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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部（尤其是大西北）是一片多民族聚居的幅员辽阔的大地。自古以来，这里的人们就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里生存，各民族间掠夺与征战不断，养成了剽悍、勇敢、顽强、豪放以及行侠仗义的性格特征，形成不同于东南沿海也区别于东北的白山黑水的黄土地文化，内陆的封闭和草原与农耕文明交织构成了西部特有的历史、民俗、伦理、道德、宗教等人文景观和文化积累。历史苍凉的星云时时在离我们远去，西部的贫穷几乎被人们遗忘。近现代以来世界的眼光在欧洲在美国，中国的眼光在东南在沿海。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暴很难吹到荒凉的西北角，历史和文化的惰性比生活的艰难更顽固，不能说抱残守缺固，历史造成了长久的执拗和自足保守。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旗在陕北高高飘起，搅动了这一方土地的沉寂和苦难，也发现了这块土地上生活的人们的血性和坚韧。西部的这块土地上无数的悲剧和不少民族的英雄史诗曾在这里轰轰烈烈上演过，虽然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和生命野性，但这块土地的胸膛仍然是热的。

在共和国50多年的文学发展中，西部文学越来越显出她的光彩和魅力。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文学注入了极大的热情。军队批评家周政保1985年在《醒悟了的大西北文学》中写道：“大西北文学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严肃、如此热忱、如此充满信心地探求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1]。

讨论新时期当代文学，我们不能不谈到陈忠实的《白鹿原》和贾平凹的《废都》，还有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要观照西部文学，把握当代文学格局中西部文学的存在和奇特，我们也无法绕过“陕军东征”的引人注目的文学事件。

之所以用“文学事件”指称，首先是它与整个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与20世纪最后20年的文学发展大背景无法分离，同时又表明了中国文学内里巨大的嬗变。更深远的，与中国历史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甚至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动荡和变革也密切相关。再者，这次文学事件引发的争议又超出文学本身尤其是文本所能指的意义和规制范围。可以说，某种意义上是当代传媒和极端功利的市场驱动推助了这场虚妄的“陕军东征”的成形和命名。当然更主要的是当代文学面对大众化审美要求的悖反和妥协。

简言之，这场“文学事件”有正反两面的意义，而且不是好与坏的简单的一分为二。不知其他地方的风俗习惯，在西北农村常用的镜子是最简便的那种，正面是家里的女性用来照面梳头和修饰打扮的，但反面常常是一张画片，大多是鲜艳且不失明丽的风景（鲜花映照湖光水色的彩色摄影）或清新美好的女性照片。用完放在比较显眼的堂屋或柜子上，反转的画面刚好是家居的点缀。家里用的镜子是不能正面放置的，这往往是遭人们忌讳的。这样人们看到的镜子是堂屋柜子上用作摆设的一幅很有情趣的“艺术品”。这只是一种比喻，只可部分意会，不能尽然。镜子的正面不论是家里人还是外人都可以照一照，不仅可以照出各自的生理面貌和表情，还可以照出眼神情态、鬓角的白发和额头的皱纹，其意义作用是很充实的。反面置之，是习俗和摆设，其画面的装饰意义和色彩点缀不经意间也多了生活的情调和暗示的意蕴。这种镜子没有了古代铜镜的典雅，也不完全像城市卫生间洗手间的大镜子大方明亮，但现代文明的新奇随着这样的“西洋镜”已遍及中国的村镇乡野。有这种生活经验的中国人会理解这面镜子。这镜子的价值、意义和功用及其审美和装饰的文化心理都是简洁而丰饶的。这也是发生在1993年前后“陕军东征”的文学事件的一种比照。

陕西作家的文学活动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中起伏是很大的。五四文学革命发生繁荣的最初20年，整个西部包括陕西相对是滞后的。直到20世纪40年代延安的革命文艺壮大才给陕西文学带来了兴盛的机会。延伸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七年，陕西文学有了柳青的《创业史》和杜鹏程《保卫延安》为代表的第一次辉煌。^[2]从“文革”十年一直到1985年以前陕西文学在全国又处于不太景气的状态，只有一些零星作品获全国奖。除了路遥的《人生》在1983年引起了评论界和全国性的（部分借助改编的电影）热烈关注外，没有什么更大的影响。伤痕与反思，改革与军旅，新时期文学的第一次浪潮汹涌里少有陕西作家响亮的声音。

20世纪80年代中期陕西文学开始崛起。1985年前后，贾平凹无意赶上了“寻根文学”的热潮，其写商州的系列作品赢得了赞誉和众多读者，名声鹊起。1986年的路遥《平凡的世界》和贾平凹《浮躁》又同时出版，后来又分别获奖。他们的努力给陕西文坛带来了活力和荣誉。这不但预示了世纪末陕西和全国长篇小说创作浪潮的出现，而且鼓舞了陕西作家的创作。出现了1993年一批长篇作品在北京同时推出出版的收获和盛况——“陕军东征”。

当然，在“陕军东征”的喜悦里也满含着沉重和悲壮。这不仅是作家们创作的劳动付出，还有应对时代大潮的心灵蜕变的痛苦。还有路遥（1949年出生）和邹志安（1947年出生）分别在1992年11月和1993年1月先后去世，给“文革”后刚刚成长起来的陕西中青年作家群莫大的打击和伤痛。特别是“早晨从中午开始”的路遥英年早逝在全国引起了关注和悲愤。路遥先后以《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在当代文坛和全国读者的心里赢得了尊重。尤其是《平凡的世界》“尽情映现普通人的奋斗精神”^[3]，从读者的广泛和温暖世道人心来说，新时期以来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哪一部长篇能比得上这部作品的影响深远。邹志安生前也是个多产作家，以《哦，小公马》和《支书下台唱大戏》两次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80年代中国文学在拨乱反正的思想观念转变和改革开放的东风里，一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景观，但一波波的让人眼花缭乱的浪潮过后，没有留下多少值得回味和重读的优秀作品。倒是港台武侠、琼瑶三毛以及汪国真快餐诗、后来的“痞子文学”大行其道。热闹之后，中国的文学甚是寂寥。随着经济改革的深入，不单单是市场化的商品冲击，连文人下海捞钱都成了时尚，大众的眼光被影视屏幕和各种明星所吸引，文学只剩了地摊上的各种传奇和媚俗的粗制滥造。

某一个时期的文学艺术不仅带着人们生活的社会及其时代的标记，同时也是大众内在审美要求和心理的期待。作为一个改变或预示中国当代文学流变和审美趋向的“文学事件”，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陕军东征”正是人们的期待和心理的满足。那也是自我根基（生活真善美）的部分沦丧和精神价值的消解，是人性的分裂和本能欲望的泛化。镜子是真实的，丑与美只是他们本身。我记得果戈理《钦差大臣》的扉页上有一句话：脸丑莫怪镜子。“陕军东征”的镜子两面都见证了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80年代末以来的众声喧哗里中国文学向90年代多元分裂和内在蜕变。

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丛书，每十年间选取一个特别的年份来勾勒中国刚刚过去的近百年文学发展轨迹，其中张志忠执笔的《1993：众语喧哗》一书中对“陕军东征”当时状况有较为真实生动的描述。不妨引述如下：

是的，从80年代后半期以来，纪实文学和电视剧先后成为时代的新宠儿，长篇小说在文学中无可替代的地位丧失；进入9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艰难和尴尬之中的严肃文学的困境；作家奔向商海和转向商业性写作；密切关注文学命运的人们，不能不忧心忡忡，为严肃文学的出路紧张地思考，苦苦地寻觅，如今，忽然在“大雅久不作”——虽然，从80年代长篇小产的压卷之作《古船》以来，不过五六年时间，但是，对于亲历者来说，却已经恍然隔世，时代的急骤变化，使人们的心理时间，要远远快于自然时间。这一点，请回想一下鲁迅先生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以后的失落和彷徨，就可以理解——之后，被横空出世般的《白鹿原》所震撼，所振奋，从中感受到他们所切盼的，富有历史、文化的使命感和文学创造成的自觉的好作品，难免会大喜过望，难免会情不自禁，即使是说出一些溢美之言，也是出自内心，出自对当代文学的热爱和全身心投入。

正当《渴望》《编辑部的故事》覆盖全国的电视网络，《潇洒走一回》和经过商业化重新包装的“红太阳”颂歌风行于世，《王朔文集》在争议声中推出并且行情看好，文学艺术的商品化趋势甚嚣尘上的时候，陕西的中青年作家群众却进行了一次成功出击，以一批有沉重分量的长篇小说，集体亮相。^[4]

可以看出对严肃文学的焦虑和对陕西作家长篇小说的肯定是相一致的。这也无怪乎写散文的记者韩小蕙在她的新闻报道的第一时间惊喜中称之为“陕军东征”。我们可以从另一位评论者李炳银^[5]的文字印证当时许多人的惊喜：

如今，商品大潮冲击着一切领域。在不少向来感到文学神圣，时下又因社会生活的浮躁与典型严肃文学的尴尬，眼看着有的作家作品自觉或不自学地靠拢商品，走向轻俏世俗的时候，一些作家封文学的疑惑与自己的作为同时产生了。然而，恰恰在这样的时候，《白鹿原》和《废都》出现了，轰动了。这无疑会给人们一种震动，一种强有力的刺激和促进。若是再念及此前不久高建群的长篇小说《最后一个匈奴》和即将出版的京夫的长篇小说《八里情仇》，再及早些时候出版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长篇小说如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贾平凹《浮躁》以及获得好评的李天芳、晓蕾的《月亮的环形山》、王宝成的《红尘》与杨争光、邹志安、王观腾、程海、赵熙等作家的作品。另外还有莫仲新近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中国第一路》。那么，在商品化潮流日盛的今天，作为一种执著严肃的文学创作，并不断产生优秀作品的文学现象，生活于陕西这块土地上的作家及他们的文学创作活动真应该认真地研究和总结。自然，这里的作家和作品是有着许多的不同与差别的，但是，相近或共性的东西依然不少。而研究和总结这些内容，对于我们认真理解陕西的文学和作家作品十分有益。

文字是朴实而热情的，但也说明大家不满于流行文化和太粗俗的文学作品。除了如上述各种业内评论外，当时还有大量的媒体报道和各种争议。对陈忠实的《白鹿原》肯定较多，争议最大的是《废都》和泛滥的性描写。陈忠实的《白鹿原》，陕西文联作协宣传部1993年3月在西安开了研讨会，又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于7月16日在北京举行了长篇小说《白鹿原》的讨论会。与会的专家学者和有关人员对《白鹿原》异口同声给予了极高评价。^[6]当然批评的意见也不少。

那么“陕军东征”的作品除《白鹿原》外，其他作品作家怎样呢？我们可以作简单的回顾点评。

首先是与《白鹿原》的最终获茅盾文学奖的情况不同，《废都》引发了更为热烈的争论。正面持肯定态度的人很少。争论的热点是“性”描写，把握不定的是“废都意识”，好奇的是作家创作路子的改变和作品的自传成分的虚与实（中国读者更多时候愿意认同文学作品是作家自叙传的暗示和理所当然）。20世纪80年代以来，贾平凹是很有人缘的作家，作品发行的人气越来越旺，但《废都》却让许多喜欢他的人们感到疑惑。“贾平凹，默默地奔波于陕南山野，默默地在那块原土地上耕耘，商州是他心灵的家园，是他文学生活的根据地。人们在理解他时往往自然而然地把他和商州联系在一起，如同理解孙犁便想到白洋淀，理解马尔克斯便想象南美那个叫马孔多的小镇一样。贾平凹是一个有‘家’可归的人。”^[7]“贾平凹是一位虔诚的作家。应该说，没有对文学创作事业的虔诚，也就永远写不出真正的好东西，然而，随着这种虔诚而来的却是他在情感方面的脆弱和对古代文化、外来文化某些糟粕的迷恋欣赏且不可自拔。自小而大的生活经历、家庭的变迁婚姻生活的反复以及天性的善良敏感，造成他在现代都市生活中的感性迷失。这也就必然导致了他在某些城市题材小说中的失败，比如他在《废都》中对性行为的描写。”^[8]这是在简洁直白的层面上对贾平凹的阅读和《废都》性描写的批评，但代表了好大一部分喜欢贾平凹作品的人们善良而富同情心的心里想法和他们的惋叹。媒体的热炒和一些酷评在很长一段时间都使《废都》热得不可思议，很短的时期出现了好多种有关贾平凹和他的《废都》的书和评论集。更不要说《废都》的发行量创下了历史新高。

评论《废都》的得失成败是当代文学批评中争论最大的现象。从中外古今的文化场域里寻绎贾平凹创作《废都》的丰富意义和艺术匠心，最细微和贴近作家作品去理解的是雷达，他的长文《心灵的挣扎——〈废都〉辨析》最后的归结中，在批评了作者沉溺于自我，阻滞了作品的人文精神的深化的同时，给予了贾平凹的创作很充分的肯定。而另一位批评者李洁非恰也从“溺于自我”为结穴点，完全否定了贾平凹的创作。^[9]

“陕军东征”不能少了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最后一个匈奴》和《白鹿原》都有解构历史和革命而回归历史真实和生活原态的文学追求，但陈忠实是现实主义渗进荒诞意识和民间神秘传说的人性悲剧的展示，世事无情和人性复杂饱含了历史文化的沧凉和近代中华民族深重的忧患。高建群在作品中注入的是野性的激情，他试图激活织结中华民族最古老的生命力，有革命浪漫主义的一种张扬和粗犷。高建群认为毛泽东带领的长征队伍点燃和搅动了陕北这一块化外地域蕴育了几千的野性之火和叛逆精神。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努力发掘的就是陕北这块黄帝故里所蕴藏着的深沉的生命力，正是这块野性的土地在几千年历史动荡中未被封建礼教完全浸淫，成了革命烈火的策原地。革命的实际情况复杂而严峻，不是以往英雄主义的高大全，革命的伟大悲壮是和卑鄙庸俗联系在一起。高建群笔下的刘志丹、毛泽东都不是某一方面的以偏概全，有自己的思考，还有对民族革命反思中对民族未来的希望和忧虑。对故土和国家民族的忧愤贯注作品的字里行间。三代人、四个家庭的庞大人物谱系几乎写到了整个陕北和中国革命的好多方面。同时《最后一个匈奴》还是一幅陕北民情风俗的长卷，写出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欢乐悲伤和艰难处境中的生活本相。正如张承志《心灵史》里那个回族老汉说的，人活着要有点“念想”，人总是为自己那点卑微渺茫的生活期盼活着。杨贵儿一生的目的是积攒每一分钱能用石条圈修自己的窑洞，但最终是死不瞑目；杨蛾子大半辈子只在苦苦等待红军伤兵哥哥的回来。就是那么一线微弱的光亮在照耀他们卑微苦难的生活和心灵，但上苍很少慈悲。人类各自的生存不仅和脚下的土地相拥抱，还和国家民族的兴亡共忧患。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从生命意识和民族历史的远古血脉里去发掘粗豪、倔强不无野性的陕北民情和奇特的文化传统。其对人性和命运的描写接合那场伟大的革命展示了悲壮而残酷的生存景象。能够震撼人的心灵，引发人们的沉思。因此，《最后一个匈奴》的编辑朱珩青从张扬原始生命力，摧毁旧时代对人的抑制和内在灵魂的批判，张扬激情以及主观意识很强烈等原因，将高建群的创作比之于20世纪40年代的路翎和当代的莫言。^[10]

“陕军东征”的命名和作品性描写的泛滥，引起了许多指责和批评，面对读者的抢购和大家的阅读感受，进行了极为热烈的争议。而且分歧很大。但像《白鹿原》、《废都》、《最后一个匈奴》，不论怎样，其文本因为对中国20世纪的生动描述和反思都可能是要传世的。

京夫的《八里情仇》和程海的《热爱命运》都集中写的是苦难和命运。两部作品分别以陕北和关中不同的人文背景和生存处境展示了老百姓曾经经历的和正在经历的生活，对“左”的危害和“文革”以来的生活用他们自己的笔进行了艺术化的解读和描写，并把人们推向了当代商业化冲激下人们面临的社会挑战和现实困境。新时期大家评价很高的《芙蓉镇》对“左”的反思只因其历史地位而显得十分突出，其实，《八里情仇》、《热爱命运》等作品某种意义上比《芙蓉镇》的反思和触及生活深层的东西要丰富和深刻一些，文学性也更强。《热爱命运》着眼于心灵流程，从正面的世道人民去悲悯弱小和受伤害的人们，突破敦厚的儒家伦理道德，张扬人性，关怀情爱。将情感融注于日常生活和历史流淌出来的人和事，带着微笑和乐观走向未来的阳光和人潮中。社会现实环境的虚化并没有妨碍油画般的关中人文风情。《八里情仇》从“文革”恩怨写到新时期改革开放后仍然摆不脱的命运磨难。不像贾平凹80年代写的商州生活那么清明或者生活忧伤里不无优美的田园情趣。^[11]荷花的命运始终伴随着苦恨情仇。其实生活远比我们想象的丰富，有时阳光下的黑暗是看不到的。苦难来自艰苦的自然环境，这在西部文学中是一个普遍的底色；再加上天灾人祸、情欲苦恨，灾难就更深重。命运和苦难相伴随，几近宿命的无法抗拒，在动乱和荒唐的年代牛马人生的农民命运更是悲惨，社会的悲剧演绎为个体人性和生存的悲剧。《热爱命运》描绘的关中平原的风情油画，在我们这个浮躁的时代少有人静下心来品味。《八里情仇》的故事情节可能会淹没了作者对人生、对生命、对存在的理性思考，但作品留给有生活经历和热爱生命的人们的启示是深刻的。荷花这一个人物，身上所有的生活真实，命运与人性的交织，直逼《白鹿原》中田小娥的赤裸人性和直接的文化批判色彩。善的苦难（荷花）和恶的痛苦（左青农）挣扎在人性和命运的苦海里。陕西作家的作品是有互补性的，《热爱命运》之于贾平凹笔下的商州生活，《八里情仇》写人性的悲惨之于《废都》的颓废，《最后一个匈奴》之于《白鹿原》的历史理解和对“革命”反思，等等。陕西作家其整体的实力是不可忽视和低估的。“陕军东征”的事实说明许多，但这一些作家的创作和努力及其文本的存在意义是不可否认的，也不能完全指认为“赝品时代”的赝品。^[12]

陈忠实的《白鹿原》，程海的《热爱命运》，京夫的《八里情仇》，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贾平凹的《废都》，老村的《骚土》^[13]，六部作品各领风骚，共同呈现了文学的丰富和陕西作家的多重努力，给我们展示了三秦大地历史文化的深厚。还有山川景物的奇异，特别是在北与大漠、陇西远交新疆青藏的历史交融和草原与农耕文化的互补中，也给了陕西作家得天独厚的人文和地域自然资源。特别是历史文化的深层意识使陕西作家背负着时代的焦虑与责任心努力前行。文化也会作为陶醉的满足，使人们感到一种对生命和自然的超越。特别是在生存和时代的困苦中，文化使人们超越物质生活和庸常人生，努力追求理想和意义世界的崇高。这一点在陕西作家身上表现得很充分也是最难能可能贵的，不论是路遥、陈忠实的守诚，还是高建群、红柯的另类张扬、贾平凹的禅宗颓废。在这些作家的作品里我们都能品味出深切的历史感、文化感，由此而升腾起的民族意识和现代焦虑。相对于幸福和欢乐的主题，人类文化和艺术的另一个主题就是苦难。人的苦难是人性获得的自我的确证和文学丰富的表现。人同自然以及社会历史的辩证关系，人在历史过程和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人对自身及未来的追问及焦虑，以特殊的历史形态而存在，以现实的悖反而让人们不断迷失和反思。文学永远的意义也就在这里。所以说陕西作家远接历史，近承五四人的文学的倡导，在与中华民族经历了大半个世纪的动荡和荒谬之后，他们的笔下积攒了许多民族的苦难、生存的沉重和人性的呐喊。他们的作品是否深刻、伟大，是否是史诗，评价未免太早，但毕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人们活着的真实背影，还有作家不无沉痛的认真思考。

西部文学应该说是一个地域性的概念范畴所指，既是一种民间意识之上文化流行风的标指，正如前文提到的80年代以有关“黄土地”和西部风情的影视歌舞等艺术所引领。西部文学又是政策引导下人们自觉与不自觉的张望和自我意识，从最初的开发大西北，到愈演愈烈的西部与东部经济发展的差距拉大，带来中央政策平衡的措施标举。外在于西部的人们在一种好奇与优越感的潜意识里张望西部，像张贤亮在宁夏出卖荒凉的西部影视城一样，追随西部影视歌舞的流行，文学也成为了最普遍最简便形象的媒介，赢得了最广泛的阅读群体。生活于广袤西部的人们又在不同心态下借用西部的名义来策略性达到自己的目的。陕西在西北历史文化中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西安代表着历史文化的悠久和深厚（许多评论“陕军东征”的意义和文本分析都强调了这一点），北京是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文化的中心——象征着权力，上海等沿海城市见证着中国近现代商业发展的现代化努力，在当代的中国格局中占据了优势地位。这是“陕军东征”和更大范围西部文学成形和命名的大背景。文化、历史、政治、时代发展和民族心理及其地域人文特征等诸多方面的因素都对我们认识西部文学和西部文学发展到90年代出现的“陕军东征”有不同的意义和启示。

西部的每个民族都各有自己独立的民族品格和生活风俗，又不同程度地与陕西长安有一种疏离中的亲和。这一点从高建群、红柯等作家身上可以得到部分认证。一方面秦汉盛唐的文化交互作用中的多民族融和，有时也是对边疆其他民族的渗透和影响，另一方面是草原部落和马背民族对农耕文明的掠夺，不断注入陕西在内的中原文化新的刺激和活力。所以说西部文学的丰富在于广阔的地域包含了丰富的地貌风情，又有不同民族各自的历史文化的兴衰和相互间的冲撞和交融，这使西部文学显得丰富多彩、神奇瑰丽。陕西的地理位置和文化传统既根深蒂固，又处在多元相接触的历史核心地带，发展到当代秦地文化就显现了独特的人文气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存是陕西人生活感受最充分的经验，不要说陕南山野，陕北黄土高坡，就是八百里秦川的关中大地也遇不得天灾人祸（因为周围的掠夺者大多都盯着这块丰产棉粮的平原）。灾荒与战乱经常发生，但陕西人又爱故土，这一点可以说是怀恋乡土的中国人之最。秦腔、信天游还有不登大雅之堂的酸曲打发了许多劳苦、孤寂和生活里不多的渴求和念想。南宋以来如果说江南文风很盛,那么陕西人骨子里有一种文化的神圣感，这一点还不像孔子故里山东的“学而优则仕”的追求。当然，陕西人看重读书和文化也有很强的功利性，但他们同时又把断文识字当成文雅事，加上生存环境又不是很丰裕，所以要有钱有闲有能力读书学习是一件了不得的事，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供养读书人或使自己的后代能识几个字。因为陕西人内心深处有一种自豪，是把自己看成秦汉盛唐的子孙，以文化历史自重，这一点在普通农民身上都是很明确的。如此,你就不难理解《人生》为什么会产生在陕西这片土地上，为什么路遥、陈忠实、贾平凹还有师辈的柳青他们把创作看得那么严肃和神圣。不是简单的农耕文化，而是生存的艰难和历史文化的沉重使这片土地显得深厚。同样你可以理解，为什么近代陕西少有人在文化意上背离传统的新型人物，去追求西方的民主和科学；为什么五四只有一个保守的吴宓在活跃；就是创造社的郑伯奇也未能像郁达夫、郭沫若那样张扬个性。陕西人出生的时候就带有浓重的土地意识，与最古老的历史文化有着无法割断的血缘关系。他们只有在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里才能有农民的不顾一切。毛泽东是红太阳，陕北民歌里没有科学和民主，只有起义造反打天下的英雄情结和解放其他富饶土地方的向往。同时，他们又有民族大义的家天下的古老传统，“西安事变”发生在陕西既是偶然，又是必然，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都不会比国土沧丧更严重。

当你这样把思绪伸进历史，把陕西人“耕读传家”本分思想的倔强和执著读懂了的时候，将20世纪世界不可思议的发展变化和中华民族的忧患及其艰难的文化转型（至今还未完成）放在一起的时候，你才能理解陕西作家的悲壮和“陕军东征”在中国文学史上甚至五四以来人文价值和观念转变中无法忽视的意义。借用萨特的话来说：“现象的存在显露其自身，它就像显露紧密联系起来的系列而已。”^[14]

哗变和坚守，这是“陕军东征”矛盾悖反又完全孪生统一的两极。“陕军东征”是一个大事件，从正面具体来讲，首先是陕西作家取得了长篇小说创作骄人的成绩；其次是历史叙事的宏大多样和地域历史文化的丰富展示，给中国相对寂寞的文坛注入了新的活动；最后一点，是西部文学在90年代初以“陕军东征”的强劲势头，以其奇异的文学想象加上民间文化的滋养，再加上把“性撕开来写”^[15]的人性方面突破禁忌的大胆，最终赢得了全国范围的阅读认可，借80年代以来文化流行西北风的影视歌舞，在张贤亮、昌耀、周涛等作家雄起的西部文学里撑起了陕西作家的大旗，引发了一场更大的西部文学热潮。至今西部文学还是个全国文学的热点，像2002年下半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五个西部男人写的五本“西部情丛书”^[16]。从相反的意义解析“陕军东征”，这是一场哗变。这就是说历史文化最深厚的陕西这片土地上的作家放弃或部分放弃了原有的操守和坚持，向文学的商业化作出了妥协或者说让步。媒体的借机炒作和作品里性描写的泛滥都是利益的驱动，无法否认招徕大众读者的事实，这是文学在当代处境中，特别是中国市场化发展到某一阶段必然的选择。把作家作品和陕军东征放在文化转型和文艺思潮流变中来研究，既可以从宏观方面把握，又不失对作家作品的细微分析。贾平凹《废都》出版前的大肆渲染和陈忠实谈《白鹿原》创作情况时的夫子自道，都是说明了这种妥协和对市场大众化审美趣味的投合。所以说“陕军东征”的哗变是自我坚守在社会风气发生转变的文艺思潮中主体精神和理性节制的放弃。

在相当长的历史发展中，陕西作家被社会抛离中心的失落无法否认，内在的焦虑和长久的寂寞使失落者向中心张望。这张望有意无意地促成了陕西作家“陕军东征”的努力，构成了当代文学奇异的风景线。进一步来说，“陕军东征”又是中国文学的整体哗变，是左翼文学以来文学始终高扬时代精神和政治意识的，最后一道拦洪坝的溃决；是20世纪80年代各种思潮冲击下文学走向90年代多元分裂流变的最后冲锋号；是80年代张扬和坚守的现实主义文学和文学神话的被解构，文学走向了市场价值和个体体验抒写的大众审美与消费文学。强调文学的消遣性、娱乐性、作家的个性化和文学艺术的软性功能。这里一定不要误解，80年代文学的多种思潮发展流变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其主流还是强调社会意识和直面生活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而不是思想或方法）支配着文坛，90年代以来文学的政治色彩和文学崇高的严肃性被消解，文学更多地走向了世俗化、生活化和个人化，而这一切更多地被市场和读者的趣味所左右。这一点在“陕军东征”的前后是一个最明显的变化。从陕西作家来说，《创业史》的追求被陈忠实们丢弃了，《平凡的世界》^[17]路遥所珍视的东西，也被《白鹿原》《八里情仇》《最后一个匈奴》的作者们以各自不同的创作变化所解构，贾平凹也背弃了《满月儿》一直到《浮躁》描写乡村田园的审美追求，从《废都》开始去写饮食男女的庸常情欲和心灵的卑俗丑陋。有人说这是真正地以性为本位来展开对知识分子生存本相的大胆探索和描写。这一切标志着一种本土化的消费文化的已经形成并达成共识。形而上来批评这是追问“现代性”。直面大众文化的庸俗我们可以指出当代文学对市场或市民文化的皈依和顺从。

所以说，从西部文学的发展和崛起，我们是应该肯定“陕西东征”的历史意义和文学成就；从整个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流变和文学繁荣的总背景上，我们要从现象认识本质，得与失之间我们不可盲目乐观。

“陕军东征”命名的虚假性质是显而易见的，但这并不是一次偶然的骗局，这一虚假命名折射了当代文化的虚假本性。具体地说，它是标志中国当代文化转型的真实信号，它宣布了中国大众文化或称文化工业的正式兴起，即文化的商业化经营的开始：书籍被堂而皇之地印上防伪标志，书讯变成了欲望化的广告词而到处播散,商品法则已逐步渗向精神文化的腹地。社会现象已经普遍商品化，艺术作品甚至理论都成了商品，因而，对它们的命名和宣传，也自然成了一种便于推销的“包装”形式。“陕军东征”虽然不是一个预设的整体商业策略，但其后起的媒体轰动及其各种“炒卖”却分明充满了浓厚的商业气息。^[18]

虽然我们无法完全认同像旻乐这样一些评论者极端否定的态度，但他们的思考应该对我们起到警醒作用。

英国学者阿伦·布洛克在他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一书中说西方看待人和宇宙除了神话和科学之外，第三种模式是人文主义，人们认识人和宇宙“集焦点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对自己，对上帝，对自然了解的出发点”^[19]。西部文学抛开外在主客观的一切因素，还原到人的生活本身上来说，她应该包含人类共同的苦难主题和美好的品质，这也是西部文学在更大范围得到认同取得更大成就的前提。所以我们不能局限于“陕西东征”的成绩和热闹，我们应该把期待的目光投向远方，我们希望着西部经济的发展，西部文学的发展，西部作家和陕西作家应该共同见证历史在今天的变化和丰富，用自己的笔从更普遍的意义揭示当代中国人生存的境遇和他们的心灵。

[1]周政保：《醒悟了的大西北文学》，《当代文艺思潮》1985年第3期。

[2]李继凯将这一时期陕西文学的繁荣从艺术特征归结命名为“白杨树派”，参阅其著作《秦地小说与“三秦文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区域文化丛书”之一)，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3]韩珠玉：《尽情映现普通人的奋斗精神——评路遥作品的审美追求》，《小说评论》1992年第6期。

[4]《文艺评论》1998年第2、3期《陕军东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节选）。

[5]李炳银：《秦风·汉声·唐韵——陕西作家及文学成果考评》，《华声报》（京）1993年8月31日，转引自《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1993年第10期。

[6]可参阅《小说评论》1993年第4期评论专辑和第5期《北京〈白鹿原〉讨论会纪要——一部可以称为史诗的作品》。

[7]汪小雷：《评贾评凹和他的“商州小说”》，原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可见《中国现代、当代研究》1995年第8期。

[8]汪小雷：《评贾评凹和他的“商州小说”》，原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可见《中国现代、当代研究》1995年第8期。

[9]雷达、李洁非文章皆见《当代作家评论》，1993第6期“贾平凹评论小辑”。同时还有一篇已故青年学者胡河清的奇文。

[10]朱珩青：《高建群和他的长篇新作〈最后一个匈奴〉》，《小说评论》1993年第3期。

[11]像贾平凹写商州的代表作品《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及后来的长篇《浮躁》。

[12]旻乐：《赝品时代——关于“陕军东征”及当代文化的笔记》，《文艺评论》1994年第3期。

[13]老村也是陕西人，长期在北京生活创作，他同期出版的《骚土》许多评论者也认定是“陕军东征”作品之一。

[14][法]让一保罗·萨特：《存在与虚无》（萨特文集·哲学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4月版，第3页。

[15]陈忠实：《〈白鹿原〉创作谈》，《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5期。

[16]西部情丛书：陈忠实《原下集》、高建群《西地平线》、红柯《敬畏苍天》、方英文《燕雀云泥》、艾涓《移动的城市》；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版。

[18]旻乐：《赝品时代——关于“陕军东征”及当代文化的笔记》，《文艺评论》1994年第3期。

[19][英]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报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