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选项与祖源的记忆——唐朝粟特人汉化个例之一瞥

何文哲是今人几乎毫不知晓的人物，但若要追溯到1180多年前，特别是在长安的宫廷里，他可是个如雷贯耳的将军。

作为普通的将军也罢，他却是神策军的军事首长，手下有10多万兵众，在朝廷内外凭由实力说话的时代，禁军将领上可以左右皇帝的选择，下可以决定宫廷内斗的胜负。这么一个重要的位置和这么一个关键的人物本值得我们留意，可他的族属却是个外来者，这能让皇帝放心吗？

不错，在人们的观念里，唐朝向以开化著称。实际情况如何呢？如果我们拿前后其他的朝代与唐朝比较，这样的定义应该不是太离谱。就皇宫禁廷内部的守卫工作而言，以常人的角度观察，势必要择用那些最忠诚的同族人来充任，外族人自应不在此列：同族人担任皇帝的警卫总比异族人放心！

这似乎是个不言而喻的惯例。

可是我们却发现，唐朝（尤其后期）的宫廷禁军，特别是人们熟悉的神策军，出身外族如粟特身份的将领，着实不是个小数目。据《资治通鉴》记载，自从唐玄宗天宝年间（742-756年）以来，滞留在都城长安的西域各国各地的使者，他们的生活费用全部由政府外事部门负责供给，已成为朝廷的一大负担；而且这些人“留长安久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安居不欲归”，想撵走都不成。后来负责的大臣李泌想出一个办法：他下令有关部门统计长安城里的胡客，一共查出四千多人来。李泌就指给他们两条路供选择，一是干脆归国了事，以减少政府的补贴；二是愿意留下来而不归国的，就要纳入唐朝的属籍，再安排工作为国家效力，也就是说成为唐朝的百姓了。结果是，“胡客无一人愿归者，（李）泌皆分隶神策两军，王子、使者为散兵马使或押牙，余皆为卒，禁旅亦壮”⁽¹⁾。这就是说，包括粟特在内的这些西域胡人都被安置在了保卫宫廷的神策军里了。

何文哲之进入神策军，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实现的。

何文哲之进入神策军的具体门径，从他的墓志铭里隐隐约约地看出，走的是当时掌权的宦官，即控制左神策军的中尉窦文场的路子。从墓志铭再看《资治通鉴》的上述记载，表面上，主持清查长安胡客并将他们纳入神策军这项工作的是李泌，实际上背后的支撑因素则是德宗皇帝。没有皇帝希望以“旧勋”充任禁军的首肯，李泌也不能擅自做主招揽胡客进入禁军。这份志文弥补了文献有关贞元三年（787年）清查胡客的背后因缘，显得十分珍贵。

可知，这些胡人都是被视为朝廷信任、依赖的人被征召入宫的。这种情形在汉人主宰的其他王朝里确实是不多见的。那么，禁军中的胡人是否忠诚呢？

何文哲的例子很有代表性。

他入禁军之后，曾参与拥戴穆宗皇帝即位的活动，获得皇帝“卿翊卫心膂，为朕爪牙”的称赞。敬宗即位伊始，宫内就发生染工暴动，他又“领敢死七千人，或擐甲重门，严其环卫；或荷戈讨乱，诛剪群凶”，敬宗也亲口对他说：“今日投卿，安危斯在，还宫之后，必议甄酬！”又是一番夸奖。就连文宗皇帝上台不久，也有“卿有莫大之功，社稷今存是卿之力，即令宰臣与卿土地”的赞誉和承诺⁽²⁾。因为忠诚和勇敢，表现突出，甚至为皇帝万死不辞，何文哲的职务迅速飙升，成为中尉之下、万人之上的左神策大将军，这是禁军中到顶的武将职位了。

类似何文哲的例子还有很多，像另一个著名的粟特人安金藏，为证明皇嗣——也就是后来成为皇帝的睿宗在武则天掌权的时候没有异图，他甚至剖胸以示自己言辞的不罔和皇嗣的清白。这个惨烈的举措大大地感动了武则天。还有粟特胡人石演芬，当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背叛唐德宗朝廷的时候，石演芬坚决反对，他声称自己只忠诚朝廷，对背叛朝廷的人不肯同流合污，最后竟不屈而死。这种情况在唐朝不是个别、偶然的，而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他们的行为也因此博得皇帝和朝廷的称赞。我要说的是，这种忠诚除了胡人尚武精神的感召之外，还与他们进入内地走向汉化有直接的关联。

进入唐朝管辖范围的粟特人及其后裔，大体上呈现聚集、分散居住两种状态：聚集者分布在各处，尤其缘边地带更为集中，尚保持着本民族原来的一些习俗和文化，且多系中下阶层；与此对应，中上贵族首领则多被安置在长安、洛阳等城市，充当朝廷文武官吏，这类粟特人如上文所说何文哲即为典型，他们长期处在中原内地，周边多系汉人及其相同的主流文化，他们的生活，更容易受此影响而改变。事实上，他们忠诚朝廷的义举，在某种程度上讲，也正是深受汉化影响的结果。因为忠诚可靠，就能获得朝廷的信任；获得信赖，就能出仕任职；出仕任职，就能享受荣华富贵；享受荣华富贵，就能扩展家族、容光后代。这已成为粟特及其后裔中上阶层追寻的共同目标。因此，他们走向汉化就是通过自己家族成员子孙世代的荣耀而实现的，这与边缘地带胡人自成系统的生活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这个角度讲，忠诚和勇敢，是他们生活在内地的一个最佳的选项。倘若不是如此，他们立脚的幅度和范围就会大大地萎缩；没有忠诚，他们晋升、享有高官厚禄的途径就会阻断。所以，胡人忠诚背后隐藏的因素颇为复杂，忠诚已成为他们生活在唐朝并走向坦途的必要手段，由此而获得信任，在获得信任的过程中取得禄位，在禄位的获得中吸收中原文化，于是，中上阶层的粟特人就从中亚的胡人文化转向了中原的汉人文化。这个取向，就是何文哲发展的轨迹。

另一方面，何文哲的墓志里又清清楚楚地记载：“公本何国王丕之五代孙。”接着叙述其先祖自高宗永徽初年入唐以后各代的发展情形，至文哲及其诸子辈，入唐已达180年之久。像这样成为唐朝百姓、长期生活在中原并任职朝廷的粟特后裔，在我们所见到的入华粟特人中，应该说是很有典型特征的。从墓志铭文的整体情况看，这个家族已基本汉化了，如果没有这句“何国”的族源追溯，我们已很难界定他们的外来族属的身份。尽管如此，何文哲的后人（包括碑铭的撰写者），仍然没有忘记他们的中亚源头。民族学的研究告诉我们，民族的属性，往往通过记忆而承传和延续。这种记忆，在完全脱离自己民族生活环境、进入一个迥然不同的陌生世界的时候，除了语言、婚姻、生活习性、思想文化等诸多层面能够保持自身原有的传统外，一旦这些习性和传统也逐渐丧失掉之后，那么，原来民族文化的渊源，就只能留存在记忆之中了。记忆，是族性、本根得以保持的最后壁垒。何文哲的名称、字号、籍贯、郡望，这些汉式的装饰都足以证明他和他的家族，早已转型而融入汉人的文化世界里了，内在的保留，看来只能冀望在记忆深处了。墓志本身并不是为外人阅读的，是个很私密的东西，这个家族在墓志里追寻粟特祖源，应该说是汉化之后对自己族性渊源的一种回念，只不过这个回念是私下的、自己知道的、密不透人的。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表述呢？

荣新江教授提出一个说法值得参考：安史之乱对唐朝的冲击是人人皆知的，其危害之大，对时人的震撼，几乎遍及全国。因此，唐后期汉人世界出现一股明显排斥胡人的社会思潮。面对迥然有别的不利局面，内地的胡人就以改变自己的籍贯与郡望等形式，隐藏胡人的身份，借以换取内地安全生活的条件，他们的汉化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地实现了⁽³⁾。何文哲家族是否也受到此风的影响？从他祖、父，特别是他本人任职地方和长安的情况，可以想象得出，他们也不能排除在外。墓志记载的都是这个家族忠诚朝廷和皇室的行为，足以证明这个家族奔向汉化的意愿，以此获得“安全生活的条件”。于是，粟特祖源、粟特身份的文化特征，就让位于汉文化的追寻和攀附之中。现实生活中的本土化，是他们的刻意追求；原有民族的文化根源，就只能保持在家族的某种秘密的记忆之中了。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何文哲墓志铭文，西域粟特何国祖源记载的真实原因。

（本文原载《中国民族报》2009年4月24日《理论周刊·时空》“民族关系史话·人物篇”，为全书体例统一，注释由文内注改为页下注）

【注释】

(1)见《资治通鉴》卷232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年）七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492-7493页。

(2)以上引文均出自《何文哲墓志铭》，吴钢主编：《全唐文补遗》第一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282-286页。

(3)参见荣新江：《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暨南史学》第2辑，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2-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