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公民抒情诗

·俄苏公民诗的传统与影响——十娃子公民抒情诗的内容与特点

公民诗，是俄罗斯苏联诗歌的一个传统。徐稚芳指出：“杰尔查文的诗歌充满公民激情，对19世纪公民诗歌的发展有直接的影响。”^[1]普希金对社会的关注，也体现了公民抒情诗的特点。而涅克拉索夫周围的一群平民诗人，对专制制度和奴隶制度的批判，使诗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十二月党人雷列耶夫不仅写过题为《公民》的诗，同时在《致А.А.别斯土舍夫》中有一句名言：“我不是诗人，而是公民。”要求诗人首先是一个战士，一个爱国者，其次才是诗人。受雷列耶夫影响，涅克拉索夫在《诗人和公民》中写下了：“你可以不做诗人，/但是应该做一个公民。”到了苏联时期，马雅可夫斯基创作了许多公民抒情诗，产生了很大影响。

俄苏公民诗，对中国新诗也产生过较大影响。著名诗人郭小川就写过题为《致青年公民》等公民诗，号召“在祖国热烘烘的胸部上长大”的青年公民“向困难进军”。

俄苏公民诗对东干诗歌产生过很大影响。从娃子和十娃子都创作过公民抒情诗。玛凯耶娃在她的《东干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中说：“那时（指20世纪30年代）从娃子突出了公民抒情诗的风格”^[2]，描绘了东干集体农庄的生活方式，创作了社会肖像画。从娃子不仅在《东火星》上发表诗作，1935～1937年，还出版了两本诗集。十娃子也是自觉地创作公民抒情诗的东干诗人。公民抒情诗要求诗人首先具备公民思想，关心人民疾劳，适应时代要求。

十娃子有许多荣誉称号，他最喜欢最注重的是“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诗人”这一称号，认为这是对他的最高褒奖。十娃子不仅是“自然之子”“土地之子”，同时也是“人民之子”。他不仅以实际行动捍卫苏联社会主义共和国，参加了反法西斯战争，同时在感情上、思想上也是共和国的忠实公民。他的公民抒情诗首先表现在对民族、人民、国家命运的关注上。

十娃子始终关注着东干民族的命运，思考着这个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他的名诗《运气曲儿》说：

说是世上运气多，就像大河，

在满各处儿淌的呢，谁都能喝。

可是我总没见过，它避躲我，

但怕它不喜爱我，——

我爷肯说。

为找运气我渡了多少大河，

我翻过了多少山，比天都高。

可是运气没找着，命赶纸薄，

你说我的运气呢？——

我大肯说。

我把运气找着哩，就像大河，

就像伏尔加淌的呢，我由心喝。

我在里头浮的呢，就像天鹅。

世上我的运气大——

我也肯说。

这首诗高度概括了东干民族三代人的命运，有巨大的历史内容。爷爷在中国受苦，没有找到好运；父亲翻越天山，也没有找到好运；而只有十月革命后，东干人的命运才得以改变，运气像伏尔加河一样，任他由心喝。

十娃子为了赞扬本民族的历史学家苏尚洛，写下了《你是先生》一诗。诗人特别注重两个称谓，一个是“同志”，一个是“先生”。在公民诗《祖国曲子》中说：“咱们的喜爱话是同志，/赶这个贵重的话没有的。”说这个话的各处地方都是家，各处儿拿这个话寻找亲人。“同志”是革命战争年代，是社会主义时期苏联的特有话语。而“先生”则是东干人有特指内涵的术语。在十娃子诗中，“先生”有时指“医生”，但给苏尚洛的这首诗中，先生就是中国西北人所说的“识文家”，是有高深学问，能洞见一般人不知道的事物的读书人。诗人赞扬这位史学家，会挖东干民族的根，越挖越深。他研究东干民族英雄、中国陕西回民起义领袖白彦虎，这位清朝视为大逆不道的人物，史学家高喊“他是英雄”，足以光耀千秋。十娃子不仅不忘记这个民族的过去，更关心它的下一代和未来。在《给后辈》中，告诫未来的东干青年，要懂得自己民族的历史，要知道爷爷、太爷“活得孽障”，“黑字红纸没见过”，“也不知道字是啥/啥是诗文”。十月革命后，东干人才翻身解放了。在《满月》中，十娃子不仅盼望孙子长命百岁，同时还盼望他“孝顺母亲，/伟大祖国”。用中国人的伦理观念“孝顺”，要求子孙报效祖国。他的公民抒情诗中融入了中国文化的成分。

十娃子热爱东干民族，却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作为吉尔吉斯斯坦（曾一度属于哈萨克斯坦共和国）的公民，作为苏联的公民，他写下了一系列歌颂祖国的诗篇。在吉尔吉斯斯坦，东干人不是客人，同吉尔吉斯人一样，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在《就像亲娘》中，诗人写道：“不是吉尔吉斯，不是的，/我也不像。/连他我也不会喧。/话不一样。/可是我也不是客，/不是旁人。/我是儿子天山的，/连他一心。”又说：“我连吉尔吉斯结拜哩，/就像弟兄。/就像亲哥亲兄弟，/他，我一心。/都停分哩，没拨嘴。/没讲亏欠。”在《我的列斯普布里卡（祖国）》里，称祖国哈萨克斯坦为“亲娘”。

按玛凯耶娃的看法，创作社会肖像画是从娃子公民诗的特点之一。那么十娃子的《在我们的营盘呢》便是东干新人、新乡庄的肖像画与生活画，是他公民抒情诗中的优美乐章。在诗人丰富多样的创作中，这一组诗活泼清新，颇有艺术感染力。全诗由十八首相互联系的诗，组成一部多声部的交响乐章。诗中的“营盘”是吉尔吉斯南部奥什地区的塔什罗夫东干乡庄。这是一组长达一千多行的社会主义新营盘的赞歌。诗的线索是抒情主人公“我”去拜访营盘老朋友，坐火车直达营盘，老朋友的孙女夫妇来接“我”，孙女婿开的“得胜”（胜利牌）汽车。一路看去，整个营盘仿佛一个美丽的大花园、果树园。东干农家已今非昔比，电灯、电话、书柜、无线电收音机应有尽有。东干乡庄有了电站、发电厂、医院、俱乐部、康拜因机。这是苏联反法西斯战争之后，东干农村的新气象。请看营盘的早晨：“渐渐亮哩，活来哩，/营盘乡庄。/汽车也乱跑脱哩，/连雷一样，/震得地都动弹呢。/得道谁唱/‘少年’曲子，拉得长，/连浪一样。”汽车乱跑，人唱花儿“少年”，从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写出了东干乡庄的变化。

组诗选取了营盘一家人，勾勒出他们新的精神面貌。诗人在《运气曲儿》中写了东干三代人的不同命运，《在我们的营盘呢》正是第三代东干人找到了好运，运气像伏尔加河。孙女金花乐观开朗的性格与新时代的幸福生活分不开。生下来“就有运气”，没爬、没坐，是被抱着长大的。平时总是笑着“嘿嘿，哈哈”。她有文化，是乡庄医院的外科医生。丈夫马贵，是大学生，他盖的电厂发电，把全营盘都照亮了。金花的母亲麦燕是康拜因（联合收割机）手，父亲维林是棉花种植能手。这就是新时代的营盘一家人。我们读马雅可夫斯基的《苏联护照》，感受到苏联公民的高傲与自豪。同样，读十娃子《在我们的营盘呢》，也能感受到诗人的喜悦与骄傲。

在东干语言中，俄语借词占有一定的比例。据伊玛佐夫说：“当有人指责在东干语中过多使用中国词汇时，十娃子当着政府宣传部门领导的面强调：汉语和东干语同源，共同处很多，特别是在词汇上，很难分清哪些是汉族的，哪些是东干族的。这些话放在现在说是很正常的，但在当年，在中苏关系紧张时期，十娃子的言论无疑是激烈的，甚至是和政府唱‘对台戏’的。”^[3]又说，十娃子指出“不要一味借用外来语来填充母语在发展过程中的不足，而应该充分发挥语言内部的资源。按照他的意见，不是万不得已，最好不要借用其他语言的‘现成词汇’。”^[4]组诗《我们的营盘呢》是写新事物的，新事物需要新名词来命名。诗人除了“康拜因”借用俄语（其实汉语也借用康拜因）外，“火车”“俱乐部”“电灯”“电厂”“无线电”“发电”等都是借用汉语新词。还有一些新词，是东干人自己创造的，如胜利牌汽车叫“得胜”，开灯叫“拧电灯”，电站叫“电光局”，电杆叫“丝杆”，医院叫“病院”，动手术叫“开膛”，透视室叫“照镜子的房”，演电影叫“耍电影”，骑自行车叫“骑骑车”，阵亡通知书叫“黑信”，开康拜因叫“吆康拜因”等。这些新名词，东干人已经习惯了，十娃子就加以运用，不再借用俄语或汉语。

《在我们的营盘呢》开创了东干诗史上新人物素描、写新人物群像、写新事物组诗的范例，是十娃子对东干诗歌创作的又一贡献。

公民抒情诗中的“我”，有时候可能是诗人自己或抒情主人公，是“小我”；有时候则是“大我”，是一个民族或一个集体；或者是“小我”与“大我”的统一。郭小川的公民诗，常常用“我号召你们”，曾被批评为小资产阶级的自我膨胀，这是不懂诗的非指称性特点的外行批评。十娃子的公民诗中，“我”有时代表整个东干民族，如“我连吉尔吉斯结拜哩，/就像弟兄。”（《就像亲娘》）这里的“我”就是东干族。《才是列宁》中写“那候儿我还年轻来，翅膀没硬”，“歹毒皇上，/把我打哩，追掉哩”。后来逃到中亚，又受白人皇上的歧视与虐待，列宁救了“我”。这里的“我”，也是整个东干民族。

十娃子为什么创作了一系列公民抒情诗？这是因为诗人具有强烈的公民意识，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作为东干文字的创制人之一、东干书面文学的奠基人，作为“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诗人”，作为民族精英，创作公民诗是合乎逻辑的。

【注释】

[1]徐稚芳.俄罗斯诗歌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法蒂玛·玛凯耶娃.东干文学的形成与发展（俄文版）［M］.伏龙芝：吉尔吉斯斯坦出版社，1984.

[3]伊玛佐夫，丁宏.亚瑟儿·十娃子生活与创作［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

[4]伊玛佐夫，丁宏.亚瑟儿·十娃子生活与创作［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