦弱的美好心灵。开篇写得颇为精彩，可以看出，诗人善于选择典型细节，具有高超的艺术表现力。接下来是转折：敌人打进来了，怎么办？“今儿旦进来铁对头，/旦夺花园，/就像疯狗，胡旦扯，/就像早前。/我还宰呢，就像鸡儿，/我还是兵。/还吃肉呢，喝血呢，/我是韩信。”与开头形成鲜明对比，连麻雀也没伤过的人，却在敌人面前，被迫拿起了杀人的武器。苏联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之一，德国法西斯给苏联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迫使善良的人不得不自卫。抒情主人公性格的变化，囊括了巨大的历史内容，将卫国战争的正义性浓缩在如此简练的艺术形象中，不得不让人佩服诗人的艺术概括力。在十娃子诗中，经常出现一个喻体——韩信。这里的韩信，不再是具体的中国历史人物，而成为一个“共名”。笔者曾请教过伊玛佐夫，他回答说，韩信是歹毒的代名词。在许多地方，韩信都是诗人批判的否定性形象，而唯独在这首诗中，是肯定的形象。抒情主人公说：“我是韩信。”对待凶恶的敌人，就必须比敌人更毒。

在十娃子的哲理抒情诗中，有时通过咏物蕴含对人生命运的思考，《骆驼》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诗人为骆驼的不幸而悲哀，诗中四次反复感叹“骆驼孽障”。按杨善新《简明东干语-俄语词典》解释，“孽障”意思是可怜。诗中写到骆驼没有草场，没有牧放地，自个儿寻找吃的，是永恒的流浪者。骆驼“吃的刺牙子/像针一样”。骆驼能横渡戈壁滩，不知道渴。它所求甚少，付出颇多。诗的结尾意味深长：“骆驼孽障，都说的，/峰子奓上，/又转行程，又驮人。/有多孽障！/几时它才歇缓呢，/不踮，不忙，/多候才有草场呢，/就像牛羊？”以问句结尾，发人深省。这首诗写于20世纪40年代，对骆驼命运的不平，超越了中国五六十年代歌颂骆驼的诗，而接近于中国20世纪80年代呼唤骆驼觉醒的诗。在中国新诗中，骆驼是许多诗人感兴趣的题材。大体说来，咏骆驼的诗分为两大类：一类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歌颂骆驼不辞劳苦的诗，代表作品有郭沫若的《骆驼》。当时的社会风尚是提倡无私奉献，不计个人得失，骆驼便成了这种社会风尚的艺术象征。到了80年代，出现了一组一反五六十年代主题的骆驼诗。公刘、周涛及回族诗人高深都不约而同地创作了主题相近的诗。诗人不想让骆驼再苦下去，呼唤其醒悟。公刘写出了骆驼的觉醒。人们不仅让骆驼受苦役，让它无尽地付出，更残忍的是，还要吃驼掌，说那是一道好菜。当骆驼听到这句话时，再也无法忍受，才觉醒了，决定反抗。周涛、高深都向骆驼大声发问：你为什么来到世上？为了无穷无尽的苦役，还是为了实现可怜可笑的主张？他们都不赞美骆驼，不喜欢骆驼一味地忍受，而不想改变自己糟糕的境遇。中国诗人，经过十年动乱后，才开始思考骆驼的命运，而十娃子在20世纪40年代，就有这样的思考，希望能改变骆驼的生存条件，这是难能可贵的。对骆驼命运的思考，其实也是对人的命运的思考。

十娃子有时通过叙事来引出哲理。如写小儿学走路的《头一步》。伊玛佐夫在为《挑拣下的作品》所写的序里说，十娃子作为一个敏感的诗人，能在人们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发现诗意，叫人们重新认识。比如小娃娃学走路，这是再平常不过的，可是到了诗人笔下，成了稀奇的事了：“两个手手抻得长，/想抓母亲，/可是不敢往前走，/他站不稳。//母亲把花儿绕的呢：/——快跑，快跑！/可是手不离儿子。/害怕跌倒。//他猛蹻哩一大步/摆哩两下，/可没跌倒。抱上哩/母亲把他。”诗人从中悟出人生哲理：一方面，万事开头难，迈出头一步需要有小孩学步的勇气，只有不怕摔跤，才能勇往直前；另一方面，对待新事物，要像母亲对待小儿那样予以扶持，让他迈出可喜的一步。

《骆驼》和《头一步》的哲理性，或通过咏物，或通过叙事，都寓理于景，虚实相生。而十娃子直接说理的诗，由于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哲理性，读来也意味深长。如《话有三说……》，这首诗是根据中国格言“话有三说，巧者为妙”生发出来的，但是诗人把抽象的道理艺术化了，同时将原有的思想更深化了，使之成为一首令人喜爱的在东干广为流传的哲理诗。诗人是语言艺术家，他懂得怎样运用语言，对语言在人际交往中的正负作用有深刻的感知。诗的开头总括了两种相反的话：伤人的话与让人快乐的话。接着又分写两种话的不同效果：好话能像春风吹暖人心，能驱散心头的乌云，能把冰块化成清泉，像蜜一样甜，像太阳一样暖和；而坏话像冰冷的石头，像箭，“毒话毒音钻哩心/乌云一般，/叫人哭呢，落泪呢，/眼泪像泉”。诗人最后的忠告是：

好话多说，老朋友，

嫑伤人心。

听话，说的，听音呢，

把音拉正。

诗人去世后，人们选择了他的这四行诗，刻在墓碑上，供前来凭吊的人默读、记诵。这四行哲理诗已经成为很多读者的座右铭。

十娃子的哲理抒情诗中，还常常表现出人与自然、自然界万物浑融互渗的关系，如《白杨树》。如果说白桦是叶赛宁最喜爱的树木，那么白杨树则是十娃子及东干诗人最喜爱的树木。诗人能感受到院子里父亲亲手栽的这棵白杨树，“它的身上/有热气呢，连火一样。/但怕我的火气大，/像血一样。/入到这个树上哩，/还叫它旺”。这是人与物的互渗。而《砂糖》《米》《葡萄》等诗中的阳光与万物的浑融互渗，以及人的劳动的投入等都是这种哲理的思考。这不是原始思维的互渗律，而是诗人通过艺术想象，揭示了人与自然、自然界万物之间较为真实的联系。

十娃子的哲理诗大多是他后期的创作，这是诗人人生阅历更丰富，思想更成熟的产物。此时，单靠纯粹的抒情还不能吐胸中之所思、所想。因此，哲理诗便成为他的又一种艺术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