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文艺性散文的艺术特色
（页下注）王东明：《试谈郭沫若散文的艺术特色》，《扬州师院学报》1980年第1期。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郭沫若专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郭沫若一生的创作是丰富的，文艺性散文的创作贯穿了其一生的文学活动，但相对集中在20年代和40年代两个时期。郭沫若20年代的散文是从悲愤的倾诉中而流出了散文的情采和优美，注重自我的抒发。除了个别杂乱的情绪表现外，是在田园风光中抒写心情的澄静和青春的寄托。30年代到40年代的散文是义愤的控诉，看重国家民族大义，从日常生活的记述和自然景物的静观里表现出平和自信，文字的冲淡掩不住豪迈的人生大气，是生命内在的精神丰沛。通过对郭沫若前后两个时期散文创作的重点分析，可以这样说，我们是在五四时期的《女神》和抗战期间《屈原》等历史剧的两个高峰的背影里，窥探和静观郭沫若另一面的较为平和的审美心态。郭沫若的文艺性散文确实难能可贵地给我们以诗人纯真的娴静侧影。
郭沫若前后两个时期文艺性散文的创作情况，前期是情感优美的亲切，后期是胸襟开阔的质朴，都是文学审美的不同风格，在总体上有着一致性的特征和更加丰富的艺术品质。此文拟概要讨论郭沫若文艺性散文的艺术特色。
歌德临死前说：“我只不过有一种能力和志愿，去看去听，去区分和选择，用自己的心智灌注生命于所见所闻，然后以适当的技巧把它再现出来，如此而已。我不应把我的作品全归功于自己的智慧，还应归功于我以外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成万的事情和人物。”“如果作者每天都抓住现实生活，经常以新鲜的心情来处理眼前的事物，他就可以写出一点好作品”。[1]
这两段话是歌德解释自己对创作的认识，很明确地指出了伟大作家所具有的品质：一是灌注生命于所见所闻；二是除了自己的智慧创作还要有成千成万的事情和人物作为素材；最后是作者怎样处理这些素材来形成好的作品，关键在于要有新鲜的心情。也就是说作家要用生命来感知世界，把握现实中各种各样的素材，通过自己独特的审美眼光发现平常事物中最新鲜的东西，用作品表现出来，这样的作品就是最好最优秀的作品。郭沫若的作品正是表现了生命灌注的真挚的特点，具有从平常事情和人物身上发现题材的质朴品质，更主要的是从日常生活中、从平常的所见所闻中发现美的所在，丰富了自己情感的表现形式。这在郭沫若的文艺性散文里具体表现为：
一、从平常中见性情，从微小中出玄机
郭沫若文艺性散文之所以具有独特的、感人的品质，其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对生活、对自然有着敏锐深刻的感受力。郭沫若文艺性散文写的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或活动，却写出了作者独特的性情，表现出观察的细致和驾驭材料的娴熟。
像生活中最平常的鸡，就反复在郭沫若的作品中出现，而且写出了不同的内容和意趣。《菩提树下》最典型地写出了“田园牧歌”的生活情趣。类似人的爱情生活的细致描写，有关娥皇女英的奇特联想，丰富了“树下饲鸡”的日常生活的情趣。通过这样恬静的场景描写和诗人天真的联想，把作者热爱田园生活和享受天伦之乐的平静心态写得清新优美，全文读来情趣盎然，诗人率真的性情跃然纸上。而在《鸡雏》里的小鸡则失去了生活的平静和安闲。弱小者的被残害让人读出了凄凉、血腥和仇恨!生活的黑暗包围着诗人，诗人心中的凄苦也就从小鸡的啾啾声中传达了出来。诗人有诗人的爱憎，弱小者有弱小者的同情和愤怒，这就显出了作品里生命真挚的光亮。到了《鸡之归去来》，从平常的养鸡里反映出整个社会的病态和底层人民难得温饱与自由的黑暗现实。围绕着鸡的故事是那么灰暗而又丰富。艰难的生活里鸡是如此重要，由此而牵连出人性的许多方面，照出了人性不良的本质，照出了卑贱生活中奴隶们的牛马相。作者尽管平淡地、冷静地写来，却压抑不住悲愤的内在情感。由上述对鸡的不同描写里，可以看出作者对最平常的题材的巧妙剪裁和发挥，也把日常生活中诗人的郭沫若自己的神态描画了出来。类似的像《三诗人之死》《小麻猫》，把日常的小动物最平常的故事写出来，却让人感受到诗人性情中许多真善美的东西。
讲到真善美的表现，郭沫若敏锐的心灵和审美眼光是独特的。如《白发》里作者抓住日常生活里很细小的一个动作——“理发的年青女郎帮‘我’拔去一根白发”，来赞美姑娘的慧心，来抒发作者对美好青春的缅怀，流露出诗人敏于事物的慧美的个性。特别是《水石》中对浸泡在清澈流水里的小石子的细致描写和思考感悟，带给人们熟悉而又深刻的启迪。我们经常讲文艺与现实生活的关系，追问艺术的美是怎样产生的。作者注意到了大家司空见惯的水中的石子，经水润泽而现出一种极有内涵的美。经作者细微的描写，把关于艺术、关于美的一些道理轻轻包容在这样一篇小小的文章里，虽不能尽言其理，但让人得到一些长篇大论未必能带来的深刻认识和感悟。
如果上述的例子还不能说明郭沫若文艺性散文从平常中见性情，从微小中出玄机的艺术特色，我们可以再来看看《石池》这篇散文。郭沫若的散文不仅从日常生活的描写里显出作者的性情，还从最细微的事物里写出了深刻的意蕴和哲理性的思考。原因就在于作者对日常所见所闻的事物灌注了生命的真挚感情。《石池》看似平淡，平淡得好像毫无文采和情感。作者看到了一个干涸了的游泳池，敌人的飞机投下炸弹的弹坑里长出一片青青的野草。作者要写这样一篇散文，肯定不单纯是这样一个简简单单的生活的见闻。细读一读，即能品出更深的意义和匠心。其主题虽没有《母爱》那样鲜明地控诉侵略者的惨无人道，但含义却更深更广。为什么张家花园的怡园前的游泳池干涸了、被遗弃了？这儿安定舒适的生活哪儿去了？池底出现的军队操练暗示了什么？原来是战乱打破了美好的生活，使美丽的游泳池成了练兵场。再看第二层意义：水是生命的象征，游泳池干涸得没有一珠儿水了，因为石缝砌得严密，更没有了生命——没有一株青草，甚至没有一线苔痕!这严酷，会使我们想到占了我东北，占了我华北，攻陷我上海、武汉，制造南京大屠杀，疯狂实行三光政策的日本侵略者。这里告诉读者，战乱不仅使家园荒废，甚至连所有的生命都要禁锢至死。在这样的严酷里我们怎样生活?作品最后的第三层意象带给我们更深的启示：敌人的野蛮是禁绝不了生命的生长和反抗的。炸碎的瓦砾里，烧焦了的碎石堆上能长出青青的野草。这样坚韧的生命你能摧毁、你能征服吗？我们想想敌占区，大别山，黄河两岸，中华大地上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千千万万军民，你能杀绝吗？你能用严密的石砌禁锢反抗的生命吗？在侵略者最残酷的地方(弹坑)，会有青青的野草生长，“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野火会燎原，野草将绿遍九州!这就是石池里生命的幻洲兆示的深刻含义。这样的散文在1942年抗战维艰的时候发表，会给无数的人以鼓舞。每个人不可能像我们这样分析其意义，但只要读过此文，石池中长出来的野草那种顽强的生命力就会感染每一个人。这是一种严酷里孕育的生命，肯定是无比坚强的。经了烈火的焚烧，连野草都这样顽强，我们每一个抗击侵略者的军民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还有什么残酷能吓倒我们，保家卫国，还有谁怕牺牲生命吗？！
郭沫若的文艺性散文不仅写了日常生活的优美亲切，更从平常微小的所见所闻里揭示出深刻的哲理意义和现实意义。这样的作品不是以生命灌注是感受不了、写不出来的。像《银杏》这样的抒情篇章，同样是抓住日常生活中事物的特点，赋予了人的精神品格，谱写成时代精英的赞歌。
二、形式的多样性，内容题材的广泛性
散文是最有表现力与创造性的文体。散文灵活的记叙、抒情、说理在郭沫若的笔下有了充分的发挥和独特的表现。郭沫若一生创作了文字浩瀚的散文作品，除了真挚感人的特色，尤其突出的就是形式的多样、题材内容的广泛。
郭沫若善于把一些平常的题材内容加以引申，触物兴感，借题发挥。他的命意之妙，首先在于根据每篇中的不同题材和人物，取其最具特征的一点，加以强化，成为组织文章的意趣主旨，使其意味更加深长，更加丰富多姿。不仅有长篇的佳作，抒情的美文，含蓄的小品，亲切的回忆，幽默的嘲讽，更有精巧的短章。强烈的时代意识，鲜明的个性特色，诗情画意的艺术手法涵养了郭沫若多姿多彩的文艺性散文。奇到身上的“痈”、床下的臭虫(《昧爽》)，都成为郭沫若散文的好材料。更不要说《卖书》的经过，《竹荫读画》的闲情，抱瓶去看演出的遇“雨”、写诗。还有兔子和小猫，土里的“蚯蚓”，水边的“白鹭”，这一切，因题材而施，极尽变化之能事，不蹈恒蹊，立意新颖，各自成篇。在郭沫若的笔下形成自然生动的散文的五彩世界，富于生活的气息和艺术的表现，显示了随意而多姿的散文之美。
就以1985年出版的《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0卷所收的散文来看，虽只精选了30多篇，但在形式和内容上有很大区别和不同特色，约略可以分为：记事抒怀的《菩提树下》《芭蕉花》《铁盔》《鸡雏》《卖书》《雨》《小皮箧》《竹荫读画》《飞雪崖》《下乡去》；喻物讽世的《寄生树与细草》《昧爽》《梦与现实》《银杏》《蚯蚓》《痈》《杜鹃》《大山朴》《影子》；还有借景抒情的《小品六章》《丁东草》（三章）《芍药及其他》（四章）以及小说化的散文长篇《孤山的梅花》《小麻猫》和《鸡之归去来》等。
当然，小说化的长散文也可以归到记事叙述的一类里去，但它们以情节取胜的抒情特色是很值得指出来的。《小麻猫》是把作者对猫的情绪变化舒展成了简洁的、富于趣味性的小故事，其简洁和生动表现了作者高超的言语能力和抒写情感的天才。《孤山的梅花》已经说过是奇情出奇文。《鸡之归去来》从日常生活的小小风波里写出了冷酷的现实和炎凉的世态，同时浮现出作者心底埋藏着伤痕凄苦的微笑。讽物喻世、借景抒情两类也有相近相似的特色，但更大的是存在不同的表现方法或者审美的差异。虽然都是抒情，前者是用手术刀解剖的方法，割开了一切美丑的实质，让大家认识丑恶，引起思考，虽也有歌颂，更主要的是直面现实的审美批判；后者是真善的发现，是诗意的渲染，是人性和大自然审美的凝视，是美的鉴赏和发现，是从生活中、大自然中提炼出美的一切，引人步入美好和高尚的境界，让人们去追求真、追求善，热爱一切美好的东西。
郭沫若文艺性散文表现的多样性与创造性还表现在同样的一组作品有着不同的特色和风格。同样是喻物讽世，《杜鹃》是对“欺世盗名”者的横眉冷对的指斥，《痈》是自我的嬉笑怒骂。同样是嘲弄讽刺的拟人手法的运用，《昧爽》夸张谐谑，《寄生树与细草》幽默形象，《蚯蚓》含蓄诙谐，其语言、口气、神态各不一样，表现了郭沫若高明的艺术能力和表现方法。《昧爽》是用夸大的语气，故作的虚惊，写出了伪善者们的厚颜无耻，谐谑的语言表达了作者对吸血虫们的厌恶和痛恨。《寄生树与细草》幽默地嘲讽了寄生者的洋洋自得，攀附高枝以喧嚣的丑恶嘴脸，通过对比的描写塑造了生动的形象。《蚯蚓》却是通过寓言童话的议论方式，含蓄地批评了“灵魂工程师”的无知，赞美了默默耕耨大地的蚯蚓质朴的精神。这样一些独特的题材和表现方法出现在郭沫若的文艺性散文里，说明了作者对现实生活、对成千成万的事物和人物保持了新鲜的心情(一种审美的分析和理解)，用心智去听去区分，用生命去感知。只有这样的作家，才会有这样丰富多姿的创作和表现。
从上面的分析里，我们不仅看出各类不同风格的文艺性散文内容和形式的多样和丰富，更可以看出每一类作品又有艺术表现的不同特色，甚至同一形式、方法的运用又有独特的具体的特点。郭沫若文艺性散文看似自然、平易，却具有内涵的丰富性和表现方法的多样性。
三、浅显流利、生动形象的语言特色
郭沫若文艺性散文的浅显流利主要表现在，一方面是生动地、具实地写出了“自我”的思想、性格和情感，另一方面真正做到了“我手写我口”的简洁、生动。周作人在《美文》里说：“须用自己的文句与思想，不可去模仿他们。”[2]郭沫若在他的散文里确实做到了用自己浅显的语言、流利的文笔抒写自己的真情实感。浅显表现在郭沫若口语化（平实自如）的文字和简洁的景物事理描写里。没有传统的写诗作文的铺排用典，也没有二三十年代以来一些散文、小品文作家那种唯美的文人书卷气和绅士味，而是用简洁浅俗的语言描写，用真挚亲切的口气讲述，读来明白如话。
真的啦，陪都不是首善之区吗？但我就很少看到你的影子；为什么遍街都是洋槐，满园都是幽加里树呢？
——《银杏》
算了吧，我要冷静一点了，沉默地埋在土里，多多的让土壤在我的身体中旅行。明天会不会被那一位“活魔”挖去做钓鱼的饵，谁能保证呢？
——《蚯蚓》
水牛山上有好花，/小鸟在唱歌。/我们大家真快活。/学读书，学写字，/都像水牛推磨儿。/不作声，不泄气，/我们要迈着脚步踏着地。
——《下乡去》
拨当！发机的一声惊人的响声！
哈哈！一只尺长的大鼠关在铁笼里面了，眼睛黑得亮晶晶的可怕，身上的毛色已经翻黄，好像鼬鼠一样，你这仓皇的罪囚！!你这恐怖时代的张本人！毕竟也有登上断头台的时候。
啊，我那时的高兴，真是形容不出，离鸡雏之死不上两个钟头呢。
——《鸡雏》
其实，郭沫若的古典文学修养、外国文学知识以及语言方面的造诣均是很深厚的。从少年时代开始，其一生的旧诗词写作就是一个证明，更不要说他的甲骨文研究，屈原、陶渊明等人诗歌的研究。郭沫若的语言风格真正体现的是“一种丰富的简洁、深刻的平淡”，也有力地说明了从散文中“可以洞见作者是怎样的一个人”。这是散文更能体现作家心灵和个性特点所决定的。而郭沫若散文的浅显流利不是贫乏的无味，不是情感和思想的浅显，这在前面已有较深入的分析论证。这是大师回归自然纯真的一种质朴，是一般人难以达到的语言文字功夫。“文字平易难，独特也难，最难的是平易中见出独特，通篇寻常的句子，读来偏是与众不同。如此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独特，方可称作风格。”[3]
像《小麻猫》就是关于养猫的平平淡淡的记录，简洁平易，九个自然段落，层次清楚而紧凑连贯。一口气读下来，明白而流畅。就是这样的浅显流利的语言让你感受到作者心理的细致变化，明了作者对事物世态的认识感悟。再如《下乡去》、《飞雪崖》，整个过程的描写，语言近似平淡，但一路上的各种场景、气氛、人物却写得清清楚楚，真切生动。还让你感受到字里行间作家乐观、坚定而平和的沉稳心态。特别是《飞雪崖》记游，交代简洁明了，语言如水。大家轻松愉快的情绪和着周围的田园景色，像秋天的阳光照进读者的心里，平易生动的语言带来一股和大自然一样清爽的气息。还有《芭蕉花》里记叙少年时的往事，情感朴实真切，语言自然含情，读来不仅亲切优美，而且生动流畅。《小品六章》写的是眼前景物，日常所见，虽没有华丽的词藻，但画面的生动是那样鲜活。就是《丁东草》隽永的意境，还是由事实的记述组成，中间用深井里清凉的滴水声简单地而又回环往复地营造出深永的意境，轻轻流动的语言使人读来感到情意深挚，优美绵长。郭沫若文艺性散文里语言的生动，一方面是浅显流利的话语所造成，另一方面也是内在情感的真诚所涵养。在郭沫若的散文里表现的是作者日常生活里最真挚的内心感受。对社会、对大自然的个人态度，没有矫情掩饰，也没有故意造作。诗人深层的审美情感在大自然的天籁中找到了寄托，或悲切，或伤感，或欣喜，或沉思，或徜徉，一切化作了描写大自然山光水色、花草树木的诗一般的语言，如歌似画，似倾诉，似低吟，似抚琴，似泼墨。社会的黑暗，人世的丑恶，内心的感慨，诗人愤世嫉俗的情感在讽喻的对象中有了淋漓尽致的抒发。高歌如《银杏》，放达如《痈》，愤慨如《昧爽》，指斥如《杜鹃》；《寄生树与细草》的可叹，《梦与现实》的可悲，作者强烈的爱憎表现得生动感人。平易也好，流利也好，没有生动的语言，一切都是苍白无力的。郭沫若散文语言的生动表现更是多方面的，像《蚯蚓》《寄生树与细草》《昧爽》里不同身份的形象，用不同的拟人的口吻惟妙惟肖地写来，生动地刻画了不同性格和特色的人的嘴脸，寄生树的洋洋自得，大腹便便的臭虫的“义正词严”，“灵魂工程师”的高高在上的迂腐，细草的沉默，屠杀者《臭虫眼里的人类》的义愤，还有蚯蚓们的自怨自艾，无不活灵活现。和郭沫若文艺性散文的生动特色相辅相成的，是语言的形象性。这种形象性的特色最典范的莫过于《白鹭》一章了，它充满了清新的诗意，画面是那样别致、精美，色彩和构图是那样鲜明。先定调：“白鹭是一首精巧的诗。”再勾勒：“色素的配合，身段的大小，一切都很适宜。”再远观，再对比：“白鹤太大而嫌生硬，即如粉红的朱鹭或灰色的苍鹭也觉得大了一些，而且太不寻常了。”最后细描：“那雪白的绒毛，那全身的流线型结构，那铁色的长喙，那青色的脚，增之一分则嫌长，减之一分则嫌短，素之一忽则嫌白，黛之一忽则嫌黑。”好了!再装框配景。
白鹭是一首精巧的诗。
色素的配合，身段的大小，一切都很适宜。
白鹤太大而嫌生硬，即如粉红的朱鹭或灰色的苍鹭也觉得大了一些，而且太不寻常了。
然而白鹭却因为它的常见，那全身的流线型结构，那铁色的长喙，那青色的脚，增之一分则嫌长，减之一分则嫌短，素之一忽则嫌白，黛之一忽则嫌黑。
在清水田里时有一只两只站着钓鱼，整个的田便成了一幅嵌在琉璃框里的画面。田的大小好像是有心人为白鹭设计出的镜匣。
晴天的清晨每每看见它孤独地站在小树的绝项，看来像不是安稳，而它却很悠然。这是别的鸟很难表现的一种嗜好，人们说它是在望哨，可它真是在望哨吗？
黄昏的空中偶见白鹭的低飞，更是乡居生活中的一种恩惠。那是清澄的形象化，而且具有了生命了。
或许有人会感着美中的不足，白鹭不会唱歌。但是白鹭的本身不就是一首很优美的歌吗？——不，歌未免太铿锵了。
白鹭实在是一首诗，一首韵在骨子里的散文诗。
——《白鹭》
这不是一幅幅变换的风景画吗?还要我说它们清新，它们形象，它们优美生动吗？
郭沫若散文语言的优美、生动、形象可见一斑了。细致的描写在简洁的背景里凸显，创造出了不同情景却同样美丽动人的画面。这样的特色在《小品六章》里也是很突出的。还有《芍药及其他》里的《母爱》，是一幅冷色调的、白描式的画面，却给人留下刻骨铭心的感人形象，这一切，作者只是简笔勾勒，见出轮廓，色彩的浓淡轻轻点出，而诗意盈盈，生动形象。你看郭沫若写《石榴》，“秋天来了，它对于自己的戏法好像忍俊不禁地，破口大笑起来，露出了一口的皓齿。”这样传神的生动形象的语言在郭沫若的散文里随处可见。郭沫若形象生动的语言天才，就是红石榴忍俊不禁的笑，他的散文之美就来自他的优美和真切，来自他的生动和形象，浅显而流利的质朴之美，是他的风格，也是他的人格和才华所孕育。
四、抒情性、音乐性及其他
郭沫若的文艺性散文还有许多特色，最突出的就是平易中见精神，生动中显真情，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或方法体现了郭沫若生活热忱和视野的开阔。借台湾评论家隐地评价王鼎钧的话，也可以评论郭沫若文艺性散文的特点：“他擅用活泼的形式，浅近的语言，表达深远的寄托，字里行间既富有理想色彩，也密切注视着现实。”[4]
郭沫若散文的艺术特色，有许多研究者有较为丰富的分析总结。一个是抒情性，特别是充满诗意的抒情，是大家所乐道的。“郭沫若散文中那葱茏的诗意，抒情诗一般的奔腾的感情，正是他散文艺术的重要特色”[5]。这说明郭沫若作为诗人的丰沛感情也反映在他的散文创作中，给散文带来了抒情的优美和感染力。另一方面我们也知道有些不能写成诗，又不能写成小说的东西，却要用散文才能很好表达的特别之处。也就是散文的抒情达意和诗毕竟有些区别的。王东明把郭沫若的抒情特色分为奔放的美和含蓄的美。奔放的美就是抒情豪放的流动感，是长江黄河的奔腾之美，这也体现在《银杏》、《下乡去》等个别文艺性散文中。郭沫若的文艺性散文在清丽和优美中体现了更多的含蓄之美，而且是语言的朴实自然和行文简洁流利的含蓄之美。当然作品中隐隐的爱国热情和理想人生的追求也透出雄浑的底蕴。但更多来自对大自然、对人情友爱韵赞美和日常生活的细心感受，是亲切自然的优美的含蓄。再者，是对郭沫若散文语言特色的分析。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陈鉴昌对郭沫若语言特色的概括：自然、清新、简洁、含蓄。[6]自然是郭沫若一贯的特色，清新和简洁是郭沫若文艺性散文的突出的特点，含蓄是郭沫若大部分文艺性散文有别于其他文学作品的独特表现。郭沫若的散文语言清新、简洁保持了质朴的本色。对郭沫若散文语言的特色，傅正乾先生有更生动细致的论述：“郭沫若的散文堪称‘见真知深’的‘大家之作’。‘脱口而出’，纯真自然，是他的散文语言的基本特色，‘沁人心脾’，‘豁人耳目’，是他的散文语言的美感所在；而以‘见真知深’为根基的革命激情，则是他的散文语言艺术风格的灵魂。”[7]傅正乾先生通过对作品语言的详细品味，用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理论来印证他对郭沫若散文语言的感受和见解。另外，对郭沫若散文的构思特点，陈鉴昌和傅正乾先生也都有独到的分析。像傅正乾先生对《痈》的详细分析[8]就给我们的研究以可贵的借鉴。
郭沫若文艺性散文还有一种音乐美，或者说有一种音乐的内涵。典型的如《丁东草》三章，写“丁东”化成美妙的意境，写“石榴”清新鲜艳如画，写“白鹭”是一首韵在骨子里的诗。作者不仅用语言描绘出生动的画面意境，同时行文和意象又具有音乐性，是二胡独奏，是少女的舞裙，是蓝天上的鸽哨，是牧童的竹笛。《下乡去》语言的流动感使行文像奔向远方的河，无形中形成了一种向前的音乐节奏。大家都听过气壮山河、鼓荡民族魂魄的《黄河大合唱》，那时代的雄浑之旋律，激励着每一个不愿忍受侵略者奴役的华夏儿女！再听听郭沫若《屈原》里“鼓动吧，风!咆哮吧，雷！闪耀吧，电！”——喷薄而出的“雷电颂”，其实也是时代的最强音；同样，《银杏》也会使人感受到那个时代的主旋律在激荡，在高扬，在呼应！《银杏》虽比不上“雷电颂”气势磅礴，但同样是散板的激越的时代礼赞和高歌。郭沫若虽不是音乐家，但艺术的情感和审美是相同的。特别是审美强烈、精神博大的诗人、哲学家，都有音乐的深悟和敏感。郭沫若自己就认为一切艺术最终是动的艺术，是要有音乐性的。这一点，我们不仅可以从《丁东草》的语言营造意境的音乐美里感受到，也可以从《高渐离》击筑的章节里得到旁证，特别是第四幕和怀贞夫人谈击筑的一段：“一击起筑来，我自己就好像融化了一样。音乐和我，打成了一片，我随着竹尺的上下，音波的抑扬，我和大宇宙的生命完全化为了一体。我从前有过一种想法。我以为大宇宙的生命就是音乐。它是无差别的，无形象的，无内外的，一片生动的流，然而又是极有条理，极有秩序，极有抑扬顿挫的、和谐的海。——不，不是从海外面看的海，是从海内面看的海。我不是在一切的外边，我在一切的内边。……”[9]从此即可看出郭沫若对音乐有深切的感悟和自我领会。没有这样的领会是无法创造出作品里的音乐内涵。这里也可能有对中国古典诗词浸淫养成的汉语音乐形象性的不自觉升华。这是情感和审美很高的境界，也是诗人语言才能和人性的升华。
另外，学识和思想增强了郭沫若文艺性散文的艺术力量。古今中外的文史修养以及丰富的社会和自然科学知识使郭沫若的散文充实而又举重若轻。如果抽掉《杜鹃》《银杏》《水石》《痈》《月蚀》等作品里的有关知识和思想认识方面的内容，那么作品将会是何等的空洞和苍白无力!思想是情感的主宰，是作品的灵魂，知识充实了作品的内容，丰富了作品的魅力。
诗人的抒情个性，丰富的经历，审美的生命活力，爱国的思想，革命的精神，这一切在郭沫若文艺性散文里呈现出了清澈而又深永的美，照出一个闲逸澄静的诗人剪影。
郭沫若是说不完的，他的文艺性散文的特色和优美也是丰富多姿的。这里所写的仅是一种抛砖引玉的回顾和探讨，还想就教于前辈和大家。
2000年春天初稿 硕士论文第三部分
【注释】
[1]马奇：《歌德谈话录》，《西方美学史资料选编》（下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周作人：《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广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3]《周国平文集》第一卷，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4]袁曙霞：《五十年台湾散文创作综论》，《贵州教育学院学报》1999第1期。
[5]王骏骥：《郭沫若散文初探》，《郭沫若研究》第l辑，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221页。
[6]陈鏊昌：《论郭沫若散文诗的构思特点》，《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8年。
[7]傅正乾：《郭沫若创作论稿》，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5页。
[8]傅正乾：《郭沫若创作论稿》，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5页。
[9]《郭沫若剧作全集》第二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第2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