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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东干诗歌定位
——从Я.十娃子到И.十四儿等的东干诗歌创作

·日本汉诗、美国华语诗与东干诗对照——东干书面诗歌发展历程——十娃子的地位——东干诗歌的独特性：拼音文字、语言风格、三大文化资源——十四儿的现代主义创作倾向

在世界华语诗歌的格局中，东干诗歌是与众不同的奇葩。这里试举三首诗加以比较。

一首是日本汉诗。日本汉诗源远流长，但并未进入世界华语文学研究者的视野。日本汉诗是日本人用汉语写的诗，应列入华语诗的范畴。如嵯峨天皇的《渔歌五首》^[1]之一。

寒江春晓片云晴，两岸花飞夜更明。鲈鱼脍，莼菜羹，餐罢酣歌带月行。

这些旧体诗，能以假乱真，就像中国人写的。

第二首，美籍华人周正光写的富有传统诗词韵味的华语诗，如《秋韵》^[2]。

第三首，我们举十娃子的《雁飞的呢》。

这首诗完全是西北方言，同时运用“飞的呢”“唱的呢”等，都是表现现在时态的动词，即动作仍在进行。“像星星”“古代音”“衔的春天”三个关键词将诗提升到绝妙的境界。

东干诗歌包括东干民歌和诗人创作两部分。关于东干民歌，赵塔里木对其有过专门研究，发表过这方面的系列论文。我们这里只讨论东干诗人的诗作。

东干书面文学创作的起始标志，是1931年出版的十娃子的东干文诗集《亮明星》（即启明星）。十娃子是一个精力充沛、嗜诗如命的诗人，直到1985年80岁高龄时还写出了脍炙人口的《有心呢》等优秀作品。他的创作代表了东干诗歌的最高水平。同时，他五十多年的创作生涯，差不多标示出了东干诗歌创作的历史轨迹。

按照玛凯耶娃的说法，1936年，十娃子创作进入成熟期^[3]。这样，我们就有理由认为，1931～1936年是东干诗歌创作的启蒙时期，即文化启蒙期。1928年创制以阿拉伯字母为基础的东干文字，1932年又改制以拉丁字母为基础。这一时期，第一代东干学者、诗人中的骨干差不多都是从塔什干培养出来的。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塔什干是第一代东干诗人、学者的摇篮，十娃子、杨善新、马耶夫等都曾就读于塔什干教育学院。苏联时期，塔什干是中亚政治、经济、文化及交通中心。伊玛佐夫说：“塔什干求学对亚瑟尔·十娃子的生活发生了重要影响。正是在这里，他开始接触俄罗斯、鞑靼及其他民族的文学作品，萌生了文学创作的愿望。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考虑本民族文字的创制问题。他与杨善新、马凯，及其他东干族大学生尝试用阿拉伯字母拼写东干语，并刊印出了手写体东干语小报《学生》。这是东干文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为以后东干文字的创制打下了基础。”^[4]《东火星》及后来的《十月的旗》《东干报》（东干文兼俄文报），在东干文学及文化发展史上，起了巨大作用，成为培养东干作家的学校。没有这些阵地，是不可能产生东干作家的。1932年创办的《东火星》为东干文化启蒙及文学发展带来了机遇。东干诗歌创作，在这个时候活跃起来。十娃子、马凯、从娃子、阿布都林、尤苏洛夫等都发表了作品。如同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化先驱者发表同题文学作品，如新诗《人力车夫》《鸽子》等一样，东干作家也发表了一系列诗歌，如《新字母》《应当学习》《快学习》等启蒙作品。可以想象，一个没有自己文字（汉字失传）的民族，当获得了新文字后，心情是何等喜悦！

1936年，十娃子诗歌创作逐渐摆脱模仿，走向成熟。玛凯耶娃认为，十娃子早期学习马雅可夫斯基和别德内依，未能奏效。而此时，他从演说风格和刻板公式中摆脱了出来。在此后的五十年里，十娃子给东干读者、给吉尔吉斯乃至苏联读者奉献了四十多部作品（包括创作和译文），其中大部分为诗歌，还有一部分为小说等。

十娃子在东干文学史上应处于怎样的地位？东干文学评论家玛凯耶娃说：“作为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诗人亚斯尔·十娃子的名字在我国是人所共知的，他是东干书面文学的创始者、诗人、散文作家、语言学家、文艺学家、卫国战争年代的战地新闻记者、翻译家、积极的社会活动家。”^[5]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通讯院士、东干学研究所所长、语言文学博士伊玛佐夫也认为，“亚斯尔·十娃子是东干书面文学的奠基者。”^[6]这些看法代表了东干人对十娃子的高度评价，已成为人们的共识。这是从中亚东干文学发展的角度所做的科学概括。

换一个角度，如果从世界华语文学的视野来观照，以中国人的眼光，从中国文化在中亚的流向看，十娃子应该处于怎样的坐标位置？我们将东干文学定位为“世界华语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7]，那么十娃子就是世界华语诗苑中的一朵奇葩。在世界华语诗歌的格局中，以十娃子为代表的东干诗歌是非常独特的。

首先，东干文字是独特的，不同于中国象形文字。中国象形文字主要是表意的。汉字不仅结构严密，同时又蕴含了丰富的中国文化信息。十娃子专门写过一首诗《汉字》，称“汉字难懂意思深”。汉字的失传，使东干人对个别汉语词汇的意义不甚了解。东干人采用三十三个俄文字母另加五个字母，拼写成不同于中国象形文字的拼音文字。同汉字相比，东干文很容易掌握。东干报刊、书籍用这种拼音文字保存了大量的文化资料。东干人读拼音文字的语速不亚于中国人读汉字的语速。用拼音文字写汉诗，是东干人的一大创造。

其次是语言的独特性。五四时期反对白话的人，认为白话乃引车卖浆之流的俚语，不登文学的大雅之堂。后来，又认为写散文可以用白话，而写诗断不能用白话。用西北方言能不能写小说、散文，尤其是能不能写诗？这在中国诗人群中，是很难想象的。

以十娃子为代表的东干诗歌运用中国的西北方言，令读者觉得格外新鲜。一方面，与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没有多少继承性。十娃子的诗歌中除了“之后”中的“之”外，几乎找不出中国古典诗歌的词汇。另一方面，我们又惊叹于诗人将中国西北方言土语提高到诗的艺术境界，从而有力地证明了，运用纯粹的西北方言，不仅能写诗，而且还能写出好诗。许多从不入诗的方言土语，在十娃子笔下成为美妙的诗句。由于汉字的失传，东干人除了口传的民间文学，几乎没有任何中国诗歌可以借鉴。在这种情况下，创作汉语诗歌，只能靠摸索。同时，也为他们发挥艺术独创性提供了天地。

东干诗歌具有“言文合一”的特点。在中国古代，言与文常常是不一致的。说话用白话，作文则用古文。到19世纪末，改良派批判言文分离，提倡言文合一。五四时期，白话文运动全面展开，白话文逐渐取代了文言文，这是一大历史进步。但是，由于中国地域辽阔，方言土语各异，在文学创作中，通用以普通话为主的十娃子与老舍书面语言。西北方言在花儿、信天游等民歌中可以出现，但不可能大量进入文人诗歌的殿堂。十娃子的诗歌使东干口语与书面文学达到了高度的统一。试看这样的诗句：“我的曲子淌的呢/就像清泉；/打热心呢冒的呢/就像火焰。”西北口语“淌的呢”“冒的呢”用以表现现在时态，即正在持续进行的动作。这种言文合一的特点，在东干人的小说中更为普遍。

为了能直观地体会到十娃子诗歌的原汁原味，且举代表他独特情感与文化意蕴的《在伊犁》一诗：“还在天上飞的呢，一过天山，/我闻见哩：韭菜味，我奶的蒜。/稻地田子就像海，我爷的汗，/我闻惯哩，营盘哩我肯闻见。//我觉谋得将飞起，我的风船，/稳稳可价落脱哩，连鹰一般。/姑娘笑哩，到跟前：——这是伊犁，/谁接你呢：母亲吗，兄弟，姊妹？//谁都把我没接迎，下哩风船，/光白骆驼望我哩，眼睛像泉。/两个旋风转得来，不高，可快，/哈巴，我爷看来哩，领的我奶。”1957年4月底，由中亚哈萨克族、塔吉克族、维吾尔族、乌兹别克族和东干族作家组成的苏联代表团来到中国，十娃子为代表团成员。代表团先到新疆，然后去北京。在代表团到达第一站伊犁时，诗人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诗篇。全诗看似朴白，全用口语，却有浓郁醉人的诗意，是一首别开生面的抒情诗。第一节写飞机飞过天山到中国上空时，诗人的感触。先从嗅觉意象入手，选择了最能代表东干及中华文化的意象——韭菜和蒜。韭菜是东干人从中国带到中亚的，俄罗斯及中亚人的“韭菜”一词都借用汉语发音。在十娃子诗作中，如在德国写的怀乡诗，也通过韭菜引发怀乡之情。因此，韭菜成为中国-东干-中亚之间联结的文学意象。从飞机上还看到如茵的稻田，联想到挥汗如雨的东干农民，仿佛闻到了爷爷的汗味，这也是家乡营盘里常闻到的熟悉的气味。营盘，是哈萨克斯坦的东干村，陕西回民起义领袖白彦虎曾居住在这里，后改名马三成。这里的营盘，代表中亚所有的东干乡庄。第二节写飞机降落，笔调轻松愉快，同时也是第三节的有力铺垫。东干语言是晚清西北方言的“活博物馆”。东干人把飞机叫“风船”。诗人感觉飞机刚刚起飞，却很快就稳稳降落在伊犁，像鹰一般。姑娘笑着走过来问，是什么亲人来迎接呢？第二节以问句结尾，也是意味深长的。联系东干人的历史，自1877年被迫西迁后，从未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想念故国，可是故国已无亲人，应该说感情是复杂的。第三节出人意料的精彩，显露出诗人的大手笔。下了飞机，没有兄弟姐妹等亲人迎接，却出现了两个意象：一个是白骆驼，一个是旋风。在伊斯兰教中，白骆驼乃圣人之坐骑。眼睛像清泉般的白骆驼的出现，将读者引入圣者再现的崇高的精神境界。紧接着又刮来两个旋风，在中国西北民间及东干人文化中，旋风即鬼魂。诗人看见两个旋风，不高，可刮得很快，猜想一定是爷爷领着奶奶来迎接他。似幻似真，妙趣横生，将诗推向十分美好的境界。如此有力的结尾，可以称之为“豹尾”，乃神来之笔。结尾使诗具有了神秘的韵味和乐观的色彩，掩卷之后，令人回味无穷。诗中运用了“将将”（刚刚）、“觉谋”（感觉）、“哈巴”（大概）等西北方言，西北人读了，感到十分亲切。由此可以体会到，十娃子不愧是抒情诗创作的高手。

从语言风格上看，十娃子的诗更朴素。他的诗像洁白的雪花，可是“里头太阳藏的呢/只有它白”（十娃子语）。只有透过雪花，看到里头藏匿的太阳，才能真正领略其诗味诗境。这种风格，比李季的诗歌和赵树理的小说更口语化，更接近农民。从这个角度看，以十娃子为代表的东干作家的作品自当有别一种意义。

综观诗人的创作，我们可以把十娃子称为“自然之子”、“土地之子”。在他内容丰富的诗作中，其公民诗、哲理抒情诗和爱情诗很有特点。他的中国情结与民族精神尤为可贵，他的比喻系统和诗歌形式在东干诗歌中有广泛的影响。

十娃子的诗，就其题材之多样，内容之丰富，个性之鲜明，语言之朴素，比喻之新颖，形式之独特等，不仅在东干诗坛上是出类拔萃的，就是在世界华语诗苑中也是与众不同的。

处于中亚地域的文化生态环境中，东干诗歌的文化资源，除了回族自身的穆斯林文化外，还有中国文化资源、俄罗斯文化资源及吉尔吉斯、哈萨克、鞑靼等民族的文化资源。十娃子的一首《我四季唱呢》典型地披露了他创作的几个文化资源的向度。全诗共四节，第一节是中国文化资源：

中国的伟大诗人屈原，为十娃子所敬重。他还专门写过《给屈原诗人》一诗，表示敬意，虽然对端午民俗有误解，如屈原爱吃粽子，没吃够粽子，人们才把粽子投到江里。为了纪念屈原，诗人也把粽子投到伏尔加河里。十娃子诗中的中国意象占有很大比重。诗的第二节是俄罗斯文化资源：

十娃子热爱普希金，不仅读过他的作品，还翻译过他的作品。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也是俄罗斯文化的代表。第三节则是吉尔吉斯文化资源：

托克托古尔·萨特尔加诺夫（1864～1933），是吉尔吉斯杰出的民主派诗人。他不识字，其诗是通过口头流传的，他给吉尔吉斯民族留下了丰富的文学与文化遗产，其诗歌与音乐，同民间传统有密切的联系。十娃子这首诗提到他著名的音乐《铁尔米·克尔别兹》。诗的最后忽发奇想：“哪塔儿我旦防不住/叫老阎王/把我的命旦偷上，/连贼一样。/高抬深埋旦送到/梢葫芦乡，/赶早我可出来呢/就像太阳。/高声，高声还唱呢，/百灵儿一般/——好吗？春天，小姑娘，/银白牡丹！”

这是一首充满浪漫主义色彩的奇诗，体现了诗人异常鲜明的个性。他对生活如此热爱，如此执着。要像屈原一样歌唱，但不跳江；要像普希金一样歌唱，但不变成铜像；要像托克托古尔一样歌唱，永不死亡。要与天山、伏尔加河、蓝天一同成百年、成千年、成万年地活下去，唱下去。即使防不住老阎王，死了，还要每天清晨迎着太阳放声歌唱。这首诗，不仅代表了十娃子的乐观精神，同时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精神，传达了一个时代的声音。十娃子去世后，差不多是苏联时代的终结。拉阿洪诺夫、伊玛佐夫、曼苏洛娃等诗人受其影响颇大，较为年轻的诗人有十四儿和女诗人索娃子、海澈儿等。目前，更年轻的迷恋于诗，出过诗集或发表诗作的还有马圣哈耶娃、穆萨耶娃、穆萨洪诺娃等。

十四儿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没有像十娃子等老一代诗人经历过卫国战争年代的血与火的洗礼。同时，在文化教育上，受西方现代文艺思潮影响较大。他对东干民间故事的研究，采用结构主义方法。在价值观念上与上一代诗人也不相同。上班、下班，在老一代诗人看来是愉快的，而十四儿却用这样的诗句描述现代人的工作和生活：“人的通常的不幸命运——/上班、下班，没有别的路。”（《人与时间》）

如果说十娃子倾向于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那么十四儿则倾向于现代主义。在十娃子创作思想中，传统的东西较多，他关注集体、民族、国家命运，而十四儿更多关注个体生命的迷惘与焦虑，关注人类的生存困境，他的诗歌有极敏感的现代人的时间意识与生命意识。十娃子诗歌充满乐观的精神，而十四儿不少诗歌则流露出一种悲剧意识。在他看来，对于个体生命来说，永恒便是“阴冷的死亡”。十四儿并不是悲观主义者，他的诗也有像十娃子诗中那种永不停息的前行的毅力。命运、信心、希望、爱情都促使他向前走去，尽管不知道要去哪儿，但是动力是有的。十四儿诗中的哲理也不同于十娃子，他的命题是现代主义的，如“我是自己的上帝”（《摇着我，年轻妈妈温柔地笑了》）。

与十娃子等老一代诗人不同，十四儿以现代社会现代青年的独特感受，在东干诗坛上开辟了另一片天地，昭示出东干诗歌创作的又一走向。

[1]程千帆，孙望选.日本汉诗选评［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

[2]周正光.听雨，在密西西比河［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4.

[3]法蒂玛·玛凯耶娃.东干文学的形成与发展（俄文版）［M］.伏龙芝：吉尔吉斯斯坦出版社，1984.

[4]伊玛佐夫，丁宏.亚瑟儿.十娃子生活与创作［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

[5]法蒂玛·玛凯耶娃.东干文学的形成与发展（俄文版）［M］.伏龙芝：吉尔吉斯斯坦出版社，1984.

[6]伊玛佐夫等.亚瑟儿·十娃子——东干文学的奠基者［M］.比什凯克：依里木出版社，2001.

[7]常文昌，唐欣.东干文学：世界华语文学的一个分支［J］.光明日报.2003.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