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追求的叙事意义：《一人一个天堂》

不论是从小说的叙事模式，还是“故事”的丰富意味来看，陈继明《一人一个天堂》的创作是值得肯定的。文本的创作既有自己的艺术探索，也暗含着中国作家一种群体性的现代意识。自现代文学发生以来，许多作家在自我的创作中汲取西方文学的艺术技巧和烛照人性的近代人文精神，并反观自己已有的思考和创作，与世界文化和思潮接轨，努力拓展自己的精神领地和个性特色，创造出自己新的文学作品。陈继明也不例外，所以他的这部作品在宁夏文学，甚至是在中国当下文学的创作历程中也是值得探讨的。这部长篇由广州花城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小说以“文化大革命”时期发生在一个偏僻山沟的麻风病院里的悲情故事为主线，通过对人性复杂和内心幽微的奇特揭示，深层探究人性的善与恶，呈现出人性病态和社会无理性的严酷画面，精神的虚妄和灵魂的蛊惑，在多少有些先锋的叙事追求里奇异交织并有所表现。《一人一个天堂》从结构上来看，有两个大结构：较为明显的结构是以"文革"时期一个偏僻的麻风院为背景，以杜仲和小天鹅的悲情故事为主线；另一个结构是暗藏的人物心理潜流，形成一个隐性结构。有两个时间，一个是追溯时间，是对"文革"十年所发生的事件和杜仲的家史的反复回顾；一个是杜仲和小天鹅特别的内心史。双重结构、两个时间，缠绕在一起，它们的结合使主题不再仅仅局限于对纯粹的个体，或者对纯粹的群体的单项表现，是让读者看到个体的痛苦，集体无意识带来的悲剧和狂欢。个体的人性缺失泛化成集体的愚妄狂欢之后，会有人寻找闸门，这将意味着大多数的人们将被集体无意识颠覆，这个闸门恰恰就会成为隐蔽的悲剧帷幕，轻轻一拉，“文革”就这样产生了。有人深刻地反思说：“专制必愚民，愚民必施蒙蔽之术，此为铁律，谁也破除不了的，即使在当代亦难免”。不论是作者冷静的文风，还是他精心结撰的叙述模式，共同形成了作者努力寻求的对意义的表达方式，作者在这种“拿来”主义的努力中学习并借鉴他人，有自己的创造和突破，是艺术激情沉淀后的一次收割。

这部小说的叙事模式是读者比较熟悉的，似曾相识，因为比较接近美国著名乡土作家威廉·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与其他外国作品和中国一些先锋作家的先锋叙事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和相互的影响。当然，作家的创作都是在共同的努力中彰显自己的个性。具体来说，《一人一个天堂》的结构与《喧哗与骚动》是有可比性的。《喧哗与骚动》是南方奴隶制瓦解和庄园主没落的时代为背景，以康普生这个家庭的颓败过程为“故事”结构，凯蒂为全书的中心人物。凯蒂是不可挽回的传统与颓废的反叛者，文本对之倾注了全部感情。《一人一个天堂》以文革前后的特殊时期为背景，以杜仲和“小天鹅”的悲情故事为线索，在人性失落和心理错乱中写出奇特的悲剧情景和负重的病态心灵。杜仲和小天鹅的“故事”在互相串联的叙述里完成；凯蒂的形象也是通过不同人物的述说，揭示其成长的环境以及走向堕落的悲剧人生，具有更大的解读空间和更为复杂的意义。两部作品都采用了当下描写和追溯过往相结合的双重叙述，《一人一个天堂》是穿着整体追述的外套进行叙述，《喧哗与骚动》是采用各个击破的方法，不同的叙述视角贯穿着同一个“故事”，再戴上“附录”的帽子结束。两部作品恰好颠覆了长篇小说惯有的宏大的叙述气氛，不过却又在努力表现大的社会环境里，具体影响人物内心的细节发生和人性卑微的必然存在，以及心理情感的意识流变，试图充分展露人在自我和外在现实中的复杂性。

《一人一个天堂》的书名本身就是一个宗教意味的暗示，而《喧哗与骚动》中叙述日期的特别选择，也是宗教福音的传达。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这部小说采用的是多角度的叙述方法，运用大量意识流的描写和“神话模式”的故事结构。在《喧哗与骚动》中，福克纳让三兄弟，班吉、昆丁与杰生各自讲一遍自己的故事，随后用“全能角度”，以迪尔西为主线，讲剩下的故事，最后作者在书的末尾有附录，对故事人物有更具体的交待，其实是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补充；《一人一个天堂》是由顾婷娥、杜仲和书中的“我”讲故事，再辅以“全能视角”完成整个文本结构。《一人一个天堂》是运用两套叙述视线，潜在的叙述者在驾驭整个小说的文本叙述，而在整个的文本表层作者设置一个“我”，就是小说中的那个记录者和控制者。这样一来，文本中就存在了四个人物的叙说，一个是以全能的视角出现的“上帝之手”，一个是记录提问追述故事的直接掌控者“我”，另外两个人物是第一人称的叙述者顾婷娥和杜仲。故事的来源和叙述是在“我”的引导下由第一人称的小天鹅和杜仲来亲自叙述，“我”和“上帝之手”再对故事作补充和说明。故事不断被补充、说明和扭转，这丰富了作品的内在结构和艺术张力。小说以公开声明的“我”的身份出来说话，这种叙述的策略在石舒清的短篇小说《逝水》中也有：“我不知我这样写是否还算一篇小说，但我早已不把它当一篇小说写了。我虽然不知道什么是小说，却听说小说可以虚构，而这里从人到事，哪里有半丝虚构呢？”在马原的中篇小说《虚构》中开门见山就写道：“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我写小说。”，作者的亲自参与，这种把身份亮明的叙述，不同于其它视角，如纯粹的第三人称叙述、全能视角叙述，也不同于第一人称叙述，因为这种叙述既有故事客观的发展，也有“作者”视线和叙述能力上更大限度的把握，是一种客观的主观。在福克纳的小说《标塔》中，有一个无名记者出现，起着观察、评论作用，也起着将飞行员的生活与新瓦洛市的生活连接起来的作用。在他的重要作品中大都会出现类似记者这样的人物，同鲁迅小说中的“我”一样，具有文本构成和叙事情感的独特意义。《一人一个天堂》中的“我”也是想达到特殊的艺术效果和文本结构意义。陈继明的努力应该说是成功的。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它的不足。文本中“我”过于明确的意图，可能会减少“故事”叙述的内在稳定和不同人物视角叙述的可信度，虽然目的是为了“故事”演义的模糊性带来意义的多种可能；还有一点就是作者把“我”同“上帝”常常混淆，作者本是不想用全能视角的，但是习惯使其如此，二者的混乱造成了叙述文本的“自我”伤害，也造成读者接受的困难。这可能是作者没有意料到的，而且使作品整体上显得不够浑然圆润。

福克纳、陈继明的小说写作还有一个特点，运用自己已有的短篇小说进行扩展、或者在长篇的叙述中插入，给故事以更多的支撑，这也是一些写长篇小说作家会用到的。总之，作家们都是在共同中探索自己独特的表达，表达方式的选择是因人因文而异，形成不同的文本。最终，文本的意义，人的意义，文学的社会意义都汇聚成一个叙事结构而在阅读的动态中张扬。作品可以明了如指，也可以多解如发，其丰富性和复杂性会随着文本的多样性批评阅读而生发。这也是作家永远关注并追求各种表现方式以不断阐释人和世界的意义所在，《一人一个天堂》就是这样的一次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