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制构造”下的唐朝华夷观及其变化

一

在这篇文字里，我要谈的是唐朝前后期关于“华夷”观念及其变化的问题。

唐朝的“华”主要是指汉人或汉化了的其他民族。陈寅恪先生说：“汉人与胡人之分别，在北朝时代文化较血统尤为重要。凡汉化之人即目为汉人，胡化之人即目为胡人，其血统如何，在所不论。”⁽¹⁾这里说的意思是文化的划分重于血统和体质上的分化。汉人与非汉人的界标，就是是否接受了汉文化。其评判标准是动态的发展过程，而不是先天的生物属性。为什么会这样作区分呢？这与传统社会的结构有直接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结构，若从地理区域和民族群体构建角度讲，体现出“二元性”的特点。即地理上有内地、腹地与周边、外围共同组成的区域特征，民族群体则由汉人居中、四夷环绕周边的双重构造。这种形势是早期中国王朝发展的基本特点。譬如夏商周，其起源地区都是在黄河中下游之地，以此为核心，呈四周开拓之状，到秦始皇时代，统一了农耕地区，形成一统性的王朝。唐朝在此基础上，又融合长城南北多民族，疆域上涵盖农耕、游牧两大区域，纵深西域，形成内外一体的帝国⁽²⁾；其间的民族既有农耕的汉人，又包括大漠以北的游牧人，还有众多的西域、南海民族。因此，唐朝控制的幅员和族群，超过了此前历史上的任何王朝，成为划时代的多民族、多地区的一体性朝代。

这个王朝显著的特点，就是上面所说的，在地理疆域和民族群体上，有腹心边地、汉人居中四夷护边的二元制特性⁽³⁾。在这个结构里，内、外的区别和差距是比较明显的。地理上的内缘是指黄河、长江为中心的农耕地区，这是王朝赖以生存的基础，失去了它，王朝的合法性就没有了；族群方面则是以汉人为核心，他们是王朝依靠的基础力量，失去汉人的支持，王朝同样存在不下去。核心区与汉人，二位一体，成为内缘构造。与此对应的则是周边外围与活动其地的各个族群，即非汉人群体，属外缘构造。周边是指中原核心区之外的四地，这里尤其以北方草原为典型；民族群体则是居处在四周的其他族群，特别是北方游牧民族。因本文的主旨是“华夷观”，故这里重点讨论族群问题。在二元制构造下的华夷，其地位和功能在唐朝是存在着明显差别的，太宗时期的凉州都督李大亮说：“中国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犹于枝叶。扰其根本以厚枝叶，而求久安，未之有也。”黄门侍郎禇遂良也说：“臣闻古者哲后临朝，明王创制，必先华夏而后夷狄，广诸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反；始皇远塞，中国分离。”⁽⁴⁾李大亮和禇遂良是太宗朝廷有地位的大臣，他们说的内容虽有各自的背景和目标，但都涉及到所谓的汉与四夷族群的地位和功能，在他们看来，汉人是根本，四夷是枝叶，汉与非汉有内外之区别。这个区别与内外二元制构造有直接的因缘关系。这是我们认识本文核心主旨的前提。

二

二元制构造下的华夷之特点已如上述。在唐朝前期，其表现的特点又是什么？这是我要解决的问题。这里我还是从唐太宗谈起。

贞观二十年（646年），太宗在征服东突厥、薛延陀之后，漠北铁勒诸部纷纷南下降附，唐太宗特地北上灵州安抚⁽⁵⁾，形势空前好转。在议论这种情况时，太宗说：“自古帝王虽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过之。”⁽⁶⁾唐太宗不仅是汉人世界的皇帝，也是游牧人的可汗，二者合于一身，确属前无古例。这番话不是太宗的骄傲不逊之词，而是事实的具体描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局面呢？太宗自己的回答是：

自古帝王多疾胜己者，朕见人之善，若己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备，朕常弃其所短，取其所长。人主往往进贤则欲寘诸怀，退不肖则欲推诸壑，朕见贤者则敬之，不肖者则怜之，贤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恶正直，阴除显戮，无代无之，朕践阼以来，正直之士，比肩于朝，未尝黜责一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⁷⁾

太宗总结的五条原因，其第五条是对待夷人的态度问题，他视华夷如一，确是超出古代帝王思想意识的界限了。今人每每论及到太宗思想的进步，也在这里⁽⁸⁾。虽然今人对太宗这个政策的定位有不同的观点⁽⁹⁾，但大家都肯定：太宗的政策超越前人应该是无疑的。那么，太宗为什么会有与前人不同的思想和意识呢？要知道，太宗对外族的政策，在具体的应用中无非就是“惟有二策：选徒十万，击而虏之……若遂其来请，与之为婚媾”⁽¹⁰⁾之类者，与前人之实质性差异不属旷世之横突。看来，追问这个因缘从太宗本人的内心立言，似乎解决不了问题。那么，他所处的形势则是我们要探询的关键。

唐太宗上述思想背后隐藏的实际情况，就是北方草原主要的抗衡性势力都不存在了。先是东突厥的灭亡，后是薛延陀的被剪除，铁勒诸部则是主动降服，他们在唐与漠北势力的对峙中发现：唐的力量远大于漠北任何单独的势力，且与之对抗的集团相继灭亡，这使他们意识到，在此种情况下再超然于外，未必是上方良策，“以薛延陀亡散殆尽，乃相继归国”⁽¹¹⁾。对铁勒而言，他们去掉首鼠两端的态度，全意归唐；对唐而言，则是兼跨长城南北，统贯农牧两大区域，其治辖疆域超出了秦汉的范围。其根本原因，全属政治的举措和军事实力的较量。因而，唐太宗视夷狄如汉人、华夷一体观念的背后，是王朝国家政治实体统合的基础。

从“二元结构”论的角度理解，太宗政权统辖的地域，在承继前人中原农耕地区的基础上，又兼统长城区域，甚至大漠的纵深之境在理论上也被据有了⁽¹²⁾。易言之，唐朝统辖的核心内缘之外的外缘地区同样成为王朝的组成而被纳入到管辖的范围之内。这种内外二元为一体的实现，成为太宗政策有别于前人的内在因缘。就北方地理统辖的区域论，原本安置于内缘核心区的州县制体系，此时也扩展到外缘地区。按照严耕望的理解，唐朝北部直辖的正州（即朝廷直属州县）所反映的辖境，应该是“自居延海北之花门山堡以东，与伊吾军北境以西，可视为唐代盛时最稳定之疆界线，花门山堡以西，至伊吾军之北，可视为唐疆最盛时期曾经北达之境界线”，按照他所勾画的图示，自西向东大体在花门山堡、碛口、可敦城、大宁北、墨斗军至营州北境一线⁽¹³⁾。这一线所处的地区，就是历史上长城区域，而此区是农耕与游牧社会的传统分界线⁽¹⁴⁾。

较之严氏，谭其骧主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于唐朝初期涉及的北方区域，其含括的范围远远超出前者的划线。以该图《唐时期全图（一）》为例，其北端包括突骑施、葛逻禄、结骨、骨利干至室韦、靺鞨以南一线⁽¹⁵⁾。其理由，在谭氏看来主要是羁縻府州的界定。按《新唐书》卷43下《地理七下》云：“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诸蕃及蛮夷稍稍内属，即其部落列置州县。其大者为都督府，以其首领为都督、刺史，皆得世袭。虽贡赋版籍，多不上户部。”这里列置的羁縻性质的州县，是为安置降附的外族而采取的措施⁽¹⁶⁾，这类州县是否属于唐朝的控制范围，《新唐书》的作者含混不明。谭先生将其分为设置于边外各国、各族原住地的和内迁侨居在其他州县的两类。侨居州府比较简单，自属唐朝的管辖。而原住地的各个势力是否在唐朝辖属之内，谭氏的准则是：“在其臣服时有些是可以列入版图的，既叛之后，便应承认其民族自主权，划归境外，不应视为境内的叛乱区域。有些地区的羁縻州先有一段时间服属于唐，后来为邻国所吞并，也应承认领土主权转移。”⁽¹⁷⁾根据这个说法，上面的《全图（一）》则只表明唐朝前期疆域最盛的那一刻（该图标明为高宗总章二年即669年），至于前后有多大变化，这幅图是表达不出来的。

严氏与谭氏的区别，在于依据的基础不同，前者以正州为据，后者则包含了羁縻州。但无论如何，二者所揭示的这个时期，都表明唐朝涵盖了外缘地域和活跃在其上的民族群体，特别是周边各族势力，成为太宗为首的政府治下的属民，所以太宗对他们的态度，自有别于先前不掌握外缘群体的统治者。在后者眼里，那些地区和群体是与王朝抗衡的势力，这些在唐初则转成了自身属下，因此太宗的态度之转变，是很自然的。

三

安史之乱以后，华夷观则出现了新的变化。

傅乐成说：“安史乱后，唐室对于武人，深怀顾忌；夷夏之防，亦因而转严。”⁽¹⁸⁾傅先生的逻辑是：安史乱后，朝廷不再信任手握兵权的武将了。原因就是安禄山以军队将领的身份挑起了战争，使王朝陷入覆灭的境地。军队将领因握有兵权而使朝廷怀有戒心。又因为安史叛军中有不少的胡族将领割据河北以及分布在其他军队中的节度使相继叛乱⁽¹⁹⁾，加上吐蕃、回纥的威胁，从而使朝廷对异族观念从前期的“华夷一家”转变到“华夷有别”的境态。关于安史叛乱与唐人民族观转变之间的关系，陈寅恪的一段解释是较早涉及的，他说：

唐代古文运动一事，实由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之局所引起。安史为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之汉人，故当时特出之文士自觉或不自觉，其意识中无不具有远则周之四夷交侵，近则晋之五胡乱华之印象，“尊王攘夷”所以为古文运动中心之思想也。⁽²⁰⁾

陈先生的意思是说安史叛乱的将领自身是胡族和胡系，他们所挑起的叛乱，在军事上打垮了唐朝，在政治上压制了朝廷，同时也在民族观念上重新挑起了相互之间的隔阂，因此在后期朝廷上下有关民族问题及其观念就开始发生汉与胡彼此疏远的互动⁽²¹⁾。这段话隐含的民族观念，是陈寅恪对韩愈评论的一个核心支撑。说到这里，一个问题便应运而生，即胡人在唐朝境内有多少？

早期的学者对胡族的关注尚未涉及到他们在中国境内的具体人数。最关注非汉族在唐朝政治和社会活动的陈先生本人，我们没有发现他对这个有具体的阐述。以研究西域文明及胡人在长安活动的向达那本经典性的作品，也没有提及这个问题⁽²²⁾。倒是研究古典文学的葛晓音教授意识到“胡化”在唐朝究竟发展到什么程度和什么层次⁽²³⁾，虽然她侧重的是文化层面，没有涉入具体的人数，但毕竟揭示出所谓以开化著称的前期唐朝，胡与汉究竟有多大比例的问题。事实上，要找出精确的数字是不可能的。大致的比例，按照赵文林、谢淑君的计算，非汉人口占人口总数的19％⁽²⁴⁾；王育民的统计是10％⁽²⁵⁾；吴松弟统计的太宗贞观十三年（639年）关内等北方5道的总人口大致是570万，非汉人口占七八分之一；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北方非汉人占北方总数的五六分或六七分之一⁽²⁶⁾。

上述统计虽有差别，但就前期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而言，譬如吴松弟统计的贞观和天宝时期，则无可怀疑地告诉我们，北方长城沿线的胡族成分所占的比例，还是很可观的。具体精确的数字虽不能掌握，但胡族在唐朝的能量则大得出奇。以贞观四年（630年）东突厥为例，它灭亡后，其成员中的贵族被迁往长安，普通民众则被安置在长城沿线的灵州（治今宁夏灵武西南）至幽州（治今北京城南）之间。入主长安的突厥贵族，被唐廷所吸收，《资治通鉴》说：“其余酋长至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²⁷⁾这段引文的重要含义与其说是非汉人官员在朝廷中的数量，不如说他们有很大的能量和影响，而且我们在文献中看到更多的表现是胡系将领和官员在朝廷中的地位，所谓胡族兴盛，既表现在朝廷中，也表现在民间内，而官方位置的占有，无疑是他们影响增大的原因。人们关注胡人和胡系将领，更多地是从影响、能量，特别是典型性的人物身上体现的（当然这种影响的前提，是他们人数上的一定规模）。到现在，我们至少比陈寅恪和向达他们有更多的理由认定胡人在唐朝官方和民间社会地位的证据。对朝廷而言，胡系将领的身份、影响更加突出和明显，被讥讽为巩固自己权力的李林甫之重用胡人取代汉人充任节度使的事件，不论从哪个角度讲，胡系将领的作用都不可忽略。我们还是把这段文字摘录下来以供说明：

国家自武德、贞观以来，蕃将如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忠孝有才略，亦不专委大将之任，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开元中，张嘉贞、王晙、张说、萧嵩、杜暹皆以节度使入知政事，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尝奏曰：“文士为将，怯当失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帝（玄宗）以为然，乃用（安）思顺代林甫领使。自是高仙芝、哥舒翰皆专任大将，林甫利其不识文字，无入相由，然而禄山竟为乱阶，由专任大将之任故也。⁽²⁸⁾

李林甫重用胡人与前期政府对胡系将领的重用只有程度上的差别，性质上则是一致的：在唐朝政府治下，胡汉无差别，他们都是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倒是，不论是前期朝廷的任命，还是李林甫的提议，胡系将领活动的地区，都是传统汉人的边缘即长城沿线，对唐朝政府而言，这里是农耕地区的北沿，是农业生产的北方尽头，汉人农业核心区的保护，这里是关键的地带。唐太宗时期的朝廷兼有长城南北的时候，这里的形势并未危及到农业核心区，但是自从东突厥复兴之后⁽²⁹⁾，长城沿线成为他们南下攻击的目标，按照谭其骧的理解，长城沿线的北部已脱离出唐朝的羁控，外缘地区成为游牧势力的天下。于是，这里成为典型意义上的边缘。

正如王明珂指出的那样，一个圆的意义体现在圆圈周围而不是中间，圆圈的划界说穿了，就是对比，其特征是在对比中体现出来的，而对比的区域主要集中在边缘⁽³⁰⁾。作为族群，只有在不同的群体相互交织和冲突中，彼此的界限才有分明的可能和意义，若就单个民族或族群内部的纵深之处，相处的都是同一个民族的成员，民族属性和意识就不会凸显⁽³¹⁾。这些研究成果告诉我们，民族群体交叉与互动，是唤醒民族意识的条件，没有交叉、交往，就不能形成彼此的界限；而民族群体交互的地理空间，也集中在多民族分布的地区。长城自古是农耕与游牧民族交界之处，所以在遭受突厥等游牧势力介入和干涉的情况下，唐朝被迫在长城沿线设置节度使体系，用以防边，在这种形势下，长城沿线再次扮演了边缘的角色，成为后期中央王朝的边地。出身粟特人的安禄山，正是凭借自身熟悉北部形势和有应付游牧力量的才干，受任于唐廷，成为御边的重要将领。李林甫出的主意，就是让更多的胡人出仕边帅，从他们的才能和情况的谙熟角度讲，与当时的情况是符合的。安禄山发动了叛乱，不能证明所有胡人都对朝廷缺乏忠诚，但安挑起的叛乱几陷唐廷于死地，使恢复元气的朝廷再也不像以往那样相信军事将领，特别是出身异族的将领了。看来，上文中我们试图证明胡人人口的比例对朝廷的意义远非他们在关键时刻的关键表现来得更加重要。换句话说，安史之乱所蕴藏的胡人武力对朝廷构成的威胁，被人为地夸大和渲染了。这种夸大和渲染在那个二元制的结构中很容易形成。此话怎讲？

正如上文里说的那样，二元制本身是个动态的过程，不论是在地理还是民族构成上，都会随着形势和条件的转变而转变。唐太宗兼有皇帝与可汗为一身，是朝廷力量涉入长城草原的结果，此前未曾有，而此后也逐步丧失了。突厥复国及安史叛乱，反映了边缘地区外族与部分胡系将领对王朝的背离，对唐朝而言，前者是脱离核心区，后者则属背叛，他们行为的结果是切断了二元中的北方外缘与核心区的联结。突厥的行为表现的是外缘族群对中央的疏离，安史叛乱则是乘防御背离的外缘之隙挑起的内部叛乱，二者性质虽有不同，但都反映出二元结构的松动和不稳定的特性，突厥处在外缘固不待论，安史军队所处的地理界限也是接近外缘的长城地区，亦即许倬云论证的夹在核心区与边陲区之中间区⁽³²⁾。处于这种松动、易变的地缘、族群状态下的思想和观念，自然也不可能是长久或恒定的，所以才有唐太宗视“华夷为一家”的超出前人的思想，也才有因后期形势转变而改变了的“华夷之别”的观念了⁽³³⁾。用潘蛟的话说，就是：“像唐太宗这样的帝王大都是信奉‘天下主义’的。但是，也应该指出，这种‘天下主义’一般都是以自己为‘天下之主’为背景的。当自己的天下受到异族威胁，或这个天下已被异族夺得时，汉族统治阶级则又往往会转向‘华夷之辨’，重新强调‘夷夏大防’。”⁽³⁴⁾这段议论，从另一个角度证实了核心与周边外围二元构造体系的特点。所以说到底，我们认为，唐朝华夷观（或夷夏观）本质上是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的。为什么会这样？根本原因是由二元制构造的特性决定的。

作者附识：

我的这篇文字，在写作方法上与其说是历史的，不如说是逻辑的。读者将会看到，这个选定的题目空间是无限大的，你可以就自己的论点举出很多例证去证明它；但我也有许多相反的例子去与你辩驳。事实上，题目自身的宽泛外延使许多人各取所需。要写好这篇文章，着实是不易的。我的感觉是，此类文章的好与不好，恐怕主要体现在作者的逻辑理路，看看他（她）设定的问题的前提能否成立，他（她）给出的事例是否合乎规则，论证的结构是否合理，这些都是所谓的逻辑问题。论证这类逻辑性的问题，需要对学术传统和脉络有清晰的把握（有关的议论对我产生影响的，参看邓正来的新作《学术自主性与中国法学研究》，《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4期）。本文的撰写就是在上述思考中实现的。

（本文是为2007年9月在山东济南山东大学召开的“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国际学术讨论会”准备的论文，原载陈尚胜主编：《儒家文明与中国传统对外关系》，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8～128页）

【注释】

(1)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7页。

(2)《资治通鉴》描述唐太宗被四夷奉为天可汗的情形时说：“四夷君长诣阙请上（太宗）。为天可汗，上曰：‘我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群臣及四夷皆称万岁。”见该书卷193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三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073页。

(3)参见拙稿：《王朝国家体系的构建与变更——以隋唐为例》（未刊稿，后刊载孙家洲、刘后滨主编《汉唐盛世的历史解读——汉唐盛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又收入本书）；《中国传统王朝国家（观念）在近代社会的变化》，《民族史研究》第6辑（总第8辑），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年。许倬云早有议论：“由先秦开始，中国已有在核心区与边陲区的不同发展。大概言之，核心区人多地狭，可是文化发展居领导地位，也是政治权力的中心。边陲区则人少地广，又往往必须与民族主流以外的人群杂居混处，中枢政治权力在边陲不光打折扣，而社会性的组织（如家族或乡里）可能取代若干政府的功能。边陲区的经济发展往往比较落后，因此一方面可能有地方性若干程度自给自足的性质；另一方面，边陲区由于经济发展的劣势，其资源与财力会被核心区吸取。在核心区与边陲区之间，另有一层中间区。”见《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若干特性》，氏著：《求古编》，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

(4)见（唐）吴兢撰，谢保成集校：《贞观政要集校》卷9《议安边第三十六》，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503页、507页。

(5)关于太宗北上灵州的情形，参见《资治通鉴》卷198唐太宗贞观二十年（646年）三月至九月丙戌条，第6237-6241页。

(6)见《资治通鉴》卷198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五月条，第6247页。就在此前，唐太宗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朕于戎、狄所以能取古人所不能取，臣古人所不能臣者，皆顺众人之所欲故也。”同前，三月条，第6246页。

(7)见《资治通鉴》卷198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年）五月条，第6247页。

(8)对太宗民族政策持肯定意见的主要有熊德基《唐代民族政策初探》，《历史研究》1982年第6期；肖之兴《隋唐两朝对北方少数民族的政策》、卢勋《略论隋唐对南方民族地区的政策》，田继周等：《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9)参见王小甫撰写的“唐太宗的民族政策”部分，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

(10)见《贞观政要集校》卷9《议征伐第三十五》，第478-479页。

(11)见《旧唐书》卷199下《北狄·铁勒传》。

(12)我这里仅以北方为例，余皆从略。

(13)见严耕望：《唐代北疆直辖境界考》，原载《第一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1989年；又收《唐代研究论集》第四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

(14)对这个地区的讨论比较多，我这里主要参考的是拉铁摩尔和王明珂的研究成果。拉氏从亚洲南北角度立论，将长城区域视作沟通南北乃至东西的中心。见氏著，唐晓峰译：《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03页。王明珂从华夏核心区的角度着眼，自然将长城区看做是边缘区。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二部分“华夏生态边界的形成”，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15)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五册《隋唐五代十国时期》，北京：地图出版社，1982年。

(16)相关的研究成果较多，以刘统的《唐代羁縻府州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8年）为详细。参见王小甫撰写的“羁縻政策”部分，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

(17)见谭其骧：《唐代羁縻州述论》，同作者：《长水集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18)见傅乐成：《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氏著：《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5年。

(19)比较典型的是朝廷曾经倚重的朔方军，也有仆固怀恩和李怀光等人的叛乱，他们分别是铁勒人和靺鞨人。参见拙稿：《仆固怀恩充任朔方节度使及其反唐诸问题》，《民大史学》（1），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6年；《李怀光之叛与中唐政局——兼论朔方军的变化》，《民大史学》（2），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年。

(20)见陈寅恪：《论韩愈》，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93-294页。

(21)唐人对安禄山的胡系身份有清楚的认识。《新唐书》卷83《十一宗诸子传》记载肃宗皇子李倓对他的父亲，即时为太子的肃宗说：“逆胡乱常，四海崩分，不因人情图兴复，虽欲从上入蜀，而散关以东非国家有。夫大夫孝莫若安社稷，殿下当募豪杰，趣河西，收牧马。”这是李倓劝他父亲另行举兵的策谋。这里对安禄山的称谓即所谓“逆胡”，说明安的胡系身份在当时是很分明的。参见陈寅恪：《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载氏著：《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22)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作者同名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

(23)见葛晓音：《论唐前期文明华化的主导倾向——从各族文化的交流对初盛唐诗的影响谈起》，《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24)见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58页。

(25)见王育民：《中国人口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13页、237-238页。

(26)见吴松弟：《中国移民史》第三卷《隋唐五代时期》，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39-140页。

(27)见《资治通鉴》卷193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五月丁丑条，第6078页。

(28)见《旧唐书》卷106《李林甫传》。

(29)可参看薛宗正：《突厥史》第八章《后东突厥汗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30)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45页。

(31)可参考潘蛟：《民族定义新探》，马启成、白振声主编：《民族学与民族文化发展研究：庆祝林耀华教授从教六十二周年纪念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32)见许倬云：《传统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若干特性》，氏著：《求古编》。

(33)参见朴汉济：《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而提出的一个方法》，武汉大学中国三至九世纪研究所编：《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

(34)见潘蛟：《“民族”的舶来及相关的争论》，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0年，第29-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