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飞宇“玉米”系列小说的多重悲剧意蕴
毕飞宇从他的中篇小说《青衣》就显示了作者描写女性的才华，作品对女性心理，特别是女性因嫉妒而扭曲的心理以及极端的行为写得是那样充分感人。没想到他很快又写出了更耐看的揭示女性与人性多重悲剧的系列作品《玉米》《玉秀》《玉秧》。
毕飞宇的“玉米”系列在女性现实生存的意义上揭示的悲剧令人思考，深深地触动我们内心的伤痛，其情感内敛的真挚和叙述的质朴是近来创作中难得的优秀之作。虽然，作为新生代作家感染的20世纪末日常化叙事的语言粗俗和原态描写的滥情琐碎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洗练。但就女性悲剧描写的深刻和生活真实的意义上，直逼五四时期鲁迅、巴金、老舍等老辈作家的一些描写女性的作品和理性批判，也一定程度上超越了20世纪80年代以路遥为代表的城乡差别的当代农村生活境遇的悲剧性写照，作者在更加日常化的冷静叙述中写出了女人的世俗生活和普遍命运。同时，在理性批判的社会意义上也是同时代女性作家的女性写作无法比拟的。可以说是对当代泛性描写的部分突破。从现实情怀、日常化叙事中对当下占大多数的普通女性悲剧生存状态有深入地发掘，穿越生活和政治的庸常性，从司空见惯的一些稍有权力的男性行为中揭示人性的丑陋，及其对女性绝对的残暴与伤害，以及男权制约下民族文化心理的滞后和集体无意识对这种人性罪恶的纵容与包庇。
第一次接触《玉米》（《人民文学》2001年4期），作品那种直接了当的叙述和叙述里的玉米就吸引了我，很快又读到《玉秀》（《钟山》2001年6期）《玉秧》（《当代》2002年4期），如果说《玉米》是吸引着我阅读、感应着作品和作品的主人公生活成长，那么《玉秀》是在一种揪心的伤痛中读完的，而《玉秧》读得我心灵忧伤不已。这部系列作品唤醒了我久藏心中的过往而弥新的生活记忆，玉米玉秀玉秧其实就是你我的姐妹，她们的音容笑貌是那么亲切，她们命运的悲伤和心灵的无言哭泣使我揪心扯肺地伤痛。人性与女性，世情与俗情，毕飞宇这部小说从哪一方面来讲都是值得一读的作品。“玉米”系列描写的表层是女性生活的悲剧。作品直接展示20世纪70年代的乡土和城镇生活的日常情景，“流动着三个女人的眼泪和血和星光般的梦”[1]，随着故事从乡村到城镇一步步展开，坚韧宽阔的玉米，伶俐标致的玉秀，迟钝而又警觉的玉秧，三个不同性情的悲剧人物具体而精确地在生活的情态里呈现，纤毫毕现的叙事笔触直逼她们的心灵深处。当三个女性的不同经历共同演绎生活的悲剧时，我们发现这是女性命运的共同宿命，是人性的悲剧，是深层的伦理文化压抑下人性的悲剧。
首先，我们来分析玉米三姐妹，共同的女性命运造成的三个女性的不同悲剧。
玉米是一个自立自强的姑娘，在家庭和女性的生活中承担最多，也是最早领会到女人悲哀而早熟的长女。玉秀也是个自尊自强的女孩，但女性的美丽和骄傲过早地唤醒了自己的身体和邪恶的眼光，红颜祸水红颜薄命的宿命就无法逃脱。玉秧的木讷和笨拙中也深深包藏着下意识的吃苦耐劳，她的心灵其实在人性的幽暗和忐忑不安中走得最远。如果说玉米是自虐自残的自我承担的悲剧，那么玉秀是被侮辱被损害的自我怜悯的悲剧，玉秧最后就是自轻自贱的自我愚惘的悲剧。这之中悲剧性最沉重的是玉米，这个在父亲的荒唐，母亲的慵懒，家庭的变故等多重磨练中长大成人的姑娘，过早地养成了被尊崇的母性心态。她一直自强好胜，我们为她的勤奋持家、隐忍坚定而感动而鼓舞，她要强的心灵担负起那么多不应由她来担负的义务和责任，但最终自强而无法真正“自立”，在男权社会只能以出卖自己来换取生存的一点可怜“地位”。她为母亲的屈辱而默默抗争，隐忍父亲的荒唐，总想着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勤奋争取自己的幸福。但在父亲倒台后，为了重新获得权力的庇护而委曲求全，怀着“视死如归”的悲壮“投降”了男权的霸道和女人隐忍屈辱的命运。从一个情窦初开的纯洁少女变成了坚强冷漠的“郭师娘”，谋求权力的潜意识和维护这种权力的人性与自我的悖离，不自觉地在玉米身上发生，自己成为被权力意识和男权专制浸淫腐化的失却灵魂和内在尊严的人。如果说玉秀还有一种对自由和美好生活的向往，那么玉米的行为都赤裸裸地围着权力在转，一个清纯的农村少女早已被畸形的潜意识的谋求权力迷了心窍，成为牺牲者、感染者和传播者。这样的女性悲剧沉重得让我们无法直面。
玉秀却不一样，仗持女人的标致和依赖他人的投机心态，从小有了浮躁和张扬的性情，恰恰成为男性不怀好意的伤害对象，隐含着水性杨花（没有通常意义上的贬义）的自怜和热情，这是一个中国文化——男性强权的伦理社会中女性的典型悲剧。玉米的隐忍和牺牲，社会会给予她极大的同情和尊重，但生活中的玉秀往往是坏女人的形象，男人与女人都将以自己的伦理成见和虚伪的社会道德来谴责玉秀，不能容忍她的败坏名誉和有伤风化的行为。这种无意识的男权伦理的制约在玉米那儿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看到被自己父亲侮辱了的秦红霞从娘家躲了几天回来，玉米生气的心理反应是：“她还有脸回来！河面上又没有盖子，她硬是没那个血性往下跳，做做样子都不敢。”男人的作恶却要女人来承担唾骂和屈辱。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玉秀被人们糟蹋后在村子里呆不下去，到镇上投靠姐姐后偶然怀孕，既要瞒着别人又要瞒着姐姐。而事情最后败露时，玉米是捂着脸流着泪咬牙切齿地说：“脸都给你丢尽了。”面对妹妹的被侮辱她只想到危及她的“地位”及这种“地位”所要维护的家庭的“脸面”。而面对姐姐的“强权”，玉秀内心的妒忌不论什么时候也只有借助父亲或者郭家兴女儿的间接权力来对抗，一旦失去了靠山，玉秀只能向玉米屈服。比之于玉米，玉秀有着女性更为软弱的一面。
作为女人，玉米有为人称道的能干和好名声，玉秀有自己的漂亮和男人的“青睐”，而玉秧却只有生命最平庸的色彩，一种沉闷而笨拙的色彩。玉米、玉秀这样的女性形象在中国叙事文学中都有许多发掘和描写，但少有人触及玉秧式的女性人物并充分揭示她们的悲剧命运。其实最是平庸的女性却是更深层地有着她们内心的荣耀和渴望。读着“玉米”我是深深感动且心怀敬畏，读着“玉秀”我为女人的被伤害和男人的卑鄙怯懦而伤痛，读到“玉秧”，触动我心灵深处的悲伤而且悲伤不已。玉秧的悲剧往往是一个被世俗世情遮蔽了的生活真实的生命存在。作者给予了玉秧考上师范的荣耀，女性的弱点和他（她）人的歧视诱惑却将她的一点梦想引向了毁灭的悲剧。毕飞宇的“三部曲”，《玉秧》是最后出场，有点压轴戏的意思（这个人物文学表现是有难度的，再加上叙述的语言有些板滞生涩，少有读者能真正揣摩理解这个人物），也就是玉秧这个人物在第三部作品中的令人难以忘怀的被描写，真正使整个作品有了艺术的完整，凸显了“玉女三部曲”重叠且有立体效果的艺术形象，三个人相互衍生，使看似简单质朴的“玉米”系列体现出生活厚实的内在蕴涵。稍有生活阅历的人更能理解玉秧，她稍稍远离玉米玉秀并蒂双艳的亮色之外，以自己沉默的生长和内心的幽暗烛照了人性更加值得玩味的心灵幽闭的内在生活。正如陈思和在谈到《玉秧》的别开生面时所说：“它表现了一个看上去最无能力保护自己、似乎很木讷的女孩子……毕飞宇的这篇小说，是我所读到的去年的中篇小说创作中最为感人的一部。”[2]玉秧的怯懦、胆小以及损人利己都让我们不得不报以苦涩的同情。
文学对现实生活的艺术表现常常感动着我们，文学家的赞赏与贬抑、热爱与悲悯都或明或隐地体现在作品的叙述和语言中，形成作品的引力结构与氛围，引导读者从阅读的愉悦与伤痛中感知生活的冷暖、人物的内心，甚至触及我们忽略了的命运的沉重压抑。天生万物人为贵，人的存在就是一个个个体的生命活着的欢欣与悲苦，最平庸的生命也包含了最激动人心的内在亢奋和外在欲求，文学能体贴入微地去关照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卑贱、高尚、虚荣、憧憬、欲望、邪恶、狡诈以及落井下石的幸灾乐祸等等，这一切的交织扭结才会是一个真实意义的生命存在。《玉米》《玉秀》《玉秧》看似凡人小事，故事也不过日常生活的琐碎与变故，但在隐约其后的权势和社会差别的阴影里很细致地写出了女性的命运，特别是农村女子曲折微妙的心性，串联起来则见内在统一性。隐寓了女性共同的悲剧。
其次，我们可以探讨《玉米（玉米、玉秀和玉秧）》系列作品所包含的，中国人的生存境遇、文化伦理造成人性与女性双重悲剧的深厚意蕴。
生存是考验人性和扭曲人性的本源，个体生命因为生存的挣扎和欲望的焦灼而向往天堂，却坠入地狱。中国普通百姓的生存悲剧更为沉重和惨痛，这一点我们从《故乡》（鲁迅）的闰土、《樊家铺》（吴组缃）的母女、《丈夫》（沈从文）的妻子、《活着》（余华）的富贵老汉，还有《心灵史》（张承志）里的西北回族、《狗日的粮食》（刘恒）里的农民、《风景》（方方）里的城市平民，深刻地意识到生存的艰难始终压迫着中国和中国人的心灵和精神。而毕飞宇从新一代作家的立场却能捕捉到生活最底层活跃的生命和生命的歌哭，生在乡村生在她们的家庭，玉米玉秀玉秧带着各自的性情在文本中登场，相互延续着演绎各自人生的遭际悲愤和共同的宿命。这种女性生活的悲剧和边缘乡村的落后更多时候已经被遗忘。她们想挣脱乡村去城镇生活的愿望的实现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和牺牲：女人的命运，性，婚姻，人的心灵，女人的尊严，等等。正因如此，王玉秧考上师范学校，专门回家待客的玉米感叹：“这丫头谁都不靠，完全靠她手里的一支笔，一横一竖，一撇一捺，硬是把自己送进了城。这是很不简单的，特别地过得硬。”当然命运的垂青没有避免人性悲剧的发生，王玉秧最终未能挣脱乡里人的被歧视和女性悲剧的宿命。造成王玉秧悲剧的原因除了人性的黑暗，女性更加边缘的身份和地位造成的相互伤害也是不容忽视的；当然女性的悲剧更多的动因来自她们周围的社会压力和男性霸权，她们首先面临男权伦理和男权专制的残害。
所以，玉米为母亲伸冤的办法是羞辱被她父亲睡过的女人，而无法指责真正造孽的父亲。像玉米在失去彭国梁的时候，同样作为女性，在自己的痛苦里萌发的一点理解“有庆家的”做女人难肠的同情心，却很快在强压自己心头屈辱的要强中泯灭。男权社会的女性在无意识中受制于男权伦理的压抑。其实玉米她们生命最大的阴影和悲剧都来自她们父亲和父亲的所作所为，这是代表男性话语和政治权力的象征。王连方能够霸占王家庄“老中青”三代女人，男权发展到了极端——政治上的绝对统治造成了对女性的绝对占有，玉秀玉叶的被强暴实质上的祸根是王连方作践其她女人的残酷报应。玉米心明如镜，悲愤无地；落魄的王连方更是哑口无言。貌似强大的男性，如果剥离男权社会文化背景下男权的专制和权力支撑，个体的男人却是懦弱卑鄙的。
日常的生活中，这些男人恰恰以他的卑鄙和懦弱伤害与他有着社会关系有所接触有所依赖的女性。王连方对所有他睡过的女人、妻子以及无辜的女儿们造成的伤害，郭家兴背着医院里垂危的妻子、在人民旅社命令玉米“休息”的霸道，“文革打手”魏向东在工会与校卫队工作中的卑俗以及对玉秧的威逼利诱、卑躬屈膝，等等，作品深刻地揭示出这些懦弱卑鄙的男性嘴脸和他们麻木丑陋的灵魂。往往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女人在自我的沉沦和女性天性的忍辱负重中变得坚强，以至伟大。玉米最后屈辱地自己脱了衣服，自己爬进郭家兴的被窝，因为郭家兴是更有权的男人，洞明生活本质的玉米也只有认命，生活的忍辱负重是玉米的宽厚和作为女人的伟大，也是体现在玉米身上女性更为深层的悲剧。玉秀两次被“睡”的羞辱，第一次遭到突然的强暴，她说不出是谁；第二次她不愿说，女性的悲怆面对亦友亦敌的亲姐姐也是无法诉说。这种更普遍更深层的女性悲剧不是少数城市女性的私人写作所能触及和涵盖的，也不是西方女权主义的学理所能简单解释的，也不能以“旧式女人”的批评我们就能推卸责任的，要真正反省的是男权与男权社会政治的愚盲以及造成的人性黑暗。所以作品揭示的人性悲剧的意义指向了男性的人性丑恶和男权伦理文化的腐朽专制。
有人在谈到玉米玉秀之间的周旋和争斗时说：“（但是）小说着重表现的不是她因传统道德的排斥而对自己的放弃，而是着重写了她与大姐之间的勾心斗角……而这偏偏是发生在两个亲姐妹之间的，唯其如此，才显得惨烈异常，爱恨交织的两个女人竟然做着这样无谓的事。”[3]这对文本故事的直接把握是确切的，但有两个地方可以商榷，一是传统道德对玉秀的排斥，这种深厚的生活背景作品暗示或者说铺垫得那样充分，正如上文所述，这种无意识的男权伦理社会的制约在玉米那儿就是一个典型，要不然我们就无法理解玉秀被人们糟蹋而在村子里怎么就待不下去！？到镇上投靠姐姐后偶然怀孕，为什么既要瞒着别人又要瞒着姐姐。当事情最后败露，玉米仅仅是为了与妹妹“勾心斗角”而捂着脸流着泪咬牙切齿地唾骂自己的妹妹？二是所谓的“无谓的事”，恰恰是最有谓的事，在姐妹的争斗里揭示了女性被压迫和被损害的共同命运，如果说玉秀的依附男权是直接的，被伤害是被动的，那么玉米的屈服男权专制是隐性的，被伤害包含了主动的选择。玉米的床上讨好郭家兴和玉秀的讨好郭巧巧（间接讨好郭家兴），以及郭巧巧对玉米的疏离，共同指向了男权权力的代表者郭家兴。姐妹以及其他女性之间的争斗，除了女性自身的弱点外，更主要的，说明女性边缘身份的生存空间的狭小与艰难而不得不屈服于男性专制的共同悲哀。女性的边缘身份和生存竞争在姐妹间是如此的惨烈，何况他人。
一个没有被社会赋予任何合法权力的人的生存，首先依靠的是权力者的“爱和同情”。父亲事发，玉秀在村子里被强暴，在郭家被郭左欺负，包括自己姐姐的种种逼迫，玉秀没有违背什么，没有任何的错误，仅仅是她在女性的宿命里和玉米一样不得不争夺权力者的“爱和同情”，违背正常生活原则的是导致她的悲剧命运的那些人物。所以玉秀没有反抗导致她生活悲剧的原因和力量，她毁灭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中国社会的长期停滞不前有着浓厚的民族文化心理和人性丑陋的人类偏见。鲁迅代表的五四文化启蒙和人性自由解放的呐喊在20世纪并没有完成。毕飞宇在对玉米她们世俗化的人生悲剧和不无宿命的生存境遇的描写中，有着自己的思考和意义追问，也体现出一个新生代作家和男性作家自我批判的人文情怀，深化了文学对现实的关怀。生存悲剧的现实大背景是长期以来形成的地区，特别是城乡差别；形成女性更深层的悲剧来自社会生活的双重挤压——男权社会的伦理文化和女性更为边缘的生存境遇，女性悲剧最终演绎了人性的双重悲剧——男性的卑鄙丑陋和女性的无法逃脱的自身宿命。这是整个人类文化的偏见。所以女性悲剧的揭示在根本的意义上指向：由男性伦理社会的专制残暴、民族心理的幽暗以及历史文化的惰性与腐朽等造成的女性无法真正改变的命运悲剧。这也是毕飞宇《玉米》这部作品引起广泛关注的原因和意义所在。鲁迅《祝福》是站在知识分子反省的立场对封建礼教封建伦理道德的批判，祥林嫂的悲剧带着浓郁的女性愚昧或者说被愚弄的意味，深层是中国礼教文化的悲剧；巴金的《家》是从封建大家庭的腐朽和专制写青年的反抗，却揭露了瑞珏、梅表姐和鸣凤等女性在封建社会大家庭的悲剧；老舍《月牙儿》通过对沦为娼妓的母女生活悲剧色彩的渲染，把女性为了起码的生存而沦落的现实描写得真切感人；“玉米”系列以生存（城乡差别）处境改变的努力为契机，以政治权利的最基层的腐化专制为切入点，直接关照女性的生活；以“性”为焦点，透视女性命运和男性的专制卑鄙，以呈现生活原态的叙事不动声色地触及女性悲剧的生活本质和社会本质，把审视的眼光投向了几千年来的中国伦理文化和男权专制的自我反省自我批判。所以说“玉米”系列揭示的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伦理文化造成的女性悲剧，也是社会差别、性别歧视和人性丑恶多重因素纠缠所造成的悲剧。
生活悲剧、人性悲剧、命运悲剧是女性悲剧的不同层面，也是不可分割的共同合力，造成所有女性无法逃脱的宿命。从生活层面的生存悲剧到哲学层面的人性悲剧，在女性那儿相对男性和人类都是双重的。
最后，我们是否在文学与哲学的现实关怀的意义上认识女性的悲剧？女性的悲剧是人类文明的悲剧。历史文化的积累使人类进入了空前的发展时期，但人性的黑暗仍然无法消除，甚至还在一定意义上在恶化。理性无法战胜情欲而使人类永远在犯罪与规制之间拔河。面对祥林嫂追问灵魂和阴间的惩罚是否真的存在，鲁迅也是无言以对。这使我常常想到余华的《活着》，那是文学在最质朴的意义上有了哲学的意味，是一种生活的哲学意味。生是难的，而死是容易的。玉秀的生不如死，玉米生比死的更为沉重，玉秧的害人又害己，“玉米”系列讲的是女人“活着”的同样的哲学命题。古希腊的悲剧是演义神话和英雄的故事，是戏剧艺术的悲剧表现，在人的自我生存体验的意义上探讨人性坚强、勇敢、情爱、友谊等等品质。因此，古典悲剧的传统是“死”的毁灭成为悲剧的直接呈现，但近代哲学转向了人的内心，人性淳朴本真的善与美的伦理道德的泯灭，精神的荒芜堕落更为震撼人类。从西方的叔本华、尼采迩来，如鲁迅“野草”似的悲剧情怀暗淡了大地的诗意想象。精神与情欲之间人失却了内心的安宁和信仰的坚定，人活着更多的时候是在焦虑地寻找个体生命的存在自我、反抗日常生活的悲剧性庸俗性。正如诗人痴迷，哲人洞明，恰恰是这类人的自杀带给人们惊人心魂的震动，原因不在于他们的伟大，而在于他们强化了“人”活着的悲剧意义，对照出庸常人生的悲剧色彩。传统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悲剧表现，在于宏大的叙事中批判社会的黑暗和制度的不合理。其实，现代意义的文学已经逃脱了英雄的寻找和重大事件的描绘，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的悲剧描写真正贴近个体生命的人本身。尤其是那些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他们的歌哭他们的生活。余华为什么一再提到自己写作《活着》和再版校阅时忍不住地流泪，是自己泯灭不了心中那一份作为人类一员的的温情和苍凉。他用文学的笔已经触摸到个体生命的真正悲哀和这种悲哀造成的悲剧实在。这里的悲剧不是我们一定要认同的西方文论中的悲剧的崇高精神，而是现代人性化的哲学审美捉握的悲剧情怀，更贴近个体的生命存在。毕飞宇的《玉米》也是在这样的悲剧意义上深入而又细致地想象了玉米她们更加深重而又日常化的生存悲剧、人性悲剧和命运悲剧。“读《玉米》是经验的苏醒和整理，20世纪70年代的乡土和城镇、那时的日常情境在毕飞宇笔下精确地展开，绝对地具体，因确凿直抵本质。”[4]所以毕飞宇“害怕”他想象出来的人物“玉米”。
文学最后的阐释是哲学，哲学和文学的最终价值都指向了人文关怀的终极问题。人文价值就是要充分认识“人”的悲剧存在，人要在自我的悲悯中体贴理解生活中具体的个体生命，给予他们关怀和活着的意义。哲学从理性的批判认识人存在的意义，文学从感性揭示人存在的悲剧事实，最终是要温暖生命的存在，不使它坠入庸常，又让它消除人性的虚妄和诸种不可抑制的恶行与愚蠢。正因如此我们永远不为悲歌来到这个世上，人的弱点是可以被赞美的，人应该得到同情，正义总是在张扬，意义总是在被追问，其实人文精神就在这种张扬和追问中高扬，不断提升人类以不至于坠入人性罪恶的深渊、毁灭自我。换个角度说，对生活的一种悲剧式的审美其实是积极的，因为将悲剧视为审美，就是对命运的自由的宽容态度，这是我们的精神出路，也是文学的出路。没有哲学形而上的批判精神和生存的悲剧意识，我们的文学会永远平庸。
也许，我们确实生活得过于粗疏，过于肤浅，我们对于内心和别人都忘却了美好、同情和尊重等等的人类情感，文学却常常让我们大吃一惊，从文学的窗口去重新审视生活、我们自己和周围发生的一切，一切的美好和悲伤就是一个最不起眼的细节或是生命卑微的存在。文学会让我们想象别人的生活，想象别处的精彩和眼泪。没心没肺的毕飞宇“怕”他想象的人物“玉米”，其实他是从内心里尊重玉米，还有我们阅读作品的人们也会尊重这样的女性。在“尊重”和“害怕”的紧张里，就是文学在审视我们和作者的内心，我们面对生活和生活里的“玉米”应该感到恐慌，因为玉米和她的姐妹就是我们的母亲、妻子或者女儿。生活无法欺骗，文学就是这样提醒我们。我们在阅读生活真实的优秀作品时，就是这样在亲切中感受到来自我们内心的伤痛。
发表于2004年第1期《北方论丛》
【注释】
[1]毕飞宇：《玉米》，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3月版，引文为李敬泽为此书写的《序》。
[2]陈思和：《读春风文艺版〈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2）〉感言》，《当代作家评论》2003年第2期。
[3]钟琴：《“鬼”的纠缠与挣脱的可能——毕飞宇“玉米”系列解读》，《当代文坛》2003年第3期。
[4]钟琴：《“鬼”的纠缠与挣脱的可能——毕飞宇“玉米”系列解读》，《当代文坛》2003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