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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恋乡情结与中国文化——东干恋乡作品中的“三绝”——十娃子怀乡诗作——东干人的精神家园

十娃子不仅是自然之子，同时也是土地之子，对生他养他的土地怀有特殊的难以割舍的感情。他的关于营盘，关于天山的诗广为流传，这类诗具有内在的深刻的文化根源。

乡情，是中华民族最为突出的感情。在世界各民族文学中，写乡情最多、最好的诗篇，对乡情诗感情最深的读者，无疑都在中国。日本汉学家曾做过这样的调查，让中国留学生每人写一首自己最喜爱的诗，结果普遍会背诵的、喜爱的诗是唐代诗人李白的《静夜思》。为什么中国人特别热爱故乡？这是由于中国文化不同于欧洲文化，中国人长期过着农耕生活，不出远门，农耕文化决定了中国人在心理上、感情上对土地、对故乡的怀恋，在伦理上对父母和家人的依恋。因此，中国的怀乡诗极为发达。

中亚东干族与中国回族在文化上的同源关系，决定了这个民族不同于中亚哈萨克、吉尔吉斯等历史上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经常迁徙，与定居的东干民族文化自然会有差异。东干族的根在中国，也属于农耕文化，迁移中亚后，他们对中亚的农业，如水稻种植、蔬菜栽培等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东干人在中亚一百多年，没有被周围的民族同化，这与他们的生活、居住方式有很大关系。中国的回族“大分散，小集中”，而“小集中”是保持民族特性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东干人在中亚也是“大分散，小集中”，他们分布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三国的三十多个乡庄。其中最大的乡庄，居住上万东干人，如甘肃村梢葫芦，陕西村营盘（后改名马三成）。这些乡庄，不仅是他们的栖息地，是他们语言和文化的传播中心，同时也是东干人的精神家园。因此，代表东干民族心声的诗人十娃子写出不少动人的怀乡诗是合情合理的。

在东干文学艺术中，十娃子的《营盘》、尤苏尔·老马的《乡庄》和广泛传唱的东干歌曲《花瓶》（E.伊斯玛依洛夫作曲，X.拉阿洪诺夫作词），成为怀恋东干乡庄的“三绝”。我们称它们为“三绝”，不仅因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同时也在于其特殊的民族心理、民族感情。《营盘》全诗如下：

营盘，在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楚河边上，原名叫卡拉库努孜（Каракунуз），白彦虎领导的陕西回民起义失败后，迁到此处定居，东干人命名为营盘。而营盘是旧时军队打仗安营扎寨的地方，用营盘做地名，是有纪念意义的。后来，这里又出了一个东干骑兵团的英雄领袖——马三成，营盘遂改名为马三成。十娃子的诗题“营盘”，不只是指卡拉库努孜，而是吉、哈、乌三国东干族聚居地的代称。诗的第一节以明快的语言、和谐的韵律，写出了对生我养我的营盘的深厚感情。诗人也从俄罗斯诗歌中汲取了营养，可是由于两种语言的差异，正如马凯耶娃所说，东干诗与俄语诗的韵律很不相同^[1]。在十娃子笔下，东干诗的韵律竟如此优美。第四节是第一节的复唱，节奏感很强，读来朗朗上口，毫无阻滞之感。用风和草来比喻，抒情主人公在营盘欢快地奔跑，如风行草上，轻快自如。这里的一草一木，都留下了他的脚印。结尾的反问句“我咋不想？”，问得十分有力。诗的第二、三节通过对比，进一步抒发了诗人对营盘的深厚的感情。柏林的广场与营盘的草场——眼睛看见的；罗马的音乐与营盘的癞瓜声（青蛙叫声）——耳朵听见的；巴黎的香水与营盘的草木味——鼻子闻到的。分别从视觉、听觉、嗅觉等不同感觉的角度做了三组对比。诗人一千次地选择，一万次地寻找，觉得还是营盘好。不仅在柏林、罗马、巴黎看见的、听见的、闻到的不如营盘，在诗人眼里，大都市上海、伦敦，无论怎样繁华、热闹，也不及他的乡庄美。在城市与营盘的选择中，十娃子毫不犹豫地从感情上选择了后者，营盘才是他的精神家园，是他灵魂的栖息地。《营盘》代表了东干民族的心声。东干人最喜爱的歌曲《花瓶》受《营盘》的影响，把营盘比作花瓶，比作老母亲：“我把营盘还唱哩，你的美丽的大花瓶。走到哪塔儿都想你，你是我的老母亲。”

“月是故乡明”，这是中国人的感情投射。十娃子不少诗也表现了同样的感情，不仅《营盘》如此，《我还见呢》也是如此，后者是诗人在柏林写的一首怀乡诗。柏林的春天来了，天也是蓝的，滩道也是绿的，百灵鸟儿也在歌唱，春风也在轻拂，樱桃花、杏花像白云开放……这一切仿佛营盘一样，可是在诗人的心理感觉上，却大异其趣：“总没听过‘少年’歌儿，/亲爱的音，/五更翅儿也没喊我/天天早晨。/也没闻过韭菜味，/我爷的蒜。”这几行诗里出现的“少年”正是中国西北民歌的一种，有的称“花儿”，有的叫“少年”。东干人将从中国带过来的这种民歌称“少年”，是东干族“亲爱的音”。韭菜，也是东干人从中国带过去的菜，在十娃子诗中经常出现，有时称“我奶的蒜”，有时称“我爷的蒜”。“少年”“五更翅”“韭菜”三个东干民族特有的意象将怀念的地方定位为营盘，是确定无疑的。诗中未出现“营盘”，却怀念营盘。

在十娃子诗歌中，出现最多的鸟类意象不是雁、鹤等，虽然也以凤凰、孔雀比喻姑娘，但是诗人最喜爱的，出现频率最高的鸟儿是夜莺，东干人叫五更翅。中国有的学者译为五更鸱，因为鸱为鸮类，即鸱鸮，容易误解。为什么叫五更翅？从娃子在他的《回族语言的来源话典》里解释“五更”词条说，“那会儿把一晚夕分五停儿。”这是“五更”的原意。可是到“五更翅”词条，又说“五怎么来，难说。‘更’是鸟儿的名字，‘翅’是翅膀。”一方面“翅”可以帮助我们纠正译为“鸱”的误解；另一方面，却将“五”和“更”说错了，这是汉字失传，拼音文字导致的结果。夜莺是天山一带最为活跃的鸟儿，闻捷在《天山牧歌》中就多次歌唱过这种可爱的鸟儿。十娃子对五更翅，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的许多诗中，常常出现五更翅意象，还专门写过一首叫《五更翅儿》的诗。人都说，五更翅儿各处都有，都在花园里，都在歌唱太阳。可是，诗人的心理感受上却是：各地的五更翅儿尽管都唱的一个音，却与营盘的不一样。他听了黄河边上的五更翅儿的歌声说：“就是那塔儿五更翅儿/唱得受听，/可是它把我的心/总没唱动。”听了喀尔巴阡山（欧洲）五更翅儿的歌唱也说：“就是，那塔儿五更翅儿/唱得也巧，/可是它把我的心/也没唱到。”再看他对营盘五更翅儿的感受：“在营盘呢五更翅儿/……它也唱的那个曲儿/音也一样。”“就是，营盘花园呢/五更翅声，/钻人心呢，就像血，/能唱动心。”一样的五更翅儿，一样的叫声，唯有营盘的能钻人心，能叫人心动。可见，诗人对营盘一往情深。

十娃子的精神家园不在现代大都市，而在营盘，在天山，在梢葫芦。他对天山的歌唱，使我们想到闻捷。十娃子与闻捷，都留下了广为传诵的“天山牧歌”。十娃子的《天山的天》说：“这是我的一块儿天，/天山的天。/赶一切净我的天，/赶一切蓝。/这一块儿天我上贵/连命一样。/我的星宿在这儿呢，/太阳，月亮……”天山横亘数千里，跨越中、哈、吉几个国家，何其大！在诗人笔下，这是我的一块儿天，比一切净，比一切蓝。这儿有我的太阳，我的星星，我的月亮。这是十娃子惯用的表示亲切的句式，淋漓尽致地道出了他对天山的感情。诗人在《天山》一诗中还用了《营盘》中类似的句式：

天山是诗人活动的大故乡，而梢葫芦则是诗人出生的小故乡。《我的乡庄》是歌颂梢葫芦的诗：“人都说的：——梢葫芦/又脏，又囊！/谁都不去。站不住。/有多心慌！/可是我总不信服。/这个大乡/泛常揽络我的呢，/就像亲娘。”“我”的感受与“人都说”相反，在抒情主人公看来，梢葫芦是他情感世界中最美丽的花园，不仅有儿时的美好记忆，母亲亲昵的呼唤，连父亲笨拙的狠猴（猫头鹰）般的歌声，也是美好的。同时也有甜蜜爱情的回忆，五更翅儿钻心的歌唱。在诗人的感觉中，梢葫芦就是亲娘。

十娃子对故土的热爱，对东干乡庄的情感同中国现代诗人臧克家有可比之处。臧克家以写农村、农民生活著称，有过“农民诗人”之称。他对生他养他的农村特别热爱。在理智上，他向往城市，可是在感情世界里，他爱农村，爱“柳梢上的月明”、“戴月荷锄归”的田园生活。世界上名山大川有多少，他最有感情的是他门前的马耳山。即使有天堂，他也不去，他的灵魂和情感永远在农村。十娃子与臧克家是同龄人，尽管生活在不同的国度与不同的环境中，两位诗人的乡情颇为接近。《我去不下》是他写乡情的代表作之一。东干人因清王朝的压迫揭竿而起，失败后迁居中亚，时隔近百年后，有老朋友写信请他回来，十娃子为此写下这首诗。“再嫑写信，老朋友，/你也嫑请。/我去不下，行程多，/起不动身。/把太阳咋背上呢/我的太阳？/头一根光太阳的/连箭一样，/射到我的眼睛里/头一股儿亮。/咋撂下呢，请你说，/把太阳？”接着是“把泉我咋提上呢，/我的大泉？”“把树我咋拿上呢，/我的杏树？”故乡印满他脚印的小路也难以带走：

这首诗既不过于泥实，也不无端想象，可谓虚实相得益彰。选取与诗人感情最深的四个意象，概括他的难以带走的“行程”。诗中的“我”，不仅是诗人自己，也是整个中亚东干民族。这个民族的根已经牢牢地扎在中亚大地上，再迁徙回去，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根包括社会生活的根，经济文化的根，亲属关系的根以及情感的根。中国是东干族的历史故国，是他们祖先的老根；而中亚是迁居后的新的祖国，新一代的根已经扎在了这里。十娃子的《我去不下》，就是这个民族文化心理的真实写照。

[1]法蒂玛·玛凯耶娃.东干文学的形成与发展（俄文版）［M］.伏龙芝：吉尔吉斯斯坦出版社，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