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套地区在唐朝前后期的战略地位及其转变
我刚刚撰写出一篇《唐朝朔方军治所灵州凸显的战略地位及其变化》的文章，是为参加宁夏灵武建县2200周年举行的纪念研讨会准备的。灵武所在地区是在广义的河套范围之内，而河套作为一个区域性的地理概念，在唐朝时期具有的战略意义，是宋朝以后所不可比拟的。这篇文章，我就这个问题打算作专门性的探讨，与上篇文章所讨论的内容及区域，都是相近的，可以视做姊妹篇。所论不当之处，请不吝批评指正。
一
为什么说河套在唐朝的战略地位是宋朝以后所不可比拟的呢？这与王朝建国的全面布局有直接的关联。
综观古代中国王朝的建立，以唐宋为分界，在地缘政治布局中可以分成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中原王朝是以关中制衡山东，由此控制全国；而宋朝以后的中原王朝，则是以河北为中心，由此宰制西部和南部，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局面(1)。这种东西部为核心的全国性布局，与王朝自身内部的政治、经济、军事的演变有密切关系；更受朝廷与周边外族势力，尤其是北方草原的游牧势力的消长所影响。在冷兵器时代，由于技术上的限制，中原与北方游牧势力之间的地理位置及其地缘关系，对两个或多个政权彼此之争战、交往，其作用似乎远远大于技术突飞猛进的现代国家。即使在今天，地缘所决定的一国和多国的政治、军事走势，也是不可忽略的要素，在本文所涉及的一千数百年前的唐朝，其作用和价值，就更不可忽略限定了。
那么，在关中为国家的核心，以关中制衡山东进而控制全国的王朝中，我们是如何理解河套地区在唐朝的战略地位的呢？
首先本文要解决的是为什么会以关中为核心进而宰制全国局面的形成问题。
以关中为全国地缘战略核心的形成，最早始于西周，因周人从西北进入关中，遂以其地作为进攻东方商朝的大本营，灭商之后，周就在此地建都，进而形成了控制全国的网络系统。周朝的地理范围虽然突破了商朝，但周的能量有限，其统治的幅度多集中在中原与周边地区。周之后的秦朝同样出自西北，关中也是秦人长期经营的核心之地，所以秦在兼并东方六国之后，同样选择了自己更放心的关中作为统辖全国的核心，不同于周的，是秦的统辖范围已经扩展到中原周边的农耕全部区域。秦朝开创的这种局面，又被西汉所继承，于是就演变成为关中作为地缘核心基础的中原王朝统辖全国的格局(2)。关于这一点，谭其骧先生曾说：
娄敬、张良根据当时初建的汉王朝内部最突出的问题，即中央与山东诸侯之间、统一与分裂势力之间的矛盾问题，他们之所以主张建都关中，主要着眼于关中足以东制诸侯……武帝以后，汉与匈奴之间的矛盾代替了王朝中央与诸侯之间的矛盾，成为当时的主要矛盾，汉朝经过武、昭、宣三代的经营，终于取得了匈奴降服，置西域数十国都护统辖之下的伟大胜利，这和建都长安便于经营西北这一因素也是分不开的。所以建都长安，确是既有利于制内，又有利于御外。(3)
诚如谭先生所说，都城选择的因素，主要是经济、军事、地理位置，汉朝选择关中作为都城所在，同样考虑到了这些因素。隋唐王朝以长安为首都，谭先生认为：“隋唐时形势略与西汉相似，关中仍然以沃野著称，对内需要能制服山东和东南潜在的割据势力，对外需要能抵御西北方的强大边疆民族政权突厥与吐蕃的入侵，因而也和西汉一样定都于长安。”(4)但这只是就整体形势论述的。实际上，隋唐之定都关中，与统治集团的起家地区更有直接的关联。如陈寅恪所论，隋唐二朝之决策集团，就是西魏宇文泰创立的以西北关陇为核心而形成的贵族集团，其方针政策的宗旨也是所谓的“关中本位政策”(5)。这个统治集团产生与活跃的地区，均以西北关中为轴心，呈四射状发展(6)，即如毛汉光所描述的“核心集团与核心区”那样，意思是说，出自不同的政治集团，会选择不同的地区作为其发展和统治的核心区域。他以中古北魏至北宋之间的政治集团为例，经过各自200年发展的三个阶段，以证明核心集团是如何选择自己的核心区进行活动的(7)。王德权对此概括说：“在古代中国生产力相对微弱、各地域社会之间的水平联系有限的背景下，国家权力的形成，多表现为一个核心地域集团通过军事征服与制度建构，联系核心权力与地域社会。在这个脉络下，政治过程表现为‘核心—周边’的空间扩充，形成‘王畿与四方’的政治空间格局。”(8)隋和唐初的全国性布局，应当与此有密切关系(9)。
二
其次再解释河套地区在全国布局中的战略地位问题。
第一，就地理范围而论。
河套地区处在关中的正北面，黄河自西转往北，又折向东，进而南下，形成一个庞大的“几”字形地域，这便是著名的河套地区(10)，黄河环绕的地区称为套内，就是历史文献中的“河南地”。自古以来，这里是农业与牧业的交汇之地(11)，河流流经之处多农耕垦地，尚适合于定居生活；北部水草、沙地相间，适合于游牧生活(12)。这种复杂而多元的自然环境，给人们提供了多种甚至迥异的生活条件，支持了多种生活方式的并存。换句话说，自然条件的差异，直接决定人们生活方式的选择，而适应不同生活方式的人群，就是人们熟悉的不同的民族群体。于是，河套地区民族众多，而又大致可以分成农耕、游牧或者半农半牧类型的族群，在这里汇聚而形成独特的景观，尤其是这些族群分属不同政权的时候，他们之间的关系，就变得复杂起来(13)。
第二，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着眼。
自然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不同的生活方式，则决定了人们群体的划分，游牧人、农耕人或亦农亦牧的群体就这样形成了。河套种类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得这里成为不同族群交汇而互动的集中地，这些族群又分别被不同的政权所控制，隶属于不同的政治组织。于是，这种地理形势就演变成为政权与政权之间政治、军事纵横捭阖的场所(14)。拉铁摩尔有一个说法，我觉得对我们认识河套地区的特性有较好的启发，那就是：对于汉人是边缘的地区（他具体指的是长城地带），对整个的亚洲内陆却是一个中心(15)。从农耕政权的角度着眼，这里是其北部的边缘；从游牧政权的角度说，这里则是他们南部的边缘，但恰恰这个各自的边缘及其相互的交叉，使得这里汇聚了不同的生计方式和民族群体，进而变成了多元的聚合。从这个角度讲，这里又成为不同政权和民族文化交汇的中心地区了。在这个混合区域内，南部接近汉人生活方式的群体，大体上倾向于汉人政权；接近北部的混合地带的人群，则更倾向于草原，总之，人群处于变动无常的状态是该地区鲜明的特性(16)。
正因为如此，河套地区不论对南部的唐朝而言，还是对北部的突厥而言，都是保持自身安全的战略要地，是双方试图控制的必争之地。就以关中为核心的唐朝而论，河套正处在京城之北，有如郭子仪所说，是保护京畿道的北大门(17)。我们在文献上并没有发现京畿之外还有东大门、南大门称谓，显然，这北大门的意涵所指，是有特定倾向的。众所周知，对中原王朝的唐廷而言，它对自身安全最担心的部分，就是来自北方草原的游牧势力，唐初则以东突厥最强，它的频繁南下，也的确对长安构成了直接的危害。突厥南向所指，长安所在的关中是他们进攻的矛头，而若攻击关中，必然经过河套。从地缘政治的边际效应看：一个对你友好并给你带来利益的政权，会因为它是你的邻居而使这种利益倍增；相反，对你怀有敌意的邻居，它所带给你的损害也会成倍地增加(18)。唐朝建国后的南北关系，这时表现的主要是双方的攻防，特别是突厥，因其丧失了北周北齐竞相投其所好的利益(19)，对南方王朝展开了持续的攻击，加之游牧势力壮大所依靠的物质财富，单靠自身无法满足，这也是促使他们不断南下的动力(20)。可以说，对唐怀有敌意的突厥，这个邻居是唐廷建立初始的心腹大患，于是，关中北部的河套战略地位之上升，就势所必然。清人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曾说：宁夏“镇为关中之屏蔽，河、陇之噤喉……西魏以迄周、隋，亦以灵州为关中藩捍。唐开元中建朔方节度于此，用以捍御北方，士马强盛，甲于诸镇”(21)。类似顾祖禹的这种描述，在今存的《通典》、《唐会要》、两《唐书》等文献中也多有反映，看来，河套之战略地位，确如文献所称，是长安所在关中地区的北方战略防御要地。
第三，从南北双方的关系来看。
唐朝近300年时间的运作，就其发展的指向而言，有一个前后的变化：前期倾向于以关中为核心的西部，后期则逐渐向东部转移，虽然这个转变未能完成。这个变化既来自内部的影响，也受到外部的制约。唐朝初起之时，其统治集团多以关陇贵族为骨干，形成以关中制衡山东和南方，进而控制全国的格局。这种局势，使唐朝十分关注西部的核心地带。与此对应的外部因素，则是以东突厥的强盛而对唐朝构成的压力。东突厥直接威胁的地区，就是自河套进入关中这一线(22)。
内外的形势，迫使唐朝确定的全局性战略，就选择了以河套为北部防御的中心。这个方略，自唐廷初建之时持续到后突厥势力退出历史舞台为止。具体说，唐朝北部防务系统的建立，是在贞观四年（630年）征服东突厥之后逐步形成的，唐太宗与朝臣就如何安置突厥降户的问题进行讨论，结果是选择羁縻府州的形式将他们安置在长城沿线地区(23)。河套地区同样设置了羁縻府州(24)，旋后又置安北、单于二都护府，兼理军政，旨在保卫关中和长安的安全(25)，然而东突厥复兴之后，其势力大增，并开始频繁袭击唐朝北部边地，吐蕃又在西部向唐朝进攻，这样就使唐朝初期形成的对周边的战略攻势遭受严重的挑战，唐朝逐步放弃进攻战策略而转为防守，于是原来边地较小的军制单位结合行军体制，逐渐地形成较大的防御单位，就是唐长孺先生所说的节度使大军区的设置(26)。河套地区防务系统的构建，是这个整体格局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核心部分；它的转变，也随着整个防务体系的改变而改变(27)。应当说，河套体系的建设、转轨，直接关系着整体体系的更动，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它的位置处在整体中的核心，是全局性变化的关键所在。
初期的全局设计，外在因素的影响似乎更明显。在这种格局下，北部河套的战略性地位就具有全局性和整体性。在本文讨论的时期，全国布局的走势，大体上呈现出东西的协调与南北的对峙(28)。前者更多地表现出唐廷与东部和南部内地势力的协调上面，学术界所讨论的关陇贵族与山东庶族的关系(29)，虽然涉及的问题多种多样，然而我们从中可以看出政治斗争的发展自西往东转移的趋势是相当明显的。但直到安史之乱，关中核心区的全国性控制模式仍旧在起支配的作用，虽然其中发生的变化使它的地位已非比唐初了。
如果说东西转移的趋向更多地体现在唐朝的内政方面，那么南北的对峙则体现在外政或曰唐朝的边政方面，具体说就是唐廷与北方以东突厥为首的诸民族势力的对峙之上。在前期的东西、南北关系方面，南北关系上升为主流，成为唐廷不得不应付的首要问题(30)。因为突厥南下的进攻使唐廷遭受的威胁，远远大于内部的东西协调，所以边政所蕴示的南北关系是唐朝前期（尤以初期为显）朝廷处置的头等大事。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处在关中北部的河套地区为什么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了(31)。
三
现在再谈河套战略地位的前后变化问题。
这里的前后变化是指安史之乱的前后，也就是唐朝的前后期的变化。这个变化同样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影响。
从内政的角度讲，安史叛乱对唐廷造成的损害，严重地削弱了朝廷对全国直接控制的能力，特别是在河北道，其直辖效力因河朔藩镇自行割据而遭受重创，如同陈寅恪先生所说“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32)。困扰后期朝廷的内政问题，应该以河朔和其他不服从管制的藩镇的抗拒最为突出，不论是德宗削藩的失败，还是宪宗的暂时成功，嚣张跋扈的藩镇，构成朝廷的心腹之患，而这些原本协助朝廷抗衡外部势力的军队，随着安史叛乱的结束开始遍布各地，东部河北的叛藩又是朝廷最担心的症结，讨论、设计并实施如何震慑藩镇使之构成的威胁越少越好的筹谋，就成为后期君臣的议事日程。这在前期是看不到的。
与内政对应的边政，即唐廷与北方游牧势力的关系，后期也与前期不大一样。首先是突厥势力的削减乃至退出历史舞台，使唐朝面临的威胁大为减少；继之出现的回纥（回鹘），虽然也让唐朝时刻警惕，但回纥并没有表现出咄咄逼人的劲头，相反，当唐廷有求于它协助镇压叛军的时候，回纥扮演的是帮助朝廷的角色，虽然它的要价很高，而且在内地的肆意行为曾引起唐廷的不快和朝野的反感。
唐、回纥之间的这种比较和缓的关系，使唐廷感受到北方的威胁在减弱；相反，西部青藏高原的吐蕃势力崛起特别是趁安史之乱占有河西、陇右等唐朝大片地区，进而将其边界线推进到长安西部不远的关中平原西端所造成的冲击，成为唐廷的首要威胁。这种局势之下的唐朝如何应对，正如人们预料的那样，以朔方军被肢解的方式构建的京城西北八镇的防御格局(33)，表明唐朝对外防御体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易言之，前期的唐与东突厥的南北关系到后期开始被唐与吐蕃的东西关系所取代，唐与回纥的南北关系固然也是重要的环节，但毕竟不如东西关系那么凸显。处在东西紧张关系的形势下，北部河套地区的战略地位，固然因吐蕃也时常骚扰其地而继续发挥着作用，但与前期相比，这里的战略地位之下降，也是十分明显的，从文献记载中北部诸城的被放弃以及常年人烟稀少导致的荒凉场面(34)，都足以证实，随着后期南北关系作用的下降而让位于东西关系，不论内政还是边政，都有明显的变化，东西对峙的关系就此成为唐廷面对和解决的大事。以南北关系凸显的河套地区的战略地位，就不若前期那般重要了。决定其地位转移的因素，就是内外事务的转轨。
然而，即使有这样的转移，河套在唐朝的地位，仍旧可以说是全局性的。这个推定是与宋朝以后的地位比较而言的。宋朝以后的历代，特别是具有一统性的王朝如元明清，其都城的核心区已经转向东部的河北一带。王朝的核心区既属河北，以此控制西部和南方并形成全局的构建，与唐朝相比，就呈现出新的特点。在这样的布局中，作为防止北方游牧势力南下的要害，其战略性的布局就从西北的河套转向了河北北部今张家口至承德一线及其邻近的内蒙古地区，这里的战略地位应该说是全局性的，河套转而变成了一个区域性的战略地点了。再强调一下，河套全局性战略地位的保持，是与王朝以西部（特别是关中）为核心区的全国性布局相协调的，只要这种布局不作根本性的改变，河套全局性的战略防御地位就不会丧失，虽然它本身有所转变和削弱。
［本文是为参加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举行的“2009（第五届）中国·河套文化研讨会暨河套文化研究年会”准备的论文］
【注释】
(1)本文所列前后期布局的改变，主要着眼于比较大的，或曰一统性的王朝，且为大致的说法。关于古代王朝的布局及其中心地域的转移，统一性与分散性诸王朝及都城的定位相当复杂，不可同日而语，此处不赘论。相关内容，可参阅史念海：《中国古代都城建立的地理因素》，《中国古都研究》第2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中国古都形成的因素》，《中国古都研究》第4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王仲殊：《中国古代都城概说》，《考古》1982年第5期；谭其骧：《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同作者：《长水集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2)相关的内容还可参见史念海：《最早建置都城的构思及其对汉唐诸代的影响》，《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4期。
(3)见谭其骧：《中国历史上的七大首都》，同作者：《长水集续编》，第32页。
(4)参见毛汉光：《中国中古政治史论》第一篇《绪论：中古核心区核心集团之转移——陈寅恪先生“关陇”理论之拓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5)同上，第33页。参见邹逸麟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04-105页。
(6)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48-49页。
(7)有关关中的地理形势，参见史念海：《古代的关中》，同作者：《河山集》初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关中的历史军事地理》，《文史集林》第2辑，西安：三秦出版社，1987年。
(8)见王德权：《“核心集团与核心区”理论的检讨——关于古代中国国家权力形成的一点思考》，《政治大学历史学报》（台北）第25期，2006年。他对这个理论的具体阐述，见《古代中国体系的抟成——关于许倬云先生“中国体系网络分析”的讨论》，《新史学》（台北）第14卷第1期，2003年。
(9)拙文《尉迟迥事变及其结局——新旧时代转变的表征》对此问题亦有涉入，可参阅。文载《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10)仅以套内的胜、夏、灵三州为例，距离长安分别为1853、1050、1250里，见《元和郡县图志》卷4《关内道·灵州夏州胜州》，贺次君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93页、100页、110页。关于长安与河套诸州之交通，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1卷《长安西北通灵州驿道及灵州四达交通线》、《长安北通丰州天德军驿道》、《长安东北通胜州振武军驿道》等篇，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5年。
(11)参见史念海：《隋唐时期农牧地区的变迁及其对王朝盛衰的影响》，同作者：《唐代历史地理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12)关于该地地理环境之描述，参见张遐民：《河套地理形势与垦务发展》，《中国边政》（台北）第84期，1983年；王天顺：《河套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154页。
(13)现今的研究成果告诉我们，河套地区的农牧多种生活形态，并非自古以来恒定不变，而是呈现明显的变动，尤其是游牧类型的生计，迟至春秋战国时期才形成。具体的研究成果可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73-93页。
(14)所谓地缘政治，用陆俊元的话说，就是“政治行为体通过对地理环境的控制和利用，来实现以权力、利益、安全为核心的特定权利，并借助地理环境展开相互竞争与协调的过程及其形成的空间关系”。见氏著：《地缘政治的本质与规律》，北京：时事出版社，2005年，第9页。
(15)见拉铁摩尔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05页。
(16)游牧政权壮大所需要的物质财富的支持，因其本身无法提供而不得不向外界索取的行为，一直为中外学术界所关注，现今研究者一般认为：向外通过军事手段获取资源的行为，是满足游牧政权自身发展并坐大的一个必要条件。参见萧启庆：《北亚游牧民族南侵过程原因的检讨》，《食货》（台北）新1卷第12期，1972年。新近的研究成果，可参考王明珂的专著：《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17)见拉铁摩尔前揭书，第316页。
(18)见《旧唐书》卷120《郭子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3464页。
(19)参见叶自成主编：《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第16页。
(20)北周、北齐相互竞争，为使自己能够战胜对手，双方均与突厥结好，以壮大自己的实力。而突厥也乐得其所，收受财贿，诚如首领他钵可汗所说：“但使我在南两个儿（指北周、北齐）孝顺，何忧无物邪。”见《周书》卷50《异域下·突厥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911页。
(21)关中在隋唐二朝的战略地位与安全部署，可参阅易毅成：《隋唐之际关中安全的战略构想与施行》，唐代学会编委会编：《唐代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
(22)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62《陕西十一·宁夏镇》，贺次君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2941-2942页。顾祖禹在该书的另一处又说：“后魏之季，宇文泰亦以夏州发迹，遂并关中矣。唐贞观以后，声教讫于漠外，而边备未密，河西、朔方时有栏入之虑。”这均可证明河套对关中的重要意义。同上书卷61《陕西十·榆林镇》，第2904页。
(23)参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227-272页；拙著：《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37页。
(24)参见樊文礼：《唐贞观四年设置突厥羁縻府州考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4年第3期；刘统：《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5-157页。
(25)见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和前期的变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28-438页。
(26)关于河套地区防御系统的确立及转变，可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1卷《唐代河套地区军事防御系统》。
(27)关于安北、单于二府的建设，可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1卷《唐代安北单于两都护府建置迁徙图》；谭其骧：《唐北陲二都护府建置沿革与治所迁移》，同作者：《长水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樊文礼：《唐代单于都护府考论》，《民族研究》1993年第3期；王世丽：《安北与单于都护府——唐代北部边疆民族问题研究》，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
(28)关于这个问题的引申讨论，可参阅史念海：《论我国历史上东西对立的局势和南北对立的局势》，《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1期。
(29)具体讨论的情况，胡戟等主编的《二十世纪唐研究》一书收集了学术界有关唐初至武则天上台政治演变的论述，里边有政治转移的趋势。参见该书第25-43页的内容（由苏士梅等执笔），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30)关于南北关系，参见康乐：《唐代前期的边防》，台北：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1979年，第30-33页。
(31)康乐曾说：“不论对游牧民族或农业民族，河套桑乾盆地实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对此有较详细的分析。见《唐代前期的边防》，第81-83页。引文见83页。
(32)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25页。
(33)参见拙著：《唐朝朔方军研究——兼论唐廷与西北诸族的关系及其演变》，第217-281页。
(34)参见《元和郡县图志》卷4《关内道》新宥州、天德军条，第106-107页、113-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