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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源自心灵的诗意与美好——与郭文斌对谈《点灯时分》

李生滨：宁夏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

郭文斌：当代青年作家，银川市文联主席，宁夏作协副主席，《黄河文学》主编。

参加访谈的还有：张攀峰　王之文　刘　静　杨青萍　田　燕

李生滨:今天，我们来就郭文斌先生的创作进行一次访谈。郭文斌先生，你的《大年》去年出版以后，获得了各方面的好评。其实，你的散文集《空信封》也曾引起过不小的反响。《大年》里的许多作品在文学杂志上发表的时候，就被一些重要的刊物转载、争鸣。真正批评认识宁夏青年作家的创作，也包括你的创作，我们觉得还是应该从中国当代文学的大背景下入手，尤其是从西部文学这块儿入手来讨论。西部各省区的文学状况差别很大，从现代文学总的觉醒和发展来说，西部是缓慢的。新中国成立，多少有了起色。谈到西部文学，是新时期文学发展出现的奇异景观。一定意义上，西部文学是外来文化和特殊移民带动的文学繁荣。南京大学丁帆最新主持并完成的《中国西部现代文学史》，对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西部文学”的批评内涵和实际影响有了全面的提升，也对宁夏青年作家有了较全面的关注和集中考察。正因为如此，李兴阳博士他们对你出版的短篇小说精选集《大年》，及时地进行了学院派的批评解读，同时北京《小说选刊》组织了《大年》这个集子的研讨会。这对你初步形成的创作风格，所谓空灵的小说叙事，特别是对苦难的诗意化审美特色，都有明确的批评肯定。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从西部作家的创作成就来看，应该是昌耀、张贤亮奠定了西部文学的崇高地位，而进一步显示了西部文学创作力量的是陈忠实、贾平凹、阿来他们。对西部文学有特殊贡献的是张承志，张承志主动介入西部，带有宗教皈依的性质。西部文学的壮大和影响，还有周涛、刘亮程等诗人、散文作家。张贤亮是当代西部文学，尤其是宁夏文学的一张名片。从整个宁夏文学的发展状况来看，真正能贴近不同的地域特色，对当下生活体贴入微地理解和描写的还是本土作家，尤其是60、70年代出生的宁夏青年作家群。作为地方重点大学专门从事文学批评和研究的高校教师，我认为有责任关注区内作家的成长及其创作。因为你散文集《点灯时分》的出版，影响不错，所以，我们非常高兴就西部文学和你个人的创作，与你聊一聊。刚才的简单回顾，目的是想请你就当代文学或者西部文学谈谈个人的看法！

郭文斌:我想，西部文学，这样的说法太宽泛了些。从个人的生活体验和创作，更具体地说，应该是西北！当代文学的西部和西北，不论地域特色还是文化的蕴含方面，有很大的区别。当代文学，实际上，是从新时期以来，西部文学才浮出水面，而且在当代文坛越来越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从小说领域来说，陈忠实《白鹿原》是儒家文化小说情节的再现，一定程度上是儒家文化的复活。阿来的《尘埃落定》是佛教文化艺术的一次胜利，他们都受到了广泛的欢迎。非常有意义的是，他们在矛盾文学奖中都是最受欢迎的，让人感兴趣的是儒家文化和梵文化有了小说的代言。中国有着较为普遍的道教文化的背景，我在想，道家文化在寻找它的代言人的时候，有没有出现有气势的作品。阿城的《棋王》虽是这方面的杰作，但是由于篇幅短小，没有形成大的气候。贾平凹的《废都》有人称为通俗文学的祭品，揭示了知识分子精神的不归之路。张贤亮的《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参照的是国外文化，他最熟悉的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张贤亮、陈忠实他们的创作，从作品的深层和内容来看，体现了一种哲学的支撑，他们有着他们的思想、道德价值观以及文化的承传积累。总体来说，更年轻一代作家的创作对人类经验的传达方式比老一辈细腻、个性化，但世界观、价值观方面有所缺失。诗歌方面，像昌耀、刘亮程、周涛、伊沙等，还有我们宁夏的西海固诗群，很有冲击力和影响。最早刘亮程是写诗的，他的一些诗就写得很好，有些诗句我还能背下来。散文方面，西部的作家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很大，像新疆的周涛、刘亮程，陕西的贾平凹等。和我们一起成长有些成绩和影响的青年作家就更多。

李生滨:那么，能不能就西部这几位散文作家，具体谈谈？

郭文斌:贾平凹的散文，让人想起现代小品文的发端，想起周作人。但他们在地域文化或者文化承传上有不同，贾平凹生长于陕南，后来生活和创作是在西安，受到关中文化的极大影响；周作人是浙江人，江南的文化氛围熏陶了他。周涛的散文气势豪放，对新疆景物的描写具有独特的抒情性和感染人的力量。我喜欢刘亮程，刘亮程的散文注重回到生命本真，从美学意义上，有评论家称他是中国最后一位散文家。他的散文具有寓言气质，他把生活经验和哲学完美的融合在一起，令人想起庄子的哲学。中国的文人倾向于自然美，然而我们是从阅读十七年散文过来的，加上文革的断代，把中国的文化和艺术的审美精神隔绝了，刘亮程做了一次修复，他的出现使读者在审美上的空缺有了弥补。周涛、刘亮程与贾平凹相比，他们更有诗人的气质。从美学方面，可以说刘亮程超过了贾平凹。他对生活的诠释是中国自然主义的智慧，是对庄子哲学的阐释，他的想象力是天人合一的。

李生滨:刘亮程的散文是温和自然的最淳朴的文字。处在边远的新疆，所以他的心灵或者读书，没有受到内地文化或说教条化思想的更深影响，恰恰保持了一种原态的生活感受而直接开始创作。说到贾平凹的散文，有周作人的美学风格，要不，他后来不会专门办一份《美文》杂志。但从贾平凹到周作人，中间是怎样过渡的呢？

郭文斌:这不是很清楚。

李生滨:贾平凹的散文创作受到孙犁的赏识和影响，但影响贾散文写作风格的，不仅仅是孙犁。我也是突然想到这个问题，贾平凹的散文突发时期，刚好海外沈从文研究影响大陆，80年代大陆掀起了沈从文热，他肯定接触到了沈从文。这比较贾平凹“商州”系列的散文（有些被批评者认为是小说）、沈从文的《湘行散记》，以及小说《长河》的描写，就会一目了然。所以周作人、沈从文，再到孙犁，这样贾平凹散文的风格和性情就不难理解。其实在我们的讨论中也可以看出你自己散文创作的某种追求和审美认同。特别是你比较欣赏的刘亮程，回归一种自然的心态或写作！

郭文斌:刘亮程的身份是个农机管理员，正如你说的，他没有受到学院派的污染，所以体现出一种最原始、也最人性的审美风貌。我个人也在努力追求自己的东西。李晓虹曾在《中国当代散文发展史略》称：“如果说，张承志笔下的西部草原是一个外来者用一双欣赏的眼睛去努力发现沉默着的人性，贾平凹的西部乡村是在对自然的写意中贯注一种情韵，刘亮程的乡村是一种哲学，那么，郭文斌则是在生命的出发地，寻找并且挽留住原本属于我们却又早已丢失的原初的生命的丰富和生动”。

李生滨:我正要谈到，你《点灯时分》封底摘录的话。对于你的《大年》，南京的李兴阳博士他们可能读的比较细，他的批评对你作品的影响力有一定的提升。恰好那时侯我正在2003级开设“京派文学”的选修课，发现你的一些作品可以和乡土小说家废名诗意田园的小说描写比较。《大年》某种意义上唤醒了我的记忆，对我有很大的触动，因而产生了与学生细读讨论的批评文字《从废名到<大年>——文学的审美与批评》。所以我们这次对你散文再次结集出版也是非常关注。你散文创作的一个高潮应该在你的小说创作之前。

郭文斌:是这样的。散文写的早，有些是1991年，1992年写的。所以近来有人发现或批评阅读我的一些散文，问我的散文有没有受到刘亮程的影响，我真的不好说。这个从发表的先后顺序可以看出，我发表那些作品的时候，刘亮程的书还没有出版发行。记得有个故事，说某名山上有两个寺庙。两和尚打水相遇，一僧问：哪里去？一僧答：脚去哪我去哪。问僧无语，回来找师父，师父教他再问：无脚去哪里？第二天问僧问：哪里去？答僧答：风去哪我去哪。问僧又无语，又回来找师父，师父又教他再问：无风去哪里？问僧很是得意，第三天问僧又问：哪里去？答僧答：去市场买菜。本来去买菜，脚也好，风也好，只是做了一个文章而已。我也不知道是受谁的影响，其实一切都是变，没有定法的。文字是一种自己心灵的事情，写作只是一个行走者的记录而已。

王佐红：小说集《大年》的出版可以说是你一次重要的亮相，在当代文坛的短篇小说方面产生了很大影响，有人说你的《大年》是2005年短篇小说最重要的收获！尤其是你作品的空灵飘逸、言简意丰、结构奇特、意象温暖、情感真纯等美学品质和对人类生命价值形而上的诗意追索赢得了读者和评论家的青睐，具有鲜明的“非类性”，在西部作家整体创作中呈现出了独特的美学风貌。这次我读你新出版的散文集《点灯时分》，获得了同样迷人的审美感受，很多篇目也是那样的美妙，富有启迪意义。但和你小说不同的是，你的散文清凉、伤感、唯美的色彩似乎要浓郁一些。

李生滨：是啊，你《大年》为代表的小说就表现了唯美的追求，散文更是空灵、伤感而美好。文学是美好的，是人性智慧的体现，但是文学有时候也是一种伤害，尤其是唯美伤感的抒情。你的一些散文已经在《空信封》中收录过了，这次有些作品你重新收入《点灯时分》，能谈谈你真实的心情吗？

郭文斌：其实我认为人的成长是一个不断远离“成熟”的过程。以前出的集子《空信封》，在西海固那边非常火。这次之所以重新整理出版，一方面来自外在批评的鼓励，在《大年》研讨会上，有的评论家就说，通过读郭文斌的“序”和“跋”，相信他的散文应该写得更好，当时有很多评论家应和。宁夏人民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哈若蕙也非常赞同，也积极建议出版社和我，尽快编辑出版一本散文选集。作为一个喜欢写作的人，当然希望更多的读者看到我的作品；另一方面我不想让《空信封》里面的有些文字再见到读者了；同时，最近也写了几篇新的散文，就一并收集出版。出版的时候，编辑建议用获得冰心散文奖的《永远的堡子》做书名，我坚持用《点灯时分》。这篇散文我很喜欢，是非常唯美的文字，甚至觉得很温暖，尤其我觉得，“点灯时分”能给人一种富有诗意的感觉。

李生滨：作家应该有自己的审美精神，或者说品格。汪曾祺说，作家的责任是给读者以喜悦，让读者感觉到活着是美的，有诗意的，生活是可欣赏的。这样他就会觉得自己也应该活得更好一些，更高尚一些，更优美一些，更有诗意一些。小说应该使人在文化素养上有所提高，小说的作用使这个世界更诗化。而汪曾祺的老师沈从文，也谈到自己为什么写作：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谈到这儿，我想起，前几天，我们自己的学生凯枫出了部长篇，《零度青春》。我看了后，写了一篇东西，题目就是《欣喜与忧伤的阅读》。一方面对他的写作给予了肯定，但另一方面，我也想到了对一部分读者的伤害！不论从现实关怀还是人性关怀来说，人的心灵和生命都是脆弱的。因为谈到文学的伤害性，当时就与你的处女作《空信封》作了比较，《空心封》的抒情描写始终是节制的，情感的表达是含蓄内敛的。然而就是这样，当你创作和读书慢慢深入后，在文学关怀人性的严肃意义上意识到某种负面影响的时候，你已经认识到自己唯美的文字在带给人以美好和启迪的同时，或许在最根本的意义上也带给年轻生命以伤害。宁夏另一位代表性的作家石舒清，从他最初的创作开始，也写了不少青春伤感的爱情故事，但是纯朴深挚的情感描写也是清新自然和节制内敛的。一个伴随石舒清这些作品走过青春岁月的读者，多年后在上海说，90年代在新疆上中学和大学，读到他的作品，感觉这个作家的心里很干净。回到生活，对人最宽容的理解，就是呵护人性的美好和生活的诗意，一个作家的内在情怀应该是美好的，守住它真的不容易。

郭文斌：是啊，你说的很好，守住自己真的不容易。

李生滨：具体到《点灯时分》的内容，你大概分为四个部分：“点灯时分”“永远的堡子”“生命之河”“空信封”，与你前面出版的《空信封》在编排上有很大的不同，这是为什么？

郭文斌：确实，注意到这样的问题，说明了你们批评的认真细致。出《空信封》时，我把写爱情的篇目放在第一栏，我自己也特别喜欢《空信封》，很自赏。现在这个集子中，“点灯时分”作为第一辑，主要是写乡土和风俗的文章，它们伤感而又狂欢，第二辑是“永远的堡子”，叙写的是亲情，比较温暖；第三辑“生命之河”主要抒写生命感悟和心灵体验的东西；把“空信封”却放在了最后，这是集中写爱情的伤与痛。从文本讲，《永远的堡子》《一片荞地》影响比较大，我相对也比较满意，但还是把“点灯时分”这一组文字放在了前面，而把“空信封”放在了最后。之所以这样编排，主要可能是我的心情变了，另一方面不再刻意追求市场。

李生滨：看来这不仅仅是编排的变化，还深藏了你内在情感的变化和创作态度、审美思想的某种修正（笑）。“点灯时分”具有一种诗意的美和朦胧，我读完你的散文集也有这样的感触。而且想，生活是深厚的，但需要一颗敏感的心去理解，文字要表达我们的内心是艰难的，但只要像你这样慢慢去打磨，总会变得亲切简洁起来。所以我说，文斌兄的心里是有诗的，但你又在节制自己的诗情，因为文学还需要含蓄、精致，以及象外之旨。所以你好像想的多，写的少。当代作家需要的可能就是节制，但在当下的名利和浮躁中，很难做到。还有一个比较细小的问题，你这本散文集中《我被我的眼睛带坏》和《一只手拍手的声音》是两组诗歌吧，你为什么把它收到散文集中呢？

郭文斌：对，我因为喜欢，就收进来了。这是散文诗，曾经发表在《散文诗》刊上，而且是作为那一期的封面诗人配发的。我对它们非常喜欢，写作的过程也非常享受，我追求的就是你说的简洁，自然，与亲切。

张攀峰：我非常细致地又读了你的这部散文集。你们提到的那两组散文诗，让我觉得，你的散文在追求诗性美的同时，又有一种诗性智慧。所以我特别喜欢。我认为，在《点灯时分》中，禅的思想和文本主题之间的契合是很恰当的，没有苦涩，看到的只是平静而有弹性的文字，是一种澄明宁静的心灵境界。《空信封》《荷花沟》隐约透出的一丝禅意，是一种期待，更是一种美的延伸。每一篇散文中都有一个寓意很深但又酸涩的故事，将期待和思考的空间一直在拓展，甚至超越了作者本来追求的意义和思考。生活，在你的眼睛里，本来就是一件艺术品。在你心平气和的描述中，摆脱了令人窒息的暴力和毫不留情的批判。每一个文字，都是智的开启，然而，却又是有力量的。

李生滨:从大家的批评肯定来看，作为一个青年作家，你已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也在形成自己诗意而空灵的美学风格。但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作家，还有很远的路。或从另一种路径上说，写作不能成为一个作家唯一的事情。作家应该有依据的文化背景或者说生活。鲁迅在1927年到上海后，主要从事的还是文学翻译、文学编辑和文化建设方面的工作，而不是写作。鲁迅五四时期的创作更是“业余的”。其实，我们都知道，鲁迅家庭的文化传统和他自己的学术背景是非常深厚的。一个作家最终要寻找自己得以依靠的一个大的背景的东西。或者说一个作家首先要有安身立命的东西或事业，才能成为真正的伟大作家。不论是思想、政治、文化，都是无法超越的存在。作家在取得一定的成就之后，必须要面对的就是这个背后的东西，它对一个作家的影响非常的大，也非常的深厚，你认为在今后的创作中你能真正依托的是什么呢？

郭文斌:我觉得你说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即写作者与个体的关系（写作与文化的关系，创作与存在的关系），我可以这样说，我就是我最好的作品，我认为一个世俗的人绝对写不出《道德经》，同样，一个依托惯性生活而缺少及时发现思考的人也绝对写不出《金刚经》和《论语》。你看太阳它每天东升西落不表达，但它很美。我认为美是一体的，人格，本体，文字最终是“一”的关系。写作即人格。贺绍俊曾多次提到我的小说《剪刀》，说它接近了小说的本质，我认为文字本来就是有精神诉求的，文学不应该成为进化论的奴隶，一个人灵魂苏醒的过程，就是写作与追求的过程。

李生滨:其实，谈话刚刚开始，但我们又不得不结束。警惕自己，做一个作家和人文学者，都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往往忙着赶路，也许顾不上问问自己，我们在做什么，我们的内心真正需要什么。作为朋友，我们还是希望你能有更多的创作，更希望看到更精彩的作品问世。但读书和生活，是需要时间和心情的，最为艰难的挑战也许在这里。

最后，谢谢郭文斌先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光临与积极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