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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旨在通过京派的代表作家沈从文来看“京派”文学的审美精神。沈从文独自闯荡北京，得到郁达夫、徐志摩、胡适、杨振声等人的赏识，有幸结识了一批自由主义文人作家，在狄更斯、周作人、废名^[1]等人文学趣味的影响下，带着他独特的湘西经验走进“京派”文人圈子，拓展了自己的文学理想和人文思想，又以自己的创作极大地丰富了京派的审美精神，在废名乡土田园的牧歌之后描绘和创造了一个湘西社会和边地小城合乎人性自然而又不无悲凉忧伤的文学世界，同时又隐含着对现代文明到来的怀疑和忧虑。京派文学在“追求人性的自由、生命的美好”这一整体的审美精神中，又各自体现出不同的审美追求和作品特色。但也含蓄地表现出一个时代的悲哀，在轻灵隽永的文字中透出自己对时代的痛和对人类的爱，30年代他们独立于主流文学之外，在相对超然的文学活动中，关照个体的生命，也关照社会，关照人类的卑微生存，同时还寄托着重建民族精神和文化品格的深远追求。

五四新文学小说的创作，首先是具有拓荒之功的“问题小说”，虽然比较浅显和幼稚。其次是鲁迅以《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作品开始的文化批判与国民性揭示的小说创作，和稍后郁达夫颓废浪漫的自叙传小说《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等作品，分别体现了现实批判和自我抒情的不同艺术风格和追求，奠定了“五四”白话新小说创作最初的柱石和基础。如此发端的“五四”小说的创作，发展流变为“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写实主义”小说思潮和创造社为代表的浪漫抒情的小说流脉。而在鲁迅、郁达夫之外显示小说创作努力的还有“五四'高潮之后出现的“乡土小说”创作。周作人等人提倡的乡土文学在鲁迅富有乡土特色的创作影响下^[2]，尤其是《呐喊》的结集出版，使“五四”很流行的“为人生”的社会“问题小说”向“乡土小说”发展。这是直接的外在影响，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下许多外地文学青年来到北京，回望乡土的伤感情怀是乡土小说出现的内在动力。其实“乡土小说”，是以文学研究会年青成员为主的一个新的作家群的出现，也是现代小说史上第一个小说流派的昙花一现。当时的情景和文学氛围，1922年到北京的沈从文多少有所感受，所以在他后来的《论冯文炳》开篇谈到，“从五四以来，以清淡朴讷文字，原始的单纯，素描的美，支配了一时代一些人的文学趣味，直到现在还有不可动摇的势力，且俨然成一特殊风格的提倡者与拥护者，是周作人先生。”这样的开始是为了批评非常接近周作人文学趣味的冯文炳的小说创作。所以上个世纪20年代的“乡土小说”形成部分气候的文学现场，冯文炳君因为静中写动的“神奇”“与平凡的人性的美”，卓然独立，自然有别于鲁迅与鲁迅影响下的乡土小说作家。正因如此，许钦文、王鲁彦，包括鲁迅的部分作品，也就难以得到沈从文完全的肯定了——艺术上不是很节制内敛的，文字上不是非常优美含蓄的，多了嘲弄的描写，“变成无慈悲的讽刺与愤怒”了。“冯文炳君过去的一些作品（清淡诗意具有田园风味的作品——引者注），以及作品中所写及的一切，算起来，一定将比鲁迅先生所有一部分作品，更要成为不应当忘去而已经忘去的中国典型生活的作品，这种事实在是当然的。”^[3]肯定周作人必然肯定废名（见《沫沫集续编》里另一篇批评文字《由冰心到废名》），这样我们就非常清楚沈从文的文学立场和审美趣味所在。

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如此令人出乎意料，与现实社会存在着密切关系的现代文学的发展变化，也是令人吃惊。多少年来我们习惯于五四启蒙和文学社会化的批评，但是也就忽略了文学最为本体性的东西，我们回到今天的文学场景和文学批评立场，京派文学和沈从文的价值和意义就显得有些特别。巴赫金认为，批评的主要功能是作为时代的社会要求和一般思想要求与文学之间的中介。可以说，社会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关怀与美学的、诗学的探讨是文学批评的两大基本维度。整个20世纪的文学批评史几乎就是在这两极之间反复震荡摇摆，并力图寻求一种协调与平衡。在中国，由于人文传统与历史境遇的相互作用，几乎每一个对于文学与文学批评持有较为深刻的理解与追求的人，都不得不卷入文学批评的这两大维度之间取决徘徊。因此，当我们回顾20世纪30、40年代的历史情景，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争议都因此而变得复杂和情绪化。京派文人和左翼文学之间，就是如此产生一种既互相误解、互相冲突，又相互对话、相互启迪的意味深长的悖反格局。五四以来的新文学里面，人是处在不同的等级上的，最上面的是先觉者、启蒙者，往下一点有正在启蒙过程当中的人，在往下一点是愚昧的人，再怎么启蒙也没用的人。”^[4]而“京派”文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迩来，从“新月”社倾向资产阶级艺术的文化批评迩来，在新的社会革命和文化思潮的压抑和冲击之下，更为冷静地深入探讨艺术和文化，关照社会现实。在特定的历史情景和边缘化过程中，他们有了更加宽容和平和的心态，从各自的立场上求同存异，形成一个相互补充和欣赏的文人交往圈子，形成30年代文学发展的另一个路径。借鉴西方，回归传统，在开放的文化思想和自由的个人追求之间探寻艺术的纯真和精致。在左翼文学主潮和通俗文学与现代派文学之外，形成独特而松散的文化力量和文学创作。这当中最有代表性和奇特身份的是沈从文先生。

读于坚的诗，不是很喜欢，因为他把所有的真话和废话都说了出来，成为著名的诗人。但记住了一句：有谁还会自始至终把一件事情好好地做完？^[5]这时候就想起沈从文的耐烦和认真，这个“乡下人”，看故乡的山水和人事是如此，旧军队做文书是如此，从标点符号开始学习写作是如此，后来在历史博物馆搞中国物质史的研究是如此。

沈从文（1902-1988），原名沈岳焕，有苗族血统，生于湖南凤凰县一个封建武官家庭，祖父系清王朝提督沈宏富。自幼聪颖顽皮，依恋大自然山水和小镇上的各种行当，因此甘心忍受小学老师和父母的责罚而经常逃学。1918年加入地方军队，任上士司书，驻防辰洲（沅陵）及沅水流域诸县，其间曾一度离军任屠宰税征收员。青少年时代，他走遍湘黔川边界，了解苗、汉、土家各族的社会生活与民风民俗，这成为日后文字创作的主要生活源泉。1922年，他到北京寻找自己理想的人生道路，在北京大学当过不注册的旁听生，报考燕京大学因缺乏中学学业基础而未能录取。求学受挫、生活穷困，于是他发愤学习写作，从此走向文学创作之路。1924年12月，《晨报》副刊上的《一封未曾付邮的信》，是其公开发表的处女作；四五年的练笔写作先后在《晨报》副刊、《现代评论》、《民众文艺》、《语丝》《小说月报》、《新月》等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作品，得到郁达夫、徐志摩的赏识，在文坛开始露出头角。1928年他赴上海，与胡也频、丁玲一起编辑《红与黑》、《人间》杂志，并筹办红黑出版社。1929年起，他先后在中国公学、武汉大学、青岛大学任教。1933年他重返北京，主编《大公报》的文艺副刊，此间发表的《文学者的态度》、《作家间需要一种新运动》，引发文坛上的“京派”“海派”和文坛“差不多”现象的论争。不久，完成了他的代表作《边城》和《湘行散记》。抗日战争爆发后到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兼编《大公报》、《益世报》副刊。建国后，他在中国历史博物馆专门从事文物研究，成绩卓著，出版《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中国历代服饰研究》等著作，又成为著名的历史学家。

沈从文的创作以小说为主，散文为辅，一生结集六十多种，是创作数量甚为宏富的现代作家之一。1926年至1928年，是其创作的起步阶段，主要结集有《鸭子》（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合集）、《蜜柑》、《好管闲事的人》、《老实人》、《雨后及其它》、《呆官日记》、《阿丽思中国游记》等。30、40年代是其创作趋向成熟的创作高峰，先后出版中短篇小说《神巫之爱》、《旅店及其它》、《一个天才的通信》、《石子船》、《阿黑小史》、《月下小景》、《如蕤集》、《凤子》、《八俊图》以及散文集《从文自传》、《昆明冬景》、《湘西》等，约50种。其主要的优秀作品中篇小说《边城》、长篇小说《长河》、散文集《湘行散记》，就是这个时期完成的，代表着他创作思想与艺术成就的高峰时期。

自称“乡下人”的沈从文，一个高小未曾毕业、青少年时期一直在地方土著部队中辗转求生的人，因为偶然地从近代文艺启蒙和新文化运动感应时代的气息，向往外面的世界，向往别样的人生，竟然独自上北京闯荡，历经许多坎坷和挫折，终于在某一天成长为一个有成就、有影响的新文学作家，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京派的作家往往会创造奇迹，萧乾的成才和一生经历以及取得的成就也是一个奇迹。林徽因的才情，废名的孤洁，是另一种奇迹。从近代西方的发展来看，现代社会的特征就是冒险和向往别处，打破封建割据开拓世界市场的“现代”社会本身似乎就是个充满了传奇性的世界，它给置身这一全新处境中的每个人提供着无限的希望和可能。然而，就沈从文个人经历和边地文化的深层影响，在真正遭遇现代启蒙思想和社会革命的变革现实的时候，不仅带给自己的人生选择、文化选择极为严重的疑惑，给他的情感、心理和精神世界设置了诸多无法回避的紧张、焦虑、冲突和磨难，而且也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复杂的情感和思想蕴含。在传统与现代，功利与人性，古朴与文明，保守与进取，一个“乡下人”在矛盾纠葛和极度的自尊矜持中开始用自己的笔表达自己的思考和反思。因此他的作品确实算得上是边缘地区不同阶层的人们在现代境遇下所经历的内在生活变迁的一面镜子，当然，这也是一面带着沈从文的鲜明个性特征的文学化的镜子。从当兵到文人，这是传奇的一生。鲁迅弃医从文，为拯救国民的精神疾苦；沈从文弃武从文，为的是“我愿意得到智慧，放下权力。……应当如何去思索生活，且应当去为大多数人牺牲，为自己一点点理想受苦，不能随便马虎过日子，不能委屈过日子”^[6]。一个为生活所倾心的人，用勤恳和稚嫩的笔开始度量自己的梦，借“湘西”的人和事，写出他对时代，对人类的体察和理解。把一切置于自然的美、置于对所有生命热爱的观照中，表现每一个湘西人的纯朴与善良，生存与宿命。其作品语言质朴而简洁，内容丰富，意境平淡深远。沈从文的作品，看似轻描淡写，实则匠心独具，用相当节省的文字绘出了一幅幅湘西风景画。散文化抒情小说《边城》中“那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或许‘明天’回来。”一个简洁的结尾，用“或许”承载自己的希望，却又把《边城》如歌的行板化成一段纡徐哀婉的悠久回声，赋予《边城》绵远深挚的悲凉意味。

因为对“现象的倾心”，因为只愿“‘看’一切”^[7]，其语言自然、平和、少说教气，恰当而节制，完全是一个手工匠人的历练，也符合了“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审美传统。从他含蓄的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其总怀着一颗对良善的同情与肯定，“他对于美的感觉叫他不忍心分析，因为他怕揭露人性的丑恶。”^[8]他怕带给读者的不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他把他所同情的人和事，装进心里融进自己的审美情怀中，再用自己拙朴的语言表现出来，再现与表现兼容。沉潜现代小说研究多年的杨义，这样批评新文学创作的乡土文学传统：“京派小说体式较为醇正，他们把东方情调的诗情画意融合在乡风民俗的从容隽逸的描绘之中，形成一种洋溢着古典式的和谐和浪漫性的超越的人间写实情致。这种乡土抒情诗小说，在鲁迅的《故乡》、《社戏》中萌蘖，于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桥》上分出旁枝，至沈从文的《萧萧》、《三三》、《边城》已是草木蒙茏，云兴霞蔚了。”在贯通历史的批评中却有点一锅煮的简便，当然也多少表现出对“京派”文学批评的某种立场。然而这并不影响杨义开阔的文学史视野和比较独到的分析：“作为强调诚朴言志的文学分支，它们追求艺术风格上的‘人各有志’、人各有风姿。准确地说，他们是介于流派和作家群之间的文学群体，在组织的松散中显示艺术上的从容。”^[9]“从容”也可以说是宽容和自由。但外在的个性追求，却也说明他们有共通的人生立场和审美精神，真正的京派作家体现的是文学的生命和生命的文学，“京派”作家，他们用生命体验自己的存在和对一切人的同情，对爱，对美，对真，都有着自己醇正的要求和批判认识，从而构筑起一个丰富多彩的富有同情、人性和爱的个性化的文学世界。

生活是真实而充满情意的，沈从文用一只谨慎的笔把自己所见及的，所想的写下来，清新的文字背后有着作家的热情和隐痛。他没有像废名一样拘于一格。沈从文以湘西为题材的作品，诗意地写出湘西的淳朴民风，每一个人物无论其宁静、粗野皆有着自己的美好和善良，这也是京派作家们集体追求的审美精神。他们用美好的眼光审视生活的日常和人物的性情，当然无论是描写封建习俗，还是描写现代文明侵蚀下的乡村，爱与隐痛是并存的。

沈从文以一个艺术家的情感接近生活，永远“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永远不厌倦的是‘看’一切。”^[10]因为这份对美的守望和信仰，使他不愿意过多地揭示批判人性恶的一面，但悲愤是压抑在心底的。这种情怀在《菜园》里表现得最为突出。他用善的幻想，美的追求，与现实存在之间作了一种调和的把握；又因这信仰，对自己，对人类，对世界有一份自然而纯真的想象和描写。这想象和描写中藏着他崇尚自然、淳朴、美好人性的文学理想，也有时代的隐痛。《边城》中在写翠翠爱情悲剧的同时，又隐含着淳朴山民在现代文明影响下内心已经失落的感伤担忧。这与当时的时代是不可分离的，动荡的时代背景孕育了沈从文的文学理想。看着新的东西冲击着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人们的性情在发生变化，落后封闭的乡村生活仅有的一点美好和活力正在消失，原始的生命激情只是在端午节的龙舟大赛上闪现。他希望着中华民族能够重新激发出民族生命的活力，但是“人性”的希腊小神庙与时代的动乱残暴无法协调。作者关注人类的命运，借被人们忽视的一隅来呼唤人性的美好，写出生活中不为众人所知的陌生粗鄙的一面，使其小说、散文的内容和思想独树一帜。透过作品我们可以看出，他也是贴近生活现实的，因为他的文字贴着他喜欢的人物去写，他也是超越生活的。因为对生活的爱，对焕发民族精神的真诚希望，他以平等泛爱的情感审视生活，一切存在就是美好。汪曾祺说沈从文是孤独的，就因为这份超越，或许他也是不孤独的，因为他的爱与生命同在。

沈从文的文字有太多的说不清。他赞美人的本能，如诗情画意的《雨后》。他热爱边地生活的纯朴，同时又忧伤着，如《萧萧》，如《丈夫》。无法解释沈从文，源于我们无法解释生活，无法阐释命运，但没有谁因为这无法解释而远离沈从文，反而更愿意亲近他，因为在他的文学世界里，有人类永久需要的美好慰藉，像刘西渭说的：“一切准乎自然，而我明白，在这种自然的气势之下，藏着一个艺术家的心力。细致，然而绝不琐碎；真实，然而绝不教训；风韵，然而绝不弄姿；美丽，然而绝不做作。这不是一个大东西，然而这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11]沈从文的信仰是美、是爱、是生命、是工作、是所存在的一切。面对对自己熟悉的生活，他用自己简练而诗意的语言淡淡地写，却表现的深重，作品充满内在的真情实感。借自然和生命存在的不同形态，表现自己的文学理想与审美情趣，构建一种“完美的人生形式”。

“京派”是丰富的，“京派”也是有力量的。这种丰富从具有京派背景的现代文学史上最具有鉴赏力的几位批评家就可以得到证明，朱光潜、李健吾、梁宗岱、李长之。他们的学养和他们的批评见识，锻造出他们理论批评和作家批评的穿透力。京派作家的创作同样说明了这种丰富和力量。这种力量来自作品的深厚，而这种作品意蕴的深厚，又是他们生命的纯真和艺术的坚守养育的。京派的其他几位小说家，像废名、凌叔华、林徽因、萧乾、80年代的汪曾祺，文学的审美创作也各具特色。

废名（冯文炳1901-1967）描写乡村的日常生活，只局限于自己狭小的世界中。在他的笔下，少女个个都乖巧聪明，孩子个个都天真可爱，老人个个都和蔼可亲，完全是桃园世界中的人物。笔下亦有写当时现实的作品，如《浣衣母》。但他更愿意“纤细地画出”^[12]他笔下的乡村，用一种静默和田园牧歌的表现手法渲染自己笔下的人物和生活。其文平实淡泊，像周作人在《<桃园>跋》中所言：“废名君小说中的人物，不论老的少的，村的俏的，都在这一种空气中行动。好像是在黄昏天气，这时候朦胧暮色之中一切生物无生物都消失在里面，都觉得互相亲近，互相和解。”

废名的小说重在表现乡村的静，于静中写出乡村人物的人性美和人情美，在自己所描绘的乡村平凡的人事中，表现其平淡宁静的文风。如《竹林的故事》、《桃园》等，人物性格单一，都活在一种“单纯的情欲”^[13]中。从其简单地写乡村的宁静到佛学的渗透，可见作者试图超脱的心态。从乖巧的三姑娘到天真的阿毛再到静淑的琴子和活泼的细竹，作者都以一种隐逸的心，柔和的眼写着一切，给自己亦给读者一份温和的慰藉，但又透出无尽的忧伤。像沈从文在《论冯文炳》中说的：“其作品显示出的人格，是在各样题目下皆建筑到‘平静’上面的。有一点忧郁，一点向知与未知的欲望……”写景叙事抒情，他随意点染，如中国的山水画，留着许多空白，这是需要想像和品味的艺术留白，总是体现乡村生活闲适的心情，自然的风味和纯朴的情调。后期的《桥》可说是其诗化语言的代表。如“琴子心里纳罕茶铺门口一棵大柳树，树下池塘生春草。”“一阵风——花落知多少。”而且语言的跳跃性大，讲究言外之旨，但到《莫须有先生传》却有些艰涩难懂了。从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废名的矜持，沈从文的宽广。

“京派”其实在人性和谐和人生进取的两级上张扬着或冷或热的文学精神。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废名把小说语言的抒情特色和乡土田园的宁静美好运用到极致了。萧乾却在朴实进取的人生采访中，带给“京派”活跃的力量。闺秀派的女作家凌叔华的才情在五四新的思想环境里，在人性的细微处落笔，从女性和孩子们身上写出了新意，写出了可爱的东西，虽然清浅，但有意味，生活的情调和不经意的优雅在她的温和里体现。林徽因大家都认为是有诗人气质和艺术情怀的，在同样显示女性善于捕捉人物内心幽微情怀的同时，《九十九度中》，在冷静的现实情怀的文学观照中却显示了京派小说家的艺术精湛。

与沈从文多种叙述角度相比，秀外慧中的凌叔华很钟情于知识女性的描写，不仅体现京派作家的清雅，作品还有一种大家闺秀的温婉。在时代的冲击下，凌叔华获得新的生活和优美心态，女性的柔情和一种优雅的生活情调氤氲在字里行间。文字雅洁的故事叙述带着一种年轻女子的梦幻浪漫和淡淡哀伤，特别是女性几分憧憬几分幻想情怀的失落和幽怨，文字细腻而又简洁传神。在《绣枕》中有这样一段：

……作完那对靠枕以后，送了给白家，不少亲戚朋友对她的父母进了许多谀词。她的闺中女伴，取笑了许多话，她听到常常自己红着脸微笑。还有，她梦里也曾梦到她从来没有过的娇羞傲气，穿戴着此生未有过的衣饰，许多小姑娘追她看，很羡慕她，许多女伴面上显出嫉妒颜色。那种是幻境，不久她也懂得。所以她永远不愿再想起它来撩乱心思。今天却不由得一一想起来。

语言简练、富有色彩感，平淡、含蓄。像沈从文在《论中国创作小说》中说的：“使习见的事，习见的人，无时无地不发生的纠纷，凝静的观察，平淡的写去，显示人物‘心灵的悲剧’或‘心灵的战争’……在所写及的人事上，作者的笔却不为故事中卑微人事失去明快，总能保持一个作家的平静，淡淡的讽刺里，却常常有一个悲悯的微笑影子存在。”[14]凌叔华怀着几分矜持几分超脱，在清新优美的不多的短篇小说里，显示了女性作家清秀、温和的气质。在《小哥儿俩》中，用女性特有的细腻，描写大乖和二乖的天真可爱，充满生活情趣。小孩子意外发现一窝小猫，欢喜不尽的小哥俩把原来报仇的事已忘干净了，孩子的神态语言动作，栩栩如生，如在眼前。生活的气息是那么浓厚。

林泉高致，是爱山的画家凌叔华的追求，宁静娴淑、内心敏感的小说作家凌叔华却是五四女作家的骄傲，是京派才情的最初靓丽。有人用“婉顺女性的小说写真”来批评她的创作，但在传统女性的“婉顺”美好之外，凌叔华又是受到新的思想文化影响而从事艺术的知识女性，就像后来的张爱玲从心理活动和潜意识压迫去关怀去发掘传统女性的人生悲剧一样，既是传统的，又是现代的。大胆而细腻的女性心理的描写和含蓄内敛的对男性话语权力的批评挑战，恰恰是五四精神的纯真表现。近代源于西方的启蒙，是人的发现。“人的发现”一方面是从上帝从神从封建专制那儿回到自己，另一方面是人自己的发现——人的另一半女性的发现和人身心成长过程的发现——女人和儿童的发现。人类文明最大的偏见就是对女性权利和自我成长的忽视，即对儿童成长的特殊心理和生理的认识。所以现代文学人性和爱表现最多的最深挚的还是对于女性悲剧的文学观照和儿童视角的文学创作。凌叔华从知识女性的写作中表现了五四人性的觉醒和京派文学的艺术情调。

林徽因被胡适誉为“第一代才女”，世称“旷世才情，风华绝代”。从新月派诗人到京派的魂灵，一方面她用自己的才情，自己的艺术修养凝结核鼓励众多的诗人作家，自己偶尔显露的诗歌和小说创作，惊鸿一现，让人凝神瞩目。以建筑美学与梁思成一起成就事业的才女，又以业余的文学创作和沙龙艺术女神的热情，与冰心、凌叔华、冯沅君、黄庐隐、苏雪林等五四女作家占尽五四新文学的一代风华，不仅情采出众、灵秀多才，格调高雅清婉，而且欧风美雨、上承古典闺秀余绪而别具五四新姿。《究竟怎么一回事》（1936年8月30日《大公报·文艺副刊》），我们可以想见当代侃侃而谈的沙龙女主人的风姿，《记念徐志摩去世四周年》，可以见证一代才女卓尔不群、浓富敏锐的诗意情怀和素志愚诚。有人说，林徽因给我们留下了数首诗歌和六个短篇小说，更多的时候述而不作，她却是真正的京派文学的灵魂人物。有人将她比之于唐朝诗人王之涣，法国的短篇小说大师梅里美。她的语言总在捕捉那一闪的灵光，字字透着一种才情和美质。含蓄、平淡的文字中露出她对美的追寻，对淳朴的倾心，对自然的爱。完美的钟绿（《钟绿》），是从体格到灵魂的完美；清丽而充满生机的芝（《窘》），她的美让世界，让男人“窘”，这是一种对尘世的洗涤。林徽因是京派作家中一颗亮眼的明珠。她站在一个小小的角落里观望生活。《九十九度中》中蒙太奇手法的运用，“把人生看作一根合抱不来的木料，”^[14]呈现社会各个阶层的人与事，无组织中的组织，最后把一切收束于报纸的新闻和老卢的翻看，生活转眼变成消息和消遣的文字，现实的艺术观照又被赋予了一种被欣赏、被品读的意义。浑然天成。京派的精致和人性的观照在林徽因笔下显得开阔而细致，精神贵族的平民情怀，比当时有些造作的“左翼”文学家的作品显得真实。这是纯朴的京派人文精神和文学审美精神所滋养的。

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反思，为什么萧乾在多少年之后，对于自己“京派”身份的抱怨和解释。“至于我的创作状况，同习惯上所说的‘京派’不大一样。”接着却又说：“那时的文坛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老想用自己的看法强加于旁人，要大家都得照我这么个写法。我认为各人有各人的写法，不一定要照你的写法。我觉得艺术须独创，因而要有个人的表现自由，个人的风格。”^[15]将一种看法强加于人的就当时的文学思潮来说，萧乾明显不满于一些人的做法，而后面的独立精神和自由写作的立场，显然是没有什么团体力量和号召力量的“京派”文人的追求。何况在京派兴盛的时期，萧乾活跃于“京派”文艺的圈子，怎能说不是呢？我们可以理解萧乾后来的文学活动更多地贴近了时代，个人积极做事，没有静守于书斋和文学的象牙塔，在大时代的风雨中写作和奔忙，本着自己的性情和时代精神采访人生，因而丰富了自己的写作和经历。其实，每一个作家都在时代的淘洗和民族的忧患里沉静和严肃起来，有谁能想到，新月诗人、京派灵魂的林徽因能写出这样朴实的诗：

所以吴福辉他们在《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中也批评认为“京派的文学开放性，以及对平凡生活样式的重视，在林徽因这种名门闺秀型的文人身上都体现的分外分明。”^[17]

萧乾在文学作品中多以儿童视角端视人生，他用心体悟生活，一个简单的故事，一个不幸的结尾，渗透了生活的悲哀，但其取儿童视角，加上其写景抒情的特别，冲淡了生活中固有的缕缕悲凉之气，字里行间有一种天真的忧郁。《篱下集》中苦命的妈妈带着孩子环哥投奔妹妹家，妹妹的一句“只怪我拿不住你妹夫”便把无助的母亲在“微笑与礼貌”中赶走。其作品多是母亲的无奈、辛酸和由孩子的眼遮盖起来的社会现实，他总有办法使无助的母亲，无情的社会这一个个的悲剧在孩子的玩耍与碎语中让读者暂时忘掉。《道旁》孤独而无助的“我”，拿什么承担所有的伤害？在他用心体会生活的同时，他也在用心装饰自己的悲伤，让它美一点，再美一点的存在，用一颗同情的心关照所有无辜的生命个体。在单纯中总有一种来自外界的痛，而伤害中又恰恰体现了成长的坚韧，这是社会所遗留下的一种无法抚平的忧伤。他用儿童视角避开直述心中悲痛和社会现实的方法，含蓄中更显深刻。

汪曾祺被看作是京派的最后一位作家，其文字温暖、明媚，情感节制内敛。在《晚翠文集》中他说：“我认为作家的职责是给读者以喜悦，让读者感到活着是美的，有诗意的，生活是可欣赏的。”由此可见，其创作的审美追求颇受其师沈从文的影响。沈从文的爱存于天地运行中，与自然同在。而汪曾祺更多的在生活中，是一种闲适心态的表现，但他们都是在对生命的再认识中建构艺术，呼唤人性，希望人可以“诗意地栖居大地”。汪曾祺的代表作《受戒》中，一片芦花荡，一个明海，一个小英子，还有淡淡的栀子花香，为乡村的日常生活织出一片绚丽的色彩和阳光：

两个女儿长得跟她娘一个模子里托出来的。眼睛长得尤其像，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旗子黑，定神时如清水，闪动时像星星，浑身上下，头是头，脚是脚。头发滑滴滴的，衣服格挣挣的。

80年代的汪曾祺写着乡俗中最富生活情调的人与事，字里行间的闲适使其文章韵味悠长，或悲哀，或欢乐皆在一种古雅乐观的描写中，这是汪曾祺追求平凡人性和审美追求的结果。与其师沈从文相同，他赞赏美的一切，在他看来，“文艺应该写美，写美的事物。”他们同用艺术家的眼关注生活的美好，但沈从文更像一个诗人。汪曾祺多的是生活的达观。

大家都一直认为，京派最显著的审美精神便是对人性、人情美好的追求。美好是京派的主旨，用善和真来熏陶人性是他们的目的，让“人类诗意的栖居大地”是他们的梦想，他们用在自然和原始风俗中成长的人和发生的事来表现人民淳朴的本性、良善的心、和谐的社会。京派的冷静和敏感使他们在感受到现代人文精神的同事，不同程度地回归比较保守平和的传统审美习俗。废名用自己的隐士情怀来抵御外来的侵蚀，他独守一隅在那里描绘自己心中的世界，《菱荡》中的和谐，《竹林的故事》中的生机，皆是其对人性美，人情美的呼唤；而沈从文的写作，就是谱写美好。在《〈篱下集〉题记》里他说，曾经有人问他为什么要写作，他说:“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倾心。这点情绪同宗教情绪完全一样。这点情绪促我来写作，不断的写作，没有厌倦，只因为我将在各个作品各种形式里，表现我对于这一道德的努力。人事能够燃起我感情的太多了，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与智慧。”

“京派”作家崇尚美，认为“美首先是人的精神的美、性格的美、人性的美。”“小说应该使人在文化素养上有所提高。小说的作用是使这个世界更诗化。”^[18]京派理论家李长之也说：“文学只应求永恒不变之美。”^[19]他们在艺术的世界里追求文学的价值，试图用这美来洗涤当时人性异化的现象，反对现代文明所带来的弊端，但也不是完全的回避现实的黑暗和大多数人的悲苦。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民族苦难的悲悯，在他们所有的创作中蕴含。一份对人情美，人性美的追求，一份对民族的希望，一份对文学的热爱，有太多不被同时代人所理解。像沈从文在《<从文小说习作选>代序》里说的：“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阅读沈从文，批评“京派”文学，朴实的人生态度，美好的人情，富有自然灵气的人物，以及平淡、明净、含蓄的语言是他们的审美追求，使作品意味悠长，平淡隽永。废名、沈从文、汪曾祺都是不经意间非常讲究文法的作家，故事情节的淡化，看似松散的结构，都是独具匠心的精致和圆润。又多写生活琐事，即使有较大事件，也是大事化小，这样，对语言平淡的追求和他们想像的结合，使文章简洁、内敛、从容，意味醇厚。他们把对生活的审美态度和生命内在的积极乐观态度，灌注在自己细密而蕴藉的作品文字里，赋予文学诸多优美和深沉的东西。“荷马当年有自由的心境唱歌，我们今日无广大的心境领受。”^[20]

京派的代表作家有时候确实缺少直接干预现实的热情和果敢，缺少直接针砭现实的时代气息，以及构筑宏大叙事的史诗悲壮，但也正是这种缺少成就了其情感淡远弥深的完美。

虽然我有专文论述“京派”作家群的历史成因，但就“京派”文学和京派作家的批评确认，想再借助学者大家的研究，补充一二，这也将有助于“京派”文学审美精神的宽容理解。吴福辉《京派小说选·前言》，是最早研究这一问题的重要论文，可以说，这篇文章基本上勾定了“京派”的历史轮廓；吴文还具体列举了“京派”成员：即便持一种狭义的观点，以《大公报·文艺副刊》、《文学杂志》周围聚集起来的作家为主来加以认定，便有小说家：沈从文、凌叔华、废名、芦焚、林微因、萧乾、汪曾祺；散文家：沈从文、废名、何其芳、李广田、芦焚、萧乾、；诗人：冯至、卞之琳、林庚、何其芳、林徽因、孙毓堂、梁宗岱；戏剧家：李健吾；理论批评家：刘西渭（李健吾）、梁宗岱、李长之、朱光潜等。杨义等人却也将周作人等老作家和新月派人物直接划归“京派”。而刘峰杰发表于《文学评论》1994年第4期的《论京派批评观》一文指出：“同处一个地域，不是划分京派批评范围的唯一标准。当时亦在北京的周作人、废名、俞平伯、梁实秋，虽与朱光潜、沈从文、李健吾、李长之、梁宗岱等有基本一致处。”而“论京派批评观，应从沈从文、李健吾、朱光潜、李长之、梁宗岱、萧乾等为代表”。这样就显然将周作人等排除在“京派”之外。而许道明著的《京派文学的世界》（出版于1994年12月）也有对这两种观点进行辨析清理的意图：“无论是周作人的标榜，还是梁实秋同鲁迅与革命文学家扪的争论，还只是京派文学孕育的前导。周作人还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京派作家，新月派和京派也不是同等概念。京派文学，诚然是有诸如周作人等几个资深作家整合的结果，但这种整合不同于‘左联’，更多的是以北平为中心的一批作家在政治和文学观念上不同程度的不自觉契合，充分的、成熟的派别性质尚未具备。”

冰心先生的“小老弟”，也可以说“京派”圈子里的“小老弟”萧乾，一生乐观活跃，也一生“调皮捣蛋”，他与“京派”玩完了，就想抽身远去，否认自己京派活跃时期的功业，追着小老头子巴金去玩。但过来人的批评指认，我们必须重视。1989年他收到严家炎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写信说：“我始终认为1933年为京派一个分界线。在那之前（也即是巴金、郑振铎、章靳以北来以前），京派是以周作人为盟主。”萧乾认为自己就是在这样的“转换期”进入这个圈子。“林徽因是当时京派的一股凝结力量。”“芦焚是30年代很重要的一位作家。”他的作品经常出现在三种京派的刊物上。“我认为林徽因是后期京派十分重要的角色。她又写又编又译，又鼓励大家。我甚至觉得她是京派的灵魂。”^[21]

无论是那一种界定，似乎都必须面临一个难题：如何摆放周作人等资深作家与沈从文、朱光潜等“京派”活跃骨干的地位？如果仅仅讲创作风格，问题尚不明显，一旦涉及文学思想与理论批评，则作为文坛老一辈重镇的周作人与号称“京派领衔人物”的沈从文、朱光潜等人的思想则有明显的差异分歧，由谁来统摄与代表，这恐怕是令不少学者都颇为头疼的问题。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正是沈从文、朱光潜等由周作人、胡适等人抚育起来的后辈作家充当着京派的核心力量，也正是他们通过自己的文学活动将当时北平文坛的新、老两代作家团结起来，因此无论周作人等人在当时有多大威望，也无论他们对年轻一辈有多大影响，真正构成京派的中坚与核心的，应该是这些年轻的京派作家，也正是他们即狭义上的“京派”，才能真正代表“京派”，而周作人等的“老京派”（如鲁迅所说的），他们当然也应该属于广义的“京派”，他们早已交出了文学潮流的主控权，实际上，已与核心人物若即若离了，这些曾经辉煌一时的“边缘星体”还时常被其他星体利用，成为其他文学流派的招牌与幌子，如林语堂之利用周作人鼓吹小品文即其一例。

可以说，人们在京派中所见到的流派松散性与文学个人化的自然追求，恰恰是文学本来的面目。这一切都将有助于人们对文学本质的理解。现代文学最具有美学修养的文本批评家李健吾，在批评沈从文的《边城》的时候说：“废名先生仿佛一个修士，一切是向内的；他追求一种超脱的意境，意境的本身，一种交织在文字上的思维者的美化的境界，而不是美丽本身。沈从文不是一个修士。他热情地崇拜美。在他艺术的制作里，他表现一段具体的生命，而这生命是美化了的，经过他的热情再现的。”^[22]这种美可能融化在所有京派文人的性情和京派作家的创作里。林徽因是否可以称之为京派三侠之“红佛女”，她与凌叔华不仅从女性作家的创作体现京派的风格，她们就是“京派”艺术人生的实践者，张扬的就是人性和生命的美好。也可以简单地说，人生的朴实与艺术的精致，形成京派作家共同的追求。

[1]在沈从文到北京之前就读到林纾译的狄更斯的不少作品；废名虽只比沈从文年龄长一岁，但其创作起步早，风格独特的乡土小说的诗意抒情和人物善良美好的温情观照，直接影响了沈从文最初的创作自觉。

[2]鲁迅的回乡：1913年6月；1916年12月-1917年1月（荐周作人到北大任教），母寿，捐款60元刻《百喻经》100册；1919年12月，搬家北京。故乡人物和故乡情怀形成鲁迅乡土情味很重的一些作品，《故乡》《社戏》《祝福》等，还有《孤独者》《酒楼上》，包括《风波》《离婚》等作品。

[3]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6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45、146、149、151页。

[4]张新颖刘志荣：《沈从文与20世纪中国》，《长城》2005年5期。

[5]于坚：《于坚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372页。

[6]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221、179、179页。

[7]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九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221、179、179页。

[8]刘西渭（李健吾）：《咀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45、45、52、1、43页。

[9]杨义：《杨义文存·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612、611页。

[10]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9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221、179、179页。

[11]刘西渭（李健吾）：《咀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45页。

[12]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12月版，第146页。

[13]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12月版，第150页。

[14]刘西渭（李健吾）：《咀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52页。

[15]萧乾、傅光明：《风雨生平——萧乾口述自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00、101页。

[16]林徽因：《林徽因诗文集》，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8月版，第69页。

[17]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1998年7月版，第319页。

[18]汪曾祺：《晚翠文谈新编》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7月版，第11页。

[19]转引自严家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8月版，第227页。

[20]刘西渭（李健吾）：《咀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1页。

[21]萧乾：《感觉的纪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版，第194、195页。

[22]刘西渭（李健吾）：《咀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