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汪曾祺小说艺术的和谐美
文学的美学风格有自己生成、发展、流变的过程，是一个独立的、完整的系统范畴。美学风格是作家审美创作独特和个性化的自我实现与呈现。在文学群体、流派涌动更迭的20世纪80、90年代，汪曾祺是为数不多的个性化的抒情小说家。“他40年代受业于西南联大的沈从文并有了文学创作，在经历新中国成立后近三十年的沉寂后，在80年代复出，重新显示了“京派”文学的文学立场和艺术魅力。”[1]他按照自己的文学理想写作，表现他熟悉的、经过情感和心智沉淀的记忆。在对童年、故乡、往事的回忆中，将热情寓于恬静、沉重融入乐观，用自然、清雅的笔调抒写健康、美丽的人生，以宽厚通脱的胸怀构建理想的生活境界，形成了和谐优美的小说艺术风格。在他的艺术创作里，他用自己艺术的心灵体味更其真淳的生活，并用美化了的生命热情再现。本文拟就汪曾祺小说的和谐美从以下三方面作一些探讨。
首先，汪曾祺小说的和谐美体现为多重关系的和谐与协调。
汪曾祺用小说表现了对生活的理想寄托，在作品的叙述描写中用和谐化解了社会生活中的诸多矛盾和冲突、丑恶和阴暗，进而追求顺乎自然，超脱功利的人生境界。在汪曾祺的小说中，人与人之间谦和互爱，人与物之间亲切共适，人与环境之间和谐相依，呈现出一派远离喧嚣和纷争，摒弃传统伦理中的狭隘和迂腐后的高远平淡、自然随和的生活氛围。和谐美直接体现在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多重关系的冲淡协调之中。
汪曾祺的小说关注普通人的生活，表现民间的生活立场和道德观念，并给予认同。又往往在乡土风俗的描写之中渗透着作者传统的文化意识和审美情趣。《岁寒三友》中的王瘦吾、陶虎臣、靳彝甫“都没有做过伤天害理的事，对人从不尖酸刻薄。对地方公益从不袖手旁观”[2]。三人的生活并不怎么宽绰，但当地方上要做公益，需要捐款，“首事者把捐簿伸到他们面前时，他们都会提笔写下一个谁看了也会点头的数目”。三人的急公好义在地方上是出了名的。在朋友身处困境需要资助时，王瘦吾、陶虎臣为靳彝甫凑足路费，让这位有才华的穷画师外出谋生；王瘦吾、陶虎臣的生意破产，一家人的生活跌入低谷时，陶虎臣变卖了三块祖传的视若性命的田黄石章，脱朋友于困厄。《徙》中的谈甓渔与高北溟师生情深，在高北溟受业时，谈甓渔不收高北溟的修金；在学生业满出师后，谈甓渔将别人求他的文字、碑文墓志，寿序挽联都推给高北溟，让他靠润笔所得养家糊口。谈甓渔去世后，高北溟为了恩师的遗稿得以刻印，节衣缩食，并不惜牺牲爱女白雪的前途。在艰辛的窘境中，还时时周济恩师不争气的儿子。谈甓渔、高北溟的身上体现出读书人的正直善良和多情重义的品质。《故里三陈·陈泥鳅》中的陈泥鳅挣来的钱除了自己花销外，“也偷偷地周济一些孤寡老人，但嘱咐千万不要说出去”。《茶干》中的连老板待人热情诚恳，没有惯常生意人的精明狡猾、唯利是图，他做生意靠的是勤快和实诚。《七里茶坊》中的掏粪工人老乔、老刘、小王在劳动时特别关心年长体弱的“我”，执意不让我下粪池凿冰，只干点轻松的活；当老乔、老刘和“我”三人得知小王为结婚的经济拮据而愁眉不展时，立马凑钱，解除了小伙子的心头疙瘩，四人之间宽厚体贴、诚挚互助。《羊舍一夕》中的四个小工团结友爱，《安乐居》中的酒友们友爱共处，《受戒》中尘世与佛门间亲密融洽，《大淖记事》中锡匠与挑夫们睦邻友好、同甘共苦。这些生活于社会下层的普通人虽然社会地位不高，却多具一副仁人君子的热肠，有一颗博大的仁爱之心。他们热情诚恳、正直善良、多情重义、舍己助人，强调自身的责任和对他人、对社会的义务。自觉地使自己的情感行为与群体沟通，与社会道德认同，与客观环境协调，表现出一种平和友爱的生活态度。
和谐不仅表现在人与人、人与群体社会的融洽关系中，还表现在人与物之间的亲近上。真正建立人与客体世界的和谐共存关系。《故里杂记·榆树》中的侉奶奶疼爱那头牵磨的驴，驴乏了，打滚时，侉奶奶“直替这驴在心里攒劲；驴翻过了，侉奶奶也替它觉得轻松”。乡下人进城卖牛给屠宰场，是侉奶奶地方上的人，出面将年老的牛买下来，使得这头老牛能够在众人的照料下“颐养天年”。《受戒》中的小和尚海明和小姑娘英子爱听青蛙打鼓、寒蛇唱歌，看荧火虫飞动。《天鹅之死》中的白蕤对美丽的天鹅情有独钟。《昙花·鹤和鬼火》中的李小龙爱那雪白的昙花、美丽的野鹤和绿色的鬼火。在这种人与物的关系中，物似乎成了人的生命的一部分，人对“这一部分”分外的珍爱，可以与之交流，与之勾通，物我之间显得十分和谐。形成了亲切优美的共存关系。
由于这种多重关系的冲淡平和、亲切美好，构成了一个真正和谐的世界。这个世界里几乎没有激烈的矛盾冲突和尖锐的角逐争斗，家庭之中慈孝悌爱，乡邻之间和睦互助，师生之间情重谊长，朋友之间相濡以沫，同事之间谦和宽容。这样的氛围空间生存的人们性情平和、胸怀宽广，有着自己的生存规则和道德标准。言行纯真质朴，发自内心，出乎自然，似乎看不到外在因素的强制作用，兼体万物的仁厚善良不仅促成了亲密融洽的人际关系，还形成了宁静和谐的田园情怀。优美的本质在人与世界的和谐共存中，是人对这种和谐状态的情感肯定。和谐之为美就是这种多重关系间相互共存的宁静与美好。
其次，汪曾祺小说的和谐美典型地表现在作品人物内在的谦抑节制和外在的无拘无束。
汪曾祺在构建着理想的社会生活的同时，也深沉地思考着人生的本质——生命自身的存在方式。同样，和谐也是汪曾祺对个体生命意义的深刻理解，并给予成功的艺术揭示。优美和谐成为个体生命最理想的存在状态。作为相对独立存在的生命个体，客观地说，自身有诸多的矛盾，存在一些不协调的内在因素，但汪曾祺小说以人物性情的秀雅和通达调和了生命中的狭促和痛苦。内在的平和淡泊的谦抑节制和外在的率性自然的无拘无束互相协调，从而使生命处于自由自在的和谐状态。
《鉴赏家》里的季匋民早年致力于教育，后因厌倦虚伪的、无聊的世俗应酬而赋闲在家，每天关门作画，画墨荷，画莲蓬，陶醉于艺术的欢乐中。《岁寒三友》中的穷画师靳彝甫虽然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却活得“有滋有味”。他种竹，养花，放风筝，养鱼，斗蟋蟀，在画室里挂一块上书“四时佳兴”的小匾。吃不饱的时候，拿出三块祖传的田黄石章来看看，他就觉得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他既没有因生计艰难而萎靡不振，也没有因人生坎坷而嗟长吁短，表现出的是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现实的超脱。《徙》中的谈甓渔，累考不进，便无意仕途，转而在各地就馆。晚年惮于舟车，回乡闭门著书。“他家里什么都有，可是他愿意到处闲逛，到茶馆里喝茶，到酒馆里喝酒，到烟馆里抽烟。”“常常傍花随柳，信步所之，喝得半醉，找不到自己的家。”“他没有架子，没大没小，无分贵贱，三教九流，贩夫走卒，都谈得来。”言谈举止，全无约束，表现出一种无挂无碍的生活意趣。《鸡鸭名家》中的余老五也勤奋也闲散。炕蛋期间他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使出了浑身解数；炕蛋之后，他提了茶壶，在街上逛来逛去，喝酒，闲聊，一喝四两，一聊半天，自在随意。《故乡人》中的王淡人一面治病救人，仗义疏财，一面临河垂钓，生活如“一庭春雨，满絮秋风”般的闲适自在，淡泊得几近超脱。《打鱼的》里的打鱼人每日在风浪中张帆捕鱼，内心平平淡淡、波澜不兴，平静得近乎空灵。这些人物自我的节制及与外在的均衡中呈现出心态的平和和性情的美好。
这种生命个体存在的最佳状态，这种生命自身的和谐在《受戒》和《大淖记事》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示。《大淖记事》中，大淖的女人们按自然的节奏快快乐乐地活着，她们跟男人一样干活，一样挣钱，一样靠肩膀吃饭，没有惯常的女性的扭捏和对男性的依赖，显示出她们的自强、自尊、自信。在劳动中，大淖的女人们总是将自己收拾得齐头整面，干净利索，她们挑得不比男人少，走得不比男人慢。艰辛的劳动在她们的眼中如赶集般的轻松，看不出丝毫体力消耗的疲惫，只看到生命的美丽在劳动中尽情地绽放，生命的欢乐在劳动中跳荡。传统的伦理和偏见在这里被冲淡，女人们生活得全无“规矩”：姑娘可以自己找人，可以未婚生子，媳妇们也可以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媳妇们敢扒掉叔公的衣裤也敢在叔公前脱了衣服。“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她们充满了粗犷的、原始的、野性的生命活力，在生活中尽情释放生命的能量，敢拼敢搏，敢恨敢爱。没有哀怨，没有奢求，一海碗糙米，一盘臭豆腐，几只腌辣椒，吃得整个世界生香。她们勤劳以自奉，清贫节俭而自守。《受戒》中的荸荠庵虽为佛门圣地，却全无所谓的清规戒律。在当地，一个人出家当和尚，并不是出自宗教信仰，而是将它作为一种职业，一种谋生的手段。它既不比别的职业高贵，也并不比别的职业低贱。这既是一种生活方式又是一种审美态度。和尚们的生活都顺乎人的自然本性，自由自在，不受任何束缚，正所谓“饥来便食，困来便眠”。此中的人向生活敞开生命，让生命活力得到完全释放。卑贱中活得刚强，清贫中活得自在。这之中浸润着作家对人生和社会的更深刻的认识。是对健康人性的呼唤与追求，又暗合对传统的真善美的直接单纯的肯定。
总之，汪曾祺笔下的生命个体，在各自的位置上平静地生活着，没有过多的奢望，也没有过多的悲伤，热爱生活却不执著于功名利禄，淡泊超脱却又没有对生命短促的感叹，潇洒通达却又谦抑节制。一方面，他们有热情、有活力，渴望实现生命的价值，另一方面，他们又达观安命，通脱释然，不落俗套。一种宽和、旷达的生命意识，使生命自身充满了诗意的恬淡，世俗的生活中又充满了人世的欢乐，人生因此而呈现出一种超然而又实在的和谐美。
第三，汪曾祺小说的和谐美进一步表现在作品内在的乐观、文风的平淡和语言的自然等整体风格上。
汪曾祺总是一往情深、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人间的情义，思考着人生的真谛，和谐作为他对人生的最高意义的认识，在他的小说中得到了完美的展示。在艺术表现上，汪曾祺也追求和谐，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3]这种艺术表现上的和谐，主要是通过作品内蕴的乐观、文风的平淡及语言的自然得以体现。
作家个体的美学风格既受民族历史文化的影响，还受到自身个性、气质、思想以及文化素质、艺术修养等的制约。汪曾祺是个很乐观的人，对生活充满热情，“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对于生活，我朴素的信念是：人类是会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我自觉的先要对读者产生一点影响的，也正是这点朴素的信念”[4]。正是由于这个朴素的信念，也为了将自己对生活的乐观传达给读者，他所撷取的不是人生的苦难，他作为小说描写的侧重点不是人性中的阴暗和丑恶，“他创作的旨意既非通过善恶美丑的尖锐对立和激烈冲突，来表现崇高和悲壮，也非以深沉的情感对灵魂进行严肃的拷问”[5]。和谐与乐观作为人生的主色调代替了沉重和忧虑，由此形成了作品深蕴的乐观。当然，如果说汪曾祺的小说只表现欢乐而没有悲伤，是不合实际的。他小说中的忧伤既直视人生的本来面目，又被乐观所涵盖。人世间的悲哀、苦难，人性的猥琐，以及一切乏人兴趣甚至让人鄙薄的行为作派，一旦到了他的笔下，就顿生出脉脉的怜情。他习惯于把人世间的痛苦嚼碎了，咽到肚里，而后缓缓化解成一种微甜、微苦、经久永恒的味。痛恨，但不咬牙切齿；欢乐，但不得意忘形；微笑淡化了愁苦，温馨驱走了暴烈，平和取代了浮躁。他的作品，到处可以使人感到一种扑面而来的温暖，一种令人心平气静的柔和，一种旷达超脱的微笑，内蕴的乐观消融了丑恶，作者的性情已经转变成了作品别样的情感趋向和美学风格。一切都显得那么淡然，那么通脱，那么和谐。
汪曾祺小说有一种简洁而又质朴生动的美，以平淡的笔调营造隽永和谐的艺术境界。在他的笔下，生活都是以其本来面目和盘托出，写风俗、民情，写人物活动的场景，少有刻意的雕琢。写景物，他笔下的天空是澄净的，阳光是柔和的，湖水是宁静的，花草是妩媚的。写人物，更少大起大落的情感起伏和大喜大乐的内心冲突。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间一派安详和谐，万事万物都处于平平淡淡安安静静之中，即使偶尔生出那么一丝不快，也被坚韧和乐观冲淡，也无法打破作品整体的和谐宁静。汪曾祺对平淡的追求是自觉的，他说：“在文风上，我是有意识的写得平淡。”[6]故而在汪曾琪的小说中他营造出的世界是平淡的、宁静的，生活于这种境界中的人去了浮躁，轻了利禄，心境是平和的，生活是恬淡的。他小说中的语言和氛围都充满着富有画意的描绘，它们与人物的情意相契合。《故人往事·收字纸的老人》中“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的情景，就是这种极致。这是至味冲淡而又平凡质朴的人生境界，又是一种小说艺术的语言营造的真淳之美。
所以说汪曾祺小说的和谐美，表现在他纯熟的语言操作技巧上。他说：“语言的美不在一句一句的话，而在于话与话之间的关系。”[7]“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液汁流转，一枝摇，百叶摇。语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8]汪曾祺小说的语言，近似随笔，自由散漫，像缓缓流淌的清溪一般，宁静平和中显出缜密悠长，随意自然的叙述中自有法度。有苏轼所说的那种“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的洒脱无羁，但又文理自然，话与话之间一气贯通，和谐优美。小说的语言简洁、质朴，清雅隽永，有诗化的倾向，有无尽的蕴味，适应了其抒情性的艺术气质。
虽然汪曾祺已离我们远去，20世纪最后20年的文学已定格为历史，但我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不能不想起仁爱的、抒情的汪曾祺。的确，沉寂了多年的汪曾祺，从新时期80年代以来，其小说创作重新显示出其个性化、抒情性的艺术风格。他按自己的审美理想构建人生，表现一种纯朴自然却具有勃勃生机的生活境界。他笔下的世界因此而充满了生命活力，率性而没有束缚，沉静和乐而没有喧嚣纷争，呈现出浑然一体的和谐，具有特殊的审美意趣，耐人咀嚼，让人回味。
2002年3月修改定稿于宁大北校区301室
见2003年第3期《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注释】
[1]李生滨：《“京派”作家群体的历史成因》，《固原师专学报》2002年第2期。
[2]汪曾祺：《汪曾祺作品自选集》，（广西·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年10月版，第243页（凡以下引用的作品原文均出自此文集，不再一一作注）。也可参阅《中国小说50强》（1978～2000年）汪曾祺卷《受戒》，（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1年10月版。
[3]汪曾祺：《汪曾祺作品自选集·自序》，（广西·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4]汪曾祺：《汪曾祺作品自选集·自序》，（广西·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年10月版。
[5]石杰：《和谐：汪曾祺小说的艺术生命》，《锦州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第145页。
[6]汪曾祺：《晚翠文谈》，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3月版。
[7]《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6页。
[8]《汪曾祺文集·文论卷》，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