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中国小说的流变和自由写作
在对20世纪末尤其是90年代文学诸多众声喧哗的批评中，我想从更为宽泛的视阈里就世纪末中国小说做一些正面的梳理和回顾阅读。虽然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商业、媒体和大众文化对文学的侵蚀是不容争辩的事实，但我们也应在历史的批评中从积极的方面作出肯定。
20世纪之初的中国，封建王朝颠覆的阵痛和向往民主启蒙的呐喊，在表面的轰轰烈烈之下，由于历史的惰性和封建文化的根深蒂固，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很难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一切，历史的顽固和反复是极其惊人的，当代长篇小说《白鹿原》能获得普遍的赞许，就历史批判的深刻性来说其意义的深远就在这里。也许正因如此，20世纪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和民主政治的进程遍布荆棘与暗礁，对于试图挣脱传统文化的诸种努力，对个性和自由的向往成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永远伤痛。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相悖于传统的以诗文为正宗、文言为表意系统的中国古典文学，而小说这种文学样式成为了现代文学的主流。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的繁荣，可以说是对五四文学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文艺建设一番狂热和虚妄之后的一种返璞归真，表现出一种文学写作和阅读远离意识形态中心话语的自由状态。文学边缘化的流变使小说的自由写作有了可能。我们在一个新的世纪开始的时候，回顾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这给了我们较为宏阔的视野。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是一部辉煌而悲壮的历史，中国现代文学就诞生在这社会的深重苦难之中，忧患是它永久的主题，悲凉是它基本的情调。外辱内乱的社会状况和民族伤痛，不仅是文学的来源，更重要的是，它成了文学创作的原动力，凡是中国有良知的诗人作家都愿以此为自己创作的基点，民族振兴、文化启蒙，还有救亡与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成为文学责无旁贷和义无反顾的承担和负载。原本让人轻松和休息的文学就变得严肃而沉重，所以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从一开始就放逐了文学应有的闲情逸志和娱乐消遣的功能。正是基于此，五四时期周作人等新文化倡导者对中国古典小说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清末民初的鸳鸯蝴蝶派小说自然受到新文学作家最严厉的抨击。虽然中国传统的话本小说和长篇章回小说长期以来是以民间艺术形式存活并逐步发展完满的，但中国近代以来危亡时势造就的中国现代新文学却一直在为民族的出路和社会变革寻找路径和宣扬的方向，因此新文学作品总是弥漫着历史的硝烟和社会革命的热情。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就这样自觉或不自觉地趋于统一、终至极端，不仅失去了文学的宽泛性，也就失去了艺术的审美追求和自觉意义，文学负载的教化宣传的意识形态内容与文学应当具有的广泛的审美愉悦之间的悖反纷争愈演愈烈。回顾百年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文学既有着历史悲壮的时代承担，又有着被时代的政治潮流所挟制的尴尬。回望历史，我们每每为现代文学硝烟弥漫的苍凉与悲壮所感动；当然，也为现代文学的多元自由发展而期盼。
从中国小说的历史传统来看五四文学的承继与变化，不但能更清晰地把握成为现代文学主流的现代小说的成就与流变，且能开拓我们的视野，客观地评价和认识中国文学在20世纪末发生的巨大变化和取得的整体成就。中国文学的原初叙事形态主要是历史叙事和神话传说。这也决定了中国小说最初发展的两个趋向：志怪志人的志异小说传统和历史叙事历史演义的史传小说传统。这一脉相承，唐代传奇源于六朝志怪，受史传文学影响，作为文言小说已经相当成熟，再到宋人笔记的大量产生，二者对小说艺术的提升和丰富是不言而喻的。宋代不仅是我国学术思想演变的特殊时期，还是文学艺术走向丰富和世俗世情化的转型时期。宋代以来市民社会阶层的形成，也就是市井城镇及商贸码头的繁荣，使社会文化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虽然此前中国文言小说也在发展延续并渐趋成熟，但真正具有白话文学特色和现代小说形态的中国话本小说、章回小说作为新的文学类型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应该说是从这个时期兴起的。由此开创了元明清以来士大夫与民间文学的交融、活跃与昌盛，因而造就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丰硕成果。只有上溯到整个中国小说史的传统及其连续性，我们才能真正地认清自己的历史处境与历史任务。明清文化氛围特别是晚清民间文艺与通俗文学的活跃、丰富，历史的没落颓废和我们身处时代的欣欣向荣不可同日而语，但文人和市民情趣的共谋却有着相似的一面。所以20世纪末中国当代文学较为自由的境遇，欣喜与尴尬同在。
首先，我们来看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思潮和创作的作家群体。
“文革”后的新时期文学是在一个伟大的政治变革和思想解放中苏醒的，在新老右派作家和知青为主的新一代作家们的共同努力下，五四新文学传统又恢复了活力，当代小说创作在外国文化和文学的强大影响下复杂而快速地演进。从文学思潮总体的变化说，80年代初的文学最突出的是“人性”描写的复苏。从40年代后期开始，阶级意识和阶级觉悟成为文学创作的指导原则，文学在人性探究方面的价值意义就逐渐被排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性”成了资产阶级生活和文化的代名词，一直不敢触及。《班主任》（刘心武）《芙蓉镇》（古华）在伤痕反思中直接触及了人性和人性的弱点与丑恶，还有戴厚英的《人啊，人》、张贤亮的《邢老汉与狗的故事》、铁凝的《哦，香雪》、路遥的《人生》、汪曾祺的《受戒》、阿城的《棋王》等等，都不同程度从人性的描写和捕捉上有足以感人和温暖、深刻的地方。当时因中越战争兴起的军旅文学，以及时代感很强的改革文学，也以人性描写作为创作突破与批评肯定的重要方面。80年代初期文学思潮另一方面的表现在于悲剧意识的觉醒。在号啕与控诉的伤痕反思文学的背后，人们从新生活的集体颂赞和政治抒情的文学梦幻中惊醒，社会的荒谬、时代的愚弄、人性的黑暗、生存的残酷以及个体生命的被轻贱都成为文学不得不触及的悲剧事实。十七年以来的共和国文学最大的悲剧是人们集体回避生活与人生悲剧的存在。其实文学无法逃离悲剧，粉饰太平恰恰是自我虚妄的开始。个人和一个团体很难真正造成他人的悲剧，文学所揭示的悲剧可能是一个社会机制所形成的悲剧，德国纳粹不是希特勒一个人可以操纵和造成的，独裁和专制是整个社会的容忍和放纵孕育酿造的。中国当代社会的悲剧还是长期的民族文化心理和人性的黑暗造成的。像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林斤澜的《哆嗦》、陆文夫的《清高》，像张抗抗的《隐形伴侣》、王安忆的《小鲍庄》、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像韩少功的《爸爸爸》、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余华的《现实一种》，虽然缺少我们习惯于参照的西方文学深刻的悲剧精神，但作品蕴涵的悲剧意义是十分明确的，可以说从不同的立场和视角有了对悲剧的文学追问和探索。人性发掘和悲剧意识触及深层的“人的文学”，是五四文学在反封建思想和文化礼教的新文化运动中开拓的现代文学精神，文学的悲剧描写且在知青作家的生活经历和先锋实验小说的内心体验两方面得以拓展。所以80年代文学的轰轰烈烈又被誉为新启蒙文学，说明了对五四文学精神的继承和再张扬。
“从历史的发展来说，五四新文学传统在当代的意义并非只是历史精神的重现，五四传统是不断发展的，它应该包容当下的时代精神特征和现实意义。”[1]五四文学发展的三十年是从多元开放走向一元的文学格局，而新时期文学比较明显地从一元向多元自由发展。这种趋向从80年代中期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的先后出现时已经彰显，不仅台港文学作品和文化思潮大量流进大陆，大陆与台湾香港两岸三地文学思潮的互动和西方文艺思潮的绍介也非常活跃，而且西方数百年历史性经历的所有文学思潮、文学创作以及相关的人文精神和哲学体验，中国人在继五四之后，又一次在80年代开放的氛围里共时性地重温和借鉴了一遍。特别是马原、残雪、余华、洪峰、孙甘露、格非、苏童这批先锋实验小说家的纷纷亮相文坛，在表现人的沉沦和隐秘体验方面，在重视小说的形式追求方面，有着更前卫的文化理念。所以，80年代后期的社会、文化思潮明显地呈现出寻觅回归中国文化传统与大量引入西方现代文化的两个大的倾向，虽然没有像六七十年代台湾“乡土文学”和“现代派”那么紧张的关系，文化态度的确是向背的。寻根文学的倡导者们对西方文化与西方现代派文学话语权力的入侵有着警惕和忧虑，而先锋实验小说家们极力从世界文学横向移植借鉴，有着不少标新立异的文本实验，也引发了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后现代主义热潮。当然，20世纪末中国小说的流变也正是从1985年以来寻根文学的倡导未能实现其期望和1987、1988年兴起的先锋文学很快遭遇冷场开始的。寻根文学终结了伤痕反思文学的哭泣和控诉，但过于理性的思考和过激的传统追问也使寻根文学的主张失去了文学的感性表现和想象的虚构意义，在商品大潮驱动的传媒与消费文化冲击下难以立足。在文学四处奔突的落寞里，先锋文学却以更加高扬的姿态，一方面导引文本的实验和游戏，另一方面，以现代小说叙事技术技巧颠覆以往小说的正统、真实以及诸如此类的种种小说框范，但勇敢前行的先锋文学作家蓦然回首时，发现大多数的读者却弃他们而去。同时，港台言情小说和金庸武侠小说长久盘踞大众读者市场，接着王朔和“新写实”小说开始登场。80年代一开始无比火热的大陆严肃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在这里出现了一段较为沉寂的开阔地。这种沉寂是两方面的原因：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来说，80年代后期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市场经济体系初步形成，人们从以往理想化的精神虚妄中醒悟后，更多地去追求物质的富有和日常生活的快乐。其实，一部《渴望》室内家庭电视连续剧就反映昭示了这样的大众情态趋向。另一方面，市场经济对社会文化、文学写作、文学品位产生冲击和影响，文学失去了轰动效应已无法占据社会的中心话语，文学退居边缘。80年代人们激烈讨论的结果还是文学不能商品化，但进入90年代文学的商品化却成了事实。面对变化太快的世界读者和作家都心存迷惘，这一点不妨可以重温一下贾平凹80年代末的获奖小说《浮躁》和90年代初的《废都》争议热潮。这种反差和迷惘彰显无遗。
如果进一步观照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发现伤痕反思中人性的复苏，文学带给人们泪水中的感动和自我反省，古华的《芙蓉镇》和张炜的《古船》这样的代表作品，却也留下了政治意识形态和传统文化制约人们思维而无法超越的局限。对于我们习惯了五四以来社会小说正面评价的一贯立场，80年代小说最大的反动，应该从莫言的“红高粱系列”开始去解读——文学可以更多地从民间立场的意义上张扬生命存在的色彩、场景及意义。反观80年代文学前期的热潮，一方面是文学被赋予的时代精神、广场意识和集体情绪的又一次展示，另一方面也是每一个经历噩梦的人的迷乱诉说和无数自我叹息者的共鸣所造成。就是在这热潮之中，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从不同的路径去寻找文学深层的东西和纯真的文本价值。虽然，它们都未能在80年代的文学境遇里获得最大的喝彩，但他们的追求使大家对文学过多的浮泛热情和某种迷狂多了冷静的审视和疏离。有人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惊呼严肃文学的被冷落，其实大可不必。我们想想今天大家对文学的自然阅读和宽容态度，我们应该庆幸80年代文学热潮的回落。不然，文学永远会被文学之外的东西支撑着，永远被时代热潮簇拥着，双脚难以着地。有了80年代文学的各种热闹和多方面的准备，90年代文学也就悄然成熟，或者说现代文学在当代有了成熟的气象。有人把90年代文学背离现代文学一贯的启蒙与集体立场、不无市场化的自由写作追求称之为“世纪末的哗变”，有人也为文学的边缘化担忧，还有人为90年代文学的世俗化、商业化而惋叹。不论怎样，大家有一个明确的共识，那就是80年代以来、90年代的当代文学某种意义上已经取得了五四以来比以往白话文学更大的整体的成就。“无论是创作还是文学批评，中国当代文学在若干方面都已赶上或超过了现代文学。”[2]不论是语言的洗练、技巧的运用，还是作家的群体结构、审美的自由多元、创作的个性追求和文本的多样呈现，都是百年以来中国文学最丰富和活跃的时期。
我们接下来可以讨论世纪末中国小说的总体流变和具体特征。
20世纪80年代的“实验小说”“先锋作家”和90年代的新潮小说家依赖于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拯救，暴露出中国新潮作家在人文价值、文学观念、小说感验及创作方法上的非独立性，使他们无法完成这样的革命。因为真正的先锋文学，不仅能面对中国传统文学，也应该能面对世界文学，如拉丁美洲的《百年孤独》。虽然如此，先锋文学的意义和影响却是深远的，他们对文学先锋性的高扬和探索提醒并激发了其他作家学习借鉴西方现代艺术、文学及其蕴含的人文价值。像《白鹿原》《九月寓言》这样的90年代长篇小说[3]的代表作品也因现代主义的因素而有了更加深邃的历史与文本的穿透力。当然，中国当代文学在向上的突围受挫之时也是精英知识分子失语之时。所以20世纪末文学沉寂中的嬗变是“新写实”小说贯穿导引的。20世纪末中国小说的流变起源于“新写实”小说向下姿态的创作思潮，整体流变的标举是1993年“陕军东征”的文学事件，表证于“新潮小说”的低调叙事以及与大众趣味的亲和，延展于女性写作和新生代作家个性化的努力。“这一转变带来了中国百年来审美风格的一次根本性的变化。由以崇高为形态的审美道德文化向审丑的、享乐的消费文化转化。”[4]也须注意的是，90年代文学边缘化、世俗化的日常叙事和个体写作的更大背景上，多少却都有着“先锋性”与现代主义影响，正是这种现代性使90年代中国的许多作家的创作垫高了许多。所以，20世纪90年代文学的世俗性和现代性驳杂地交织在一起。也可以说，80年代文学向90年代之所以活跃推进是“新写实”小说承担了历史的选择，而潜在的部分嬗变是先锋小说的艺术追求在80年代末的遭遇中为90年代的新潮小说打下了基础，并影响了其他作家；90年代商业化文学坠落之时，许多作家的小说有着回归故事的总体趋向，创作中过于日常化琐细细碎的写作却因此而有所提升和深化。
中国现代白话启蒙文学的倡导应该说肇始于梁启超，现代文学很强的社会功利色彩也同他的极力主张有关,“故六经不能教，当以小说教之”[5]，“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6]五四新文化运动标举白话新文学，胡适要建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鲁迅要用文学改造“国民性”，一开始就有着同样明确的社会启蒙目的。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要改造人生和社会的功利性也是不用讳言的。更不用说30年代“左翼”革命文学的激烈，抗战时期“民族文学”的统一要求，都负有时代的热情和使命。后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艺政策和新中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政治导向，使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具有了越来越强烈的社会功利和意识形态色彩，文学的审美要求和涵养性情成了某种奢求。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人们仍然遵从这一模式，文学作为精英知识分子话语的一部分，竭力为拨乱反正鸣锣开道，接着为改革开放呐喊助威。但是，源于80年代中期，兴盛于90年代初期的“新写实”小说解构了传统现实主义英雄人物和正面形象的文学塑造与宣扬，而使普通人的生活情态浮出文学表层，文学开始拒绝崇高拒绝生活的正面评价，小说作品冷静地展示下层社会的庸常生态，从而写出当代人的生命存在状态。新的文学审美风范表现为一种当前状态下的自我悲悯与哀婉。人们对于社会政治生活表现出厌倦心态，投入商海、走出国门而疏远政治；另一部分不愿放弃文化追求和思考的人则深入晚清与近代的历史中，试图修复或激活传统文化的活力，寻求民族文化的当代意义和新的张力；还有更大一部分人干脆突出自我，在追求个人的享受与满足自我的物欲情趣中达到心理的平衡。大众文化在商品经济大潮汹涌而来，主流意识形态相对削弱、精英知识分子受挫失语之时，抢占滩头。而文化制约着文学的表现与发展，文学则反映着一定时期的文化特征。世纪末文化观念的世俗化表现和对知识分子忧患意识与启蒙精神的嘲弄调侃，在王朔特具商业意识和“反智”策略的小说文本中得到了极大的发挥。像《玩主》《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千万别把我当人》《玩的就是心跳》《一点正经都没有》《我是你爸爸》等，这样的小说所表达出来的社会转型期价值观念的变化是很典型的。反讽的叙事特色、幽默的市井语言、痛快的自我嘲讽，恰恰在一种痞子式的真诚中，对社会与文化边缘生存的人给予文学的认同审视，足以令人深思。“新时期文学由‘革命英雄传奇’转向‘民间英雄传奇’，它不仅体现着中国现代文学审美意识的价值回归，而且更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主流价值观文学一统天下局面的历史终结。”[7]
可以说，商业化境遇和文学的边缘化导致了世纪末小说追随大众文化的价值取向。具体表现为文化的消费观念消解了以往的启蒙要求，文学的功利价值被作品的商业利益取代；五四以来确立的严肃文学向通俗文学妥协，或者说小说的雅与俗的界限被打破，中国传统小说的故事性和通俗性得到重视，小说的民间娱乐消遣形态有了部分的还原；另外，日常化叙事和个人化写作成为20世纪末小说的普遍追求，将普通人生活的细枝末节都生动细致地描写出来，作家甚至乐于将自己生活中的琐碎经历大量写进作品，使小说充满了人生的趣味和生活的活鲜，作品语言的生活化世俗化也使作品更加贴近日常生活情态，但也使作品所描写的生活显得琐碎平庸。像“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池莉《烦恼人生》发端的一系列小说，方方的《风景》《落日》、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新兵连》、叶兆言的《艳歌》《关于厕所》，等等，“新写实”小说大多关注社会中卑微小人物的卑琐人生，关心芸芸众生平平常常的生存状态，悲悯他们生活庸常里的挣扎、努力和容忍。生存的直面和生活食与色欲求的世俗录写，透露出作家们质朴的生命关怀和人道精神。当然，文本赢得读者的意义在于因为其欢欣与悲哀由于他人的文学想象的分担而趋于缓和，文字能让人们敬畏生命，能让我们感知生活的冷暖，同样，人也是需要文字的抚摸和慰藉的。商业社会浮泛的情感更渴求冰红茶与啤酒的抚慰或者说需要时尚温情的、有着消费化情调的文学来镇痛疗寂。另一方面，90年代小说对大众深层难以启齿的欲望的张扬、伪装以及隐蔽的疏浚与满足，也与大众文化的世俗性庸俗性互相投合，不论是池莉90年代的作品《来来往往》，还是何顿的《生活无罪》，以及卫慧的《上海宝贝》都表现了商品时代道德陷落、伦理价值沦丧的现代生活里，人们欲海沉浮的事实与焦灼。
总而言之，20世纪90年代边缘化写作和日常化叙事构成了自由写作的追求和具体表现，在新生代小说作家和女性作家那儿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和拓展，特别突出个人化写作的立场和当下情景的呈现。1994年春，《文艺争鸣》和早年倡导“新写实”小说的文学期刊《钟山》联袂打出“新状态”文学的旗号，先从理论上标举“它书写的是9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变迁所导致的人的生存和感情的当下状态”[8]。其实1994年1月《北京文学》推出“新体验小说”[9]，《上海文学》推出“文化关怀小说”。这也是面对文学的商业化沉沦而又无法高高在上地标举“人文精神”的大旗，一部分作家知识分子要保持文学创作的独立性、严肃性作出的努力。此后不断涌现的“新都市”、“新市民”、“新历史”、“新新闻”、“新表现”等等名号，也有这种企图，但也说明文学日益边缘化的困惑与市场化的现时效应追求的矛盾交织。从总体成就和影响来说，主要表现在新生代的边缘化叙述姿态和女性意识的私人化写作立场相互交融的两个方面。被评论界称为“新状态作家”“晚生代作家”或“60年代出生作家”的新生代是更为年轻的“文革”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诗人。不论是毕飞宇、鲁羊为代表的，继承先锋小说文本探索和哲学化表述的技术性作家，还是接近“新写实”小说的何顿、朱文、韩东、邱华栋、徐坤，以及私语性的几位女性作家的代表，他们借鉴先锋作家的努力和失误，与父辈作家们“断裂”，也不愿与姐辈兄长的80年代以来成为文坛中坚的知青作家们“同流合污”，以“在边缘处叙述”的姿态随心所欲地放任自己的想象力、建立自己的个人话语，构筑自己的存在版图。一方面强调个人化经验的意义，对自己及其周围人物当下生活进行实在性描述，远离公众经验和文学的社会责任与传统话语批评，另一方面是叙述的反璞归真，语言的反璞归真，不太注重美感和理性力量，对小说家私人情感和人物内在本能欲望极尽体贴入微的渲染。可以说新生代作家文本中的经验是一种完全个性化、私人化的经验。写作在新生代作家那儿更多时候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追求当下需求的唯物时尚的个性化生活。何顿的《就这么回事》借第一人称叙述者的视点说他表妹：“她拼命想在生活中多捞点愉快，拼命玩，就是不想冤里冤枉地到阳世上又冤里冤枉地变成灰，这就是一种认真。”邱华栋有些自豪地谈道：“比如大饭店中各种美食的名称，各种流行汽车牌号，各种流行摇滚音乐以及别墅中各种设施，都在我作品中予以凸现。”[10]而韩东在强调自己写性既不同于老辈作家注重道德与人性的压抑，又不同于当代女性的自我意识自我怜爱体验与私语，“我写性，就是写那种心理上的下流、性的心理过程中的曲折、卑劣、折磨、负荷以及无意义的状态。”[11]还有更多的作品及时记录捕捉个人化的日常情景，而在注重一种平面化的生活真实的描绘中缺少善与美的观照，真是“以当下为主流精神，以欲望为核心”[12]。日常生活的琐碎和都市生活的信息泛滥日益模糊了小说的精致追求，仿真性、自叙性、现时性破坏了小说的想象与虚构的品质，影视与新闻媒体话语的强大与无孔不入也打破了小说的文体形态。这也是新生代作家带给当代小说的“革命”。当然，新生代作家直面赤裸裸的生活，穿越物欲化的肤泛情感，清理出空空落落的陌生化的孤独心灵时，作品在平面化自我重复的不足之中也有形而上的生命存在的打量和审视。
20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以前所未有的理论的丰富性和观念的多样性参与了这一时代的文学建构。这在世纪末女性写作的影响和批评上尤为突出。说到女性小说创作，80年代成长起来的女作家，以王安忆、铁凝为代表，90年代风采依旧，虽没有什么理论张扬，但从风格和自我追求上来说，在90年代凸显女性立场的意义上仍有着不俗的创作表现；而方方、池莉从女性作家的敏感和生活的体验首先把目光投向普通老百姓的日常世俗的生活，首先突破了雅俗文学的界限，使处于困境的当代小说柳暗花明；90年代崛起的女性作家则更为亮丽，“女性作家以其特有的才情和敏感赋予了中国文学以独特的内涵，并作为一种重要的革命力量推动着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正以一种开放的、生长性的方式开创着中国女性写作的一个自由、多元境界。”[13]这方面的代表是陈染、林白、海男、徐小斌，还有前面提到的徐坤，她们都在90年代写出自己的代表作。这些女性作家以个人的生命直面人生与生活，从个人的体验和方式出发，来细致地描述自己眼中的世界和内心感受。林白、陈染为代表的典型的女性私语化倾向小说，笔触直接指向女性个体生命独特的经验世界，向读者敞开了女性世界的隐秘和欲望，包括躯体感受和私人经验。像林白的《一个人的战争》以及《守望空心岁月》《子弹穿过苹果》《回廊之椅》《说吧，房间》，陈染的《私人生活》，还有《嘴唇里的阳光》《无处告别》《与往事干杯》，徐小斌的《迷幻花园》《双鱼星座》《羽蛇》，海男的《我的情人们》《带着面孔的人》，等等。“90年代女性写作最引人注目的特征之一便是充分的性别意识和性别自觉。”[14]观照女性话语的觉醒我们不可忘记翟永明1986年9月发表在《诗刊》上的组诗《女人》和随后伊蕾的组诗《独身女人的卧室》，她们最早张扬女性个体生存的私人空间性别意识和感性体验。女性叙事的心灵化使现实存在在文本中呈现为浸透小说家情绪和心灵体验的心象与私语。叙事者与主人公有一种重合和相互间的滑动，形成了自恋、想象和个人化的经验表达。而徐坤为代表的女性主义立场，却放弃对于女性躯体和内心感验的迷恋和热情，直接解构男权话语男性世界的存在方式和意义秩序，进而有着自我的解剖和反省认识。像徐坤的《白话》《狗日的足球》《厨房》，斯妤的《红粉》《故事》《风景》，徐坤用批判和反讽挑战男性社会，斯妤用虚化的荒诞人生体验解构男性世界的现实存在。另外，具有现实情怀的女性作家张欣、毕淑敏等人却对转型期社会女性的沦落和扭曲的心理和情感有更多的审视和关照。对于当下社会女性新的遭遇有着敏感和警惕。当然，如果说穿越80年代的女性作家受到90年代女性话语影响还有所保留，那么卫慧、棉棉的前卫姿态和过分的张扬躯体行为部分伤害了女性写作的独特品质和刚刚建构的女性写作向度。可以看出90年代女性的文学世界更是一个日常化和私人化的生存空间和话语诉说，表现出更加边缘化的自由写作的倾向。
因此，归结起来20世纪末小说最突出的特征是“边缘化的个体自由写作”。边缘化是文学相对于五四文学一直处于时代和社会中心话语、代表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权威话语的现代文学传统而言，90年代以来的文学特别是小说创作逐渐成为边缘话语边缘活动。虽然80年代过来的许多知识分子精英以及学院派批评家，部分也是为了弘扬主旋律的需要，而坚持人文话语人文精神的权威立场，但进入更加稳定、开放、多元的90年代以来，人们的精神生活也日益变得丰富，作为大众文化的需求和大多数文人作家的写作立场，文学的阅读和写作更多地成为个人化边缘化的行为与生活方式。正因如此，自由写作才有了可能，文学初步形成的多元自由的格局和发展就有了较为可靠的保证。国家文艺体制的松动和作家自由身份的自我边缘定位，作家创作的价值取向和审美自由的获得，使20世纪以来一直紧张的文学创作的心态得到解放；同时大众文化成为社会生活的主流思潮，民间话语有了较为自由的表达。文学的民间话语活跃并与知识分子认同的时候也是文学繁荣和经典产生的时候。90年代长篇小说的多样化叙述和文本呈现已经部分说明了这一点。“文学的多元共存，实际上就是文学获得一个从各方面充分体现自己本体特征的机会，从而为进行超越于前一历史阶段的新的整合创造必要的历史条件。”[15]我们期待新的收获。
2003年暑假为宁夏回族自治区自考委
校定自学教材《九十年代小说研究》后成稿
【注释】
[1]陈思和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0页。
[2]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版，第9页。
[3]关于90年代长篇小说的收获，将另有专文论述，此文不再特别强调其丰富多样的叙事特色与创作成就。
[4]金元浦、陶东风：《阐释中国的焦虑——转型时代的文化解读》，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17页。
[5]《中国历代文论选·近代文论选》（舒芜、陈迩冬、周绍良、王利器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55、157页。
[6]《中国历代文论选·近代文论选》（舒芜、陈迩冬、周绍良、王利器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155、157页。
[7]宋剑华：《百年文学与主流意识形态》，湖南教育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382页。
[8]《论“新状态”文学——90年代文学新取向》，《文艺争鸣》1994年第3期（同见《新状态文学特辑》，《文学：迎接“新状态”——新状态文学缘起》）。
[9]《北京文学》1994年第2期，陈建功、赵大年、许谋清三人的《新体验小说笔谈》都强调“食人间烟火”的“亲历性”的、大俗大雅的“解剖自己以透视世界”的文学创作立场。
[10]刘心武、邱华栋：《在多元文学格局中寻找定位》，《上海文学》1995年第8期。
[11]林舟：《韩东——清醒的文学梦》，《生命的摆渡——中国当代作家访谈录》，海天出版社（深圳）1998年5月版，第58页。
[12]刘心武、邱华栋：《在多元文学格局中寻找定位》，《上海文学》1995年第8期。
[13]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下），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8月版。
[14]戴锦华：《奇遇与突围——90年代的女性写作》，《文学评论》1996年5期。
[15]陈美兰：《文学思潮与当代小说》，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1996年2月第2次印刷，第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