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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经过学者们辛勤的研究，历史的面貌和位置不断被澄清，从而揭开了因年代久远史料缺佚导致的封闭和迷失局面的盖子。现在再谈西夏，人们可以从不同角度和方向向纵深、横向发展，线索还是很多的，虽然与它同时代的辽和北宋，尤其是后者以中原正统自居而形成的汉人叙述体系诸多记载的情形相比，西夏的史料仍然不足。现在我们可以这么说：随着近代以来相关史料，特别是西夏文的解读和考古发掘获得众多的信息，我们今天对西夏的了解，远远超过包括清人在内的古人了（当然是西夏以后的古人）。

我这篇文章谈论的是广义的西夏，即党项人创建西夏王朝之前的发展轨迹，具体到这个题目，前贤学者也有诸多精湛的研究⁽¹⁾，为了避免与已有成果更多的重复，我这篇文章着眼之处是从唐朝后期特别是末年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角度论述党项势力的崛起，我的基本观点是：中央王朝势力衰弱导致其控制力下降，地方势力开始上升并逐渐脱离朝廷的控制，这是党项势力崛起的首要条件。但作为与汉人有别的边缘势力，党项人崛起除了借助上述机遇之外，他们民族认同的观念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以至才能形成以自身族属为主的势力并朝向政权建设发展。然而这种思想在唐朝解体以前并不占主要位置，此前党项人的活动属于政治性支配下的地方性活动，他们的族性张扬，是在王朝解体之后。

我之选择这样的题目做文章，是因为党项势力崛起在唐朝末年，这是我从事研究的领域，重要的是，包括党项兴起在内的诸多（中国北部）地方势力，在唐朝末年呈现兴猛的态势，它们所在的长城沿线地区是唐朝一直关注并下决心维系和控制的地区，但后来形势的变化，却超出了朝廷的愿望。其间的因缘及其后果，都促使我们给予更多的关注。这是我选择此问题做文章的原因。

上文已说，党项势力崛兴的背后，根本原因是中央与地方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我们看来，是古代王朝国家发展运作过程中一个决定性的因素。王寿南先生有一段话，我认为触及到了问题的实质。他的意思是说：中国古代的政治，政治权力分散到地方或集中到中央，一旦超过限度，都将导致不良后果。过分集中于中央的后果，将造成地方的空虚与无力，如果遭遇强大外患，无法抗御，宋代国势之不振，不能不说是深受“强干弱枝”国策的影响；政治权力要是过分分散于地方，则容易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东汉末与唐末是为显例⁽²⁾。这是就中国的整体情况而论的。在作者看来，权力掌握在中央或地方若达到过分的程度，都会引起事端。我在本文里要谈及的是，党项人势力于唐朝晚期之所以兴起，根本原因还是中央与地方关系调整的结果。王寿南先生上面的议论，具有通识性的真实，具体到党项势力与唐后期的政治形势，还应有具体的交代。

那么，党项势力兴起的具体情况又如何呢？

陈寅恪先生有一段议论，有助于澄清这个问题，他说：吐蕃之强盛始于太宗贞观时期，到玄宗大中年间，其部族遂开始瓦解衰弱，唐朝才有机会收复河湟旧地。“迨吐蕃衰败之后，其役属之党项别部复兴起焉。此党项部后裔西夏又为中国边患，与北宋相终始”⁽³⁾。他在另一处地方也谈及这个问题，认为吐蕃的衰败不是外因促成，恰恰是其内部之乱及天灾所致，这给党项的复兴提供了机会。“宣宗初虽欲以兵力平定党项，而终不得不遣白敏中施招抚之策，含混了之。则河湟之恢复实因吐蕃内部之衰乱，非中国自身武力所能致。”⁽⁴⁾

这里所说的党项，是夹处在唐朝与吐蕃之间的一支部族势力，因吐蕃凭借骑兵向东发展，党项势力被挤压⁽⁵⁾，多数奔向唐朝控制的地区，陆续辗转至都城长安的西部和北部⁽⁶⁾。按理说，党项势力不算强大⁽⁷⁾，在唐廷的议事中并不占据主导位置，可是为什么凸显在宣宗时期的君臣议论之中呢⁽⁸⁾？按照陈先生的解释，是因为吐蕃的势力衰竭，党项不再受羁控，它的势力开始膨胀，以至于发展到令朝廷担忧的地步。从此后的变化看，党项的这一发展，为其后来建立政权开辟了道路，与契丹人的辽朝对应，迫使中原王朝让步，出现三足鼎立之局面，事关大局，其意义不可限量。

仔细揣摩，陈先生的这种分析，是建立在他那著名的“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的方略基础之上的。他的言论常常被人们引用分析唐朝与外族之关系及外患与内政之互动，为此，这里还要不厌其烦地再次引证，以为说明：“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者，即某甲外族不独与唐室统治之中国接触，同时亦与其他之外族有关，其他外族之崛起或强大可致某甲外族之灭亡或衰弱，其间相互之因果虽不易详确分析，而唐室统治之中国遂受其兴亡强弱之影响，及利用其机缘，或坐承其弊害，故观察唐代中国与某甲外族之关系，其范围不可限于某甲外族，必通览诸外族相互之关系，然后三百年间中国与四夷更迭盛衰之故始得明了。”⁽⁹⁾陈寅恪先生注意到唐廷与某一个外族势力发生的政治和军事活动的背后，常常隐含着诸多民族势力角逐的因素，所以他在理解这层关系时关注更多的层面，即唐廷与其交往的民族之后，尚有其他势力介入在内；另一方面，唐廷处理外务的政策，或内政方针的制定，也是关乎内政和外交因素的，内政外交相互影响和制衡。情况之所以如此复杂，根本原因乃唐朝是中原王朝与周边各种势力的关系增多的产物，用他的话描述，就是“李唐一代为吾国与外族接触繁多，而甚有光荣之时期”⁽¹⁰⁾。引致这个时代特性的原因，人们可以从魏晋南北朝民族关系松动而导致周边民族势力向中原的进入，随着冲突、交往，最终于隋特别是唐朝，走向一起而融合形成一个新兴的强大帝国的角度解释⁽¹¹⁾。用笔者以前提出的“二元制建构”的模式解释⁽¹²⁾，那就是唐朝疆域和民族构成之特性——由中原农耕核心区及其汉人为主体的内层与周边外围游牧或半农半牧及其非汉人为主的外层社会组成，是这个结构的两个层次。当中原势力凭借内层实力建立王朝之后，它的力量再度发展而兼容外层的势力之时，王朝强大的局面就确立起来了。唐太宗之被草原游牧群体称为“天可汗”⁽¹³⁾，标志着唐朝的内层与外层相互结合的强盛帝国局面的确立。兼有内外层诸种势力和民族群体的唐朝，从此就走上了如同陈先生所说的“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的道路。

然而，当内层势力衰弱的时候，处在外层的势力就有可能向内层发起挑战，进而冲破内层的控制，这时候局面会走向相反的路径。唐朝内、外层势力的转移，是由安史叛乱引起的。叛乱对朝廷权威的冲击，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内层力量被严重削弱，表现在朝廷指挥不了的地方特别是河北藩镇；以吐蕃为代表的外层势力从西部向朝廷发起挑战，进一步削减了王朝的实力。党项势力的重新兴起，是在吐蕃攻破唐朝外层结构的基础上吐蕃自身也遭到削弱的情况下出现的，其表现的形式是在内外层之间进行活动，目标是对向唐朝的内层，从而构成了唐朝本土（特别是长安西北部）的真正的威胁。这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言“迨吐蕃衰败之后，其役属之党项别部复兴起”的意思⁽¹⁴⁾。

党项之能在唐后期吐蕃衰败之际兴起，这与它们此前依偎于唐、蕃之间的位置有直接关系⁽¹⁵⁾。《旧唐书·党项传》说：“党项羌在古析支之地……其界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杂春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其种每姓别自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部落，大者万余骑，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¹⁶⁾党项人分布的地区即唐朝西部今青海境内的东部黄河上游、四川松潘以西山谷和甘肃南部等地，其社会进化至部落阶段，较诸北方形成政权的势力相对滞后。这种分散不统一的部落各自为政，其生活以畜牧为主，“不事产业，好为盗窃，互相凌却”，“不知稼穑，土无五谷”⁽¹⁷⁾，显然，他们的生活处在比较自然的状态之下。由于不事生业，对粮食、布匹和其他日常生活用品的需求，就向邻接的汉地索取，索取不得即抢掠，这就是“好为盗窃”的缘由⁽¹⁸⁾。在吐蕃兴起之前，党项与中原王朝的关系比较密切，因为后者丰厚的资源是吸引他们的动力，中原王朝对他们的畜牧产品的需求远远小于他们对中原物品的需求，这就成为党项东向发展的一个经济目标。对于他们的骚扰，周、隋及初唐政府，采取的对应措施基本上是安抚和小规模的征讨相兼，目的是威吓，使之安顺，因为党项的力量不足以令中原王朝大动干戈，至少对隋、唐这样势力强盛一统天下的王朝而言，党项的威胁是局部的、弱小的⁽¹⁹⁾。

吐蕃势力坐大之后，开始向唐朝进逼，夹处唐、蕃之间的弱小势力面临的选择，是投附于东部繁盛的唐朝，还是依偎于富有朝气的游牧政权？实际上，吐蕃对这个地区的兴趣大于唐朝，这里“成为其北向西域，东向黄河中上游，东南向川康滇边区拓展之前进基地”⁽²⁰⁾，“自是连岁寇边，当、西等州诸羌尽降之”，“时吐蕃尽收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与凉、松、茂、嶲等州相接”⁽²¹⁾。面对吐蕃的威逼，党项与其他羌系民族，开始向唐朝控制的领地投奔，《旧唐书》说的意思再明显不过：“吐蕃强盛，拓跋氏（党项诸部中最强者）渐为所逼，遂请内徙，始移其部落于庆州，置静边州以处之。”“其在西北边者，天授三年（692年）内附，凡二十万口，分其地置朝、浮、归等十州。仍散居灵、夏等界内。”⁽²²⁾唐朝将党项人安置在沿边的州县内，这些州县是羁縻性质的⁽²³⁾，与朝廷直辖的正州正县有较大的差别。羁縻州县本身不受朝廷的直接指挥，而是由蕃族部落的头领或酋长担任都督、刺史，自行负责州县政务，其自主权和独立性很大⁽²⁴⁾。唐朝之所以对这些外族采用羁縻而非直辖的方式管理，我以前曾提出看法，是政府对诸如此类的众多外族在短时间之内没有充分的统辖能力，只能采取间接性的安抚式的控制办法应付⁽²⁵⁾。倘若朝廷有这个能力，它是不会坐视不管的。从内外二元结构的角度立论，即使是唐太宗时期朝廷最强大的时候，内层势力介入外层的程度，也还是有限的，而且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介入）表现，北方铁勒势力的降服，特别是东突厥的被征服，表现出天可汗的强盛姿态，但面对吐蕃的兴起，太宗的可汗盛势却未能慑服后者。朝廷代表的内层政治力量对西部吐蕃而言，还没有发展到控制的程度，相反，在太宗之后的高宗、武则天时代，西部的外层结构，就处于吐蕃的压力之下而动荡不定⁽²⁶⁾，这可能是党项势力未能被纳入到朝廷直接控制的行政州县的缘故。

安史乱后，朝廷对全国的控制能力受到叛乱的挑战被严重削弱，周边的动荡，成为后期朝廷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吐蕃对长安西部即河西、陇右的攻陷⁽²⁷⁾，使唐朝丧失了对整个西部地区的控制权。西部边缘地带的党项，在唐朝的弱势状态下，与王朝的关系即出现了新的、若即若离的，甚至是很微妙的变化。

在朝廷势力比较强盛的时候，党项依托于王朝，处于羁縻式的州县之内；可是朝廷势力衰弱之时，吐蕃势力进逼朝廷都城之下，党项受唐的控制从羁縻式的松散状态变得更加自如，加上吐蕃的强力推进，夹在唐、蕃之间的党项人，其活动方向，则常常表现出游移不定的倾向。根据唐朝文献的记载，党项人对朝廷的向往，仍如前期那样保持着热情，譬如：“（肃宗）宝应初（762年），其首领来朝，请助国供灵州军粮，优诏褒美。”“宝应元年十二月，其归顺州部落、乾封州部落、归义州部落、顺化州部落、和宁州部落、和义州部落、保善州部落、宁定州部落、罗云州部落、朝凤州部落，并诣山南西道都防御使、梁州刺史臧希让请州印，希让以闻，许之。”⁽²⁸⁾这些事例表明党项对唐朝的向往，是有其主观动机的，即如上文所说是后者富庶的经济生活的吸引。

然而，党项与朝廷的关系，还是颇为矛盾和复杂的，他们也不断受到来自吐蕃的诱惑。“至德末（757年），为吐蕃所诱，使为乡导钞边”⁽²⁹⁾，“吐蕃、党项入犯京畿”等等⁽³⁰⁾，《新唐书·党项传》有一段记载很能说明党项人游移的情况：

（朔方节度使郭）子仪以党项、吐谷浑部落散处盐、庆等州，其地与吐蕃滨近，易相胁，即表徙静边州都督、夏州、乐容等六府党项于银州之北、夏州之东，宁朔州吐谷浑住夏西，以离沮之。召静边州大首领左羽林大将军拓跋朝光等五刺史入朝，厚赐赉，使还绥其部。先是，庆州有破丑氏族三、野利氏族五、把利氏族一，与吐蕃姻援，赞普悉王之，因是扰边凡十年。子仪表工部尚书路嗣恭为朔方留后，将作少监梁进用为押党项部落使，置行庆州。且言：“党项阴结吐蕃为变，可遣使者招慰，芟其反谋，因令进用为庆州刺史，严逻以绝吐蕃往来道。”代宗然之。又表置静边、芳池、相兴王⁽³¹⁾州都督、长史，永平、旭定、清宁、宁保、忠顺、静塞、万吉七州都督府。于是破丑、野利、把利三部及思乐州刺史拓跋乞梅等皆入朝，宜定州刺史折磨部落、芳池州野利部并徙绥、延州。⁽³²⁾

这段记载，将党项与唐朝关系的复杂性揭示了出来。如同引文所说，就愿望讲，党项亲近唐朝比亲近吐蕃的心情更浓厚一些，这是因为党项活动的地区多在唐朝的控辖之内，前期设置的羁縻州县给他们提供了生存的机会和空间。可是，与唐朝竞争的吐蕃又常用利惠争取和拉拢他们，党项亦跟从吐蕃而与唐廷对抗。另一方面，唐朝的地方官员在处理边务中的措施和政策，似乎也有严重的问题。《旧唐书·党项传》说：

贞元三年（787年）十二月，初禁商贾以牛、马、器械于党项部落贸易。六州党项自石州奔过河西……永泰、大历已后，居石州，依水草。至是，永安城镇将阿史那思昧⁽³³⁾扰其部落，求取驼马无厌，中使有赞成其事，党项不堪其弊，遂率部落奔过河。⁽³⁴⁾

党项向往的是与唐朝边贸交易，这可以满足他们游移动荡社会的生活需求，唐朝也深知此点，就常以断绝贸易掐它的软肋，试图制服党项。唐朝担心党项与吐蕃的结合破坏自己西北的防务，而党项的游离不定又加重了朝廷的担忧，双方的互不信任，是这个时期麻烦不断的根源所在。边务官员如此敢于像阿史那思昧那样求取无厌，特别得到朝廷下来的宦官的响应，应该在这种互不信任的氛围下理解，才能更有真实感。《新唐书·党项传》提供的另一则史料，也反映出地方官员处事的任意妄为。

至（文宗）开成末（840年），（党项）种落愈繁，富贾人赉缯宝鬻羊马，藩镇乘其利，强市之，或不得直，部人怨，相率为乱，至灵、盐道不通。武宗以侍御史为使招定，分三印，以邠、宁、延属崔彦曾，盐、夏、长泽属李鄠，灵武、麟、胜属郑贺，皆绯衣银鱼，而功不克。⁽³⁵⁾

这段材料显示的信息是唐朝商人与党项人之间从事的商业活动，商人用丝绸换取党项人的牲畜，其利润则被驻守当地的节度使所看好，遂强行交易，用丝绸利诱马匹，结果丝绸不兑现，党项人没获利，引起怨愤，导致动乱。唐廷对应的结果是选派新的官员驻守沿边各地，从“功不克”的结果看，显然没有处理得了这样的局面。至少就这份文献看来，唐廷处置的不是追究地方违法乱事的官员，而是采取模糊手法避开矛盾的症结去处置，显然是得不到党项人的认可的⁽³⁶⁾。唐朝之所以出此计策，还是双方缺少信任的缘故。同书同卷记载的一个例子，很能说明双方的关系。

（党项）至大和中浸强，数寇掠，然器械钝苦，畏唐兵精，则以善马购铠，善羊贸弓矢。鄜坊道军粮使李石表禁商人不得以旗帜、甲胄、五兵入部落，告者，举罪人财畀之。⁽³⁷⁾

李石上奏禁止商人与党项交易旗帜、甲胄和兵器这类物品，显然是不想让党项得到它们，他清楚地了解政府的真实意图，那就是不能向党项人提供对自己有威胁性的产品，因为党项人并不可靠，一旦他们获取唐朝精锐的武器，很可能就会跟着吐蕃，甚至自己就可以组织力量反过头来对抗唐朝。

这种情形到了宣宗时期有了性质上的变化，即如上文陈寅恪先生所说，吐蕃势力衰竭之后，党项不再受到吐蕃的羁控，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于是长安西北开始频繁地遭受在唐廷看来不断的威胁。宣宗曾说出这样的话语：“党项穷寇，仍岁暴吾鄙……终不以此贼遗子孙。”⁽³⁸⁾看来，朝廷当政者是将党项视作威胁而力图去除后患的心态对待他们的。这至少表明朝廷于党项，已不完全视作前期那般羁縻府州之内的隶属势力了。这种情况下的党项人如何反映和举措？则是下文要讨论的问题。

《新唐书·党项传》记载：

始，天宝末，平夏部有战功，擢容州刺史、天柱军使。其裔孙拓跋思恭，咸通末窃据宥州，称刺史。黄巢入长安，与鄜州李孝昌坛而坎牲，誓讨贼，僖宗贤之，以为左武卫将军，权知夏绥银节度事。次王桥，为巢所败，更与郑畋四节度盟，屯渭桥。中和二年（882年），诏为京城西面都统、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俄进四面都统，权知京兆尹。贼平，兼太子太傅，封夏国公，赐姓李。嗣襄王煴之乱，诏思恭讨贼，兵不出，卒。以弟思谏代为定难节度使，思孝为保大节度、鄜坊丹翟等州观察使，并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行瑜反，以思孝为北面招讨使，思谏东北面招讨使。思孝亦因乱取鄜州，遂为节度使，累兼侍中，以老荐弟思敬为保大军兵马留后，俄为节度使。⁽³⁹⁾

文中所说的宥州一地，唐前期最早安置的是随突厥降附的粟特移民，唐朝为之设六州，称为“六胡州”⁽⁴⁰⁾。安史之乱以后，这里的情况发生了新的变化，肃宗“宝应已后，因循遂废，由是昆夷屡来寇扰，党项靡依”⁽⁴¹⁾，来入寇的“昆夷”指的是吐蕃、回纥诸部⁽⁴²⁾，党项部不属于“入寇”，而是依附。突厥势力被回纥（回鹘）取代后，吐蕃又涉入这个地区，为了防范它们，朝廷打算修缮六胡州旧城。引起朝廷重视的直接原因，则是回鹘势力以征讨吐蕃为名南下，朝廷感受到威胁，宰相李吉甫提议，以修筑宥州城堡的方式加强北部防务，“请自夏州至天德军，复置废馆一十一所，以通急驿。又请夏州骑士五百人，营于经略故城，应援驿使，兼护党项部落”⁽⁴³⁾。可见，宥州的党项人当有不少。那么，党项人是什么时候到这里来的？应该是在唐朝前期。《旧唐书·张说传》记载玄宗开元九年（721年）六胡州康待宾等反叛，“叛胡与党项连结，攻银城、连谷，以据仓粮”，张说受命镇压叛乱，“说招集党项，复其居业……因奏置麟州，以安置党项余烬”⁽⁴⁴⁾。显然，党项在宥州一带早有存留，后突厥势力被回鹘取代、粟特人主体已离开此地之后，党项人似乎成为这里的主人了⁽⁴⁵⁾。这应该是拓跋思恭占据该州发展自己势力的基础。

拓跋思恭与唐廷的关系怎样？文献中没有更多的披露，从上文中的“窃据”一词看，拓跋思恭成为宥州刺史，显然没有经过朝廷任命的程序，至少从朝廷这边可以看出，它不是情愿的。这颇有点像朝廷与沙陀人的关系：朝廷不太信任沙陀贵族，在处理沙陀关系的时候，态度暧昧，但是当遭遇到黄巢起事政局动荡的时候，朝廷六神无主，感到沙陀人的力量可以协助自己震慑黄巢军，朝廷就征用他们进行弹压。沙陀人则乘效忠朝廷的机会显露自己的力量，以向世人宣示自己的正统属性⁽⁴⁶⁾。拓跋思恭卧据宥州以及随后占有夏、绥、银诸州，正是凭借他参与朝廷对抗黄巢起事而立功的条件⁽⁴⁷⁾。可见，晚唐内地农民和流民发生的对抗朝廷的大规模武装战争，为岌岌可危的朝廷抓住稻草、带来一丝幻觉的希望，首推沙陀、党项这类周边雄盛的蕃族军队。拓跋思恭“誓讨贼”的坚定态度，表现出他具有某种审时度势的政治家的谋略：朝廷有难之时，正是展示党项力量和忠诚之际！忠诚的结果，换来的是朝廷的信任；朝廷的信任，给自己带来了发展的机会。这是党项势力崛起的一个十分关键的时刻。此后，党项势力就顺此道路走下去了。

那么，党项的道路（在晚唐之时）如何定性呢？我这里举元朝人修纂的《宋史》和《金史》两条材料说明。第一条选取的是《宋史》卷485《外国一·夏国传上》：

昔唐承隋后，隋承周、齐，上溯元魏，故西北之疆有汉、晋正朔所不逮者，然亦不过使介之相通、贡聘之时至而已。唐德既衰，荒服不至，五季迭兴，纲纪自紊，远人慕义，无所适从。⁽⁴⁸⁾

这条材料的核心思想是说唐朝纲纪不存的情况下，周边各族势力处在“无所适从”的境地，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则是前一句“远人慕义”的心态，那就是对朝廷的忠诚。朝廷不在了，“远人”没有依托，才导致“无所适从”的尴尬。与此配合，《金史》里说到党项人在朝廷威权丧失之后，所表现出来的，同样是忠诚的态度，其书卷134《外国上·西夏传》说：

夏国王李乾顺，其先曰拓跋思恭，唐僖宗时，为夏、绥、银、宥节度使，与李茂贞、李克用等破黄巢，复京师，赐姓李氏。唐末，天下大乱，藩镇连兵，惟夏州未尝为唐患。历五代至宋，传数世至元昊，始称帝。⁽⁴⁹⁾

在元朝人看来，拓跋思恭这些党项人，在唐朝动荡不定的状态下，他们没有跟从其他节度使和地方军事将领擅自行动，脱离皇帝而另搞一套；相反，他们的所作所为，大体上是在忠诚的范围之内。党项人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自己的发展呢？《金史》的作者认为是在北宋之后的元昊。换句话说，党项人建立自己政权的时机，不是唐朝政权存在的时候，而是朝廷消亡之后。目前存留下来的文献，几乎都持有这样的看法，是否可以证明党项人的忠诚较之晚唐的一般将领还要可靠？我们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不论《宋史》还是《金史》，都是在征服中原、周边地区形成新的一统天下的王朝之后主持和编修的著作，这是不是反映了编修时期史家大一统的观念呢？在这种一统性观点的支配下，党项人对朝廷的忠诚，是否可以用来描述他们行为的正当意义并争取中原文化之内的正统地位而作出的心理和政治意识的调整呢？或许这里寄托的是修史者的主观动机？我认为不能排除这样的因素。

同样的问题，在唐人，或宋人描述的唐朝晚期拓跋思恭的行为，与《宋史》《金史》这类后来的作品就有些差异：前者是从朝廷的角度看待党项的，它将党项视作不太放心的外族，后者则脱离了双方当事者的立场而从历史发展之后的某一时段的角度观察的；后来者观察的角度注重全局（整体），而当事者更关注现实（个体）。唐末的党项走势与元朝一统格局之后人们对此事的回溯，同样的事情有不一样的解读，反映的是作者不同的心境，这应该值得我们注意。不过，本文还是比较同意后来者的观察：就唐朝统治局面存在的角度而言，党项人与朝廷的关系，与当时另一个占据代北地区的沙陀人具有同样的心境，他们都要借助朝廷的支持而存在，都要换取朝廷的承认而获得中原的认同。黄巢等造反势力的崛起对朝廷构成的威胁，给了党项人获取朝廷信任的一个表现，它的效忠赢得了朝廷（某种程度上）的支持，为它后来的生存和发展创造了机会。它后来建立政权成为割据一方的霸主，并与其他势力颉颃对峙，形成五代、宋辽夏之局面，整体说来是地方分权导致的结果，但这中间也有明显的族性张扬的成分，这个成分是在晚唐萌生并在王朝解体之后成型的⁽⁵⁰⁾。

（本文是为参加2008年11月8～10日在宁夏银川由宁夏社会科学院主办、宁夏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承办的“第三届国际西夏学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后刊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第96-103页。为保持本书体例一致，原文中的中英文“内容摘要”和“关键词”部分被删除，注释改为页下注）

(1)可参见（日）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东洋史研究丛刊》第27册，日本京都，1972年；吴天墀：《西夏史稿》（增订本），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Dunnell, Ruth（邓如萍）.Tanguts and Tangut state of Ta Hsia.Ph.D.diss,Princeton University, 1983,U.S.A；周伟洲：《唐代党项》，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李蔚：《简明西夏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钟侃、吴峰云、李范文：《西夏简史》（修订本），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1年；周伟洲：《早期党项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李范文主编：《西夏通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等。主要的论文如（日）冈崎精郎：《党项古代史研究》，《东方史论丛》1947年7月，第1辑；王忠：《论西夏的兴起》，《历史研究》1962年第5期；李范文：《试论西夏党项族的来源与变迁》，《民族史论丛》，社会科学战线丛书，1980年；史卫民：《党项族拓跋部的迁徙及其与唐、五代诸王朝的关系》，《内蒙古大学学报》历史学专刊，1981年增刊（王忠、李范文、史卫民诸文又收录在白滨编辑的《西夏史论文集》内，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4年）；Dunnell,Ruth（邓如萍）.Who Are the Tanguts？Remarks on Tangut Ethnogenesis and the Ethnonym Tangut.Journal of Asian History,18(1984),pp.78-89.U.S.A；吴天墀：《论党项拓跋氏族属及西夏国名》，《西北史地》1986年第1期；汤开建：《关于西夏拓跋氏族源的几个问题》，《中国史研究》1986年第4期；《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暨南学报》1994年第1期。韩荫晟《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全书由3卷9册构成，是目前有关党项西夏资料最完备的汇集。国内外学界有关研究更详细的情况，可参见白滨著：《党项史研究》（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一书，该书对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研究分“历史概述”“史料简介”和“研究综述”三个方面作了介绍，可资参考。

(2)见王寿南：《唐代藩镇与中央关系之研究·自序》，台北：大化书局，1978年，第1页。

(3)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下篇“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33页。

(5)参见《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221页；《资治通鉴》卷195唐太宗贞观十二年（638年）八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139页。《资治通鉴》卷220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九月丙子条胡注明确说道：“贞观以后，吐蕃浸盛，党项拓跋诸部畏逼，请内徙。”第7060页。

(6)党项东迁是个复杂的事情，这里既有党项自身向往的意图，如贞观初年其酋长细封步赖的主动归附（见《资治通鉴》卷193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闰十二月乙丑条，第6068页），也有受吐谷浑、特别是吐蕃崛起并向东部发展所带来的挟制等因素促成。关于党项人的迁徙，参见前揭史卫民《党项族拓跋部的迁徙及其与唐、五代诸王朝的关系》、汤开建《隋唐时期党项部落迁徙考》和周伟洲《早期党项史研究》（第22-62页）等著述。

(7)在唐人的眼里，党项属于弱小之列，如肃宗乾元三年（760年）以“制”的形式下发的文件称“党项小戎”；宪宗时期的宰相杜佑上疏里也有“党项小蕃”的称呼，二者意思完全一样。分见（宋）宋敏求编，洪丕谟等点校：《唐大诏令集》卷59《郭子仪兼邠宁鄜坊两道节度使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2年，第289页；《旧唐书》卷147《杜佑传》，第3980页。

(8)宣宗前后党项势盛引起朝廷的注意，参见《旧唐书》卷18下《宣宗纪》，第628页；《新唐书》卷119《白居易附白敏中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306页；《唐大诏令集》卷129宣宗大中五年七月《洗雪平夏党项德音》、卷130宣宗大中五年四月《平党项德音》，第642页、651-652页；《旧唐书》卷177《毕諴传》，第4609页。

(11)参见白翠琴：《魏晋南北朝民族史》，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6年，第498页；拙著：《唐朝中央集权与民族关系——以北方区域为线索》，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36-41页。

(12)关于二元制问题的讨论和表述，参见拙稿：《王朝国家体系的构建与变更——以隋唐为例》，孙家洲、刘后滨主编：《汉唐盛世的历史解读——汉唐盛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又收入本书）；《中国传统王朝国家（观念）在近代社会的变化》，姚念慈执行主编：《民族史研究》第6辑（总第8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中原与北部地区的共生关系——从长城谈起》，陈楠执行主编：《民族史研究》第7辑（总第9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年（又收入本书）；《传统与近代的对接——从地域和民族角度论述中国传统王朝的近代境遇》，耿昇等主编：《多元视野中的中外关系史研究：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第六届会员代表大会论文集》，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07年。

(13)见《资治通鉴》卷193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三月条，第6073页。

(14)傅海波和崔瑞德（Denis Twitchett，通常译作“杜希德”）合撰的《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导言》，对中国王朝的特性也作了刻画。它从传统的“五服论”出发，论述唐朝的变化，尤其是在后期，唐朝中心地位受到威胁而逐渐形成与以前不同的国际局面。在“边界”一节里，作者强调的一个现象即王朝的边界是不确定的，不论是边界本身，还是活跃在那里的族群，都是一样。作者甚至说：“即便是唐王朝权力的颠峰时期，企图为它的北部边界设想出一条现代意义上的截然划分的国境线，明确地为主权地区作出界定并将不同的民族区分开来，这种做法是完全错误的。”（第11页）该书汉文本由史卫民等翻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上述观点参见第4-12页。

(16)见《旧唐书》卷198《西戎·党项羌传》，第5290页；参见《新唐书》卷221上《西域上·党项传》，第6214页。

(17)游牧人因其经济生产的限定而向农业社会索取的现象，今人有所研究。有学者认为这是其生活方式决定的，见（法）勒尼·格鲁塞著，魏英邦译：《草原帝国》，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2-15页；参见萧启庆：《北亚游牧民族南侵各种原因的检讨》，同作者：《元代史新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

(18)宋人总结对唐朝具有威胁的势力主要有四个，如《新唐书》卷215上《突厥传上》所说：“唐兴，蛮夷更盛衰，尝与中国亢衡者有四：突厥、吐蕃、回鹘、云南是也……凡突厥、吐蕃、回鹘以盛衰先后为次；东夷、西域又次之，迹用兵之轻重也；终之以南蛮，记唐所繇亡云。”第6023页、6027-6028页。

(20)见林冠群：《唐代吐蕃史论集》，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第270页。关于吐蕃兴起之后向四周的扩展，尤其东向的发展，石硕有论，他在《西藏文明的东向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一书中专就吐蕃向东部扩展以及扩展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个问题。参见该书第76-83、115-159页。

(21)见《旧唐书》卷196上《吐蕃传上》，第5223页、5224页；参见《新唐书》卷216《吐蕃传上》，第6078页。

(22)见《旧唐书》卷198《西戎·党项羌传》，第5291页。参见（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第178页。

(23)见《旧唐书》卷41《地理志四》，第1706-1711页；《新唐书》卷43下《地理志七下》，第1122-1124页、1132-1134页。参见（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第9页、177-178页。

(24)有关羁縻府州的研究成果，参见唐启淮：《试论唐代的羁縻府州》，《湘潭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林超民：《羁縻府州与唐代民族关系》，《思想战线》1985年第5期；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7-8页；谭其骧：《唐代羁縻州述论》，同作者：《长水集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

(25)参见拙著：《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2-37页。

(26)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可参看薛宗正：《吐蕃王国的兴衰》，北京：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13-54页；林冠群：《唐代吐蕃史论集》，第264-295页。

(27)见《资治通鉴》卷223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七月条，第7146-7147页；参见陈楠：《吐蕃对河西地区的占领与管辖》，同作者：《藏史丛考》，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年，第95-109页。

(31)“王”应作“三”。见韩荫晟编：《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上卷，第12页、14页。

(33)“昧”又作“暕”，参见韩荫晟编：《党项与西夏资料汇编》上卷，第6页、8页。

(36)地方官员施政不当引起党项的动荡，朝廷大臣早已注意到，比如宪宗上台伊始，宰相杜佑就对皇帝说过这样的话：“党项小蕃，杂处中国，本怀我德，当示抚绥。间者，边将非廉，亟有侵刻，或利其善马，或取其子女，便贿方物，征发役徒，劳苦既多，叛亡遂起，或与北狄通使，或与西戎寇边，有为使然，固当惩革。”以武宗名义下发的诏文也清楚地说“比闻边将不守朝章，式于绥缉，因缘征敛，害及无辜”云云。分见《旧唐书》卷147《杜佑传》，第3980页；《册府元龟》卷996《外臣部·责让》，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1696页。另据《资治通鉴》卷249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春条记云：“上（宣宗）颇知党项之反，由边帅利其羊马，数欺夺之，或妄诛杀，党项不胜愤怨，故反。”第8045页。

(38)同上，第6218页。实际上，朝廷感受到党项势力的威胁，早在此前就有征兆了。武宗朝宰相李德裕曾在一份奏文里声称：“党项愈炽，不可不为区处……臣今请以皇子兼统诸道，择中朝廉干之臣为之副，居于夏州，理其词讼，庶得为宜。”见《资治通鉴》卷247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年）十月辛未条，第7993页。

(40)参见Pulleyblank,Edwin G.A Sogdian colony in Inner Mongolia.T'oung Pao,41（1952），pp.317-356；张广达：《唐代六胡州等地的昭武九姓》，同作者：《西域史地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49-279页；王北辰：《唐代河曲的“六胡州”》，同作者：《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年，218-230页。

(41)见（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4《关内道四·新宥州》，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06页。

(45)参见王北辰：《唐代河曲的“六胡州”》，《内蒙古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又收录《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年，第218-230页；（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第179页、181页；艾冲：《唐代河曲粟特人“六胡州”治城的探索》，陕西乾陵博物馆、中国唐史学会编：《丝路胡人暨唐代中外文化交流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集），未出版，第71-78页［后以《唐前期河曲地域粟特人“六胡州”治城新探》为名发表在樊英锋主编的《乾陵文化研究》（四），西安：三秦出版社，2008年，第224-232页］。

(46)见《宋史》卷485《外国一·夏国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81页。

(47)参见拙文：《沙陀政治与贵族汉化问题》，拙著：《隋唐五代诸问题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0-172页。

(48)参见《旧唐书》卷19下《僖宗纪》，第709页；《册府元龟》卷423《将帅部·讨逆》，第5038页；《资治通鉴》卷254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年）三月、四月条，第8249页。

(49)见《金史》卷134《外国上·西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865页。

(50)党项从地区势力到谋求立国的路程，参见（德）傅海波、（英）崔瑞德编：《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第183-195页（此部分由邓如萍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