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中亚有的回族学者提出，不要用“东干”这个称呼。我们知道，在苏联民族划界时将他们定名为东干族，俄语中一直都写成“东干”。为了区别于中国的回族，同时为了行文上的便利，本书仍沿用“东干”这一称呼。比如习惯上叫东干文，如叫成回文，意义便更模糊了。迁居于中亚哈、吉、乌三国的回族至今已发展有十万余人，汉字失传后，他们创造了拼音文字——东干文。在口传文学继承发展的同时，东干人又创造了书面文学，公认的代表东干书面文学最高成就的作家，一个是诗人亚瑟尔·十娃子，一个是小说家尔利·阿尔布都，他们被称为东干书面文学的“双子星座”。

十娃子是东干书面文学的创始人，是吉尔吉斯斯坦著名的诗人，被誉为“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诗人”。伊玛佐夫特别提到，十娃子1976年出版的“俄文诗集《诗作》被选入苏联诗人文库。这个文库发行量很大，且被选入的诗人多是有相当影响的一流作家。”^[1]即此一例，可以看出十娃子的影响。我们还看到苏联科学院于1963年出版的《中亚和哈萨克斯坦民族》一书中就有诗人十娃子的介绍和照片。

阿尔布都的小说，在语言上具有特殊的贡献。如果没有阿尔布都，一般人会觉得东干话土气，可阿尔布都让我们领略了以西北方言为基础的东干语言的艺术魅力。关于阿尔布都此处从略。

十娃子的诗歌，完全摆脱了汉语书面语言的束缚，严格地说，他没有受汉语书面语言的训练，用中国诗人不入诗的口语写诗，这在中国诗歌史或世界华语诗中都是罕见的。世界各地的华裔群体口语中不同程度地保留了中国各地的方言土语，但是在书面文学创作中，都用书面语言，唯有东干书面文学是个例外。十娃子将东干语提升到诗的境界，这是了不起的贡献。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称其为世界华语诗苑的“奇葩”名至实归。

十娃子同时代，也有几位启蒙诗人，如马耶夫、马凯、杨善新、从娃子、马从诺夫等；十娃子之后，有伊玛佐夫、拉阿洪诺夫、曼苏洛娃等；第三代诗人有十四儿、索娃子、海澈儿等；更年轻的迷恋于诗，出过诗集或发表诗作的还有马圣哈耶娃、穆萨耶娃、穆萨洪诺娃等，其中女性诗人居多。本书只选取具有代表性的两位诗人加以研究，并选译转写他们的代表作品奉献给中国读者。从十娃子到十四儿，大体上可以看出东干诗歌的传承与变化。

东干民间文学诗味已颇浓，如猜话儿（谜语）。“一个树树不低不高，上头长的弯弯镰刀。”谜底是豇豆。这个谜面是很形象的比喻，但还不算精彩。而另一个谜语，“一个树树不低不高，上头结的唉哟。”谜底是刺桠，即蔷薇刺之类的植物，手一碰就会被刺，发出“唉哟”的叫声。这简直是虚实相得益彰的好诗。十娃子、十四儿的诗，虽然语言浅白，却具有诗的素质。读他们的东干语诗，具有浓郁的诗味，译成俄文或吉尔吉斯文，也同样具有诗味。对于诗能不能翻译，人们有截然相反的看法。一种意见认为，诗无法翻译，这看法也许极端了点，却也有其合理的成分，至少翻译过程是有损失的。中国古典诗词译成外文，或古典诗词译成白话，都大打折扣。东干诗歌译成俄文，语言上的原汁原味丧失殆尽。即便如此，诗歌的境界或诗意还是可以翻译的。另一种看法，以著名诗人戴望舒为代表，他认为检验诗与非诗的试金石是翻译。说诗不能翻译是一个错误，只有坏诗一经翻译才失去一切，真正的诗在任何语言的翻译中都永远保持着它的价值。这看法虽忽略了翻译中的损失，也自有其合理之处。十娃子的诗集，有相当一部分是俄文版和吉尔吉斯文版，能在不同的语言中产生影响，证明了它是真正的诗。十四儿也有和吉尔吉斯诗人合集的俄文诗，也很有艺术魅力。东干文诗，在浅白的东干口语中，蕴含着浓郁的诗味。

东干口语、东干书面语言、西北方言、现代汉语书面语言这四者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研究东干文学经常遇到的基本问题。东干口语是以西北方言为基础的，其大量的词汇与西北方言是一致的，其中的不少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与西北回民语言中的借词也大体一致。但是二者又有差异，表现在：东干语中俄语借词大约占7%，有时俄语与现代汉语并用，如同一篇小说中“汽车”一词汉语与俄语交叉并用；同时，也有对其他突厥语民族语言的借用。东干语中还保留了某些现代西北方言或普通话中失传的词汇，如风船（飞机）、帖子（钱）等。在语音上，同当前的陕、甘语音也大同小异，但东干书面语言同现代汉语书面语言却有较大的差异。

伊玛佐夫和尤苏波夫、老三诺夫对我们研究十娃子的许多观点给以了充分的肯定，认为这是中国研究者的独特视角，有许多意想不到的看法。他们的意见在俄语、东干语、汉语等几篇论文中都有陈述。了解了我们的观点后，伊玛佐夫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在东干人看来，十娃子诗歌的语言不太像东干人的口语，但在中国人看来，十娃子诗歌的口语化程度超过了任何一位中国诗人。这个问题还可以深入研究。由于中国诗人从小就接受汉语书面语的训练，在他们创作的时候，即使夹杂一些口语，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摆脱汉语书面语的束缚。东干诗人的语言，即使和东干口语有差别，但由于他们和汉语书面语是隔绝的，是在东干口语的基础上创作的，因此中国读者的感受是，东干诗歌完全是口语化的。我们在评价十娃子时，参照的是中国诗歌。由此，我们还需要深入研究东干书面语与口语的差别，尽管这个差别比较小。关于这个问题的深入研究，还可以从东干民间文本和作家文本的细致比较中去寻找答案。

本书由两编构成：第一编是对十娃子和十四儿诗歌的研究和评论，这一部分提出了我们的一系列有别于其他国家研究者的看法，供读者和研究者参考。第二编是两位诗人作品的精选，按照我们的眼光，同时也参照东干人公认的好作品，选出六十多首，大体上可以代表东干诗歌的水平和面貌。为便于阅读，每首诗后有简短的导读和必要的注释。这里要说的是对这些作品的直译转写所遵循的原则和处理方法。

在评价李福清《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汉文版时，笔者就曾指出东干文的直译转写甚至比俄文翻译更难。那如何解决所遇到的疑难问题呢？

中国文化与东干文学的互补与互证是我们解决直译转写中疑难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以其昏昏，使人昭昭，自己糊里糊涂地翻译转写，要叫别人看得懂，是不可能的。比如，十娃子把钢笔叫“钢生活”，这种叫法对于中国年轻人来说，几近失传。五六十年前，我们的爷爷奶奶、父母把毛笔叫“生活”，由此可以断定“钢生活”就是钢笔。这是以西北民间口语来证明东干语的含义。再从书面文献记载看，清人黎士宏在其《仁恕堂笔记》中记载：“甘州人谓笔曰生活。”不仅口语中有，文献中也有了。近年来方言研究已成为语言学中的热点，陆续出版的《银川方言词典》《西宁方言词典》《陕西方言词典》《兰州方言词典》等西北方言词典差不多都收入了将毛笔称为“生活”的民间旧有说法。如此多重证据，与东干语互证，就十分可靠了，直译转写起来，心里就踏实了。东干语也有将笔称“盖兰”，这是汉语所没有的。互证也发现同一个方言词汇，东干语与中国西北方言的意义有差别。如“贤惠”一词，在中国习惯上用于女性，而东干人也用于男性。十娃子诗中的“囊”，东干语词典释义为泥泞，脏。而西北方言各地也不尽相同，“囊”有时指笨，形容人的动作不利索，有时指脏，但用于泥泞的却少有。东干文是拼音文字，许多同音字并不像汉字那样在形态上有区别，要放到词组或句子里才明白意义。推而广之，东干文学中有些词来自俄语，同样要采用与俄语互证的方法。十娃子的《北河沿上》说：“天山背后，/牛毛汉人住的呢，/长的金手。”最初看到，直译转写为“长得精瘦”。从文义上看，也是通的。可是，“瘦”东干人的发音是“sòu”，而不是“shǒu”，这就成为一个疑点。十四儿认为应该是“金手”，民间有“金手银胳膊”之说。十四儿这个看法正是源自俄语。兰州大学司俊琴副教授在她的博士论文中就引述俄语中“金手”，即能工巧匠的解释，并以爱莎·曼苏洛娃小说中的“金手银胳膊”为例，说明东干语对俄语的仿制。有了这些证据，直译转写成“长的金手”就有理有据了。

陈垣在《校刊学例释》中总结出四种校法，一为对校法，二为本校法，三为他校法，四为理校法。^[2]这几种校刊方法对校正东干文原文或直译转写的汉文，都有启示意义。对校法，是几种不同版本的对校。东干文文本中极个别地方原文校对有误，我们力求在直译转写中也予以订正。如十娃子出版于1988年的《挑拣下的作品》中有一首诗题为《我把烧心绑住呢》中“绑”少了一个字母，成了“包”。而最新出版于2006年的《五更翅儿》沿袭了这个错误，未能校出。回过头来，查对出版于1980年的《天山的音》，才发现更早的版本可能是诗人亲自校对的，是正确的。本校法，以本书前后互证。如十娃子《滩道》中“金刚太阳”，令人联想到甘肃方言“精刚晌午”（没有云彩的烈日暴晒的正午），以十娃子同一本书中的另一首《春风》互相参照发现，“金刚”的含义与甘肃方言并不一致。《春风》中写太阳：“它的金光，/把春风都钻透呢，/就像金刚。”这是前一首“金刚”的最好注脚。他校法，是以他书校本书，以前人之书或所引者校之。理校法，我们理解其含义为于理通达。国外不熟悉西北方言的汉学家问笔者如何发现直译转写的错误，以什么为标准。理校法，便是其中的一种办法。严复主张翻译要信、达、雅。东干文的直译转写与其他语言文字的翻译不同，但也要信，也要达。我们发现，信与达有时并不完全一致，东干人的某些习惯用法，我们可能觉得别扭，不太通达，但更多情况下信与达是一致的，往往能从不通之处发现误译。举一个例子，有转译的这样一首儿歌：“赶早的饭，上午端；上午的饭，二压三，洗锅抹碗鸡叫唤。”这是东干语中的陕西话，说的可能是做饭费事，或者是做饭人不麻利，紧做慢做就迟了。但这样转写意思不通，“二压三”更无法理解。细细琢磨，应该这样转写：“赶早的饭，晌午端；晌午的饭，日压山，洗锅抹碗鸡叫唤。”理校有利也有弊，要判断准确，否则就会出错，正如陈垣所说，最高妙者此法，最危险者亦此法。

直译转写要防止主观武断，既要明白东干人怎么说，又要知道东干人不怎么说。如“太阳四季笑的呢”（十娃子诗句），译为“太阳使劲儿笑的呢”，不但发音不对，东干人也不说“使劲”。伊玛佐夫说东干语里没有类似“似针刀”（东干人不说似）这样的说法。大凡太文绉绉的语句，就要问一问，东干人是不是这么说？

直译转写中如何处理音义一致的问题？在处理音义问题上，有的注重音译，译者可能也知道东干文的含义，如十娃子《北河沿上》中“也没喝过尼罗的水，/没压过亢。”不加注释，中国读者很难理解其中“亢”的含义，“亢”就是渴。又如东干诗中“睡懒觉”转写为“睡浪觉”或“睡朗觉”，读者也不明白意思，东干人“懒”的发音为“lǎng”，是甘肃武威口音。把十娃子诗中的“芍药”译成“佛爷”，读者也就跟着弄错了原意。“月亮月亮渐渐高”，按东干文发音译为“月亮月亮节节高”。十四儿的一首诗题译为《节节，节节……》，开头译为“节节，节节冰的呢，/我的热心。”其中的“节节”也是渐渐的意思。本书直译转写在坚持音义一致的原则下，更注重义。上述几例我们统统译为“渴”“睡懒觉”“芍药”“渐渐”，还原东干文字的本义，同时注明东干语与现代汉语的不同发音。这样处理，可能更便于读者阅读，同时也为读者和语言学家了解语音提供了便利。

直译转写还有一个麻烦的问题，即东干方言本字转换成汉字该怎么写？方言中有些字有音无字。陕西人为“biángbiáng面”创造了一个“”字，笔画超过六十画。按照这种办法再创造大量的方言字，中国的汉字不知要膨胀到多少，汉字的繁难又要增加多少。东干文是拼音文字，这些方言字的拼写在东干文中不成问题，可是用汉字一一写出，就不容易了。现有的汉字没有对应的合适的词汇，转写过程各人很难统一，于是东干文中一个词可以有多种转写法，比如“但怕”“单怕”“耽怕”“担怕”四种直译转写并存。而西北方言词典还有“惮怕”的写法。遇到这种问题，往往举棋不定，真可谓“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另外，直译转写中，还要考虑东干语用不用这个词，如十娃子诗中反复出现的把漂亮姑娘叫“极俊姑娘”，十娃子用过“顶”，没有用过“极”，本书就避开“极”，用东干人常用的同音字，改写为“几俊”，注释为“漂亮”。这样处理是否得当，还可以讨论，希望有人能提出更好的转写办法。

对于东干原文，要把握其拼音文字的基本规则。比如十娃子诗《喜麦的曲子》中有一句被转写为“毒人的呢王尚海/王家老汉。”东干文中的专用人名、地名都用大写，只有韩信例外，当韩信成为东干人人皆知的歹毒的代名词出现时，不用大写，全为小写。“王尚海”若为人名，“王”的第一个字母必须大写，可是原文是小写。而原文“上”的第一个字母为大写。由此可以断定，正确的直译转写应该是“渡人的呢往上海/王家老汉。”

由上所述，东干文的直译转写，需要我们认真总结经验，从中理出一些可供借鉴的东西。

在东干文的翻译转写方面，杨峰最早意译多位作家的东干小说，稍后丁宏和伊玛佐夫直译十娃子有关中国的诗歌，林涛直译东干口歌口溜和伊玛佐夫、十四儿的作品，海峰直译转写《东干民间故事传说集》，马永俊直译十娃子诗歌。他们都是这方面的开拓者，为更好地理解原作积累了经验。有了直译转写的汉字文本，无疑就扩大了东干文学在中国的阅读面，同时也为进一步开展深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前言本该是谈文学的，由于东干文的直译转写问题较多，几乎是我们研究中的一个软肋，以上围绕这个问题谈了这么多。关于东干诗歌的文学性，除了有后面的长篇论述和导读外，更主要的是有作品的选译。读者感受作品，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本书出版过程中，兰州大学司俊琴博士、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通讯院士伊玛佐夫（M.Имазов）教授和东干学者十四儿博士（И.Шисъгр）、伊斯玛耶娃（P.Исмаева）等提供了帮助，谨致谢忱！

【注释】

[1]伊玛佐夫，丁宏.亚瑟儿·十娃子生活与创作[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

[2]陈垣.校刊学例释[M].北京：中华书局，19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