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的北部防务与长城问题

长城在冷兵器的时代是防御工程之一，曾经在军事防务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比如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在北部边地将原来的秦、赵、燕三国长城连接起来，形成横亘东西万余里的屏障阻止匈奴，同时派遣长子扶苏和大将蒙恬率兵30万防御游牧势力，从后来的情形看，这道长城确实起了作用：虽然秦朝存在的时间不长，但是匈奴向南边攻击对秦朝构成的直接威胁并不明显，显然，长城在这里发挥的防御功能是首要的。为什么匈奴在秦汉之际又再次强大起来？从外界的条件看，是它利用了中原王朝更替之机，它有充分的时间调整自己。到汉朝建立，匈奴内部的调整也告完成，所以匈奴与汉朝的对峙就势所必然。不但如此，匈奴的天然军事能力较之于汉朝的步兵更有优势，白登之战使汉朝丧失了军事主动权，西汉只能以所谓的“和亲”来维系它与匈奴的关系。

这些史实都说明古代中原以农耕为主的王朝与北方游牧势力构成的王朝之间，其关系调整的诸多手段中，长城的选择，对农耕王朝不啻是一种有效的方法。这特别表现在后来的明朝身上。明朝对北方蒙古游牧势力南下攻击的主要手段就是长城工事的构筑，随之建立了九边军事防御布局。明朝通过长城保护了它自身的安全⁽¹⁾，直到清兵入关，关外的势力数百年来首次突破长城进入内地。但清兵并不是突破长城入关的，而是当时控制山海关的明朝将领吴三桂沟通清军对抗李自成而进入的，这不但不能证明他们突破长城防线，正因为有了长城坚固的防御体系才使他们觉得硬攻不上算，只有买通内部才有机会进来，这正可说明长城防御功能的强大。

处于汉明之间的另外两个王朝即隋唐，他们在对待北部游牧势力的方针政策上却不相同，长城在二朝统治者的眼里也有不同的定位。简单说来，就是隋朝仍旧利用长城防护中原王朝，但是唐朝基本上放弃了这种战略。由于唐朝的形势比较复杂，仅靠一篇论文是说不清楚的，所以这篇文章针对隋朝而言，就文帝和炀帝时期修缮和建造的几段长城做些探讨，并就其原因和长城背后隐藏的政治形势等谈点个人意见，不当之处，祈请指正。

一

隋朝长城的构筑，主要有这么几段：

1.文帝开皇元年（581年）四月，在汾州征发稽胡筑长城；

2.同年末，在幽、并等州边缘修缮长城；

3.开皇五年（585年），在朔方、灵武筑长城；

4.开皇六年（586年）二月，在朔方东筑数十城；

5.开皇七年（587年）二月，修长城；

6.炀帝大业三年（607年）七月，筑长城，自榆林至紫河；

7.大业四年（608年）七月，筑长城，自榆谷而东。

上面7条的材料都出自《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²⁾。现在我们对这些修筑长城的举动做些探索。

关于征发稽胡修建长城的举措。

《资治通鉴》卷175陈宣帝太建十三年（581年）四月条记载：“隋主召汾州刺史韦冲为兼散骑常侍。时发稽胡筑长城，汾州胡人千余人，在途亡叛。帝召冲问计，对曰：‘夷狄之性，易为反覆，皆由牧宰不称之所致。臣请以理绥静，可不劳兵而定。’帝然之，命冲绥怀叛者，月余皆至，并赴长城之役。”《隋书》卷47《韦世康附韦冲传》对这件事也有记载：“高祖践祚，征为兼散骑常侍，进位开府，赐爵安固县侯。岁余，发南汾州胡千余人北筑长城，在途皆亡。上呼冲问计，冲曰：‘夷狄之性，易为反覆，皆由牧宰不称之所致也。臣请以理绥静，可不劳兵而定。’上然之，因命冲绥怀叛者。月余皆至，并赴长城，上下书劳勉之。”

这两条记载基本相同，但有两处需要指明。第一，关于这段长城修筑的时间问题。按《隋书》卷1《高祖纪上》开皇元年（581年）四月条记载：“是月，发稽胡修筑长城，二旬而罢。”这里十分明确地记载了修筑长城的时间，所以《通鉴》便采用《隋书·文帝本纪》的说法。而《韦冲传》的“岁余”显然比较模糊，说明传里重视的是他统驭稽胡的能力，修筑长城的事情是围绕其能力的角度出发的，时间的确切性反倒其次。

第二是“汾州”和“南汾州”的问题。

按《隋书》卷30《地理志中》：“文城郡：东魏置南汾州，后周改为汾州，后齐为西汾州。后周平齐，置总管府。开皇四年府废。”又同卷有龙泉郡、西河郡，分别注名“后周置汾州”“后魏置汾州”。《通典》卷179《州郡九》亦有文城郡，其方位与《隋书·地理志》同，但另有汾州条，治隰城（今山西汾阳）。《元和郡县图志》卷12《河东道一》和卷13《河东道二》分别载有慈州和汾州。慈州条记有：“后魏孝文帝于北屈县南二十一里置定阳郡，即今州理是也。隋开皇元年（581年）改定阳郡为文城郡。”《太平寰宇记》卷48《河东道九·慈州》条说：“慈州文城郡……东魏初置定阳郡，并置定阳县。值河西定阳胡人渡河居于此，立为郡，因以名之。至天平元年（534年），以州南界汾水所经，故置南汾州。后周建德六年（577年），又改南汾州为西汾州。隋开皇元年，改定阳郡为吉阳郡……十八年（598年）改为汾州……大业三年（607年）废置文城郡。唐武德元年（618年）改为汾州。五年又改为南汾州。贞观八年（634年）改为慈州。”同书卷41《河东道二》也有汾州。

综合上面几部史籍，可以得知，文献上有两个汾州之说，一是以今山西汾阳为治所的汾州，二是以今山西吉县为治所的南汾州。对此，王仲荦先生《北周地理志》有详细的论证。按该书卷9《河北上·南汾州》条说，治定阳，今山西吉县。后魏置南汾州，西魏改曰汾州，北齐又改曰南汾州，北周并置总管府。王书对《隋书·地理志》多有校订。其一《隋志》所说的“东魏置南汾州”实为北魏置，“后齐为西汾州”之“西”误，应为“南”。与此对应，还有一汾州，治龙泉城，今山西隰县北，系北魏之汾州，北周平齐之后复置。

关于“南汾州”“汾州”的关系，王书说，北齐时，“于西河郡隰城置汾州，定阳在隰城之南，故仍曰南汾也。周既灭齐，而南汾不改。盖时侨置于玉壁之南汾州，周已改为勋州，后又改为绛州矣，西河郡之汾州，周又改为介州，离石郡之西汾州，周又改为石州，别于龙泉郡置汾州，龙泉郡之汾州治今山西隰县，正在南汾州定阳城即今山西吉县之东北，故南汾州仍旧名不改”⁽³⁾。

通过上面讨论，“汾州”和“南汾州”的概念已得到澄清。现在再来看韦冲征发的稽胡是汾州的还是南汾州的。按照《隋书·韦冲传》的记载是南汾州胡人，但是就在本段之前，还有一段记载：“于时稽胡屡为寇乱，冲自请安集之，因拜汾州刺史。”韦冲受北周信任，征拜汾州刺史，其本传所记明确，隋文帝改朝后，韦冲的职务未变，仍旧是汾州刺史。既然如此，韦冲征发的稽胡，就应当是他职务所在的汾州，而不是南汾州。这里的“南”显然是衍文。由此可见，《资治通鉴》对《隋书·韦冲传》的记载作了精细的校正，《资治通鉴》的记载是可信的。

现在我们再来探讨这段长城本身。

如上所述，这段长城是由时任汾州刺史的韦冲征发汾州的稽胡修筑的，时间仅为二旬。地点是在州治所（今山西汾阳）之北，《隋书·韦冲传》“北筑长城”即是明证。按照李孝聪的说法：“短短20余天的长城之役，可能只是对起自黄栌岭，绵延于吕梁山脉之北齐天保三年（552年）所筑长城的重新修缮。”⁽⁴⁾《北齐书》卷4《文宣帝纪》天保三年，“九月辛卯，帝自并州幸离石。冬十月乙未，至黄栌岭，仍起长城，北至社干戍四百余里，立三十六戍……四年春正月丙子，山胡围离石。戊寅，帝讨之，未至，胡已逃窜，因巡三堆戍，大狩而归。”《通鉴》卷164梁元帝承圣元年（552年）十月条也记载：“齐主自晋阳如离石，自黄栌岭起长城，北至社平戍，四百余里，置三十六戍。”胡注说：“此长城盖起于唐石州，北抵武州之境。”二书所记，除了“社干戍”“社平戍”之外（胡注已有说明），大体相同⁽⁵⁾。

修筑这段长城的目的，《北齐书》并没有直接记载，但是次年春山胡围攻离石，说明它防御的对象是山胡。山胡，根据唐长孺先生的研究，即《北齐书》中的山胡在《周书》中一概称稽胡。稽胡是北朝后期出现的一种杂胡，杂胡则是与古代匈奴有统属或血缘关系的各种“别部”，分布在“离石以西，安定以东，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间”⁽⁶⁾，用今天的地理范围概括即横跨黄河分布在山西、陕西两省之间，北至河套，南达两省南部⁽⁷⁾。当时山胡的势力很强盛，北齐自感受到威胁，一边征讨，一边构筑长城防御，看来是顺理成章的⁽⁸⁾。

那么隋文帝派韦冲修缮这段长城的目的是什么呢？《隋传》和《资治通鉴》都说征发稽胡修缮，但是他们纷纷逃跑。文帝问计于韦冲，冲将其责任归咎地方长官的治理手段上，他便自请前去处理。结果是韦冲用通晓事理的方式缓和矛盾，稽胡被说服，他们就去修建长城了。韦冲处理稽胡的办法很得诸胡人心，朝廷随即任命他为石州刺史，此后他就以善于处理“民族”问题著称当时。

征用稽胡修缮长城去防御稽胡，似乎与情理不合。但是当地的主要势力确是稽胡，这时候隋文帝虽有吞并江南之企图，但与突厥的关系尚未构成正面对抗，不过，隋朝的立国在突厥看来不啻是一种威胁；而突厥对北周征服北齐已表现不满，并曾支持北齐旧力复国。北周宣政元年（578年），突厥与稽胡联合进攻西和郡（汾州）⁽⁹⁾。可见，汾州、石州之地在当时是存在受突厥（特别是突厥联合稽胡）威胁的可能性的，因而我认为此段长城的修缮既是针对那些隋朝认为不听话的稽胡而采取的行动，也是防范突厥威胁的措施。隋朝利用听话或归顺的稽胡修缮长城防御与之对立或自作主张的稽胡，所谓“以夷制夷”未尝不是一种办法⁽¹⁰⁾。

同年末在幽州边缘修缮长城的事情。

同年末隋朝在幽州外围以东修缮的长城，是用来防御突厥的，史籍记载明确。《资治通鉴》卷175陈宣帝太建十三年（581年）十二月条说：“隋主既立，待突厥礼薄，突厥大怨……（突厥沙钵略）乃与故齐营州刺史高宝宁合兵为寇。隋主患之，敕缘边修保障，峻长城，命上柱国武威阴寿镇幽州，京兆尹虞庆则镇并州，屯兵数万以备之。”《隋书》卷84《北狄·突厥传》说沙钵略与高宝宁合军攻入临渝镇（今河北抚宁县榆关镇），这对隋朝构成了严重的威胁。然而更大的威胁是在次年的五月，高宝宁引突厥进攻隋朝的平州（治卢龙，河北今地），突厥的军队40万人进入长城⁽¹¹⁾。

突厥为什么进攻隋朝，双方的关系如何？学术界有相当多的研究⁽¹²⁾。隋朝以前的北周和北齐互相攻击对方，他们都向突厥靠拢，希望得到突厥的支持，突厥也乐得坐山观虎斗，从中渔利。现在的隋朝统一了中原，它不再像前朝那样依托突厥，突厥自感受亏，便要兴师问罪；而隋朝乘统一之风，也不想回复前朝的旧路，双方之争的抗衡局面不可避免。对隋而言，由于它传承的是农耕为主的政权，军事上守御大于攻击，于是修筑长城、遣派精锐军队驻守和制定相应的政策，就成为应付北边局势的重要措施。修缮长城是其中的一种选择，而之所以修缮，根本的原因是修缮地区本身就存在长城。譬如上面说的幽州之东的平州和营州西部的长城，原本就是北齐所修⁽¹³⁾。

根据李孝聪先生的研究，北齐修缮的长城主要有以下几段：

第一，黄栌岭—社平戍长城。（上文已经讨论）

第二，夏口—恒州长城，今北京昌平居庸关南口至今山西大同之间。

第三，西河总秦戍至海长城，今山西大同西北至渤海；此段利用并修补了黄栌岭—社平戍、夏口—恒州两段长城而成。

第四，库洛拔—坞纥戍长城，今山西偏关东北至灵丘。

第五，勋掌城—轵关长城，今河南济源西北王屋山麓至该市北境。

第六，库堆戍至海长城，将库洛拔—坞纥戍和夏口以东至海长城连缀修补⁽¹⁴⁾。

按照李先生的描写，前文中论述的幽州及其东部至渤海的长城，就是根据第三条和第六条北齐修建的沿燕山山脉东南行至今河北抚宁榆关镇一带海岸的长城。这一带长城的构建主要防备突厥⁽¹⁵⁾。而隋初遭遇突厥、高宝宁联军的攻击，文帝下令修缮长城系统，显然也属于仓促之间的修补和加固而已。看来隋朝对长城的态度，仅仅是利用，而不是花费巨资重新构建。实际上，无论从建国的时间，还是经费投入的保障，隋朝都不足以修建大规模长城的方式抗御突厥；对前朝已有长城的利用，是隋朝与长城关系的本质特征。

除此之外，隋政府更注重派遣有丰富经验的军事将领驻守要地进行防御。如《隋书》卷39《阴寿传》，寿深受文帝器重，曾任讨伐尉迟迥叛乱军队的监军，并亲总三军纲纪，后被任命幽州总管，“高祖为丞相，（高宝宁）遂连结契丹、靺鞨举兵反……开皇初，又引突厥攻围北平。至是，令寿率步骑数万，出卢龙塞以讨之”。同书卷40《虞庆则传》说他家世“代为北边豪杰”，“开皇元年（581年），进位大将军，迁内史监、吏部尚书、京兆尹……二年冬，突厥入寇，庆则为元帅讨之。”隋朝缘边派驻重臣和将领以及率兵征讨等事，在《隋书·北狄突厥传》和《通鉴》相关部分里有充实的记载，而在这些将领之上，杨坚又令次子杨广为并州总管，主持北方的防务事宜⁽¹⁶⁾。

开皇五年、六年在朔方、灵武筑长城的事件。

《资治通鉴》卷176陈长城公至德三年（585年）年末条：“隋主使司农少卿崔仲方发丁三万，于朔方、灵武筑长城，东距河，西至绥州⁽¹⁷⁾，绵延七百里，以遏胡寇。”次年二月，“隋复令崔仲方发丁十五万，于朔方以东，缘边险要，筑数十城。”这两次修缮的长城，前一次是从灵武（今宁夏灵武西南）至绥州（今陕西绥德）之间；后一次则是从朔方（治岩绿，今陕西靖边北白城子）向东，在险要之处构筑城堡，其目的是防御突厥。那么这一时期突厥是什么情况呢？

与开皇初相比，这个时期突厥的情况改变很多。隋初，沙钵略继承佗钵可汗的汗位，成为突厥诸汗中势力最强的一位，“诸可汗各统部众，分居四面。沙钵略勇而得众，北方皆畏附之”⁽¹⁸⁾。突厥势力强盛，并与高宝宁联合，向隋朝东北边地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正是因为这个形势，隋朝长孙晟向文帝建议采取“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战略⁽¹⁹⁾，分化突厥，使之内部陷入纷争。隋朝于是利用其他比较弱小的突厥势力以及依附突厥的东部奚、契丹等力量，与沙钵略抗衡；同时加强幽、并等州的防守，并在开皇三年（583年）重击沙钵略，高宝宁势力被剪除。次年，沙钵略看见自己屡遭挫折，内部反叛不已，开始转变态度，寻求与隋和亲。开皇五年（585年），沙钵略遣子入朝，上表文帝，“永为藩附”⁽²⁰⁾。突厥与隋朝的对等关系就此转变为臣属关系，用文帝的话表示就是“今作君臣，便成一体”⁽²¹⁾。上面两段长城的修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这表明，突厥沙钵略虽然臣服了隋朝，但是文帝并不完全放心，因为突厥各部之间的关系很复杂，彼此的争斗与联合瞬息万变，况且沙钵略今日和好，并不能保证明天仍旧如此。于是趁现在关系的松动，隋朝可以有较好的条件加固长城防御体系。《资治通鉴》卷176陈长城公祯明元年（587年）二月，“隋发丁男十万余人修长城，二旬而罢”。这次征发的人数众多，但时间短暂，估计不会精雕细琢，只能是粗浅的修缮。这十余万人修缮的长城是哪处？史无明载，李孝聪先生说是前一年即开皇六年朔方以东诸城堡的那次⁽²²⁾。这样说的理由主要表现在：朔方以东修建的城有数十座，似乎只是城堡本身，城堡与城堡之间有没有屏障、烽堠之类的东西，文献中均没有交代。那么这次又征发十余万人专门修缮或加强这些城堡之间的屏障，应该说是顺理成章的。

炀帝大业三年修筑的长城。

炀帝时期的突厥，经过文帝“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分化，势力受到严重的削弱，尤其是启民可汗完全听从隋朝，成为其附属，从而减轻了东突厥对隋朝北方边地的压力。但是，炀帝仍然于大业三年（607年）七月“诏发丁男百万余筑长城，西拒榆林，东至紫河。”⁽²³⁾榆林郡治所榆林，在今内蒙古托克托旗境内黄河南岸，紫河则是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和清水河县之间的浑河。这段长城就在二者之间。此处的长城是否利用以前的旧迹？文献上没有记载，可能是新修建的。因为上面记载炀帝征发的丁男超过百万，这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炀帝的举动遭致很多批评。《资治通鉴》接着说：“尚书左仆射苏威谏，上不听，筑之二旬而毕。”礼部尚书宇文弼私下对太常卿高熲说：“长城之役，幸非急务。”⁽²⁴⁾这些话都透露出对炀帝修建长城一事表现不同的意见，这种情况至少就隋朝而言，还是前所未有的。他们反对的具体原因史籍没有详载，但是“幸非急务”而调动百万民众投入，显然是反对的理由。

那么炀帝为什么修建这段长城呢？

李孝聪是这样认为的：炀帝时期，东突厥内乱，启民可汗内附，炀帝北巡，入突厥境，一时声威大震，遂将防线向北推进到黄河河套地区，这段长城就是其政策的产物⁽²⁵⁾。

薛宗正认为：这段长城的修建主要是防备启民为首的突厥的。从大业四年（608年）下半年以后，启民势力日益强大，同隋朝的关系虽然表面上依旧维持，但不再像过去那样恭顺了，隋朝也开始加强边地的防守，此段长城的修建就是出自这个目的。由此他认为“诏发丁男百万余筑长城”的事情不是发生在“三”年，而是“五”年⁽²⁶⁾。

要了解这段长城修筑的确切缘由，突厥与隋朝的关系如何发展，是最重要的。

沙钵略死后，继承其位置的是他的弟弟处罗侯，是为莫何可汗。不久之后，莫何在西击邻国时中流箭而死，国人遂立雍虞闾，号都蓝可汗。都蓝势力最强，但长孙晟认为他反复无常，便向文帝建议，支持处罗侯之子染干（号突利可汗），又将宗室女安义公主嫁给染干。都蓝受此震怒，与隋朝决裂，转而与西部达头可汗结盟，攻击突利。开皇十九年（599年），隋赐突利为启民可汗，在朔州筑大利城安置他们。《资治通鉴》卷178隋文帝开皇十九年（599年）十月条：“（长孙）晟奏：‘染干部落，归者益众，虽在长城之内，犹被雍虞闾抄掠，不得宁居。徙五原，以河为固，于夏、胜两州之间，东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为横堑，令处其内，使得任情畜牧。’上从之。”隋朝支持突利抗衡都蓝和达头，都蓝旋被部下所杀，达头内部大乱。隋军趁势进攻达头，同时文帝调派赵仲卿为启民构筑金河、定襄二城。达头后改步迦可汗，于文帝末年势力衰弱，部下多转投启民，启民尽有步迦之众。而此时西突厥处罗可汗与属下的铁勒诸部矛盾，诸部叛乱，与处罗相攻。

大业三年（607年）四月，炀帝下诏安辑河北，巡省赵、魏。“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达于并州，以通驰道”⁽²⁷⁾。六月“车驾顿榆林郡。帝欲出塞耀兵，经突厥中，止于涿郡……启民奉诏，因召所部诸国奚、室韦等酋长数十人咸集。”⁽²⁸⁾八月，炀帝车驾进入启民汗帐，随后南返，九月还东都。

榆林至紫河之间的长城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于七月里修筑的，时间为二旬。《资治通鉴》称当时的气氛是“天下承平，百物丰实，甲士五十余万，马十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²⁹⁾。这似乎说隋朝威力鼎盛，覆盖有天下的气势。而诸族的归附也的确令炀帝荡气回肠。但这可不可以说修建长城就是划不来呢？炀帝对启民可汗要求改变突厥服饰一同华夏的请求没有答应，他对启民说：“碛北未静，犹须征战。”⁽³⁰⁾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草原地区还有其他势力同隋朝抗衡，所以他要启民可汗这部分突厥人不必改变游牧民族的服饰，只要保持对隋朝的忠心和恭顺就行了，变不变服装是次要的问题。在这种形势下修建的长城，其本意可能是保持战果，继续开拓，以启民为依靠力量，继续征服突厥其他势力。加上炀帝本人大肆修造，搞盛大工程以求国家大业振兴的宏愿，向来为学界所关注，即使在修建长城前后，炀帝北巡之中亦征调河北十余郡丁男开通驰道⁽³¹⁾，甚至征调丁男十余万开挖龙门至商州的堑壕⁽³²⁾，这些都能说明炀帝打算继续文帝经营周边外围地区的战略，并在此基础上有更大规模的行动。以此背景来解释这段长城的修建，是比较符合炀帝的政治、军事战略和部署的。

大业四年修筑榆谷而东的长城。

《资治通鉴》卷181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年）：“秋，七月，辛巳。发丁男二十余万筑长城，自榆谷而东。”按榆谷地名，《资治通鉴》胡注说在榆林西；李孝聪引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说在青海省贵德县黄河岸侧⁽³³⁾。榆林郡治在今内蒙古托克托旗境内黄河南岸，而贵德则在今青海西宁西南，两地相去甚远，这段长城要么在榆林西，要么在贵德。我认为前者的可能性大于后者。

上面记载的几段长城都在隋朝东北和北方边地，其防御的对象一概是突厥势力，不论是隋朝支持一方抗衡另一方，还是采取“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方针，都是针对突厥而言的。自三年修建榆林至紫河段长城后，炀帝接着从榆林进入启民庐帐，又至楼烦关，入太原，南返东都。《资治通鉴》卷180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十月条记载：

西域诸胡多至张掖交市，帝使吏部侍郎裴矩掌之，矩知帝好远略，商胡至者，矩诱访诸国山川风俗，王及庶人仪形服饰，撰《西域图记》三卷，合四十四国，入朝奏之。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从西倾以去，纵横所互，将二万里，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帝大悦，赐帛五百段，日引矩至御坐，亲问西域事。矩盛言“胡中多诸珍宝，吐谷浑易可并吞。”帝于是慨然慕秦皇、汉武之功，甘心将通西域；四夷经略，咸以委之。

这反映出炀帝的战略意图开始由文帝应付东突厥诸事转而向西域开拓⁽³⁴⁾。同书卷181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年）二月条记云：“裴矩闻西突厥处罗可汗思其母，请遣使召怀之。二月，己卯，帝遣司朝谒者崔君肃诏书慰喻之。处罗见君肃甚倨，受诏不肯起，君肃谓之曰：‘突厥本一国，中分为二，每岁交兵，积数十岁而莫能相灭者，明知其势敌耳。然启民举其部落百万之众，卑躬折节，入臣天子者，其故何也？正以切恨可汗，不能独制，欲借兵于大国，共灭可汗耳……今可汗乃倨慢如此，则向夫人为诳天子，必伏尸都市，传首虏庭。发大隋之兵，资东国之众，左提右挈以击可汗，亡无日矣！’”旋至五原，巡视长城。修建榆谷以东的长城就是在炀帝巡视旧有长城的基础上进行的。之后，裴矩说服铁勒进攻吐谷浑，其可汗伏允东走，其地为隋占有，设置州县。十月，炀帝下令薛世雄与启民进兵伊吾，但启民未至。大业五年（609年）初，启民来朝。

上面所述的内容就是自榆林紫河长城修缮之后隋炀帝和大臣就边防事务进行的活动，这些活动涉及的几乎都是突厥或与突厥有关系的。炀帝北巡的目的就是不放心突厥，现在启民虽然臣服了隋朝，但还有其他的突厥势力，西突厥还在，他们控制着西域，铁勒诸部与西突厥矛盾龃龉，隋朝可以利用这层关系削弱突厥，这说明炀帝开始将重心转向经营西域的战略之上。因此，从这个角度讲，榆谷长城应该是针对突厥（或北方、西北其他游牧势力）的，具体说是启民之外的突厥势力⁽³⁵⁾。

至于说这段长城在贵德的可能性不大，我的理由如下：

修长城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防备游牧势力的进攻，如果没有这种威胁，长城就没有修建的必要。如果榆谷长城建在今贵德，其防范的对象显然是吐谷浑。那么，吐谷浑对隋朝的威胁有多大？

如上文所说，隋朝利用铁勒攻击吐谷浑，迫使其可汗放弃故地西奔。《资治通鉴》是这样记载的：

裴矩说铁勒，使击吐谷浑，大破之。吐谷浑可汗伏允东走，入西平境内，遣使请降求救；帝遣安德王雄出浇河，许公宇文述出西平迎之。述至临羌城，吐谷浑畏述兵盛，不敢降，率众西遁；述引兵追之，拔曼头、赤水二城，斩三千余级，获其王公以下二百人，掳男女四千口而还。伏允南奔雪山，其故地皆空，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州、县、镇、戍，天下轻罪徙居之。⁽³⁶⁾

隋朝利用铁勒攻击吐谷浑，吐谷浑向隋朝求助，隋即派兵进入吐谷浑之地，并迫使伏允放弃故地，隋于其地建立州县体制。此后，伏允退保覆袁川，炀帝又派兵追其进入青海。同时册立在隋为质的伏允之子顺为可汗，将他遣送玉门，以此统领吐谷浑余众⁽³⁷⁾。这件事情虽然没有成功，但是隋朝在与吐谷浑交往之中，至少在本文叙述的这段时间里，隋朝是处于主动的，它控制了同吐谷浑交往的方式、战争进程，甚至将伏允赶出了他的世袭地，最后想以他在隋朝都城的质子取代他。既然隋朝尽占吐谷浑故地，特别是设立州县，再另建长城防御工程就显得无此必要，所以将榆谷长城视作隋朝为防止吐谷浑骚扰而在发兵攻灭之际修建长城的说法，我认为从文献记述的情况看，合理性要小于榆林以东这段用以应付突厥的观点。

二

综合上面的讨论，我对隋朝修缮和建造若干段落长城的整体性意见总结如下：

隋朝在长城的防御性工程的建设上，也花费了不少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但是它更多的是利用前朝尤其是北齐王朝的旧迹，对已有的长城段落加以修缮和增扩。这是隋朝建设长城的基本特点。它利用原有长城多在黄河河套以东，特别是今山西、河北两省境内，这些段落多为北齐长城；而河套等偏西地区部分段落可能是新修建的，至于是否利用旧迹，文献记载不明确，但如果有旧城，隋朝加以利用也很自然。因为不论上面哪段长城，修缮的时间都很短，建设坚固宏伟的长城不可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因此可以断定，大多数长城段落都属于修修补补，真正平地起的新墙恐怕比较少见。

正是因为隋朝利用了长城，所以在文献史籍中多次看到长城的记述。譬如开皇十九年（599年），隋朝为削弱突厥都蓝可汗的势力，刻意支持较弱的突利可汗（后改名启民可汗），并协助突利攻击都蓝，“都蓝闻之，与达头可汗结盟，合兵掩击突利，大战长城下”⁽³⁸⁾。隋朝将启民可汗及其部众安置在朔州（治善阳，今山西朔县）境内，为其建筑大利城以处之。但是他们不断遭受都蓝势力的攻击，长孙晟向朝廷禀报局势，并提出建议，他说：“染干部落，归者益众，虽在长城之内，犹被雍虞闾抄掠，不得宁居。请徙五原，以河为固，于夏、胜两州之间，东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为横堑，令处其内，使得任情畜牧。”⁽³⁹⁾突利可汗及其部众都被隋朝安置在长城以内，后来还是受到都蓝攻击，长孙晟建议将他们迁往河套，掘横堑安处。直到炀帝北巡，“车驾幸五原，因出塞巡长城”⁽⁴⁰⁾，可见，隋朝时期有关长城的记述还是比较多见的，这也证明长城还在被隋朝政府和军队所利用。

但是，长城的利用，只是隋朝处理北方关系的一个手段，它尤其重视军队的建设、将领能力的提高，以及派遣像晋王杨广这样的重要人物防守北方。综观有隋一朝，长城的修缮和建设在国家整个防边的战略举措中所占的比例并不大，特别是与以耗费著称的杨广大肆兴建比较起来，修缮长城所动用的人、物、财力远不及其他工程和项目。仔细分析，隋朝从文帝起，他接受长孙晟等部下的建议，采取“远交近攻”“离强合弱”的军事方针有效地分化和瓦解了突厥的势力，这种政策的效果比长城本身来得更明显。正因为这样，突厥对隋朝构成的威胁大大地减弱了，所以隋朝犯不着耗费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长城的修建上面。我们还看到，继其之后的唐朝，其修建长城的兴趣更小，因为太宗和高宗相继地征服了东西突厥，北方游牧势力对中原王朝构成的威胁基本被剪除，长城在他们眼里存在的价值迅速降低了。可见，长城的修建与否，关键取决于两个或若干个对峙的政权时，处于防守一方的政权是否受到攻击一方的强大压力，当压力过大，防守一方不足与之抗衡，长城的兴建就成为必要；反之就没有必要了。隋朝正处在中原王朝由弱转强的过程当中，开始它受突厥的威胁较大，它就利用过去的长城进行防守；但是当它势力强大，甚至超过进攻的游牧势力时，长城的构建就减少。整个隋朝，对长城基本上是利用旧迹，应该反映了这个朝代的特点。承继其后的唐朝，其势力坐大到征服了北方游牧势力的程度，唐太宗既是汉人的皇帝也是游牧民的可汗，这种情况下的长城，其修建就没有必要了。

（本文原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年第4期，第43-52页。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发表时文中段落曾有调整，此处则保留最初撰写的面貌，并做了个别订正。另外，为全书体例一致，删除了原文中的“内容提要”和“关键词”等部分）

【注释】

(1)明朝为什么对北方势力采取与汉唐不同的政策？Thomas J.Barfield在他的著作The Perilous Frontier:Nomadic Empires and China有解释，见该书第248-250页，Blackwell Publishers Inc.Cambridge,Massachusetts,USA.1989.

(2)一般认为隋朝修建长城有7次，参见李孝聪撰写的《隋长城》条，载罗哲文主编：《长城百科全书》，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2-83页；朱大渭：《北朝历代建置长城及其军事战略地位》，《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

(3)见王仲荦：《北周地理志》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35-836页。

(4)见《长城百科全书》，第82-83页。

(5)《北齐书》中的“北至社干戍四百余里”中间应有逗号，像《资治通鉴》那样处理才比较得当。

(6)见《周书》卷49《稽胡传》。参见刘学铫：《五胡史论》，台北：南天书局，2001年，第77-80页。

(7)见唐长孺：《魏晋杂胡考》，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年。参见严耕望：《佛藏所见之稽胡地理分布区》，《大陆杂志》（台北）第72卷第4期，1986年4月。

(8)这个时期是北齐文宣帝高洋东征西讨、扩大势力的盛期；而北周尚未建国，仍旧处在宇文泰控制下的西魏时代，因此北齐的上述长城应该主要是为防御稽胡攻击而修。当地是稽胡活动的中心地之一。据《周书》卷7《宣帝纪》：宣政元年（578年）九月，“汾州稽胡帅刘受逻千举兵反，诏上柱国、越王盛为行军元帅，率众讨平之。”到北周时，情况仍然如此。参见王仲荦：《北周地理志》下册，第845页。

(9)参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90页。

(10)）李孝聪先生认为这段长城是用来对付西魏的。见《北齐长城》条，《长城百科全书》，第81页。

(11)关于高宝宁事件的新近研究，参见王小甫：《隋初与高句丽及东北诸族关系试探——以高宝宁据营州为中心》，同作者主编：《盛唐时代与东北亚政局》，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

(12)参见薛宗正：《突厥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5-149页；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92-96页。

(13)关于北齐所修长城，参见岑仲勉：《隋唐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0-11页；李孝聪：《北齐长城》，《长城百科全书》，第81-82页。新近唐晓峰等根据实地考察，对北京北部山区的长城遗迹进行了分析，认为：“这道长城主要是北齐时代开始修筑，虽然后来的北周、隋、唐各代又有一定程度的修缮利用，但从创建的意义上说，称其为北齐长城，并不为过。”见唐晓峰、岳升阳：《北京北部山区的古长城遗址》，《文物》2007年第2期。

(14)参见李孝聪：《北齐长城》条，《长城百科全书》，第81-82页；朱大渭认为北齐共筑长城7次，3800多里，见《北朝历代建置长城及其军事战略地位》。

(15)参见《北史》卷54《斛律羡传》。

(16)见《资治通鉴》卷175陈宣帝太建十三年（581年）二月丁丑条，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438页。

(17)根据李孝聪的研究，应作“西距河，东至绥州”，见《隋长城》，《长城百科全书》，第83页。

(18)《资治通鉴》卷175陈宣帝太建十三年（581年）十二月条，第5450页。

(19)吴玉贵对此有详细的研究，见《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97-105页。

(20)《资治通鉴》卷176陈长城公至德三年（585年）七月条，第5483页。

(21)同上，八月条，第5483页，又见《隋书》卷84《北狄·突厥传》。

(22)见李孝聪：《隋长城》，《长城百科全书》，第83页。

(23)见《资治通鉴》卷180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七月条，第5632页。

(24)《资治通鉴》卷180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七月条，第5632页。

(25)见《隋长城》，《长城百科全书》，第83页。

(26)见《突厥史》，第196页。

(27)见《资治通鉴》卷180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五月条，第5629页。

(28)见《资治通鉴》卷180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六月条，第5630页。

(29)见《资治通鉴》卷180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八月条，第5633页。

(30)见《资治通鉴》卷180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七月条，第5632页。

(31)见《资治通鉴》卷180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五月条。

(32)见《资治通鉴》卷180隋文帝仁寿四年（604年）十一月条，第5614-5615页。

(33)见李孝聪：《隋长城》，《长城百科全书》，第83页。

(34)可参见吴玉贵：《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第四章《炀帝时代隋朝对西域的经营》。

(35)薛宗正先生将榆谷长城的修筑用在防备突厥身上，我认为是合适的，但是他将这段长城和三年修缮的榆林紫河长城（他将三年改作五年）视为炀帝为防备启民势力，我认为言之过早。从文献上看，这时候启民附属隋朝的关系仍旧持续，炀帝北巡及其与启民的关系尚看不到有明显的变化。薛论见氏著：《突厥史》，第196页。

(36)见《资治通鉴》卷181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年）七月条，第5641页。

(37)见《资治通鉴》卷181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三月至六月条，第5643-5644页。

(38)见《资治通鉴》卷178隋文帝开皇十九年（599年）二月条，第5563页。

(39)见《资治通鉴》卷178隋文帝开皇十九年（599年）十月条，第5569页。

(40)见《资治通鉴》卷181隋炀帝大业四年（608年）三月条，第56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