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与鲁迅的文化选择

从中国文学史发展和寻绎鲁迅的思想文化个性来说，鲁迅是真正的小说家，或者说是现代文学在近代萌芽以来真正相信文学的纯粹性的小说家，而且是以相当的勇气选择了这样的学术理路和人生追求。而且贯注了他历史文化批判的人文精神和现代思想。梦想着“摩罗诗力”的反抗权威和专制，“以战斗精神的新文艺”达到改造国民性的文化理想。

历史文化的研究批评中，我认为，造就一个优秀作家，或者一个伟大的文化人物，最大的影响，可能就是他所处时代的文化形态和主流思潮的影响；而就一个人具体的文化选择和个人性情的形成来说，则取决于他的人生遭际和文化境遇。为了认识鲁迅、回溯历史，我忧郁地把眼光投向悲壮的近代历史和鲁迅成长的晚清文化。近代中国的忧患和悲剧，西方传教士影响下中国近代文化传媒的出现和发达，西方科学技术和新学知识的传播，洋务自强运动以及思想文化的内在嬗变，新旧思想的激荡和文化观念的转变，等等，必然成为鲁迅成长最重要的文化资源与时代背景。不言而喻，除了鲁迅的个人遭际，探讨并说明鲁迅的思想文化个性，离不开近代中国深重的民族忧患、激烈的学术嬗变以及文化转型的具体场域。

近代中国的危难时局造成传统士大夫普遍的忧患意识。求存图强的洋务自强运动形成中国最初的新学思潮。因此而出现的洋务学堂，带给部分年轻学子探求新知和接触维新思想的各种机遇。鲁迅从南京求学到留学日本，正赶上中国维新思潮的高涨和晚清文艺启蒙思潮的蓬勃兴起。近代维新思想的真正高涨是19世纪90年代中期，最直接的刺激是1894～1895年的甲午海战。因此而掀起的戊戌变法，虽然推行百日而夭折，其实是败而不坠。学习借鉴东邻日本明治维新而进一步推动和深化整个社会维新思潮的主要力量，归功于梁启超流亡日本创办的《清议报》《新民丛报》。尤其是1902年创刊的《新小说》，直接引发了晚清“小说新民”的文艺启蒙思潮。欧阳健从1901年叙述晚清小说史的时候，在《引言》中说：“由于改革出于最高统治者的倡导，维新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热情宣传爱国救亡，鼓吹开民智、兴民权，呼吁发展教育，振兴实业，传播科学知识，反对迷信，抨击三从四德，提倡妇女解放，介绍西学，批评时政，从而形成了席卷全国的改革维新的时代潮流。正是处于改革的大氛围之中，晚清的小说创作，无论是量上还是质上，都产生了飞跃。”^[1]这也是事实。所以说晚清小说的发展，正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新旧思想冲突和文化嬗变的时代，更是近代维新思潮和文艺启蒙思潮相结合的产物。夸张一点说，从来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戏剧，不仅在抒情审美的具体内容上有别于传统的叙事文学，而且上升为维新宣传和文化启蒙的主要工具和最重要的文学形式，具有了新的思想内容和文化价值。

“在中国思想史上，1898和1919年通常被认为是与儒家文化价值观决裂的两个水岭。”^[2]对于近代文化体制的改变，其实最大的肯定和影响，是慈禧推行“新政”包含的教育改革。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借鉴西方，带来中国大学教育和国民普及教育的初步发展。更早的，从王韬开始，中国就出现了一些考察和了解西方社会的官僚文人和知识分子。而这些人的吸纳西方新学，早已不再局限于器物和外在体制的皮毛，而是着眼西方近代发展的整个文化情境和思想资源。这样，旧学衰落，新学兴起。这种新学兴起的背后，当然还存在一种西方传教士文化策略的转变。文化宣传的背后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强权。传教士的文化活动，与西方国家直接支持中国的洋务运动、赞成光绪皇帝的改革是一致的。促使中国接受西方的社会制度和思想观念，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等方面改革和变通，以更加有利于他们的贸易掠夺和殖民扩张。所以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文化渗透，或是开办学校和印刷等传播教育机构，或是宣传西方的历史文化和科学知识，包括新型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这种用西方宗教和政治思想影响中国发展的文化策略和政策一直在发展延续，最成功的例子，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胡适等人能够依靠“庚子赔款”完成留学欧美的专门教育。“正是他们变‘以耶稣对抗孔子’为‘耶稣加孔子’的手法，减轻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西学的敌意，从而使得与文化侵略交织在一起的西学东渐的速度有所加快。”^[3]不论是武力的干预、文化的交流，还是贸易的扩张，最终的利益目的是一致的

清代本有汉学、宋学之争，晚清变法思想的产生，从康有为的学术承传来说，就是今文经学对汉学、宋学更为彻底地批判。有感于香港、上海等殖民城市的发展，有志于国家富强的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从传统经学和孔子学说发掘社会变革的文化力量，于时局的忧愤中，主张社会更广泛的变革，不仅仅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是要焕发整个社会和民众的自强意识和民主意识。这就需要借助文学来“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朱维铮先生在他探讨“晚清学术史论”的《求索真文明》一书的开篇题记中就说：“我以为晚清的学术，的确属于明末清初中西文化发生近代意义交往以后的过程延续，它的资源，时时取自自先秦至明清不断变异的传统，但更多的是取自异域，当然是经过欧美在华传教士和明治维新后日本学者稗贩的西方古近学说。”^[4]那么作为当时的维新思想家康有为，是在怎样的路径上体现自己的维新思想的呢？“他的思想中包括一整套的政治价值观，这是康有为与其他同时代维新派思想家全都具有的，所不同的是康氏用一种思想体系来阐明这些价值：这个体系不但把他们容纳入对儒家总的解释之中，而且将它们和清末国内的重要思潮联系在一起。由于康有为以人们熟悉的传统形式提出问题，因而西方的政治价值观发挥的号召力比以往用其他形式所发挥的要大得多。尽管他对儒家思想的激进解释使他的同时代人感到愤慨，新思想仍取得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虽然许多中国士大夫仍然讨厌西学，但他们不能对他置之不理。由于康有为的思想吸引了大批中国文人官僚对西方思想的注意，西方思想为19世纪90年代学风的改变提供了有力的刺激。”^[5]近代西学东渐的过程，筚路蓝缕的最初开拓，是傅兰雅、李提摩太、林乐知等外国传教士前赴后继的努力奠定的，而西方科学知识的大量传播，是外国传教士和洋务运动的科学家们一起合作的结果。人们很难想象，上溯一百六十年，在鸦片战争前后，“当时西方已经是妇孺皆知的常识，但在中国，却鲜有人知”。而“到了民国初年，这些知识在中国也成了常识，任何一本教科书上都能找得到，小学生、中学生皆能言其详”^[6]。东西文化的碰撞交流直接影响中国社会的动荡和变革。戊戌变法受挫，义和团兴起，引发八国联军攻占北京，而维新派逃亡人士却借助报刊媒介大肆宣传，海内外推翻满清王朝的革命呼声不断高涨，使慈禧不得不施行“新政”以挽救危势，因此形成20世纪初中国最为活跃的维新改革和自我反动。体现这一时代思想嬗变和文化变革理想的，莫过于“文学界革命”。这场文学界革命先后包括：“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戏曲界革命”。中国传统文学观念至此发生了根本的动摇，其实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在一定意义上，是晚清维新思潮和文艺启蒙思潮的进一步延续、深入和发展。

新的文化力量真正形成巨大的冲击力，是各方面力量的共同促进。从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发生和启蒙思想的胚胎孕育，不可忘记严复。留学英国的翻译思想家严复的出现，使士林风气为之一变。“严复的翻译，是中国现代学术发端的一个重要标志。”^[7]严复是旧体制下的“新文人”，是洋务运动造就的第一批学习西方和了解西方的文化精英。他是福州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曾留学英国海军学校。在英国学习期间，特别重视西方政治制度、社会经济等方面的知识和学习。光绪五年（1879年）回国，在李鸿章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总办等职二十余年；曾主办《国闻报》；1895年北洋海军在中日战争覆灭后，他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论文，检讨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反对顽固守旧，主张维新变法。他最初翻译的《天演论》，对当时和后来的中国社会思想和知识分子影响很大。戊戌变法后，翻译了《原富》《群学肆言》《法意》《群已权界论》《社会通诠》《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等书，进一步系统传播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思想和经济理论学说。不论是当时还是后来，不论鲁迅还是其他新锐人物，就成就和影响而言，严复是最重要的近代思想家。严复的翻译著述涉及西方政治、经济和人文等多方面的思想内容，他的西学经历和社会抱负使他的维新宣传显示了学术的严谨和思想的整体性。“鲁迅就是通过阅读《天演论》而走向严复，走向学习西方社会文化思想的。”^[8]严复对于鲁迅科学思想的开启影响很大。鲁迅正是通过严复，对于西方的文化和民主政治产生了继续探索的渴望。这样的意义上，对鲁迅不同方面的影响，梁启超主要是文艺启蒙和政治热情方面影响巨大，林纾直接影响其投身西洋小说文艺的译介事业，而严复点燃了其新学视野和理性批判精神。当然，后来的鲁迅沿着前人的足迹，还要不断深入地讨论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政治、文化和民主思想。鲁迅和许多新文化先驱最初的现代性认识——科学思想和民主意识，来自近代、来自严复、来自晚清文艺启蒙思潮。

西方近代政治、文化和人文思想影响下的启蒙思潮，成为中国社会转型和现代性追求最大的文化特征和思想资源。

这方面比梁启超“新小说”更具有深远影响的是林纾（林琴南）的翻译小说。晚清至五四两代新小说新文学作家，没有不受林纾翻译小说影响和启发的。有些学者结合林纾五四极端保守的表现，认为他早期的译著是对西洋文学的“误读”^[9]。这恰恰也说明了近代以来的社会文化思潮中，西方文化和西方文艺思想的影响已经是一种不自觉的意识。或者说小说的影响力已经达到非常广泛的地步。所以耿介如林纾这样有着桐城派古文渊源的文人也会浸淫其中。当然，还有传统文化潜在的因素，虽然传统文化注重经学和载道之文，但是辞章文艺一直是文人别有才怀和人生境界的表现，尽管对于“小道”的小说有些轻视，历来的文人把通俗的小说戏曲贬得很低，但是有时候也是要显示其文笔的，特别是部分保留在文言小说中文人士子“雅正”的文化心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人生境遇中为小说写作提供各种各样的辩护。正是这种“雅正”心态和晚清的维新思潮使林纾用典雅的古文翻译了大量的西洋小说。其小说带给人们新奇故事的同时，还能传达西洋近代小说描写人性幽微和生命纯真的人文精神，因而开启了晚清小说翻译的热潮，推动了小说戏剧描写时事世情的热潮，涵养了后来林纾竭力反对的“新文化运动”，导致了追求白话写作的“文学革命”。从晚清《域外小说集》的共同翻译到《狂人日记》、《人的文学》——五四最有影响的创作文本和新文学文论，周氏兄弟是最为典型的个案。其实五四倡导白话新文学的“文学革命”，在晚清维新派和革命派把通俗小说和戏曲提高到“开启民智、宣传新思想”最有力工具的时候，已经受精孕育了。只是还没有人敢于或者自觉地，把小说戏曲和白话写作，提到文学主要形式和文化主流形态的高度而已。可能是林译小说无意流露的小说包含的人性情怀，迎合了传统和时髦两方面的世俗情调。《金瓶梅》《红楼梦》的创作和流传，说明中国俗文学的世俗化情趣已经相当浓厚，虽然在中国人一贯的国民性中表现出庸俗的一面，但也不可否认其积极的存在和人性关怀。另外，西洋小说的文明气息，带给小说具体描写现实生活的信心，而且成为时代新的文化风气和时尚追求。所以说，梁启超等人在政治功利的小说翻译与写作上努力的同时，林译小说却已经悄悄地打破了雅俗文学的阻隔，改变着中国文学的固有规范和价值认同。清末民国初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又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为五四新文学培养了大众读者。

当然，现代转型的文化嬗变是一个曲折复杂的不断推进和反复的过程。激进的思想演变和文化转型中优秀文化人物大多体现了一种思想认识与文化实践的矛盾分裂。康有为对儒家经典的激烈解释，其实变成了对儒家思想基本构成的质疑。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思想和儒家经典的经学阐释与注疏，中国的文学思想在独尊儒家和汉代经学传说、宋明理学的发挥中，受到极大的影响和约束。在倡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主张维新改良的初期，对“文学”辞章有过短暂的否定过程，这对中国文化以“文学”为核心的价值思想给予了一定的打击。“无如大地忽通，强敌环逼，士知诗文而不通中外，故锢聪塞明而才不足用，官求安谨而危言兴作，故苟且粉饰而事不能兴。”^[10]谭嗣同悔己爱好文辞，认为“雕虫篆刻，壮夫不为”（《三十自述》）。所以梁启超说：“词章不能谓之学也。……若夫骈骊之章，歌曲之作，以娱魂性，偶一为之，毋令弱志。”（《万木草堂小学学记》）而随后的维新宣传关注文学，有两点区别，其一，这里的文学（小说戏曲）是为了开启民智，宣传新思想，其着眼点转换为文学与时代政治的功利关系，是急于改革和达到启蒙民众的策略性意识在起着推动作用；其二，作为文学的所指，已经不是传统的教条、空疏的律诗和古文，而是民众喜闻乐见的戏曲说部。当然这种所指已经包含了新的文学观念，不久在梁启超笔下，小说不仅变为“文学之最上乘”，而且成为维新宣传所依赖的最主要文体。同时，受到西方小说和文艺思想影响的晚清“新小说”，在内容描写方面不断贴近生活和时代，自然触及人性自由的张扬和民主平等的新思想。因此，“新小说”和“新小说”影响下的文艺启蒙，成为当时“新学”与“旧学”对举比照的文化表征。

而正是这样的文化传承和影响，晚清和五四新进的知识分子，在王韬、严复、林琴南、梁启超等人开风气之先的影响下，开阔自己的视野，把自己学习探究的目光投向西方的科学技术、经济发展、政治制度和文艺启蒙思想。历史激荡的反复推进和薪火相传的积累，王国维和鲁迅他们把晚清文艺启蒙思想，推向理性反思和审美批评的更高层面。西方启蒙思想的影响，使中国传统学术有了新的拓展和变化，特别是对传统文论提出了挑战。使以前经学思想约束下的文学批评逐渐取得了独立的地位，不仅打破传统感悟式的“诗话”“词话”和“点评”的自然状态，而且带来审美批评的哲学关照。虽然，这种文学批评形态的成熟，还要经历批评实践的历史积累，但在王国维那儿，我们看到了可喜的成果。虽然有些学者会说，从清代，从章太炎师承发展迩来的鲁迅学术兴趣和小说研究，却不是传统的儒家经学和国学承传。他从经学传统偏向杂学，最后选择了文艺启蒙的小说创作和小说史研究。鲁迅为代表的这种疏离传统政教思想的学术追求与文学创作，却也预示了新的文化价值和主流文学形态。王国维也和鲁迅一样，在晚清维新造成声势之时，首先感知传统学术发生的转变，通过日本这座文化桥，接触到来自西方的伦理思想和新学知识，又从叔本华等西方近代哲学家那儿得到生命的启发，成为开近代学术、近代文艺批评新风气的批评家和优秀学者。《红楼梦批评》开了文艺思想转变的先河，在全新的理念基础上，对传统诗学发抒新见，《人间词话》成为传统诗论范畴“意境”的集大成者。特别是文学观念转变之后，《宋元戏曲考》，不仅是新的文学观念下研究“通俗文学”的开山之作，也是结合清代朴学传统在新的时代产生的新成果，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成为肇启现代学术研究的扛鼎之作。

跨越新与旧的时代巨变，像鲁迅这样具有传统和现代双重思想和意识的文人知识分子，其实是矛盾痛苦的，更不要说中国文学现代性追求中审美无法超越社会功利的怪圈。一方面维新改良的时代要求，使他们坚决地要用西方文化的价值和认识取代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完成社会启蒙的功利目的，另一方面他们又急切地渴望回到文学本身，能够在文学审美的立场和非功利的意义上批评和创作文学。但是文以载道的文化传统和近代以来的忧患意识形成强大的思潮和力量，制约着所有追求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所以随着维新启蒙的时代主题的确立，晚清以来的中国社会出现了文学的自觉和觉醒，但是严酷和急迫的现实不可能给文学，特别是现代小说创作留下更多的独立空间。社会与民族要求于文学的时代承担非常沉重。在晚清活跃的小说创作中，新与旧杂呈，庸俗和呐喊同在，粗制滥造和随意写作到处存在，表现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前的混乱和喧哗。所以身处晚清的鲁迅，一方面感受到新的气息迎面扑来，另一方面也对现实的状况和文学的杂乱迷惑而不满。《新生》的失败和《域外小说集》的被冷落给予鲁迅的打击，一度使鲁迅文艺改良的社会热情和理想追求低落消沉。正如钱理群先生指出的，鲁迅沉默了近十年，其实这十年恰恰是作为小说家的鲁迅，一直在观察和思考，在佛经、抄碑和阅读钩沉的消磨中积蓄力量。这种较为持久积蓄的创作热情和艺术磨炼，直到五四才有了展现的机会。但新与旧的矛盾，文学功利和审美的冲突，以及时代承担的诸多困惑，却是贯穿了晚清和五四前后甚至是作家一生的创作和文化实践。

讨论晚清对于鲁迅思想和文化选择的影响，还要深远地追溯中国学术发展到清代的变化，特别是近代的嬗变。这是一个更加复杂艰深的问题，不是本文主要涉及和所能彻底解决的问题，但作为一个了解晚清人物和思想文化发展的前提，也要了解大概的脉络。清代的经学形态从来没有统一过，号称朴学的清代汉学主流，不仅相对于朱熹理学而言是异端，即使相对于两汉经学也是彻底的反动，具有了一种科学精神和理性思想。“清代代表性学术是考据之学。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为纠正明末空谈心性之弊而倡征实之学。当时，以经世致用为目的，学术具有启蒙性质，故于前世经传之研究，往往择善而从之，尚无汉、宋界阈。然既欲求真、求信，上溯往古，说经自不免侧重汉儒，实已开汉学先声。至清中叶，缘于文化高压，学者不敢多所发挥，于是偏至发展考据之学，以其宗汉，又称汉学。学者继承清初征实学风，以考据事实为鹄的，以‘实事求是’为根本方法。因对经书追根究底，故研经而旁及古代天文、地理、典章、制度、文字、音韵、训诂等等。考据之学以其开拓之广、方法之进步，影响一代学风，是不能不予以足够重视的。”^[11]但是，经过太平天国的大动荡，面对日益紧张的中外文化和政治的冲突，康有为、章太炎的批评指责不是没有道理的，复古派也好，桐城派也好，在清代的政治钳制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下，难以保持冷静的学术心态和救世信心。另一方面，中国学人又无法完全认同西方。鲁迅自己也认识到这种现代性追求难以避免的矛盾，并且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文化偏至论》一文中议论中国当时的改革“根史实而见于西方者不得已，横取而施之于中国则非也”^[12]。一针见血指出了此种文化分裂和盲目追随西方最大的文化隐患和社会弊端。

鲁迅作为最后一代有过正规四书五经蒙学基础的读书人，在西学流布的清末民国初，倾心西学知识和新文艺，内心深处又不能忘记传统。不论是文学史的小说研究，还是搜集考证先贤著作、碑帖金石，却也是从纯正的人文精神的严肃意义上拾遗、披阅被一般学者所忽略轻视的东西，从而形成小说杂学的逸兴和创获^[13]。无论怎样，外来文化打击下激荡嬗变的近代文化，特别是近代维新人物的时代张扬，从不同方面共同影响了鲁迅。严复、梁启超、林纾同时影响了青年鲁迅，严复打开了西方科学与民主新学思想的窗户，使鲁迅在晚清（思想发展的早期）有了非常坚定和深刻的科学思想和启蒙思想；梁启超的小说“新民”说和《新小说》鼓舞了鲁迅喜欢稗官野史的自然兴趣，特别是梁启超的国民性批判和文艺启蒙的说法赢得鲁迅极大的认同；林译小说和林纾的成功，不仅涵养了鲁迅对西方文艺的最初兴趣，又坚定了鲁迅成为一个小说作家（要注意晚清以来的作家们对翻译和创作是一样看待的）的文化选择和人生理想。当然，章太炎先生对于鲁迅影响更大的是学术兴趣和反清排满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而王国维从时代的文化选择和学术兴趣上成为鲁迅最有力的参照。正因为这样的时代背景和影响，文艺启蒙的文化选择和小说杂家的学术兴趣，使鲁迅成为一个颇具理性精神和批判精神的启蒙文学家，震惊五四文坛。

2005年3月写于上海一隅斋

2006年4月广州鲁迅研讨会交流

原稿（13000字）见《2006年绍兴鲁迅研究》

【注释】

[1]欧阳健：《晚清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6月版，第7页。

[2]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民国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8页。

[3]朱文华：《中国近代文学潮流》，贵州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52页。

[4]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5]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40～341页。

[6]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2页。

[7]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严复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版，《总序》第49页。

[8]哈九增：《鲁迅和严复》，山西高校联合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29页。

[9]杨联芬：《晚清至五四：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11月版，第84页。

[10]康有为：《上清帝第四书》，《康有为文选》（中国近现代思想家论道丛书），谢遐龄编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316页。

[11]郭维森：《〈惠栋评传〉序》，见李开《惠栋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7月版。

[12]《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一卷，第44～46页。

[13]李生滨：《鲁迅思想文化个性的历史文化寻绎》，《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