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后期北方的边地与民族
一
我之所以择选这个题目做文章，是因为自己申请了2004年度的教育部的一个项目。而这个题目本身，是引起我研究兴趣的直接原因。
唐朝社会的后期，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探索和研究，因为留存下来的文献记载不如前期那么系统和全面，留给后人的想象空间就比前期要大；更重要的是后期社会的发展轨迹，与前期迥然有别，似乎走向了另一种路径。人们常说的唐宋社会变革(1)，意图是探索这两个朝代之间存在的诸多差别，而差距本身则是这个说法存在的前提。唐宋之间果真像他们所说的存在着那么大的差异吗？从唐朝后期社会北方边地和民族的变化，能否找到某些内容乃至性质上的凸显以证明这种差异呢？这是本课题不能回避的问题之一。
第二，后期社会的北方边地和分布在那里的民族的确在发生剧烈的变动。不错，安史之乱以后的唐朝整个社会都在发生着变化，但是，由于各个地区在王朝统辖之下的地位和角色不同，各地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甚至千差万别。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根本原因就是唐朝是由不同区域组成的范围广大的王朝帝国。在疆土广远、人口众多的社会里(2)，尽管同质化的趋向一直是统治集团的积极鼓吹和社会主流文化（在当时主要是指儒家为主导的文化系统）的极力倡导，但在传统的相对于工业社会而言封闭自锁的农业社会里，各地区在王朝统辖之下的各自特点和差异，仍然以超出我们想象的那个样子在持续。特别是在中央权威严重削弱的情况下，区域的自我调整，以及在此种调整下迸发的自我张力，空前地凸显出来了。
第三，正是在各地自我凸显的状态下，区域问题成为我们了解和把握后期社会的一个重要的门径。在一个有效行使权力的王朝之内，尚存在着所谓“道”的自然地理观念的社会里(3)，一旦它的权威被削弱，王朝统辖能力下降的时代，各地区内部的问题就日益突出。的确，安史之乱发生后，唐朝遭受的最大冲击就是王朝一体性的权威被严重地削弱，表现在各地区自我意念的强化，特别是以节度使为代表的势力有自行统辖的趋势，尤其是河北道范围内的几个节镇，自行割据，拒绝朝廷旨令，如陈寅恪先生所描述的那样：“唐代自安史乱后，名义上虽或保持其一统之外貌，实际上则中央政府与一部分之地方藩镇，已截然划为两不同之区域，非仅政治军事不能统一，即社会文化完全成为互不关涉之集团，其统治阶级氏族之不同类更无待言矣。”(4)
后期社会的分化，使唐朝的一体性受到损害。如何揭示出各地的具体情况，是本课题撰写的一个动机。诚如上面所讲的，对这种情形的具体研究和深入揭示，以往的学者功绩卓著，成果亦很突出(5)。但也不能不看到，由于文献记载的疏缺，有不少细节问题，甚至关键性、转折性的环节仍待于继续深入地展开。
第四，本课题打算选取北方边地与那里的民族势力做文章。这是因为，所谓的北方边地（即长城地带）自古以来是各民族、各势力相互接触、相互碰撞与融合的地区，它具有突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能反映出那个时代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
在上述因素支配之下，我选择唐朝后期北方边地和活跃在该地区的民族做文章，希望通过具体的研究，揭示出一些生动的相貌，以充实这个领域的复原。
二
撰写这样的文字，除了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即人们熟悉的通过文献史籍去研究某个问题之外，这里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所谓的区域性研究；二是对历史上的民族概念还要有民族学的某些解释。
区域性研究，在古人的心目中已有类似的观念。就本课题所在的历史时期而言，唐初人在编写《隋书·地理志》的时候，就有地域观念在其中了。隋朝建立后，沿革更张前朝机制，全国建立190个郡、1255个县，“东西九千三百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东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末，北至五原”(6)。《地理志》设定的意图就是“体国经野”、“分疆划界，建都锡社”(7)，作为王朝统治的地理基础，这里交代得再清楚不过了。可是就在《地理志》中，我们还看到了不同于行政区划的地理分区，即所谓雍、梁、豫、兖、冀、青、徐、扬、荆古九州。九州之内，民俗风习随地域之差而有不同。以雍州为例，“京兆王都所在，俗具五方，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去农从商，争朝夕之利，游手为事，竞锥刀之末。贵者崇侈靡，贱者薄仁义，豪强者纵横，贫窭者窘蹙。桴鼓屡警，盗贼不禁，此乃古今之所同焉……安定、北地、上郡、陇西、天水、金城，于古为六郡之地，其人性犹质直。然尚俭约，习仁义，勤于稼穑，多畜牧，无复寇盗矣。雕阴、延安、弘化，连接山胡，性多木强，皆女淫而妇贞，盖俗然也。平凉、朔方、盐川、灵武、榆林、五原，地接边荒，多尚武节，亦习俗然焉。河西诸郡，其风颇同，并有金方之气矣”(8)。
仅在雍州之内，各郡的民风习俗就有如此之差别，扩展到全国，其情况就可想而知了。值得指出的是，这种地区的差异，不是隋唐才有，而是自古已然。《隋书·地理志》本身就明确说这里的九州风俗的差异源自《周礼》，而中唐时期杜佑编纂的《通典》一书引用古地理及风俗区划时，同样吸取了古典的内涵。他说：“凡言地理者多矣，在辨区域，征因革，知要害，察风土。”(9)杜佑同样证实区域分划的重要性，接下来的篇章是按照区域一点一点地叙述，这些都反映出区域划分在古人意识中的重要地位。
今人在研究相关问题时，使古人的区划有了学科性的升华。其中成书于20世纪30年代冀朝鼎的《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一书，确立了“基本经济区”的概念。他说：“中国商业发展的水平，从来都没有达到能够克服农业经济的地方性和狭隘的闭关状态的程度。这些地区性的组织是高度自给自足的，且彼此间又互不依赖；在缺乏机械工业、现代运输与通讯设备和先进经济组织的条件下，要实现现代意义上中央集权的国家则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统一与中央集权问题，就只能看成是控制着这样一种经济区的问题：其农业生产条件与运输设施，对于提供贡纳谷物来说，比其他地区要优越得多，以致不管是哪一集团，只要控制了这一地区，它就有可能征服与统一全中国。这样的一种地区，就是我们所要说的‘基本经济区’。”(10)
这种“基本经济区”的阐释，促使我们对王朝社会的探索走向到区域的范畴之内，对深化问题是有积极作用的。美国学者施坚雅同样关注到这个层次的问题，他超脱了行政区化的限制，从经济分布的角度立论，说道：“把中国疆域概念化为行政区划的特点，阻碍了我们对另一种空间层次的认识。这种空间层次的结构与前者相当不同，我们称之为由经济中心地及其从属地区构成的社会经济层级……本书的贡献之一，在于它讨论了社会经济层级作为一种理论构架对于分析明清时期中国的社会进程、经济交流和文化变迁的重要意义。”(11)施坚雅的这种研究思路，极大地影响了西方研究中国史的学者，易言之，它超越了以费正清为代表的宏观全景式的研究理路。时至今日，再研究中国历史的某些问题，特别涉及到疆域、地理和民族，具体的、分区的细化，是我们探询问题的重要途径(12)。本课题之选择北方长城沿线，即受此影响。我所涉及的区域虽然广泛，但其地理特质和民族特征具有共性，关于这些，下文将会详细说明。
诚如上文所说，长城区域的民族群体众多，而且特点各异。这里就有一个厘清历史上所谓“民族”概念的必要。
“民族”一词是近代术语，源自西方，通过日本传入中国，这是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的事情(13)。此前的中国古典时代，存在着不同的民族群体，但不是冠以“民族”称谓，而是以泛指和具体的称呼，前者如与“华”相对的“蛮”“夷”“戎”“狄”；后者则是“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等等。
近代以来的“民族”观念源自西欧。西欧在从中世纪向近代转化的过程中加强了王朝的建构，以王权为核心的君主国家观念亦取代了此前基督教的普世观念；在此基础上，以人民主权和民族利益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的民族国家则又代替了王朝国家，形成了近代意义上的国家政权(14)。这种新型的民族国家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在与中国的碰撞和冲突中冲击了传统的王朝观念，也唤醒了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意识，他们遂开始接受民族国家的信条并以此改造中国。于是，“民族”观念和由此而衍生的一切，成为国人构建近（现）代新型国家的使命和要务。
从这个角度讲，此前传统中国构建政权的要义，显然与此有性质上的差别：王朝国家以皇权为核心，以某一个家族建设为纲领，这是基本特性。在那个时代，主权在民的民族概念以及享有法权的民族群体也是不存在的。但就语言、宗教信仰、生活方式乃至起源特性的角度立论，构成此一群体不同彼一群体的人们共同体则是实实在在的，换句话说，不论以什么词汇概括，民族性的群体自古以来就分布在中原特别是周边地区。这就是上文中的“匈奴”“鲜卑”“突厥”等等。因此，我们所谈论的民族和民族群体的基本含义，就是区别于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古代的民族，我们姑且仍旧沿用“民族”这个词汇。在以后的研究中，“民族”和具体的族群称谓，我们将视具体环境酌情使用，这里要特别加以申明。
三
现在接着谈我们为什么选取长城地区做研究。可从两个角度入手。一是唐朝所处的时代是王朝国家的鼎盛时期，其特点是疆域和人口呈现内外的双重构造，或曰“二元结构”；二是长城属北方边地，地理位置和民族群体结合的特征在全国颇具典型性。
所谓“二元结构”，从地理分层角度讲，王朝疆域由本土核心和周边外围两个层次构成。本土核心是指黄河、长江为主的农耕地区，地势平缓，平原纵横，有利于各种作物种植，生活方式以土地为根基，以种植为纽带，它是王朝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其周边外围则是游牧、半农半牧所处的高山、高原和台地，它在北方、西北、西部拱卫中原，地势自西而东呈下降趋势。这种内外构成的地理区域，在王朝的视野内其地位颇不相同。本土核心是王朝存在的基础，它决定着王朝存在的合法性，是王朝生命之所系；周边外围地区是王朝走向强盛的物质保证，但它不直接决定王朝的命运，它的作用是间接的(15)。
从民族分布角度讲，唐朝同样有汉人与非汉人群体的地域分布特性。整体而言，汉人主要居住在农耕地区，农业生产是基本生业；非汉人群体特别是游牧民族，则分布在牧区、高原和草地。这两大群体的功能和作用在统治集团的眼里，差别同样是明显的。凉州都督李大亮说：“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16)李大亮这段话的背后是对太宗过分提拔突厥等降唐的首领持有异议，但他所描述的本根枝叶的观念则是普遍存在的。作为朝廷依靠的对象，汉人就如同本根，缺之不可；而非汉人则是枝叶，枝叶去除于本根无致命之伤。
这种人群的本根枝叶与地域上的核心外围，分别构成了唐朝内外的二元局面。这个结构不是唐朝创造的，而是从前朝继承下来的，至少可以追溯到秦始皇的帝国和汉武帝的时代。唐朝在继承的基础上兼跨长城南北，超越了秦汉，其地域内外和民族分层走向了新的阶段，二元制的建构更具有典型意义。
这种结构存在于中原的四周，我之选择长城区域作研究对象，是因为这里有其他地区不具备的要素，具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这个区域是农业社会和草原游牧社会两大文明板块的交叉之地。康乐说：“以蒙古高原为主体的塞北地区，在历史上向为亚洲草原游牧帝国的主要发源地。纪元前三世纪，与秦帝国统一的差不多同时，草原上最早的匈奴游牧大帝国也正在形成。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关键，长城内外持续的对抗，自此揭开第一幕。而此后二千年，中国历史也从而呈现出一种双轨性的发展，一直到17世纪清朝完全统一农业中国与游牧中国为止。”(17)这是从南北对应的角度立论的。按照拉铁摩尔的说法则是：“在草原环境与中国环境之间，有一个存在问题的过渡地带。这个地带的内侧可以由汉族占领并统治，汉族在这里的发展，其他东西也是一样，结果是增长。而过渡地带的另一侧，却脱离中国而倾向草原。这样，就产生一个边疆，它的稳定性要取决于文化、经济、社会及军事条件的复杂平衡。”(18)拉铁摩尔将长城地区视为亚洲南北交汇的中心环节而予以关注，从更广阔的角度给予新的解释，是他的一个贡献。按照传统观点，长城所在的北部基本上是被当做边地（边疆）看待的。宋人编纂的《新唐书》卷43下《地理七下》说：“唐置羁縻诸州，皆傍塞外，或寓名于夷落……贞元宰相贾耽考方域道里之数最详，从边州入四夷，通译于鸿胪者，莫不毕纪。其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七：一曰营州入安东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鹘道。”(19)文中涉及的地区大体处于长城沿线，在宋人的眼里无疑是边鄙和塞外。拉氏突破了地域界限后对此进行了有意思的区分：在中原北部接近草原的地区，经济是农牧混合的，人群也是混杂的，但因靠近汉区还是汉人居多；汉区北部同属过渡地带，那里的游牧经济特征超越了农耕，其人口亦呈现游牧的特点；再北部就是草原的纵深腹地了。正是基于这个尺度，他将长城地带视为亚洲内陆的中心而不是边缘(20)。
第二，与此对应的是，王明珂站在华夏角度，将长城沿线归属边缘地带，这与传统的观点几乎没有什么差别。有差别的是他对边缘的解说注入了新的成分。他说：“关于边缘研究，最简单的理解方式就是：当我们在一张白纸上画一个圆时，最方便而有效的方法，便是画出一个圆的边缘线条。在这圆圈之内，无论如何涂鸦，都不会改变这是一个圆圈的事实。相同的，在族群关系之中，一旦以某种主观范准界定了族群边缘，族群内部的人不用经常强调自己的文化内涵，反而是在族群边缘，族群特征被强调出来。因此，边缘成为观察、理解族群现象的最佳位置。”(21)这段话刻画出了边缘的效应，正是在不同和对比中，民族之差别才真正地展示出来。潘蛟也说：“在一个民族中，民族自我意识较强的成员往往并不是那些居于该民族腹心地区，浑身上下充满着本民族传统文化气息的农民，而是那些受外族涵化程度较深，已丢失了不少本民族传统文化特质的知识分子。情况之所以会这样，我想根本原因在于，民族自我意识是在民族之间的交往互动和参照对比过程中被唤醒的。”(22)看来，与核心相比，边缘具有确定地区、文化、民族内涵基本特质的条件，这就是不同质的相互比较。而比较的前提就是差别，差异不存在于核心区，而在边缘区。上述二者不论从什么角度论述，他们共同的地方就是在边缘做文章。王氏接下来选择的青海河湟、鄂尔多斯、西辽河三地论证他的边缘理论，这些地区都分布在长城沿线。因此，该地区对了解唐朝后期的政治势力、民族群体、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方面，都有超出其他地区的典型意义。
第三，由于观察的视角不同，长城地区的作用也不相同。从亚洲整体角度观察，它是核心；若从华夏汉文化角度考量，它则属于边缘。但无论哪一种论证，都不能忽略这样的事实：长城区域的政治势力和民族群体始终处在变化过程中，而且其变化似乎呈现出某种规律和特点。
就地域而言，本文所谓的长城区域，大体上是指历史上各个朝代修建的长城防御工程所分布的地区，东自今辽东，西至甘肃河西走廊至新疆吐鲁番等地，但本文的重心以今之地理概念论，主要指河北、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甘肃东部这一线，其自然地理和水文则是半湿润与半干旱、草原与耕地、黄土高原与平原衔接之处。这种自然环境短期之内基本上是不变的，但并不等于长期稳固持续。根据学者们的研究，在距今数千年的时段内，长城沿线的气候呈周期性的变动，当气候变冷、变干燥之时，北方民族就有南向发展的势头；反之，当气温提升、降雨充沛之时，农业区向北开拓就成为可能。而长城区域在新石器时代，从考古发掘中多处呈现的是定居性生活，那里成为游牧社会的特征则是后来的事情。王明珂所涉及的青海河湟、鄂尔多斯和西辽河三个地区早期都呈现出定居生活的迹象，到西周后至春秋战国时代才逐渐转向游牧和半农半牧的生活(23)。
与此伴生的民族群体，不再是文献流传的自古以来的游牧部族，易言之，游牧民族不是天然地固着于这片土地的，他们与另外的族群相互演变。大概从战国中期开始，中原势力向北部扩展，与高原腹地南下的北亚蒙古人集团相遇，他们与当地居民同化混合，其中有些投向了汉人一方，有些则混合成为游牧的一方。“在这种大分化和大动荡之后，长城总体上进一步向北推移，在长城之外才形成了一个文化上更为统一，基本上是纯游牧的文化带”(24)。
这种地域和族群的相互变动，是长城地区的基本特征。在唐朝以前历经数千年之久，唐朝时期同样如此。但是在唐朝，中原和北方的社会环境和民族群体都有新的变化，就地理条件而论，唐朝放弃了修建长城阻隔南北的做法，改由军队游动和驻防的方式控制北方，引起这种方式变化的缘由，是长城南北共处中央政府管辖的现实。就民族势力而言，长城外围初期以东突厥为强，旋后又有薛延陀、回纥、吐蕃、契丹、党项等势力纵横捭阖。安史之乱后，这里的民族势力、地方势力与节度使势力相互混杂，盘根错节，最终演化成沙陀的代北势力(25)、关中北部的党项势力(26)、华北北部的契丹势力(27)和长城沿线的其他大小集团，在王朝法统丧失后，它们分别自立，形成区域性的王国政权。
四
以上是我选择唐朝后期北方边地与民族做研究的基本陈述。长城地区勾连南北两大文明系统，从每个系统内部看去，它是边缘；但从系统的外部看，它则处于核心。所谓边缘，不是真的处在偏远僻落的地方，而是居处在不同文明的交汇之地。这个“边缘”提供了异质文化碰撞、沟通和交融的便利途径，吸引了周边众多的文明因子，反而成为多文化的中心。这一特性，在唐朝的其他地区不能说不存在，譬如西域就是如此，但长城地区的农耕、游牧两大类型文化的对应与交流更具有典型意义，中国传统社会物质文化和精神文明的构建，长城区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应无疑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选择长城区域进行研究对理解古代中国社会是一条不错的途径。但就唐后期而言，这里发生的事情，出现的动向，特别是该地区与中央王朝的关系等，这些问题的具体情况和背后的因缘，都有赖于我们做更深入的探索。这些就是本课题选择的原因和讨论的内容。
［本文原载《历史教学》（高校版）2007年第9期，第5-9页。发表时根据刊物的建议，定名为《唐朝后期北方的边地与民族研究》，现仍恢复初写状态时的标题。为保持全书体例一致，此处删除了原文中的“内容摘要”和“关键词”部分］
【注释】
(1)这个说法最早出自日本学者内藤湖南的研究，后来影响日本史学界，又传到中国学术界。虽然有不同的议论，但是唐宋两个差异明显朝代的现实，却给学者们留下了宏阔的想象和构筑的空间。见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黄约瑟译），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通论》，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参见张广达先生：《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71页。2002年，浙江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所曾专门召开了“唐宋之际社会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应是近年来对这个命题的专门性研讨活动，其成果已结集出版，见卢向前主编：《唐宋变革论》，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
(2)关于唐朝的人口峰值，王育民估计在8000万-9000万之间，冻国栋认为在7475万-8050万之间。分见王育民：《中国人口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3页；冻国栋：《中国人口史》第二卷《隋唐五代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2页。关于唐朝的疆域范围，可参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五代十国时期》唐时期全图，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年。
(3)关于“道”，参见史念海：《论唐代贞观十道和开元十五道》，氏著：《唐代历史地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成一农：《唐代的地缘政治结构》，李孝聪主编：《唐代地域结构与运作空间》，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4)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9页。
(5)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散见在各种专著和论文中，大凡涉及唐后期的论述多少都有触及。此处仅参考贾志刚撰写的“藩镇问题”，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6)见《通典》卷171《州郡一·州郡序》，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
(7)见《隋书》卷29《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8)见《隋书》卷29《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9)见《隋书》卷29《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10)见冀朝鼎著，朱诗鳌译：《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9-10页。
(11)见（美）施坚雅主编，叶光庭等译：《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文版前言》，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12)事实上，国内学者早就进行区域性和专题性的研究了，这方面的成果也十分丰富，但在方法上有明确的阐释却不算多。其中周振鹤主著的《中国历史文化区域研究》（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一书，专门研究的就是区域性问题，可视为代表性的作品，但该书写作的特点显然出自历史地理学的训练，而历史学界本身，对区域性的理论似乎尚有再深化的空间。
(13)参见韩锦春、李毅夫：《汉文“民族”一词考源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理论研究室，1985年。
(14)参见李宏图：《西欧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研究——从启蒙运动到拿破仑时代》，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第249-266页；陈晓律：《欧洲民族国家演进的历史趋势》，《江海学刊》2006年第2期。
(15)这个想法我最初是在《王朝国家体系的构建与变更——以隋唐为例》一文中论述的，后收入孙家洲、刘后滨主编：《汉唐盛世的历史解读——汉唐盛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亦收入本书）；又见拙文：《中国传统王朝国家（观念）在近代社会的变化》，《民族史研究》第6辑（总第8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
(16)见（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9《议安边第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503页。
(17)见康乐：《唐代前期的边防》，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79年，第30-31页。
(18)见（美）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03页。对拉氏这个想法的集中描述，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二部《帝国与国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第546页。
(19)严耕望对此有非常细致的研究，参看《唐代交通图考》第一卷《京都关内区》第六至八篇、第五卷《河东河北区》第三十七、第四十四至四十五、第四十八至五十三篇，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985、1986年。
(20)见《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305页。
(21)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45页。
(22)见潘蛟：《民族定义新探》，马启成等主编：《民族学与民族文化发展研究：庆祝林耀华教授从教六十二周年纪念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23)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第二部分“华夏生态边界的形成”。
(24)见林沄：《夏至战国中国北方长城地带游牧文化带的形成过程（论纲）上、下》，《燕京学报》第14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25)关于代北势力，参见樊文礼：《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团》，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
(26)参见周伟洲：《唐代党项》，西安：三秦出版社，1988年。
(27)参见于宝林《契丹古代史论稿》（合肥：黄山书社，1998年）的相关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