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自我与乡土，追求心灵的写作——《黄河文学》首届签约作者专辑总评
从远古的岁月开始，黄河就滋润着这片土地，贺兰山守护着这片山川，秦时明月汉时关，虽然不同民族生存的战乱与纷争不断，但风雪吹断杨柳的朔方也是历史悠久、多种文化传承交汇的人文宝地。正是北上的黄河在这儿拐了个弯，才出现了“塞上江南”的丰饶原野。既然这儿成为农耕文明与草原文化连接和交融的枢纽地带，也应该是一块文学的沃土，但是近代以来，整个中华民族的衰落保守，一度使这儿的文化、经济比中原和沿海地区更加落后封闭。新中国成立，特别是在拨乱反正、恢复生产的新时期，宁夏回族自治区总体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有了多方面的发展和繁荣，自然也带动了文学艺术的发展与活跃。在《朔方》和《六盘山》之后，宁夏为当代中国的文学园地奉献了一份更年轻也独具自己特色的文学刊物——1992年创刊的《黄河文学》。宁夏文学也在20世纪80年代张贤亮影响全国之后，逐渐积累了更多新的力量，在世纪交替之时显示出良好的发展趋向和创作势头。西部文学、回族文学、西海固文学，已经成为宁夏文学走向当代中国文坛的不同路径。本期《黄河文学》推出了一拨年轻作者的精心之作，虽然他们艺术实践的拙朴和抒情写意的拘谨是不言而喻的，但他们文字的真挚清新和对文学的执著以及艺术的敏感，却是非常值得批评和肯定的。
这十一位作者二十篇（组）作品，不论是从校园生活到现实生活的感伤抒情还是细致描写，都包含了深厚的文化情结。小说占的篇幅最大，七人次共十二个短篇，散文三篇三人次，诗歌收三个作者二十多首；另外还有王佐红的评论两篇。所有的作品有着各自强烈的人文情怀和人生感受，这是年轻作家的特色，也是文学最为真实和富有艺术力量的地方。
当然，具体的创作中，个人情怀和人生感受却也不尽相同。劳伦斯在谈到小说为什么重要的时候说：“小说是人生的书籍。”这样的批评认识，从眼前七位作者各自对人生的文学观照和生动描写，再次得到充分说明。马金莲是对乡村尤其是女性挚爱的院（园）子，情有独钟，写出了独特的人生体验，也呈现出作者对于生活的省察和热爱。从本土作家的影响来说，明显是追随石舒清乡土小说的抒情风格；而从女性作家的内心观照来看，让我们想起现代作家萧红，《花开的日子》接近《小城三月》的明丽和伤感，《满院清风》不像《呼兰河传》那样语言鲜明、风格独特，对于生活暗淡的艺术捕捉，却也同样显示出两个不同女性的明慧。何强念念不忘的却是求学带给自己的思考和这种思考不断深入的反省，而且向往文化的精神觉醒，这种向往又与深挚的乡土伤感交织在一起。从这样的路径上来说，土豆（笔名）虽然写得冲淡含蓄一些，但内在情怀与何强有着相通的地方。从小说观照的人事来看，相对于何强、马金莲和土豆等人叙事抒情的单纯，应该说平原对人生的理解就丰富深刻一些。虽然平原的故事是简单的，但对于我们平凡庸常的日子里不经意的伤害和人性冷漠的东西，体会得比较深、比较细微，文字也是有节制的。文学是人对人自己的关怀。何强、土豆张望着远方，而他们的诗、散文还有小说告诉我们，每个人都会对自己的内心和乡土情怀不断地重新审视。马金莲固守着自己熟悉的那片土地，开始认识生活，尤其是乡村温情荡漾的生活，特别是那些世俗勤劳的女人们的内心生活。这样的文字，恰恰显示了日常的乡土生活里一个普通女性细致而朴实的艺术感悟。
同样是追怀校园的生活，何强作为男性，《有了》对日常生活的偶然性和人性的难以琢磨以及由此造成的人生成长的欢乐与伤害，揭示得不动声色，暗含着叙述的力量，让人对活着的生命产生无法言说的感慨甚至警觉，小说的意义也就充足了。《流水淡如烟》体现了女性小说的构思格局和抒情特点。《有了》写的故事，是以一个学生宿舍的成员为主，可以看成典型的“男人的空间”，但辐射性的叙述视角，给人由点及面的开放感觉，而土豆的《流水淡如烟》写了三十三个同学的热闹聚会，正式粉墨登场的有六个人：“我”（索索）、巴林、马若、大宝、“他”（丈夫），还有店主（“娃娃脸”），但这一切是我的“梦”和回忆的情绪荡起的涟漪所波及的人和事，小说的结构是严丝合缝的，抒情的波光收缩于我的内心，完全是一篇内倾的抒情小说。不仅何强与土豆的两篇小说可以比较批评，刘汉斌的两篇小说也可以和平原的小说比较。刘汉斌两篇小说的叙述和语言，特别是中间部分都可以进一步打磨，《二月》比《醒酒》好，更感性圆润。另外，与平原观照外在生活的小说叙事比较，刘汉斌的小说抒情显得内向。平原驾驭小说语言和组织故事的能力比刘汉斌娴熟，城市生活的洗练也让平原有超越叙事情感和主体情感的冷静，而刘汉斌内向的叙事体现了作者开始品味生活的新鲜感，同时男性无意识的责任感使他的情感强烈地切入现实。平原的作品体现出作者一种温柔细致的艺术感受能力，而刘汉斌的小说直接打量生活、追问人应该怎样活着。如果说平原作品里还包含了善良而理性清明的人道主义同情心，那么刘汉斌同情他人的时候却更多地在同情自己，作品包裹的是一颗敏感而要强的心。
现代最优秀的短篇小说作家沈从文，认为伟大作品的产生，“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作家诚实地去做”（《文学者的态度》）。一个作者的写作不仅题材要新鲜，还应观察并明了客观的种种生活，深刻理解主观所体验的东西，既要熟悉自己周围的人与事，又能突破自己生活的局限，表现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和生存状态，展示人物的命运图景和情感变异，进而关怀人活着的艰难以及人生的复杂人性的丑恶与美好。
所以我们更应该读一读苏炳鹏的《官狗》和《神仙大大》，王西平的《课间十分钟》和《戏中人》。苏炳鹏的小说叙事虽然单薄一点，但确实有自己的语言追求和叙述特色，作品的内容使我们强烈感受到人情的冷与暖。《官狗》写了一个新的弃儿形象，用童年视角的第一人称来展开叙述，没有卡夫卡式的变形，但已经有了如此的暗示。这篇作品除了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我们也会想起像韩少功《爸爸爸》与里面的丙崽等当代一些重要作家的文本、叙事和人物形象。《官狗》的冷叙事恰恰对应《神仙大大》的热叙事。“大大”也是一个乡土色彩浓厚的奇特人物，如果说在《官狗》里写出了淳朴的父老乡亲被生存压迫而变得冷漠势利的一面，那么《神仙大大》却写出了乡亲父老简单粗糙的生活背后的亲情和温热。前者用调侃的口吻，后者用抒情的笔调，但追求叙事语言的流泻感觉和文本叙述的一致性特点，是相似的。王西平熟悉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当代小说，苏炳鹏生活中是喜欢故事的人。读王西平、苏炳鹏的小说，生活和故事双重的泥土气息迎面迩来。作者对生活的观察是细心的，生活的感伤和优美，新鲜生动地展开在他们的笔下。特别是王西平的《课间十分钟》和《戏中人》，都是喜剧手法的日常化叙事。说到日常化叙事，是整个新时期文学流变的一个大的走向。在文学长期以来的社会功利和宏大叙事的追求中，文学成为政治、社会、文化理念的附庸和传声筒。以新写实小说为代表的个人化自由写作，开始在理想的废墟上展开叙事，小说回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追求生活真实和世俗人生的关怀。所以熟悉当代文学和小说叙事的王西平，在自己小说的叙述中打破了书面叙事的严正和流畅，不仅有一种“闲话”生活人事的调侃意味，而且明显有一种“讲述人”强化故事性和民间段子“丢包袱”的艺术借鉴。这样的日常化叙事，不仅增强了文本的阅读情趣，而且生活本色和乡土体验在俏皮的语言叙述中真挚而生动。
阳光像乡土一样亲切，岁月的历史和包含这种历史的文化，像黄土高坡上的井一般幽深。在何强的散文、马金莲、刘汉斌和苏炳鹏等人的小说之外，需要批评的是林一木。何强的散文《永远的乡土》把读书和凝望乡土的历史情怀联系了起来，而林一木（《平静的生活》）面对市声闹巷和日常景象，情感的底色是留恋已经逝去的单纯生活，虽然暗藏的是感愤忧伤。林一木的诗《谁将和我在春天相爱》（包括外六首）和她的散文《平静的生活》是同一底色的两幅情感照片。她的散文是从外在的事物来映照自己内心的情感，从他者来平静自己内心的情感思绪；而诗歌是拉起窗帘，用“充满伤感的手掌”来抚慰自己内心的幽幽情怀。回望刚刚逝去的时光，并想安顿自己内心的生活，却又想象远方的人生。看重自己生命和精神生活的人，文字是一个人心灵的闪亮。这从林一木的散文、平原的小说、阿尔的诗，都可以得到印证。也可以从王佐红的批评文字感受一二，这两篇批评文字是批评者在仔细阅读批评对象的作品之后的发言，带着谦和认真的态度，作了一些文本细读的分析和创作风格的批评解说，没有那种成名批评家天马行空、指点江山的英雄气概和盲目自信，所以总能贴近文本并对创作主体的情感和文学追求有所真正的体会理解。
奉献诗歌作品的共有三位作者。专门写诗的是阿尔，三组情感和意象纷呈的诗：“诗与歌”“音乐之内”“物：一些东西”，长长短短的诗行上有二十个小标题，把一个生活前卫的先锋诗人的个性和内在情怀张扬得奇异而鲜活生动。林一木除了精心写作的一篇散文《平静的生活》外，主打诗歌是四节组成的《谁将和我在春天相爱》，还有外六首。土豆的诗作是《一些在秋天写下的句子》，也是四节。从土豆的小说和诗来看，诗表达的情感更加蕴藉和清新，虽然小说的努力是明显的，但“秋天写下的句子”，情感倒影在诗行里，不是帘卷西风的人比黄花瘦，除却了心头的火，就像一群麻雀落在窗外，阳光照着安静的窗户，门帘轻轻卷起明暗的思绪。不论是“早上回忆/晚上幻想”，淡远而弥深的青春伤感在懒散里化成欲说还怕的简洁和清晰。而且简洁和清晰的诗句，读起来节奏舒缓并有一种戴望舒《雨巷》似的悠长情调。也可以这样说，土豆的诗是对自己小说《流水淡如烟》的深化。林一木的诗特别是外六首，让我想起冯至的《十四行集》。朱自清《新诗杂话》中谈到冯至说：“在日常的境界里体味哲理，比在大自然体味哲理更进一步。因为日常的境界太为人们所熟悉了，也太琐碎了，它们的意义容易被忽略过去；只有具备着敏锐的手眼的诗人才能把捉得住这些。”当然，林一木的文字比冯至的诗清浅生动一些，因为作者对于中外古典诗歌的艺术形式和内在文化的理解，无法达到老一辈诗人的修养，这需要生活的进一步积累和自己不断地去读书。老诗人喜欢用复数“我们”，年轻的林一木却强调单数的自我。林一木的诗歌抒情还多少沾染了徐志摩的影响，但比徐志摩严肃，所以也就没有了徐志摩的轻柔和飘逸浪漫，多一些独处的沉思。实际上，诗歌就是对人生的评论；诗人的伟大之处在于对人生观——对“如何生存”这一问题的观点——予以有力的、审美的表现。林一木富有诗意的散文《平静的生活》和《谁将和我在春天相爱》等七首诗表现的，就是自己怎样“活着”的心灵追问。渴望“华丽的舞蹈”，渴望被爱，渴望爱我的人“踩着我的目光回家”，“一棵忧伤的树”表达了诗人对“人生的评论”。同样的原因，土豆的诗比她的小说写得深挚。
人们只能通过诗人的个性来接受和理解一切。诗性动人的奥秘在于主体生命的激扬，在于自我历劫炼狱、蔑视一切世俗偏见的人格力量。从当代诗歌的艺术张力和先锋性来说，阿尔是宁夏作家群体中出现的另类，值得特别指出与批评。从国外的前卫艺术和先锋诗人、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先锋小说家、到朦胧诗之后中国诗坛各种带有实验性和先锋性的诗歌运动来看，标榜文学和艺术的先锋性，也许更多的是一种姿态。阿尔的诗是一个混合体，象征、隐喻、直觉等现代艺术的诗意追求与审丑、口语化以及粗俗化交织混杂，加上网上博客的虚拟真幻，诗人阿尔们热衷于来自美国民间性质的黑人音乐的强刺激，游荡在灯光照不亮的黑夜和酒吧，在城市生活的时髦和无聊里发掘自己的想象和忧伤。“长发披遍我两眼之前”，却隔不断“一切羞恶之疾视”。如果说何强的《永远的乡土》和唐荣尧的《只有一个西夏，只有一个西夏》表现了创作主体在行走中读书思考并涵养自己人文精神的“贵族气息”，那么阿尔是打着行为艺术家旗帜在前卫的西方音乐里寻找自己的城市/网上流浪汉。现实生活在诗人眼里是混乱和荒唐的，意义既不真实也并非抽象，只是瞬间的迷乱感觉和色光的炫惑刺激，在日常的情景中我们找不到真实的自我，在音乐的聆听中灵魂出壳，时光真实的“那些阳光”加深了存在的无聊和沮丧。青春的颓废和新鲜交织在一起，我们不知道是艺术的骚动还是先锋诗人的骚动。这里可以看到“象征的森林”，也可以发现随口SHIT的脏乱语词。这样的诗人并不是戴着桂冠的光荣者，诗人在自己的无意义逃遁中妥协，在欲望和庸俗的现实想象中蹂躏自己。诗意的狂躁和直觉感受给我们陌生而强烈的阅读冲击，这是在精神崇高和生存苦难被抽空之后，我们在阿尔的诗歌里看见了我们敏感沮丧的样子，而且是特别喜欢文学特别喜欢音乐的，同时患有一种离不开虚拟网络的情感与思想的空虚病征。然而诗人们过得很充实，因为他们用放浪形骸和才华横溢来装饰自己，诅咒世界的混乱和人生的无处逃遁。所以从西方现代诗歌的批评来看，在这种艺术中，自然景色、人类的行为，所有具体的表象都不表现它们自身，这些富于感受力的表象是要体现它们与初发的思想之间的秘密的亲缘关系。诗歌与音乐有着天然的联系，阿尔的诗歌也就成了“BLUES”的文字五线谱。不论是“在西客站”二楼，还是“裙子飘扬在新华街”，以及南门广场、“四单元五楼阳台”，都没有意义，在阿尔的诗歌中不是以真实为对象，他以自己的感官和飘忽的意识为依据。深谙中国古典诗歌意象的美国诗人庞德说：诗歌的语言应该简练和硬朗，“文字中不能有突然的感叹。没有一个飞起来又毫无着落的词”。节奏必须有意义。它不能仅仅是漫不经心的信笔所至。所以阿尔的诗歌不仅在抒情的放肆中缺少了节制，语言的使用有时候也不免太随便。没有缺点的人成不了真正的诗人，我们满怀期待，期待阿尔在狂乱和细致的艺术敏感中成为宁夏——不单单是另类而且是优秀的诗人。
选辑的三篇散文，都是作者自己的精心之作。读起来比较亲切的是《平静的生活》，情感比较沉静。《永远的乡土》和《只有一个西夏，只有一个西夏》两篇的情感比较强烈，前者是个性化读书和文化思考的文字叙述，切问笃思，抒情深沉真挚，而后者多了文化寻根的执著，文字的抒情追求深邃的风格，整个文章越写越流畅，抒情叙事也就自然显得大气。《平静的生活》给人亲切感觉的原因，在于它描写的真实和抒情的自然。这篇散文由“寓所后面有一条街道/门外响起荒凉的脚步/生活是一种参差的对照/人活着就这么一辈子/写作帮我延长生命”五个片段构成，整篇文字贴近我们熟悉的日常生活和日常生活里的平凡情景，却又时时审视着生活里平凡人的世俗与庸常，警惕并提示自己，人生那点诗意的情怀不要被生活淹没。可以看出来，作者对于日常的生活带着温情，又从生活的世俗寻求心灵的宁静。静默的生活沉思里对自己的絮絮叨叨，显得自然朴实，轻盈的文字有了散文诗的意味。
《永远的乡土》和《只有一个西夏，只有一个西夏》，不论是从年轻作者的创作还是我们的阅读，都是有分量的长篇散文。散文易学难工，真正发表在文学杂志上的散文是无法遮丑的。因为中国是一个散文传统最丰富的文学国度。这一点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比肩。不仅中国历史上先秦、两汉、唐宋和明清，每一个大的时代都形成了散文文体和风格的一座座高峰，五四现代文学最先取得巨大成就的也是散文。20世纪中国散文出现了两个繁荣时期，一个是30年代的小品、杂文的兴盛时期，另一个就是90年代的散文创作。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小说和散文，作为现代文学的文学样式得到极大的发展和丰富，总体的成就是非凡的。《永远的乡土》和《只有一个西夏，只有一个西夏》就是这种文学背景下的现场写作。每一个时代的创作都有一个时代的风貌。先秦诸子散文、唐宋八大家、明清小品文、五四现代散文、十七年抒情散文，都有着各自明显的语言、艺术和思想特征。20世纪中国开放发展的新时期，特别是90年代以来，散文的兴盛呈现出多元而显豁的时代特征，从日常化叙事的软抒情散文、“小女人”散文，再到文化散文、学者散文、大散文概念，散文园地真的可以说百花齐放，萝卜白菜各有所爱。归结起来，是两个大的趋向：一条路径上是日常化、个人化的叙事和心灵写真，表现了一种清浅优美的文字风格，强调个人化的抒情，比较看重对自我和平凡人的同情；另一条路径上，是文化随笔为主导，强调读书明理、大散文叙事，推重大人文历史，最积极的还推崇行走者的散文写作和文化情怀，这样的散文注重文化和学术，带有浓重的书卷气和历史感。何强和唐荣尧明显感受了文化散文和大散文的时代气息，寻找到自己的文化栖息地和抒情路径。当然这样的散文创作之路是更具有挑战性的，浓郁情感的勃发和深沉哲理的升华，需要人生的观察、体验、感受以及大量的阅读、思考和锤炼，这是心灵遭受炼狱的砥砺过程。创新求异可以，但是文学最根本的情感和思想最终要回到语言的家园，散文又是最讲究文字的，而淬砺出一手令人击节赞叹的文字，又是谈何容易？所以要成为大手笔的散文作者，首先要超越自我，其次是能否超越余秋雨、周涛这些走在前面的作家？！要成为优秀的作家，除了生活，最重要的是广泛地读书和增强艺术修养。当代要读孙犁、贾平凹，读史铁生、张承志，还要读张中晓、张中行，读季羡林，读余光中、张晓风，更要回到现代作家、古代文学的源头和原典，并能借鉴英国ESSAY、PROSE（随笔、散文）的真正传统，这样才能在自己的阅读、生活和写作中涵养、提高自己。
当然，除了时代的影响，文学要有深刻的生命体验，文学更需要文化的蕴涵和伦理道德的超现实意义。宗教道德是对宇宙人生和人类生活的认识，是人文价值的最高体现。好作品应该是有着文化的蕴涵，因为它们正在构成或最终沉淀为历史文化。杨匡汉在他的《诗学心裁》里说：“人人都有一个本真的‘自我’。‘自我’是人性的落实，人性是‘自我’的心态外投。”文学是在自我的反省中才能真正认同众生，才能真正用人文精神和人类理想的尺度去审视、追问历史与现实。所以，最后我不仅希望年轻的诗人作家们努力读破万卷诗书，也要观察和品味社会与人生这部大书；不仅描写生活、追问心灵，也要追问理想向往远方。中国的当代作家包括宁夏的本土作家，并不缺少世俗文化和创作的空间，而是缺少真正开放的读书精神和深入反思的人文精神，缺少精神的心灵探寻。石舒清小说能取得一定的艺术成就，得到广泛的好评，除了学习鲁迅、博尔赫斯等中外作家的作品，还在于他具有纯洁的宗教精神，这使他的乡土小说作品不仅具备深厚的生活底蕴，而且具有内在的精神品性，真正达到了优美而深挚。而最近获得南北批评界关注的区内作家郭文斌，不仅用爱情切入当下生活的人性失范和情感迷惘，更主要的是在伦理道德的文学审美和乡土生活中发掘了独特的文学价值和人生意义，所以才有了“北方汪曾祺”的批评推许。
可能作家的成就有大小，文字的技巧有灵拙，艺术的造诣有高低，但文学在时代的流变中总是有它共同的东西。上述的十一位作者，都是文学女神的钟情者，也是生活和读书的有心人。他们的创作不论是历史和文化的大话语、絮语抒情的私人话语，还是个性时髦的另类话语，所有的创作都有了文学流变和影响的当下特征。一滴水能照出阳光的七彩，会聚这一期《黄河文学》的年轻作者们，同样体现了当代文学活跃的形态。从最先锋的诗人阿尔到最乡土的马金莲，其实中国当下所有严肃的文学创作都在这两极及两极之间写作张扬。像2005年最新讨论的“新乡土诗歌”，就是一个诗歌创作和文学动态的浮标。阿尔和马金莲代表了两极，趋向这两极坐标不同方向的，右路追求现代叙事技巧和话语情感的是平原，是王西平，而且感应了鲁迅的批评认识——“民族的就是世界的”；左路是在乡土里抒情寻求人性关怀和审视自己的刘汉斌，还有林一木。其他的也是在这两极之间追问心灵和反省自己。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当代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先锋小说为代表的新的文学启蒙之后，所有90年代以来的作家都具有了现代性意识，在乡土寻根和文化寻根的同时，借鉴世界回归当下日常化叙事成为普遍的追求。从这样的时代镜像来看，平原、王西平的小说创作和何强他们散文的出现，是符合文学潮流的。在时代的潮流里，我们年轻的作者能守住自己，围绕自己的创作与生活，自信地张扬自己，而且最终回到内心指向心灵，相信我们每一位朋友的创作都会具有人生价值和文学意义。
另外，在此我还要指出一点，在市场化进程制约文学的今天，《黄河文学》不单纯计较功利而推举年轻作者的这种举措，更应该得到肯定。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所以说，这次编辑和批评活动对每一位作者，对我区的文化建设，乃至对当代文坛，意义是深远的。
2005年11～12月写于学林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