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是复杂而痛苦的民族历史的一部分。晚清的维新带来政治化小说的功利追求，经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提升了白话小说的文化地位，但也肇始了中国现代文学与时代的紧密关系。文学的灾难紧随着民族的灾难，往往在巨大的创伤剧痛之后，文学就会担负阐释或者说反思消解这种伤痛的功能。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在对人的生命过程的审美想象和解释这一层面上，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现代社会不同群体和个体的人的生命过程。

晚清以翻译小说为代表的中国文人著译小说热潮，是老大帝国被西方列强及近邻日本刺痛而向西方张望的文化反映。所以这一时期的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凝聚了许多不可思议的外在承担。小说不仅是文学启蒙的急先锋，还是文人现代身份转换的依靠，当政治化宣传的功利追求和文化转型时期的思想要求在小说的定位上争吵不休时，作为市民文化消费和娱乐的小说功能却更具体地推动了小说的蓬勃发展。清末民国初年的各种期刊报纸带来小说泥沙俱下的第一次洪峰。这给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形成了深厚的积累。

这样的积累和五四新的思想文化的开放，真正造成了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现代白话小说的创作高潮。30年代的白话新文学繁荣的背后，是封建帝国瓦解后死而不僵，形成以北洋政府为代表的中国封建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造成思想文化的颓废复辟和政治社会的黑暗动荡。而反抗这种现实的文化表现的一方面是，文学以五四为契机表现出对新的人文思想和社会革命的热烈向往，文学活跃伴随的是社会革命思潮的又一次兴起，所以社会民主革命和现代文学相辅相成，并且是多元的，但反封建的主题和救亡图存的硝烟连绵延续而广泛渗透浸淫现代文学思潮，形成现代文学最悲壮，也是最精彩的文学篇章。

中国现代文学真正从总体上值得肯定的发展，是20世纪末的80、90年代，我们所说的新时期文学。大家在批评新时期文学的实绩的时候，近距离发现的问题多，而整体把握其成就的人很少。40年代毛泽东《讲话》以来的解放区文学，在新中国成立的初期形成主流文学的兴盛——十七年文学虽然明显带有共和国新生时代的烙印，成就却是有目共睹的。然而新中国文学“文革”期间遭受摧残，十年“文革”不仅破坏国民经济的正常建设和丧失了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良好时机，而且给几代人造成了深重的精神伤害，制造了罄竹难书的民族和个体生命的无数悲剧。这样，浩劫过后，拨乱反正的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新时期，文学因此而更为悲伤和沉重。因为社会动乱的人为破坏，造成的心灵残缺和文学苦难比晚清、比五四前后更令人吃惊和令人难以置信。民族卑劣的东西，传统文化的惰性，还有人性的乖张和残忍，冠冕堂皇地横行人间的这一切都在新时期文学的叙述中反复被提起。“伤痕”和“反思”，“寻根”和“先锋”，不断深入地以文学想象和叙事直面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灾难、精神伤痛和生命的悲剧。

这就使我们很清晰地看到，从《班主任》到《芙蓉镇》，《古船》到《白鹿原》都有一种沉痛的反思。包括余华的《活着》、阿来的《尘埃落定》，平静深处是更为伤痛的反思和历史叙述——前者以一个人的命运来透视历史，后者是以一个部落民族的遭遇回顾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只有在这样的浑然而又单纯的历史叙述中，我们才能回顾和透视20世纪背负着历史荒诞和人性惨烈的文学景观，也只有这样的整体视野里我们才能理解和评价新时期较为优秀的长篇小说文本——《古船》。“《古船》不仅浓缩了80年代中国文学的批判力量，代表了80年代反思加深度，也为90年代的小说设立了一个并不容易超越的水准。”^[1]如果说五四新文学的艰难在于对几千年的封建文化的批判和新的白话文学形式的建设，那么新时期文学最为重要的收获，却是对于整个近代以来中国人为民族振兴和文化转型所走过的曲折和所经历的苦难的反思和批判前行。这样双重复杂的情景和迷惘，我们多少可以从张炜《古船》和围绕《古船》的批评里感受到又一次时代的阵痛和社会的虚妄。

二、小说文本与社会时代的互动影响

小说文本的产生与社会时代的互动影响，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人的生命过程，一方面与具体的社会、时代构成现实关系，另一方面与自然、宇宙构成深邃邈远的意义关系。”^[2]隋家三代人生活、命运与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动乱纠葛在一起，作者对这一切思考的优长和局限性都在这里。《古船》和《九月寓言》看似有些神话的写法，恰恰是反神话的书写。正是这种最具现实感的书写抵达了生命的真实的同时，获得了生命的神意。当然，《古船》揭露人生的苦难时，钻探到人性黑暗和复杂的深处，闪现了历史的荒诞和穿越了道德的防守底线。

历史存在着本质的东西，文学的伟大便在能够表现这生活的本质。这是我们“史诗”品性的现实主义文学追求的“真实观”或作家创作的初衷。从《红旗谱》、《创业史》到《平凡的世界》，都有一脉相承的文学传统。但是，西方“新历史主义”人文学者研究发现，历史叙述存在不可避免的虚构，这种虚构不仅仅是因为作家无法完全超越时代和社会政治的制约，还在于叙事主体具有前储备知识和目的性欲求。这首先影响到材料的选择和安排，其次是材料的文学化处理中文化制约的文学模式的必然选取，另外具体到怎样写成一个言之成理的故事，这又使叙述者不得不用先验的推理去发现事件背后的思想或动机，寻找事件之间的联系。这样当代的叙事倾向就不得不追求“瓦解由大事和伟人拼合的宏伟叙事，以消除人们对历史起源及合法性的迷信，重现它们被人为掩饰的冷酷原貌。”^[3]这样回到《古船》的文本，其悲剧意蕴就不言而喻。作者思考生活和历史本质的叙述，那么就成为文学想象的真实虚构。但这种虚构恰恰超越了1986年以前占主导地位、具有社会轰动效应的伤痕反思文学对于悲恨伤痛的单纯具体的描写，虽然我们不自觉地把《古船》看作反思文学的代表作品，但是它的完成终结却又伴随着“寻根”和“先锋”文学的正式登场。所以我们很难完全把《古船》当成农村题材的“改革小说”。这种复杂性作者自己描述20世纪80年代中期写作的心态时说，自己当时真有点“心事浩茫连广宇”的样子。也许正是这样的原因才有人说《古船》“作为问题小说与文人小说、写实小说与写意小说的结合，标志着张炜创作上一次引人瞩目的突破”^[4]。

创作主体隐现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责任良心的思想背后，从作品注重中医的养气来说，张炜对人内在的精神有一种热爱道家文化的信心或者向往。就像“古船”的暗示性指向了包含个人和家族命运悲剧的反思，甚至指向整个近代以来民族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正确性思考，而隋抱朴高远的理想竟也指向了人类终极的社会平等。“通过人的生命过程来表现生活‘深度’和历史‘细节’，是文学作为特殊解释系统不脱离现实历史又不把人作为‘工具’的极佳的视角。”^[5]所以我们重新回顾新时期重要的长篇小说《古船》，我们发现，作品反思历史本质的叙述，可能更为直接地呈现了一种作者的想象真实和先验的悲剧回忆，或者说不无生命个人体验的悲剧渲染。其实，不仅是叙事者有这样的心理无意识的反馈和想象，我们读者大多数情况下又何尝不是如此投合和慰藉自己的内心生活。“从这个方面说，人文精神和现实情怀，是文学在对人的生命过程的解释中所体现的主要文化特质和价值意义。”^[6]《古船》的作者一方面遵从自己的主体感受，在个人回忆的悲郁情调中审视人事沧桑，静守内心恐慌，但另一方面，在20世纪40年代以来强化的、包含政治理念的“现实主义”影响下，叙述者部分丧失了独立的主体性，深层的“历史叙述”“历史反思”还是在先验的理论框架中筛选生活。这种表征或无意识流露，最为典型的就是有些批评者指出的，作者在文本叙事中安排的作品主人公隋抱朴的《共产党宣言》省读。与十七年文学比较，由于时代的变化，张炜比柳青他们的创作思想已经有所进展，不是完全认同意识形态的前提下经营叙事，主体性已经觉醒，而不是完全受制于外在的政治约束，因而这也是为什么《古船》比新时期初期其他叙事文本深刻的原因。作者把眼光投向更为广阔的历史空间，同样展示独特的一方乡土生活的《芙蓉镇》，《古船》与其外在的社会描写——将政治批判归于道德反思不一样。虽然同样也是在拨乱反正的时代背景下，但从农民—知识分子（独特的没落弟子）反思过往和前瞻未来生活的同时，《古船》多了对生活本身和自我思想的内在审视。这样《古船》不是单纯意义上的反思文学，其从个人和家族命运思考出发、对整个洼狸镇和民族历史都抱有一种真诚的反省和理想追问。而且小说细致神奇的叙述具体而深入地切近人与历史、人与社会的本原状态，展示生存困境中人的挣扎和隐忍。这使它的内涵比以往新时期作品更为丰富，从而在当代文学批评讨论的20世纪80年代作品中占有了相当重要的地位。“无论你能指出《古船》的多少不足，但是，你不能不从心里承认：它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少数几部具备了史诗品格的长篇小说之一。”^[7]

三、聚焦《当代》的批评回顾

《古船》1986年发表于文学双月刊《当代》第5期。从目录页“编者的话”完全可以看出是重点推出的一部力作，在对“青年作家”介绍推重的同时，主要强调“《古船》史诗式作品的表现和创作努力”。

新时期的文学呼唤史诗的诞生。许多优秀的当代作家都在作这样的努力和追求——对生活作史诗式的表现和创作史诗式的作品。青年作家张炜，继引起广泛好评的中篇小说《秋天的愤怒》（载本刊一九八五年第四期）之后，现在又把他多年经营、精心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古船》奉献给本刊的读者，就是这种努力和追求的体现。《古船》以胶东地区处于城乡交叉点的洼狸镇为中心展开故事，在近四十年的历史背景上，以浓重凝练的笔触对我国城乡社会面貌的变化和人民生活情状作了全景式的描写。我们希望，作者在塑造典型和完成史诗式作品方面所作的可贵的努力，能够获得读者与文坛的欢迎和注意。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现代派”或者后来张扬的“先锋”作家的作品很少在《当代》上出现，这一点不仅与《收获》等杂志的开放态度不一样，就上面的“编者的话”来看，《当代》的编辑思想也是比较保守的，这里所强调的“史诗”品格和塑造典型的评说，延续着十七年文学的思想和追求。就是这样慎重推出的作品却也引起了极大的争议，这说明在很热闹的“文革”后80年代文学现场，一些长期禁锢我们思想的东西还远远没有消除，意识形态批评的考虑大于文学批评的审美要求,但是对《古船》这部作品的批评肯定是充满希望的。这让我们感受到80年代那种令作家和读者感动的社会氛围，大家对文学充满热情。“一九八六年十一月十七日至十九日，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联合中国作家协会山东分会、山东省文学研究所、山东省文学创作室、《文学评论家》和《当代企业家》编辑部，在济南召开了《古船》讨论会。出席这次讨论会的有《文艺报》《上海文学》《当代》、作协上海分会以及山东省的作家、评论家和文学研究工作者五十余人。”“十二月二十七日，本刊编辑部又邀请在京部分文学评论家、作家、编辑近四十人举行了《古船》座谈会。”“小说家张炜先后参加了这两次座谈会。”^[8]这“两会”推动了《古船》的批评讨论。这些批评文章虽然大部分作了正面的肯定，但反面的质疑也是非常激烈的。下面我们重点就张炜《古船》怎样在激烈的质疑中获得最初批评的认可，作部分回顾与分析。

首先，我们从“两会”报道的简洁文字里，可以读出批评集中的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对作品描写人和事的独特性，以及作品的思想性大家都有初步的认识和肯定；二是，作者已经超越“两个凡是”之后“真理标准”讨论的大是大非话语范围的小说内容和思想，大家还不敢把握和肯定。所以报道的结尾，肯定中的疑惑是显而易见的：“与会者大都认为对于《古船》不能在短时间全部把握和作出结论。它太丰富、太复杂，一切需要较长时间去研究和分析。”我们说，这样的研究和分析，有分量的批评是以雷达的长文《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论<古船>》开始的。《当代》虽然不无倾向性地在1987、1988年登载了部分批评文章，但已足够我们透视当时踯躅不安的情景和争议的问题所在。

新时期引起争议和影响的作品不少，但像贾平凹《废都》，张炜《古船》这样激烈的不多。稍晚的贾平凹《废都》主要是指责性和人性的丑陋描写以及“废都意识”的争议；而批评张炜《古船》，直接从作品中涉及的土改描写、人物塑造，上升到政治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社会批评层面，深层的焦点集中于抽象的人道主义和“现实的人道主义”，还有“人性”化描写和是否转换阶级斗争“视点”的分歧。当然，还有次要的，关于隋抱朴这个人物消极一面和艺术真实方面的不同批评意见。所以1987、1988年《作品与争鸣》《人民日报》《文学评论》《小说评论》等报纸期刊都发表了批评文章。正是这样的批评争议使《古船》没有获得严肃的茅盾文学奖。

坚持或者说批评《古船》认识有局限和思想失偏的观点，最有说服力和代表性的文章是陈涌《我所看到的〈古船〉》，具体针对的是雷达发表于《当代》1997年第5期的《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论<古船>》。当雷达从作品“丰厚意蕴”肯定《古船》“让‘人’回到文学中的主体地位，让人的灵魂占据了文学的主位”；“无疑具有审美意识上的突出创新意义”和“令人振颤的人性深度”^[9]。陈涌却认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争斗所证实的是要走人民自己解放自己的道路，土地改革的目的，便是从根本上解救这个老太太以及所有受尽苦难的农民的必由之路。无论抱朴式的关于人，关于‘人本身’的反思有着多少良好的愿望，无论她的悲欢怨愤，如何真诚，这种悲欢，怨愤，即使重复一百次，一千次，类似这个老太太的悲惨的遭遇，也仍然会重复一百次，一千次的。这就是为什么要说抽象人道主义苍白，软弱，无力。抱朴的人道主义，也和所有的人道主义一样，无力改变现实，而且首先无力解释生活的本质。抱朴这个《古船》的主要人物的思想局限，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这部作品的思想局限。”^[10]其实，这样激烈的批评指责从作品一面世就出现了，这从“济南谈论会”上张炜激动的发言里就能明确地感受到，“至于土改运动中‘左’的政策，已经在当时就批判了——当时批判了的，现在反而不能批判了吗？最终问一句，我仅仅是在写土改吗？”“你希望作品中的人物要按照你所抽象出的东西去写，要按早已形成的概念、条条和框框去套。一旦离开了你所抽象的‘人性’和‘人道主义’，就反而被指责成这种主义。我偏偏要抛弃这种抽象的东西，要写一点有分析的、不盲目的、具体的东西。”“他们强调已有的‘巨著’是怎样写的，我如何背弃了这种伟大光辉的写法——毛病就在于此。”^①与会者固守的一些思想观念对作者造成刺激和压力，作者在解释中也艰难地反抗这种意识形态话语干预的批评；在更为具体的自己写作冲动的说明中，试图表达自己回到具体生活和人的写作态度。在后来回答记者就《古船》的采访时，作者既庆幸读者的接受，认定自己作品的纯洁，又多少有些不平，念念不忘写作《古船》时候的“让其掷地有声”的“那份激情”。所以1995年在重新编集出版《古船》，回顾这部带给作者不少争议和压力的作品创作情景时，他在《后记》里写道，“我于是自问：十年中，有写作《古船》时那样紧绷的心弦、青春的洁净、执拗的勇力、奔涌的热情吗？”^[11]对此能宽容地理解批评的代表人物是冯立三，他和雷达都认为《古船》的出现有点出乎意料，可以说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在《沉重的回顾与欣悦的展望——再论<古船>》一文中，虽然同样是一种较为保守的批评，却从《古船》现实主义借助象征主义而丰富了表现力和作为近十年来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也是注重思想性的艺术批评和整体评价的双重意义上肯定了这部作品。

另外，在这三篇长篇大论的批评争议之外，我们可以再看看较为超脱的感悟式批评。同样是《当代》，1988年第4期发表了两篇很简短的随笔式批评文章。一篇是汪晖的《<古船>的两种历史观》，一篇是靳大成的《人物的审美化与不可解的奥秘》。汪晖在谈到《古船》双重的历史态度时，认为“它一方面积聚着让人把握不定的宿命感，以及由此引起的荒诞感，另一方面又分明得昭示着历史演进的艰难，个体的毁灭，轮回的苦难正是历史前进必将付出代价”。“个体命运的荒诞同时也嘲讽了历史的本身。”“因此，历史过程中的悲剧无非是人类进步的代价，是一种必然，也必将被超越的东西。这就是黑格尔的历史观和历史的悲剧观。”“然而我无法居高于两者之上作出我的判断，因为我自己也正为此而困惑着。”汪晖含蓄肯定了张炜作品的思考和探索。靳大成的文章在高度肯定“赵炳是作者贡献给我们的一份礼物。他的一言一行都是高度政治审美化了的。”同时认为“《古船》里含有象征意味的人名似乎本身就是一个乐章里特定旋律，全能全知的叙述者不再是君临作品中一切人物、事件命运的神，而是随着不同人物登场用不同眼光、不同叙述角度娓娓道出了现代中国四十多年的神话故事”。所以“作者为我们设置了不少不可解悬念”，像铅筒的丢失、倒缸的恐惧、老磨的喋血，还有古城墙的坍塌，含章的命运，等等，“它们都像绝对的奥秘那样使整个小说中的象征意味加强了”，但“永恒之迷仍然是无解的”。可以看出靳大成肯定了不可忽视的作品蕴涵的丰富性及其审美特色。

回顾这一切，从主题和整体批评不无高屋建瓴的概括和整合是罗强烈的文章《思想的雕像：论<古船>的主题结构》；贴近作家创作主体的情怀而发挥和进行文本冒险的批评者是郜元宝；而从文本细读的意义上来说，雷达的文章是最具有穿透力和内在严密逻辑的精彩论说，当然契合文本的热情不免在当时情景下对张炜作品多了一些推重。“《古船》（载《当代》1986年第5期）的出现是一个奇迹，它几乎是在人们缺乏心理准备和预感的情势下骤然出世的。”“所以我把它称作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的碑石。”^[12]

此外，《古船》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后，很快在海外也产生巨大影响。这种影响的反馈，某种意义上加重了国内的批评意见，但是从上述的争议的主要方面，也就不难想象海外反响的焦点何在了。台湾为主的海外反响做文章的，主要着眼于作者在拨乱反正的思想影响下对大陆新民主主义革命反思的一些具体描写而已。海外某些学者或特别人士借一点因由而夸大宣扬的情况也不是一两次，从现在看来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当然，这种广泛激烈的反响的另一面，恰恰也说明了《古船》确实是一部新时期80年代发表的，难得对中国现实状况特别是人的苦难和生存困境进行了真实反思和思考的优秀作品。当然，作者试图讨论包含古今中外所有话题的良好愿望，和隋抱朴这个中心人物值得商榷的地方，造成了作品总体整合不是很和谐圆润的缺憾。

四、当代文学史评价透视

从回到文学现场的影响批评可以看出，张炜是一个当代文学史无法定位而又难以忽略的一个重要作家。前面提到的“两会”的推动和诸多批评的争论，使针对《古船》的批评讨论比较深入。所以，《古船》很快进入了90年代当代文学（史）批评的视野，大多数学者最终给予了较为充分的肯定。

无法定位的原因是张炜真正引起文学史批评注意的作品《古船》，表层没有脱离伤痕反思影响下的改革题材，但又触及了《钟鼓楼》、《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难以达到的文化批判和人性揭示的一定深度。“对80年代的一些重要作家而言，文学是‘个体’对人的存在状况，以及人与世界复杂关系所作的探索”，“进入80年代以后，许多呼唤‘改革’和‘现代化’的作家，却对‘改革’和‘现代化’的‘后果’——对中国政治、社会结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产生的深刻影响缺乏心理准备”。“而且面临‘市场’的越来越强大的选择力量，这对于作家的生存处境和写作道路重新确立，构成了新的压力。使一些作家处于紧张的状态中”^[13]。正是这样的意义上，《古船》最早表现出诸多丰富的蕴涵。同时又很难将《古船》归到“寻根”或“现代派”^[14]的小说的潮流里，可以说，张炜是一个内在深沉的抒情者，他的另类，在于他的“反抗精神”——“凡是刻苦创作与现实生活不同生活的人们，就用这种间接的方式表示对这一现实生活的批评和拒绝”^[15]。这种反抗精神是从自我的反省触及我们的生活鄙陋和苦涩的东西。“从中篇《秋天的思索》和《秋天的愤怒》开始，包括长篇《古船》、《九月寓言》，对生活的复杂性的展示加强，并常在开阔的历史背景中，通过家族、阶级矛盾交织的人物关系，来展示山东半岛农村历史变革中政治、经济、理论的冲突。”^[16]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张炯在非常宏观地论述新中国文学的主要小说板块时，把张炜归入“农村题材的小说”，并肯定说这些题材的小说“都为描绘新时期农村的风云变幻和人物浮沉作出了自己富于乡土色彩的贡献。”^[17]《古船》这部作品除了写实之上悲郁的乡土情怀，还包含一种从内心审视和打量“人”活着的哲理意蕴。“张炜是一个思索型作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责任感。他倡导作家应坚守纯文学阵地，同流行的恶俗文学进行抗争。他和张承志被某些偏激的年轻学者认为是本世纪末剩下的最后两个纯文学意义的作家。”^[18]我有时给朋友们说，张炜是一个另类的、逃避现实庸俗的内敛的抒情小说家。正如许多身居城市的作家总是带着点乡愁来审视故乡，张炜同时还带着一种内心的愤怒。这也难怪程思和把张炜定位在“理想主义与民间立场”上论说，“从民间吸取生活理想与国家意志所提倡的理想不一样，首先民间的理想不是外在于现实生活的理想，它是同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和对苦难的深刻理解联系在一起”^[19]。正是这种联系使作品一面投射作者全部思考的隋抱朴身上揭示出了知识分子面对政治祸害的复杂心态和文化局限，另一方面也充分暴露了民间生存近乎宿命的愚昧状态。特别是那些懦弱女性和暴虐的男人扭结在一起的近乎人间地狱般的黑暗生活。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乡土中国’所特有的文化传统、人文精神、想象力、乡土情怀和审美理想等形成一种独特的‘乡土文本’，它自身所具有的宏大、深厚、稳定的叙述规约和限制着作家的叙述。”^[20]当然这种浓郁的大地情怀和自我情怀很难实现“纯美的注视”，正如洪子诚文学史批评说，田园野地成了张炜“一个离弃了现实的丑恶，并使不安的心灵得到安顿的处所”^[21]。洪子诚先生并进一步借郜元宝的文本批评谈道：张炜的精神世界，既有俄罗斯文学的血脉，又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那种“悲悯”。不过这种急迫的、论辩的文化立场直接进入小说写作，对小说文体不能有更多的专注，精神复杂性的探索也难以更好展开，而多少表现出某种程度的“宣言化”倾向。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文学史批评涉及到的新时期长篇小说存在的，首要的“思想大于形象的问题”。“理想性追求带给这些长篇小说的巨大进步，使得长篇以其特有的沉重、深厚内涵而当之无愧地成了一种‘重文体’和‘大文体’。但作家们在致力于‘思想的营构’的同时，往往操之过急，常常迫不及待地以口号的方式宣讲各种思想，这就使得思想大于形象、理性压倒感性的矛盾一览无余。”^[22]

不论怎样，当代文学史无法绕过《古船》的事实是，就新时期80年代的创作来说，张炜的长篇“《古船》揭示的矛盾更深邃和全局化”^[23]，不论是社会批评的反思还是艺术叙事的深度，都堪称1986年到1988年新时期中国文坛出现的首轮长篇小说发表出版高潮中不可多得的优秀长篇。“《古船》是80年代重要的长篇小说，也是张炜80年代最优秀的作品。”^[24]张炜的《古船》只有90年代更高的长篇小说创作热潮中才被部分优秀作品（包括张炜自己的《九月寓言》等作品）所超越。但也有不同的批评，“发表在1986年第五期《当代》上的长篇小说《古船》是张炜创作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作家对自身创作的大幅度超越，也代表着迄今为止张炜创作的最高水平。此后的众口皆碑的《九月寓言》也好，还是众说纷纭的《家族》《柏慧》也好。都没有能超过它所达到的艺术高度”^[25]。张炜小说创作的痛苦和丰饶来自张炜的热情和浪漫，《古船》的悲剧沉重是对作者已往生活痛苦揭露的一次总的直面和审视，但未能真正解决也无法解决这种生活命运和社会人生悖反的困惑。小说家张炜新近的小说叙事里，生活过往的伤感又进一步牵连着当前时尚情欲的灼痛，张炜一方面是那样热情高涨，另一方面又是如此疲惫，像一匹善良的被生活撕伤的狼——奔突于自己的文学叙述。

五、余论：世纪末的小说和自由写作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和文化特征，某种意义上来说，充分体现在小说这种文体的兴盛、发达上，特别是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内在人文精神的现代嬗变。所以在描述中国近代以来现代化历史发展和叙事性描述时，海外学者林毓生和大陆作家张贤亮先后都用《小说中国》这样的书名，这说明小说于中国19世纪末以来整个社会革命和文化思潮的巨大作用和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百年的演进和发展，给我们留下许多伤痛和值得反思的东西，但也使我们更加珍惜和尊重。围绕着文学的批评也是这样的矛盾和复杂。文学见证了民族的灾难和忧患，记录了几代人努力和奋进的理想追求和他们的心历路程，还有细致而真实的最普通民众的生活和他们的苦难。现代文学这样那样的挫折和苦难是民族的历史灾难和心灵伤痕最真实、最生动感性的折射。

我们说，在20世纪80年代有相当数量的文学作品，对于民主革命和现代中国进行了重新审视和描写。像1986年乔良的《灵旗》，1987年完成的黎汝清的《皖南事变》。当然，这些作品直接回归“某种”历史真实的叙事，缺少《古船》叙事深层的主体性体验的发掘和反思。张炜的意义也许就在这种个人的东西永远无法和民族、和时代拆解的烦恼忧愤中。到了90年代长篇小说继续兴盛的时候，这样重新回顾历史的文学想象和叙事越来越多，像1991年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1993年李锐的《旧址》，这种包含家族故事和个体生命体验的近历史叙事在《白鹿原》达到了高潮。这一方面指的是文本叙述的成熟，另一方面是文学批评的肯定。这种近历史叙事逐渐推进对百年来民主革命的想象和反思。某种意义上说，从《古船》开始的反思历史的严肃思考，本身在内里颠覆我们曾经热衷的历史宏大叙事。但世纪末兴起的小说与影视合谋的“游戏”叙事又开始走向另一个极端。所以有人回顾现代文学发展时，将五四时期的文学归结为启蒙呐喊的旷野文学，把20世纪40年代以来直到60、70年代的文学归结为政治宣传的广场文学，而把80年代以来的20世纪末“新时期”文学的发展流变归结为“非意义逃亡”，成为消解文学严肃性而招徕大众一笑的露台文学。^[26]这种批评虽不免夸大了新时期文学在悲切沉痛的“伤痕”、“反思”后，“寻根”和“先锋”作家在回归文学本质意义上文学追求的暂时受挫，却也道出了新的文学流变和多元发展的某种倾向。比如，余华从早期《现实一种》里人性残忍的刻骨铭心的描写，到《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平静的叙述、讲述社会对一个个弱势生命个体的伤害和压迫；莫言的“红高粱系列”的小说解读历史，到《檀香刑》里刽子手的极致描写，政治和历史已经剥脱了庄严神圣的严肃外衣，对于人的社会批评不再局限于道德和思想的崇高，历史和人性在小说家笔下不仅变得感性、丰满，而且是一种细致的真实和抚摸。作家让我们回到历史的时候，也让我们回到真正的生命个体和我们自己的内心。

虽然90年代也出现了有人所指出的“新现实主义”冲击波，但从整体的考察可以说，20世纪末走向新世纪小说最突出的特征是“边缘化”的自由写作。边缘化是相对于五四新文学一直处于时代和社会中心话语、代表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权威话语的现代文学的部分疏离，使90年代以来的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逐渐成为边缘活动。所以当我们回顾《古船》发表初期的社会影响批评时，恍惚有一种隔世的感觉。虽然80年代过来的许多知识分子精英以及学院派批评家，一再坚持人文话语人文精神的权威立场，但进入更加稳定、开放、多元的90年代以来，人们的精神生活也日益变得丰富，作为大众文化的需求和大多数文人作家的写作立场，文学的阅读和写作更多地成为个人化的行为与审美追求。作家自我身份的确立以及自我边缘定位，作家创作价值的多元取向和审美个性化的追求，使20世纪以来一直紧张的文学创作的心态得到缓解；同时大众文化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思潮，民间话语有了较为自由的表达。有人在研究了文学史后说，文学的民间话语形态活跃并与知识分子认同的时候也是文学繁荣和经典产生的时候。包括张炜《古船》之后的一系列创作，整个90年代长篇小说多样化的叙述和文本呈现已经部分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期待中国文学更大的收获。

[1]郜元宝：《“意识形态”与“大地”的二元转化——略说〈古船〉和〈九月寓言〉》，见其《说话的精神》，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112～117页。

[2]程金城：《生命过程的解释与对付困境的努力——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特质和价值意蕴及其嬗变》，《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4]丁临一：《艰难历程中觉醒的人生——评长篇小说〈古船〉》，《人民日报》（北京）1988年1月19日第5版。

[5]程金城：《生命过程的解释与对付困境的努力——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特质和价值意蕴及其嬗变》，《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6]程金城：《生命过程的解释与对付困境的努力——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文化特质和价值意蕴及其嬗变》，《甘肃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7]罗强烈：《思想的雕像：论〈古船〉的主题结构》，《文学评论》1988年第1期。

[8]《济南、北京举行座谈会讨论长篇小说〈古船〉》，《当代》1987年第2期。

[9]雷达：《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论〈古船〉》，《当代》1997年第5期。

[11]张炜：《古船》，（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2月版，第374～381页附录：“在济南、北京《古船》讨论会上的发言”。

[12]雷达：《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论〈古船〉》，《当代》1997年第5期。

[13]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237、349、350页。

[14]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二十九章第一节，第88、193页。

[15]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赵德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10月版，第6页。

[16]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237、349、350页。

[17]张炯主编：《新中国文学五十年》，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37页。

[18]王居瑞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全国高等师范专科教材·修订本），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247页。

[19]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365页。

[20]杨筐汉、孟繁华主编《共和国文学5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196页。

[21]同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34～237、349、350页。

[22]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下册，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二十九章第一节，第88页、193页。

[23]刘起林：《境界理论的共鸣效应及理念缺失——〈雪城〉的影响与研究》，《理论与创作》第4期。

[24]王居瑞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全国高等师范专科教材·修订本），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247页。

[25]王居瑞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全国高等师范专科教材·修订本），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8、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