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社会的转型与民族的互动
一
我在这篇小文里主要就唐朝的民族问题谈点个人感受，因为是小文，而且涉及的问题又如此大，不可能作实证性的研究，只是一点感觉，因此难免有不周全的地方。
唐朝的民族问题是中国古典时期的一个缩影，它是民族众多且融合交往的缩影。此前的魏晋南北朝及此后的元朝和清朝都可以是缩影，不过他们之间的情形是不同的。我这里之所以选择唐朝作为例子，只是自己稍微熟悉一点罢了，而唐朝本身也确实具备辉煌的典型性。
唐朝的民族问题是在王朝背景之下展现的，它与我们今天的社会条件完全不同。为清楚起见，我们首先简要地说明包括唐朝在内的王朝有什么特性。
现在的国家是从西欧近代以来开创的民族国家体系演变的结果，其特点是民族与国家结成共生的关系，民族独立与民族统一；国家之间有明确的界限且疆域是固定的，其主权受国际法的保护，彼此不可侵犯，等等。从这个角度看古代的王朝（以秦始皇开创的中央集权的王朝为例），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王朝治下的疆土变动不恒。这主要表现在疆域的二元性上，其特点是由中心区与边缘区两个部分组成。中心区是王朝得以建立的基础，是王朝生存的必要条件；边缘区也可以叫做外围、周边区等等，它是王朝存在是否强大的条件。这种地理上的特性，与中国早期文明的发展，特别是国家政权的演变特性有直接的关系(1)，传统的中国人，至少在留给我们的文献中普遍有这样的意识：政权所在的地区叫京畿，是王统所居；京畿之外，随着与王统关系的远近，又分成甸、侯、绥、要和荒五个地理方位，即所谓的“五服”(2)。
第二，与上述地理区域相配合的民族群体，也有所谓的华夏与蛮夷戎狄“五方格局”的展现(3)。这就是说，在那个时期，以汉人为主体的民族主要集中在黄河和长江流域，而其他的民族群体则分布在汉人的周边，这种群体的分布也可以说是个二元结构，与地理区域大致符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理解，中国的民族群体之有如此的分布，正是中原政权逐渐扩大衍生的结果。
第三，在这种疆域和民族群体之上建立的国家政权，是中央集权、地方听命中央，并有一套严密完整的行政管理机构配合而成的；在精神和文化上，则将这套体系合法化，并赋以意识形态的修饰，成为支配国家和民族的准则。
第四，这种二元体制下的疆土和民族群体，其基本的特点，是随着形势的变迁而有更动。一般而言，核心区是比较稳定的，边缘区则处在变化之中。王朝强大的时候，它有能力控制边缘区，边缘区的各种势力就被纳入到王朝体系之中；而当王朝势力衰弱，边缘区的力量强盛，他们也会向中心区挺进，甚至占据中心区，这时候的王朝面临的不是强盛与否而是它本身能否存在的问题了。
二
唐朝的民族基本上就处在这种状况之下。在它近300年的运行中，其民族问题可以分作前后两个阶段。
安史之乱以前唐朝的民族，从整体上看，大致处在中央王朝统辖之下的各个民族和民族势力相互交织和融通的阶段。这个时期的唐朝处在上升时期，其政治、经济和军事呈现发展的态势，尤其是太宗和高宗相继征服东西突厥，唐朝获得了北方游牧势力的承认，唐太宗之被称为“天可汗”，标志着获得中原和草原势力明确的尊奉，这在历史上还是头一遭。
这种情况的出现，与太宗对待周边四夷的政策有直接的关系。他自称自己与前人存在着区别，即“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4)。唐朝中央与各民族关系和睦密切的因素当然不止这些，但是太宗在处理民族关系时能够考虑到各民族本身的情况，在古人中还是不多见的，而当时的朝廷对此也存在着争论。太宗的想法终究获得认可，并在后来的继承者中得以延续，仔细追究，唐朝前期民族政策之所以开放，主要还是取决于当时中央王朝与各民族（势力）力量和实力的对比之上。唐朝是继承隋朝建立的中央一统性王朝，而隋朝则是结束了数百年分裂的局面，统合全国南北；唐朝在隋的基础上又将北方草原的游牧力量整合到一起，建立了囊括农耕与游牧两种文化的帝国，其幅员之辽阔，民族之众多，超越此前的任何朝代。它之发展，根本取决于它的整体实力。换句话说，在地域和民族群体的二元结构中，中原腹地与政权的能量远大于周边地区及其势力，中原王朝对周边的吸纳，不但不能损害其自身利益，反而更能增加它的力量，在这种情况下，中原王朝的胸襟就显得宽阔，富有开放性。太宗之夸赞自己有别于古人，在上述背景下理解，就很自然了。
但是当形势发生变化之后，就是说二元结构中周边力量上升，或者中原力量削弱的时候，唐朝的民族政策的开放性也会随之转变。实际上，这种转变本身就蕴藏在早期的开放性之中。此话怎样理解？
自从唐朝征服了突厥之后，又陆续降伏了其他势力，周边地区特别是北方民族纷纷投附唐朝，中国历史上又出现了民族融合的高潮。以东突厥为例，他们被唐朝安置在长城沿线，其贵族则被安置在都城。然而北方草原又兴起了薛延陀，它试图取代突厥称雄漠北，但很快就被唐朝剪除。到高宗仪凤年间（676-678年），形势急转直下，吐蕃军队在西部大胜唐军，东突厥余部乘机复国，从北部对王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面对北、西的夹攻，唐朝被迫应付，开始将攻势战略调整为守势战略，原来的行军逐渐转变为镇军，并相继在边防地区设立了十个节度使，其职责是防备突厥、契丹、吐蕃等势力(5)。此后，随着边区形势的严峻，节度使势力迅速加强，像安禄山独领三镇囊兵十数万，成为新形势下的现象。
正因为边区防守政策的制定，唐朝与周边势力之关系也发生了变化。这时候民族政策的开放性，逐渐让位于中央如何制衡、如何抗拒边区民族势力的主张了。而安禄山发动的叛乱，给唐朝以致命的打击，安本人利用民族关系聚结胡兵胡将，特别是他本人的粟特身份，给朝廷以深刻的印象。安史乱后，唐朝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态度，与它对掌握兵权将领的信任，就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这时候的民族政策，不再是太宗“华夷一家”的情况了，而是你我有别，唐朝对周边的防守成为朝廷制定民族政策的主要依凭。
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就是民族开放政策本身蕴涵的不确定因素，恰恰就导致后来政策的转变。上文已经清楚地揭示，正是这种开放政策和心态，使周边甚至远在西域腹地的势力（如粟特人就是典型例证）极力向往中原和内地，而随着新兴民族和势力的介入，唐朝也必然要进行整合，即对入居内地和分布边地各民族势力进行调整和安置，让他们在王朝的统领下和谐共处，这成为太宗以后中央决策者的首要任务。但是边区的矛盾和纷争也随之而来，从高宗、武则天开始，唐朝政府就为调整这种关系而不断努力，最终采取的办法是强化边防设施，即建立军区防范外族。这种政策改变的背后，是中原王朝与边区政治力量对比转移的结果。也就是说上文里我们曾经谈及的政治势力与民族势力二元结构中双方的力量从中原的强盛，逐渐向边区转移，后者的强大以及对唐朝的不断滋扰，甚至威胁到王朝一统天下的格局了。边疆外族势力的上升，迫使唐朝改变战略，以防守代替进攻。那么，建立在中原强于周边实力基础之上的民族政策的开放性，也自然地遵从这种战略转移后的形势。安史之乱不仅使唐朝政府的政治、军事战略和民族政策发生改变，而且更为严重的是加速了唐人民族有别的心理趋向。
三
安史之乱对唐朝的冲击，使民族关系出现了与前期迥异的变化。追究起来，应该这样理解：首先是叛乱的矛头直接对准中央，中央的军事力量被叛军摧毁，政局不稳，皇帝被迫出逃；其次是皇太子另行组建政府，聚集军队反击，经过7年磨难，最终与叛军达成妥协，结束内乱；但其结果则是朝廷的管辖权事实上被分解了，河北自行其是，处于半独立状态，朝廷可以直接指挥的地区仅限于两京的中原和江淮等地，唐朝大一统的共处被区域性的分离所取代，这是后期政治的基本状况。
与此对应的是，在各自的区域内，民风与民俗也被政治的分隔而区域化了(6)。具体而言，以河北为例，它的文化追求与长安为代表的中央王朝相比，显然有明确的区别，“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球饮酒，策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7)，这已成为河北青少年的普遍追求。文献中记载的河北诸藩镇之跋扈，如果仅就几个军事将领在那与朝廷对抗，只能是扑腾几下，长久不了，而事实上，河北藩镇在当地有雄厚的“群众”基础，这不仅体现在他们有军队将士的支持，而且从民众祭祀安禄山和史思明并以“二圣”称呼的行为上看，他们至少是认可藩镇的行为的(8)。
对河北的举动，长安的官方思想和意识中出现了以韩愈为代表的强化“道统”、排斥夷狄的思潮。韩愈和朝廷对边族的政策，虽然不像唐太宗那么系统明确，但是从后期的言论和中央的行为上，我们不难看到这时候的民族政策与前期相比有明显的变化，这个变化的内容就是强调彼此有别、华夷分异。导致后期政策转变的因素，就是二元结构中周边和地方的势力超出中央的容忍程度，地方军事势力和民族势力突破了朝廷的羁绊，甚至对中央构成了威胁，朝廷为拯救自身，团结属下，以追求传统而整合国家，“道统”正可以起到团结的作用，于是在后期的朝廷中得以升华。但是，唐朝已经没有能力对周边的势力（包括诸族）进行整合了。晚唐发生的民变，则证明王朝存在的合法性也受到质疑，唐朝在内外侵扰下终于灭亡。
与朝廷控制能力下降、地方军事力量上升的同时，是边区民族势力的崛起。在北方从东到西相继出现了契丹、党项和回鹘建立的若干政权，而这些政权有的就是建立在原来中央王朝控制的地区，比如契丹人建立的辽，显然是在中央王朝削弱的缝隙中确立的。在唐朝强盛的时候，他们只是作为王朝的外围而存在的，或者隶属于王朝，或者自行独立，但对中央构不成直接的威胁，而现在，契丹王朝不仅向南深入，进入华北，而且掣肘中原，甚至支持其中的一派势力打击另一派，这在五代政权的更替中有明显的反映。西北的党项人，更是利用王朝削弱趁机发展和壮大自己，建立西夏。契丹人和党项人从隶属于唐，到自行独立，其间的过程正可以揭示出本文上面的基本观点，即二元结构下的地方民族势力在中央政权削弱或瓦解的情况下，他们很容易确立自己的政治机体，进而向中心发展，只是中原地区又有新的政权建立，他们向南发展的路径受阻，于是二元结构就分裂为两层独立的政治实体，就是说中心腹地确立的政治以汉人为主（五代中后唐、后晋和后汉的统治首领是沙陀人，但民众主体是汉人应无疑义），边区的政权则至少统治集团与其主要成员是非汉族。中原与边区的各自独处，成为五代十国社会的重要特征。其形势之有如此的变化，是中央王朝控制能力削弱和丧失的结果。二元结构在王朝控制下表现出的内强外弱与王朝能力丧失下的分崩离析显然是完全不同的，这也应了上面的论证，即边疆地区和民族群体的丧失，关系到王朝本身的强盛与否；而中原核心区的丧失，则关系到王朝自身的存在。契丹、党项政权建立的过程，正是沿着二元结构中边区上升并与内层核心区并立的路径发展的。内外结合局面的再次恢复，则是元朝的确立，而它的完成，是在蒙古人的统治下实现的。
（本文原载《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2期，第9-10页；全文被《新华文摘》2006年第14期（2006年7月20日出版）和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06年第5期）转载）
【注释】
(1)在王朝出现之前的中国土地上，现在的学者们经过长期仔细的研究，认识到中国早期文明的表现是呈多区域、多中心的发展态势，但最终的结果是黄河流域最早建立政权，出现权力结构的中心地带。苏秉琦先生的研究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代表，可参见《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
(2)参见《尚书正义》卷6《夏书·禹贡》，（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34-41（总第146-153）页；《通典》卷171《州郡一·序目上》，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4455-4469页。
(3)参见陈连开：《华夷五方格局与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同作者：《中华民族研究初探》，北京：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190-237页。
(4)见《资治通鉴》卷198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五月庚辰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247页。
(5)见《资治通鉴》卷215唐玄宗天宝元年（742年）正月条，第6847-6851页。
(6)参见傅乐成：《唐代夷夏观念之转变》，同作者：《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第219-220页。
(7)见《全唐文》卷755杜牧《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824页。
(8)见《新唐书》卷127《张嘉贞附张弘靖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4447-444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