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之功 创造之力——五四白话新诗的发生和奠基
引言
梳理郭沫若的传记散文，同时又在随着自己现在的博士生导师朱文华先生听《胡适文存》精读，断断续续的郭沫若阅读没有多少心得。但在接触近年来有关两人的学术讨论的一些论著，两相结合，却也发现一些批评者总是有那么一种过热过火的、悖反潜隐的过于主观的论说，也不好一一去辨析。
我们研究像胡适、郭沫若这样的历史人物，可以客观地批评，但不可诋毁，也不能随着时代潮流抬高一个人，压低一个人。最近，随着学术氛围的宽松和言论批评的相对自由，我们对以往历史不公正对待的人物都有了较为宽容和客观的评价。但也滋生出另一种不好的倾向，为了自我的标榜清高，或另一种哗众取宠的目的，而有意去贬低郭沫若等具有左翼政治热情和社会理想的历史人物，而不无虚饰地抬高周作人、胡适、张爱玲等历史人物和作家。若是正常的研究是无可指责的，但为了自己的另一种作秀，而盲目地颂赞和贬损是要不得的。自古以来史家有训：不溢美，不隐恶。所以，我们不能为了推崇胡适，就一定要说胡适的《尝试集》比郭沫若的《女神》好而重要。我们的文学和文学史评价既有历史的尺度，也要有艺术的尺度。当然，也不能说为了强调郭沫若的《女神》，就去抹杀作为五四新文学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的历史地位、历史影响和历史贡献。
就我个人的阅读和研究来看，从以往的大陆高度评价鲁迅、悉心保护郭沫若，对五四精神和五四新文学的传统评价，至少是在有了对胡适的充分肯定和评价的基础上才有了根本的调整和较为全面的认识。当然还有蔡元培、陈独秀、周作人等历史人物的进一步研究和批评，都是重要的。革命与社会，政治与理想，自由与民主，我们在不同的路径上探寻、碰壁和反省。基于这样的想法和思考，又回头阅读了胡适和郭沫若的一部分论著，重温了《尝试集》、《女神》这两部中国新诗最初发生、奠基时最有影响的作品集，也就有了这篇再论中国白话新诗的发生和奠基的文章。以此也可纪念2003年《胡适全集》出版发行的中国文化建设的一大盛事。
回顾一个多世纪来，近现代历史上中国几代人努力于思想文化现代转型的艰难历程，我们很难说已经从传统的专制思想和伦理观念中完全挣脱了出来；同时也时时困惑于是否能够从根本上认同西方人文价值体系和民主科学思想。这样的困惑和反思使我们不时地把追问的眼光一次次投向五四运动的历史事件和五四先驱人物以及他们神话般的言语行为和追求。其实，学术的讨论也存在一个距离和时代环境的问题，过于久远的历史可能会模糊许多细节和真实，但太靠近了，也很难看清整体、作出公允的评价和全面的理解。所以，历史是在不断的被反复提起、不断的批评论争中逐渐清晰脉络的。我们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研究近现代历史上社会形态的变革和思想文化的演进，特别是研究与中国文化思潮和社会政治紧密相联系的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亦是如此。
中世纪的黑暗或者说16世纪以来，欧洲资产阶级从最初催生的文艺复兴开始，不但迅速发展，还在三百多年的发展壮大中完成了资产阶级的思想启蒙和社会体制的确立与完善。在18、19世纪欧洲国家强盛起来并对外殖民和掠夺时，中国这个封建帝国却在近代走向了没落。主要的原因，一方面是长期的自我封闭，失去了民族活力，另一方面是文化专制的自我压抑，消解了人们的创造力，所以当妄自称大的大清国被强行纳入世界总格局时，延续了上千年的中国社会体制、经济形态和文化心理，就面临严峻的挑战和冲击。欧洲列强的坚船利炮和商业侵略直接威胁着古老封建王朝的生存和发展。内忧外患，整个中华民族在历史的风雨中飘摇，正如《老残游记》里那个寓言比喻的那一艘破船。晚清以来的各种变革和维新，不论是洋务运动的师西夷之长，还是百日维新的政治改良，最终都无法挽救清王朝的瓦解与灭亡。从黄遵宪到梁启超，包括后来成为保守派的严复、林纾都在某种启蒙民众、警醒世人的意义上有着努力于文学改良的积极态度。不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成为新文化运动最有力的思想武器，而且五四新文学的整个那一代作家没有不受林纾翻译小说影响的。有人认为是林纾对西方文学的误读，却也是这种误读“形成了中国文学现代性发生的价值转换空间：它打破了中国文学长期的雅俗阻隔，使‘异端’与传统得以调和；同时，这个空间所容纳的西方价值，成为孕育反叛传统的现代精神的温床，相当大地影响了五四一代的文化选择”[1]。可以说改良文化，强我民族，也是近代以来所有知识分子急切的向往。当国门洞开，伴随强权而来的西洋文明不断撞击中国文明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中国各个阶层的有志之士和英明才俊从格物的师夷之长和体制的维新改良失败中，发现最根本的是文化启蒙——思想文化的现代化转型——这就需要普及教育、开启民智，要有热爱科学和追求民主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基础。最根本的是要改变思想观念，才能革新社会、焕发民族精神，在千年封建专制的废墟上催生一个新的中国。
这是中国20世纪初期之所以形成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背景和严峻现实。
陈独秀、胡适他们从晚清以来的维新大潮和保守的反动派们的不断反复中清醒地认识到，要想真正改变中国的现状，适应世界的现代发展，中国同样需要振兴民族精神的文艺复兴，需要广泛的科学精神与民族意识的思想启蒙，这首先要革新宣传新思想新文化的语言工具。而要达到目的，显而易见还要依赖于文学艺术的浸淫人心和广泛影响。文言文无法交流真感情，旧诗体很难创造出新意境，人们自然把目光共同投向了近代已有发展的通俗文学——明清以来的白话小说，还有戏剧词曲及其他艺术形式。这种主张和实践，第一个影响巨大的人物是梁启超，他的高度评价和重视小说这种文学样式，加上从“新文体”演进的“新民体”的极大影响，是五四白话文学运动的真正先声。“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正史不能入，当以小说入……”（《译印政治小说序》）[2]他积极倡导用小说“以其浅而易解”和“以其乐而多趣故”来新一国之民的道德、宗教、政治、风俗、学艺，乃至人心人格（《小说与群治之关系》）。[3]更早的黄遵宪感叹：“少小诵诗书，开卷动龃龉；古文与今言，旷若设疆圉；竟如置重译，象胥通蛮语。”[4]所以也就有了裘廷梁在《论白话为维新之本》一文中的畅言：“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5]可以看出近代文学在中国文学旧与新的变革和传统向现代转型之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过渡阶段。这也是近代中国成为当代中外学者一个学术热点的意义所在。不仅是文学，在新旧转折时期，思想、文化、政治和社会组织都有着内里丰富的嬗变和分化。时势和思潮之为影响，中国文学在近代有了明显的变化，形成了新的有别于传统的批评标准。而在辛亥革命成功后，封建专制文化思潮反复的复辟倒退中，民主思潮被激发而形成了更彻底的新文化运动，进而演变成要打倒“古典文学、贵族文学、山林文学”的“文学革命”。
这场“文学革命”的焦点集中于古文传统的扬弃和白话新诗的创作实践。白话散文借助明清以来市民小说、文人笔记的支撑和近代报刊业的推助，虽然受到保守文人的攻击，但前有“新文体”的实践，后有更广泛的白话文倡导和西方文学的冲激，很快风行海内并走向成熟。虽然《新青年》上最早活跃的是白话自由新诗，可是白话新文学关键和困难的还是新诗的实践和创作。这原因简单归结有三点：一是中国古典诗词的传统非常深厚，不仅体现了汉语言的独特性，还具有文学审美的艺术性与形象性相结合，长期积累所涵养的含蓄而内敛的温柔敦厚的民族情感；二是，诗歌的抒情性和音乐性，借助了诗歌音韵格律而达到了极致的审美追求与呈现，一下子要抛弃这一切而走向完全的自由和白话，其前景真的不可乐观；三是，诗歌的文学性艺术性最强，一个优秀民族的诗歌是该民族文学宝库中最精致的东西，她对语言的要求也最高，哪怕是原初的歌谣或来自民间最朴素的文学，也已成为一个民族语言最纯净最富有活力的文学资源。所以，新诗创作很难像五四先驱们期待的那样，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语言的成熟和形式的真正自由，可以看出，胡适《尝试集》大多作品脱胎于旧诗词，除了语言晓畅明白一些，其所有的一点诗的意境，无法超越传统的审美情趣。1916年至1921年草创期[6]的白话诗都是如此情况，《草儿》（康白情）语言自然是清新活泼的，但是那点抒情意味和冲动不能说完全是现代文明的新精神，更不要说《冬夜》（俞平伯）的凝炼幽深明显得益于古诗词；如果说周作人的《小河》多少脱去了词令长调的古旧之气，显得清新自然，细致的笔触不失白话的活泼轻快，而受人称道的散文诗《三弦》（沈尹默），只有语言形式的散文化，但诗中的意象和整首诗的意蕴意境，是深浸在古典的审美意识里难以自拔。“最会翻新花样的”刘半农留给我们最好的新诗作品《教我如何不想她》，也是旧韵致里化出的新作。为了挣脱这种束缚，五四白话新诗的作者们向三个方向努力、学习和借鉴，首先是向民歌民间文艺学习，二是直寻白话文学的历史传统，三是更积极主动地向西方文学取经。向民歌民间文艺学习从1918年北京大学设立歌谣征集处，对民间文艺的自觉研究为发端，这样的主张和学习，贯穿了整个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直到十七年新中国文艺政策达到热烈的推崇（电影《刘三姐》就是这种艺术表现的一个优秀成果）。直寻白话文学的历史传统从两件事可以说明，即敦煌石室里唐、五代俗文学藏书的发现，对白话文学白话新诗有着重要的意义；[7]另有胡适《白话文学史》的写作，对立于“古文传统史”，强调白话文学白话诗歌古亦有之的被忽视了的另一个传统。实有的材料发现和胡适大胆的求证，都是为白话新诗寻找根据和借鉴的资源。因为五四尝试新诗的他们，一方面要创造新的语言形式，新的诗歌样式，同时他们又无法完全摆脱民族文化背景的强大惯性和深层的审美潜意识；另一方面他们试图表达新的思想新的情感，但又缺少真正的现代精神和感性的体验，无法达到“诗体的大解放”。他们的期望很高，矛盾很深，表现在创作上就难免幼稚浅白。所以郭沫若的出现，带给了白话新诗信心和希望。除了诗人的激情和创作力，这也是向西方学习取经的结果。后来的新月派，李金发、戴望舒他们的现代派诗歌创作，40年代的“九叶诗人”，还有艾青、冯至都是在不同程度地向西方学习借鉴的意义上多少有了创作的收获。
无论怎样，胡适和胡适一起尝试白话新诗的作者们背负传统和压力的努力与拓荒，是值得我们反思者尊敬的。八十多年来，对五四先驱们关于白话新诗的倡导、创作和理论主张，就一直存在着批评和指责。但是《尝试集》和《女神》的反复被提起、反复被批评的事实，又说明了他们不容忽视的历史地位和影响，更不要说《尝试集》自从结集后短短20年就印到十六版，《女神》自从问世，就一直被推崇，许多人给予了极高评价。
胡适、郭沫若都以一部处女诗集名闻天下，受到同辈的称赞和后学青年的尊重。虽然批评者反对者的声音同样响亮：“诡立名字，号召徒众”，不但“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而且说胡适“剽窃此种不值钱之新潮流以哄国人”[8]；温和者则劝胡适“则请他方面讲文学革命，勿徒以白话诗为事矣”[9]。而对郭沫若《女神》的批评是艺术的粗糙和情感的滥殇，更直接的指责说“没有深度的浪漫主义口号”和“天狗的嚎叫”。这更深刻地说明了中国新诗的难产和艺术追求的艰辛。没有前瞻的胆识勇气和信心，很难有所坚守和努力。在最早涉及白话新诗的沈尹默、刘半农、周作人、鲁迅、傅斯年、康白情诸人中，胡适坚持最久，创作最努力，影响也就最大。胡适倡导白话文学不仅积思数年，且在受到梅觐庄、任叔永的嘲讽后，决志不写文言诗词，专心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白话诗。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心和不殚于前驱的精神，使之成为开一代风气的学者和新诗奠基人之一。
如果说胡适披荆斩棘，从重重守旧者的围攻和自我的背叛中开拓进取，为白话新诗铺平了第一块路基，那么郭沫若则是横空出世，没有像胡适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那样以更多的目光关注或以更大的精神置身于新旧思潮的短兵相接的斗争，而是在歌德和惠特曼的诗情影响下，以直觉的感情抒发出现在早期白话新诗的天空。一方面是他个人强烈的抒情个性，另一方面是《时事新报·学灯》的青年编缉宗白华的热情推介，使郭沫若在1919年前后爆发了新诗创作的一个高潮。恰恰回应了五四那个时代要求个性解放的最强音。所以批评家认为，《女神》虽不是最早的诗集，但它却是最足以代表五四革命时期的时代精神的新诗作品，不仅为中国的新诗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并且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拓展了道路。可以这样说，正因为激情澎湃热情狂放的《女神》和畅晓明白清新朴实的《尝试集》二者在艺术风格上迥然不同，而共同奠定了中国新诗的诞生和最早的收获。
20世纪是一个崭新的动荡不安的时代，中国新诗的发展也多变化反复，艺术的洗磨被过于急切的功利所焦灼，中国新诗的历史选择存在着不少盲目冲动和焦躁不安。白话文学和新诗的确立最初就演变成一个历史事件和社会运动的产物。在中国白话文学的历史演进中，胡适不是第一个倡导白话的人，但他却是第一个明目张胆为白话新文学争正宗地位的人。前人的诗界革命和白话文运动，没有真正认识到语言革命的重要性，没有跳出囿于自我的维新改良最终无法逃避的保守的樊笼。胡适在上海求学，特别是在中国公学学习和《竞业旬报》一段机遇，接触了近代以来维新变法的新思想，受到“新文体”和白话小说的熏陶，加之更早时期明清小说的阅读作基础，十七岁的胡适就有了白话文学的自觉训练。游学美国，开阔了眼界，受到西方文学思潮和历史进化论的影响，所以能够站在更高的世界文学的视野，来考察思考中国社会启蒙对文学的要求。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发生时，胡适意识到要改变观念，就必然要对语言工具要彻底改良。他的《文学改良刍议》虽然受美国Imagism影响，但他更具体地对中国文学的改良革新作出了学理的细致论说。胡适积思数年直接指出了中国今日需要的文学革命是：用活的语言工具（白话）替代死的工具（文言）；以“历史进化的眼光”断言白话文学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为将来文学必用之利器。而这样一场文学革命是否彻底，最后，在胡适与守旧文人以及周围朋友的论辩中，都明确地指向了“诗”能不能用白话的问题。《尝试集》的慎重选录和再三增删，就非常充分地说明了胡适对于白话新诗的重视。同时，先后六位朋友同仁[10]为胡适《尝试集》捉刀删诗，除了锦上添花的意味，也说明大家对白话新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确立十分慎重且怀着催生的急切心情。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胡适在其后作的《白话文学史》里以个人的观点梳理中国文学史，只要是自然质实、晓畅清新的作家作品诗人诗作都归之于白话文学，也是同样的深心在起着作用，在小心求证自己观点的正确性。
其实，与胡适一起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同道大多都尝试了新诗的写作。像沈尹默、刘半农、周作人、鲁迅等人的作品还有上佳表现，1922年3月俞平伯和康白情同时出版的诗集《冬夜》和《草儿》，与胡适《尝试集》（1920年3月）、郭沫若《女神》（1921年8月）共同成为最初的四部新诗集。他们都认识到白话新诗于文学革命的重要意义，都自然地积极支持、尊重胡适和他的《尝试集》的实践。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胡适白话新诗的学理上的倡导和创作上的实践，其历史贡献就不仅仅只属于诗歌这一具体的领域和单纯的文学创作了，而应着眼于近代以来，几次改良失败后才觉醒，导致的这场语言革命，或者说应该着眼于整个文化由旧的形态向新的现代转型的根本的意义所在。“因为他的首倡，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文学才开创了一个以白话为主体的新时代。”[11]
胡适1919年《谈新诗》直接以“诗体大解放”来作新诗创作与批评的宗旨。为了自由随意地表写诗人所感所想、所见所闻，那么就要破除一切旧的格律形成和音韵束缚，以完全自然的散文化口语化语言来抒写情志。1919年前后白话新诗的作者，大多是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或热情的拥护者，白话新诗的尝试和实践可以说表证了号召思想解放的五四先驱们的决心和态度。所以有人指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变化，以诗的变化程序最早，革新幅度最大，行进的步履最艰难”[12]。步履的艰难同样是后来的诗歌创作和文学史所证明，但革新和变化在胡适他们的实验里是最艰难而痛苦的，千呼万唤，总是放不开手脚。面对许多人对第一部白话诗集的讥评，陈子展先生在《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中作了一个较客观的评价：“其实《尝试集》的真价值，不在建立新诗的轨范，不在与人以陶醉于其欣赏里的快感，而在与人以放胆创造的勇气。”[13]得了这放胆创造勇气的是郭沫若。当胡适在文学革命理论的指导下自觉地创作尝试白话新诗时，郭沫若虽然还在日本，但也借着对文学的钟情和对五四新文学的直觉开始了新诗的写作。五四新文学革命的高潮时期，郭沫若个人和民族的双重郁积找到了火山的喷发口。当他偶然看到国内新诗作品后，又接触到惠特曼的《草叶集》，所以郭诗从一开始就完全突破了一切旧的束缚，显露了那种摆脱干净一切旧套的诗歌风格。以狂放自由的新诗表达对五四时代精神的深切感受，完全凭着激情流泻，不加任何粉饰，扫荡一切旧的思想，直接歌唱破坏一切的叛逆与反抗精神，凸视个性解放自我张扬的“大我”形象，抒发渴求民族新生的爱国主义炽热情感。所以有人评论说“郭沫若这种觉醒的歌唱，又是把最富有革命性民主性的思想内容和绮丽的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如果说，郭沫若五四时代以《女神》为代表的诗作所喷射的时代精神与胡适鲁迅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稍早一些时候提出的问题在思想理论方面相比，并没有突出的新东西的话，那么，由于他对这些思想内容的表述依附于更形象更有艺术感染力的浪漫主义诗的载体，所以就不能不是在普遍的战斗呼喊中独树一帜。郭沫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特殊贡献正是主要地表现在这里。”[14]我们评价历史人物的贡献，一方面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客观与公正，另一方面还要有从全体把握个别，从大局认识具体事件的视野和高度。胡适和郭沫若对中国新诗的贡献是历史的价值大于艺术的精致，推动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大于诗性精神的琢磨。他们的局限来自于时代和他们的文化教育背景。他们能突破旧的传统压力，是有胆有识的，有强劲的个性自我；他们的叛逆精神和进取精神，使他们成为时代的骄子。我们不能过于苛求他们。
我们批评胡适、反思郭沫若，陷入两个显而易见的误区：以当代的眼光要求和批评五四时期的文学创作，特别是“革新幅度最大”的诗歌创作，失去了最起码的历史常识和历史参照；另外，我们处于今天的时代环境，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带来的相对自由和宽松的伦理道德与文化社会环境，所以不能忘记了，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从旧的思想文化形态里挣扎奋斗出来，带着血污前进的现实压力和心灵重负。如果不负责任地指点历史，恰恰会表现出我们自以为是的轻佻和肤浅。
历史的发展是一种必然的趋势，用马克思的话来说，那就是偶然性之中有着必然性的因素存在。中国向现代话语的转型是必然的，“凤凰涅槃”的新生是近现代中国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必然阵痛。至于社会革命的激进和极左政治对人文价值的冲击，带给我们的梦魇和灾难，不是简单的反思所能归结的。人性的复杂、文化的惰性和潜在的伦理观念，加上过于偏激的功利主义和盲目的社会革命的热情，也许共同造成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灾乱和生命个体的被伤害。对中国新诗的过多批评，甚至指责，往往联系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反思。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人的启蒙”在救亡和社会解放的呐喊与炮火中被置换，直到今天我们还在试图肃除中国文化专制的余毒，还在改变伦理传统中的虚妄和奴性。我们很少讨论“国语的文学”所要求的民主思想和人文的深层追求，只有爱国政治运动的光荣成为历史纪念。历史在五四那儿并没有断裂，其实我们就从那儿生长，其实，鲜花和毒菌生长在同一个地方。
胡适和郭沫若，是诗人又是学者，却又一生卷入了政治斗争和现世与学术是是非非的论争，而对他们的一切评价被后人涂上了浓重的主观愿望和政治色彩。但是中国新诗的发生，他们是在场的拓荒者、播火者，中国新诗的奠基，他们虽是不同的表现，却有同样的贡献。从最初的倡导来说，胡适首倡，不仅新诗，且整个现代白话文学的倡导并成为文学正宗都有胡适之功；《尝试集》要放到整个新文学运动中以及新文化运动的大背景上去考察，它的意义深远。虽与《女神》的创作时间很接近，但意义不一样。胡适和郭沫若的新诗创作从各自的情况说明了中国新诗的发生：历史的方面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到五四时期，已有了内里深刻的嬗变；直接的原因是西方文学冲激影响的结果。胡适是理性自觉的“尝试”实验自由新诗，郭沫若是感性直觉的“抒情高歌”。胡适告诉人们白话可以作诗作自由新诗，郭沫若使新诗的质量得到提升，使汉语诗歌以粗暴的方式进入了现代精神的家园——张扬个性和自我。我们过去从意识形态批评的影响下，要分出《尝试集》和《女神》，胡适和郭沫若的高低，其实从五四新文学的真正发生来说，都是共同目的的自觉追求，共同奠基了新诗的最初的园地。今天也没必要从人格上指责任何一位，也不能过多地从诗艺的粗浅上指责他们。应该说中国新诗的发生和奠基还有胡适其他五四同仁，还有与《女神》能争几分春色的俞平伯的《冬夜》和康白情的《草儿》等，共同的贡献在里面。
胡适于中国新诗的首倡之功，包含对文学革命中语言革命的自觉认识和学理上的论证，最少有人能理解。胡适的《尝试集》免为其难的努力，如果结合整个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胡适自己建设白话文学、建设文学的国语的前驱意义，我们不能不说胡适和《尝试集》都是不可忘记的。所以陈平原说经典有两种，除了“历史弥新，青春常在，依旧介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的经典之外，像胡适的《尝试集》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经典：“事过境迁，隐入背景，但作为里程碑永远存在。”[15]而1921年出版的郭沫若《女神》更有划时代的意义，并不是新时期一些反思郭沫若的人批评的那样简单，用艺术粗糙形式简单，不像诗歌，这样的评价轻易可以否定的；作为五四新文学精神极有创造力和个性的表现，《女神》作为一个时代的标本或精神体现，将存活于历史，但开风气不为师，胡适作为开一时之新风的先驱，其学术胆识和一生的努力都是值得我们后来者景仰的。而郭沫若天才的创造力拓展了中国白话新诗最初的天地。
2003年1月初稿
2004年国庆节于上海一隅书斋重阅修改
【注释】
[1]杨联芬：《林纾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2年4期。
[2]舒芜、陈迩冬、周绍良、王利器编选：《中国历代文论选·近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155页。
[3]舒芜、陈迩冬、周绍良、王利器编选：《中国历代文论选·近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157页。
[4]舒芜、陈迩冬、周绍良、王利器编选：《中国历代文论选·近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172页，其诗《杂感》。
[5]舒芜、陈迩冬、周绍良、王利器编选：《中国历代文论选·近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第180页。
[6]1916年7月26日胡适《答叔永》一书中决志不作文言诗词，开始练习白话诗。《冬夜》、《草儿》出版在1922年3月，创作时间稍前。1923年起始，又是对前一阶段草创期新诗企图否定之否定的再发展的努力。
[7]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徐志啸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248～268页。
[8]参阅胡适往来书信，转引自《胡适论争集》（上卷）第2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9月版。
[9]参阅胡适往来书信，转引自《胡适论争集》（上卷）第2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9月版。
[10]舒芜、陈迩冬、周绍良、王利器编选：《中国历代文论选·近代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页。
[11]陈漱渝：《鲁迅与胡适：从同一战阵到不同营垒》，《文学评论》1991年第6期。
[12]龙泉明：《中国新诗流变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1页。
[13]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徐志啸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293页。
[14]朱文华：《鲁迅、胡适、郭沫若连环比较评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160页。
[15]陈平原：《经典是怎样形成的——周氏兄弟等为胡适删诗考》，《鲁迅研究月刊》2001年4、5期；《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人大复印资料）2001年7、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