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米》的人称及其叙述态度、叙事情感

毕飞宇的《玉米》赢得了不少好评，作品从女性命运的悲剧揭示了人性的丑恶，尤其是男性强权的卑鄙堕落和因此而造成的人性扭曲令人触目惊心。作品最值得人们称道的是作者发扬五四现代文学的社会批判精神，深刻地触及现实生活的真实状况，从城乡差别赋予“玉米”生活与追求特别悲壮的意义。我们从“三个女人的眼泪和血和星光般的梦”、“从那激越的挣扎和惨烈的幻灭中看到了‘人’的困难，看到‘人’在重压下的可能，看到‘人’的勇气、悲怆和尊严”^[1]。作品在质朴简单的日常叙事中有着作者的睿智和策略。正是这样的叙事逼近日常生活的本质和秘密。本文试图从文本的叙述特色来做一些分析。作品叙述的人称一定程度上说明作者的叙述态度，而叙述态度决定和反映作者灌注在作品里的叙事情感。

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先锋实验小说喧闹一段时期之后，虽然中国读者没能接受过于西化的小说文本的现代性追求，但注重叙述技巧的文本意识这样的影响已经形成。到了90年代所有小说家都来操练貌似平民化的现代小说叙事。“人称决定了叙述的语气，叙述的距离，叙述介入的程度，叙述隐含的判断，叙述所伴随的情感。”这是作者在《后记》里强调自己的写作时所作的解释和说明。《玉米》的故事，毕飞宇用他的叙述“话语”讲述，耐读且能打动阅读的人，在于他的“话语”的叙述风格，除了日常化叙事语言外，主要建立在他文本第三人称的表层与潜在视角设置的艺术技巧上。这也正是我阅读小说后略有感受的地方，也可能是毕飞宇的《玉米》多少有别于以往新生代小说叙事和作家自己以往文本的特色所在。

小说叙述强调的是“谁在讲”，牵涉的主要是人称问题，而叙事视角强调的是“谁在看”，是作者和文本的心灵结合点，叙事视角聚焦文本故事情节和情节过程的人本身，也就与创作主体的叙事情感价值判断有了联系。《玉米》的叙述人称是第三人称，与先锋小说家用“我是马原”“我是洪峰”解构全知视角一样，毕飞宇在《玉米》中用置换的方法解构作品第三人称的旁知视角。小说叙述中尽量避免用直接的第三人称的“他（她）”或“他们（她们）”，主要是强化叙事的既有距离而又亲切的客观语气，同时为随时在暗中置换为第一人称提供方便。人称的变化不可避免地牵连着视角的变化。我站在不同人的后面说话，在看似一致的第三人称叙述中有了内在不断的眼光变换。叙述者以不同的眼光去变换叙述，带来透过表层的内在叙事和观照，叙事情感也就自然有了倾向性。这也是作者自己强调的“我”的始终在场。在随时触及人物内心生活与想法时，这种“在场”和“置换”就有了体贴入微的可能和信度。当叙述中出现二元对立多人在场时，作品的叙事人称在暗中置换的第一人称之外，又潜在地出现了指向第二人称的第三只眼光的暗示，这样，全知的视角自然形成。如此，也符合了作者的叙事需要和作者心目中的第一、第三人称的“平均值”的“第二人称”的设想。我们不妨就文本的开始来作点分析。

从第一段开始写“出了月子施桂芳把小八子丢给了大女儿玉米”，一直到“施桂芳只用一只脚站，另一只脚却要垫到门槛上去，时间久了再把它们换过来”。作者不直接用“她”来替代直呼其名的叙述，造成相对距离的观望。看着看着，作者忍不住就要靠近一些：“人们不太在意施桂芳的懒，但人一懒看起来就傲慢。”这一靠近作者的情绪就冒出来了：“人们看不惯的其实正是施桂芳的那股子傲气，她凭什么嗑葵花子也要嗑得那样目中无人？”看似第三人称的叙述，在隐藏的“我”的在场的客观语气里，就有了那么一点“你（施桂芳）应该或不应该怎样”，作者很微弱的不自觉的指责和旁观者的批评意味在里面了。接下来“施桂芳过去可不这样。村子里的人都说……”叙述就转换成全知视角的议论。此段最后“她凭什么懒懒散散地平易近人？”叙述的人称在暗中置换为“二婶子”的眼光，对立的“她（施桂芳）”被第三只眼推向了其实是“你”的指称。作者不由自主地借他人之口气在叙述中介入了个人情感和隐含的判断。这样达到了作者较为理想的，一种客观的叙事又可以伴随隐忍不住的多重审视。作者仍然渴望较为客观的叙事，所以他忍不住要在第三人称的背后不断地进行这种置换和游弋（全知视角的巡逻）。接下来“施桂芳二十年前从施家桥嫁到王家庄”的第二自然段又置换为施桂芳提领第一人称的眼光，作者的同情在叙述到最后时自然流露了出来：“……她望着码头上那位流着鼻涕的小男孩，愣了好大一会儿，十分怅然地转过了身去。”而紧接着的两段：“王连方却不信邪。……”“男人的自尊一旦受到挫败反而会特别地偏执。……”就成了贴近王连方心理的叙述态度，免不了那么一丝丝男人对男人的理解心情。“老天开眼”和“初二检查春节”两段才揭开叙事的帷幕，一切从王连方的村支书和女人开始。《玉米》，包括后面玉秀、玉秧两部作品，整个的叙事情感也就在这样开始的叙述中埋下了基调。不同人的视角呈现事物的不同方面，使作品的意义有了深度，潜在的超越新生代小说日常叙事的批判精神就不断充实且有了彰显。

这种“置换”与“潜在”的“我”的在场和第三人称的全知视角有机结合，在三部作品间的联系中发挥了更大的作用。

第一部“玉米”在开篇后的叙述中，时时在“我”的在场置换中提领第一人称，他人在这种潜在置换的对立中成为隐性“第二人称”。作者就在这种置换和游弋中有了叙述的从容，不急不徐。叙述简单质朴，悠闲中有一种自然亲切的流畅。三部作品的叙述中，三个主要人物分别提领“第一人称”，作者就可以在叙事的不同阶段经常贴近三个人物，细微体察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内心感受和内心变化，使整个作品中创作主体的叙事情感在人称置换中错位，在看似单一的叙述中“玉女三部曲”有了整体的内在丰富。这种转换式或多重式内聚焦“叙述者放弃自己的外部眼光，转用故事内数位人物的眼光来观察事物”。“即叙述者一方面尽量转用聚焦人物的眼光来观察事物，一方面又保留了用第三人称指涉聚焦人物以及对其进行一定描写的自由。”^[2]第一部的玉米在整个的作品转换中置换成第二部的玉秀、第三部的玉秧，总体的外在第三人称叙述没有改变，又形成了作品整体的一致性统一。其实，这种转换在文本叙述中随时在发生。这就是毕飞宇这个“玉女三部曲”简洁质朴而又丰富的叙事特色所在。

叙事作品的叙述人称既有着传统的直截了当，又有现代新的意味。20世纪90年代以来叙述在第三人称的态度里灌注了客观叙事的零度情感介入的特殊意义，这在传统叙事中更多的是演讲故事的说书人口吻语气。从鲁迅郁达夫的小说、郭沫若闻一多的诗歌为代表的现代文学很长一个时期钟情于第一人称，这里包含了启蒙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以“我”的觉醒和批判张扬来唤醒民众，另一方面是第一人称便于主观抒情的充实、顺畅和真挚；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许多作家也是非常喜欢第一人称，新生活的歌手在代工农兵书写的“我”、“我们”里有一种“主人翁”的自豪情怀，老派作家是下意识地去认同劳动人民的情感。逃避第一人称的旁知视角从“新写实”小说开始成为一种写作立场。在日常化的旁知视角的叙事拓展中，新生代作家也回避浪漫崇高和热情，要不就躲在没心没肺的第一人称的口语化世俗化的反讽冷嘲的叙述语气和女性私人化叙事的呓语中，要么直接逃向第三人称。“你”的第二人称叙事在书信日记或此类文体的抒情文本中较为常用外，一般好像不太用这种亲密的人称语气。毕飞宇的《玉米》作为新生代作家逃避第一人称是一贯立场，而回避自己文本的第三人称叙述的自我解释，只能说明对过于客观化的零度叙事的不满。第二人称的潜在设置，暗示了作者的叙述态度的某种改变，作者在保持一种较为客观的叙述语气的同时，又让“我”始终在场，这就让作品的现实情怀加重，叙事情感自觉介入，社会批判精神自然生发。叙述人称与态度，不仅使三个主要人物衍生互补，而且对女性悲剧的揭示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现实情怀，在城乡差别的女性悲剧描写中不仅写出了现代中国社会最严峻的事实，对玉米们的体贴入微的理解中既是深深的同情，又表现了男性作家自觉的反省以及对男性卑鄙懦弱、男权社会的政治伦理的理性批判。“故事”和叙事“话语”是相辅相成的，是无法剥离的。

作者在苏醒现实情怀，在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和“我”的潜在叙事情感介入的同时，也有较为理性的女性命运的客观展示和探讨。在小说文本的叙述中，细节指向人物，环节指向人物命运的改变。当潜在的置换为第一人称的主人公细致的描写，如果过多地吸引读者的眼光，而忽略了造成人物命运的环节，那是作者得不偿失的。所以作者既然不能直接用第一人称，又想着第二人称的温热和亲密，却不得不坚持第三人称叙述的原因是，想在冷静客观的叙述背后注入自己回荡心底的对自己作品人物生长起来的那份温情，但审视人物命运的理性又不断提醒他，不可沉溺于一时的同情和细节。在个体生命的短短长长的历程中，在大的历史文化背景之上，真正改变人物命运的是一些生活中的个别环节。这些环节确实能改变人，这些环节有些是明显的，有些是隐蔽的，这正如有人说，外在于物质的时间有时对人并不重要，而自我的心理时间可能更为刻骨铭心。1949年10月对于中国历史和集体的记忆是一个激动人心的辉煌时间，但对一个1953年被枪毙的地主的儿子，可能父亲被捆绑拉走的那个早上，才会有永远的记忆，从内心深处不无震惊而又真实地感受到社会变了，生活的环节和命运的意义也就潜入他内心的记忆变成了他自己的时间。这就是生活的一个环节。《玉米》三部曲，特别注重和善于抓住这样的环节来写出日常化叙述的日常事务里改变一个具体生命命运的环节。像改变王连方和他一家命运的环节作者借用鲁迅《野草》写枣树的叙述来凸现：“天上没有太阳，没有月亮。天黑了，王家庄宁静下来了。天又黑了，王家庄又宁静下来了。//出大事了。”而对“王玉秧”来说考上师范学校也许是一个明显的生活环节，但魏向东清清楚楚喊她名字，与她说清楚要她暗中为校卫队工作，那才是王玉秧自己的时间自己的记忆，这个环节是她荣耀和遐想的开始，是她在遐想中偏离美好滑向深渊的开始。这个环节在直逼人性的不可琢磨和命运的捉弄人来说，比玉米收到彭国梁退回的包裹，玉秀的直接被强暴更令人痛心恐怖。小说注重环节的叙述包含了作者对人物悲剧命运的幽暗态度和叙事情感。

因此可以看出，《玉米》这三部曲小说的语气在貌似客观的日常化叙述中，作者的笔触却带着温情伸入到人物内心了，这是潜在人称置换的叙事特色。又从人物的内心体验写出生命的成长和自我意识的变化，这种亲切是作品的叙事人称在暗中置换的第一人称之外，又潜在地出现了指向第二人称的第三只眼光的暗示所造成的叙事效果。毕飞宇用这种变通的叙述方法达到了他预想的叙事效果，作品在悲剧揭示的特别意义上也尝试了日常化叙事的新的拓展，文本的艺术性和作品意蕴得以提升，达到了新生代作家叙事情感的超越与深化。

发表于2004年第1期《当代文坛》

【注释】

[1]毕飞宇：《玉米》，江苏文艺出版社2003年3月版，引文出自李敬泽为此书写的《序》。

[2]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第二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1998年第1版），第1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