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传记作品的写作形态和批评要求

一

中国史学传统的渊源非常深厚，给我们留下来的传记作品和研究资料是丰富的。从晚清到20世纪上半叶，白话文的普及加上西方人性解放和人文观念的影响，以及大量外国传记作品的译介，既对中国传记写作产生极大的促进，也对中国史学传统的传记写作产生了冲击。积极的方面主要表现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倡的传记写作打破了中国传记文体释经修传过于严格的藩篱，使传记成为现代一种普遍的文体写作形式。

依附于经出于史的传记是中国嚆矢最早的文体之一。传记的写作丰富且有民族文化的深厚渊源，同时涵养着中国人文精神最为活跃的个体生命的道德性情和思想境界。从最为严格地遵循史学规范的《柳如是别传》的“以诗证史”，到当前市场上流行的各种文本，近年传记作品取得了忧喜参半的巨大收获。20世纪是一个世界多元发展的时代，人文学科的许多门类和各种传统的艺术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在历史学科的园地里生长的传记，以它更能贴近个体生活和时代精神，尤其是能反映一个人及其个体生命内在精神与心灵世界的质实品格，成为人们最喜欢的阅读文本。20世纪最后20年，中国出现的各种传记作品达数千种，而且在市场的销售中几乎超过了虚构性文学作品。

新世纪传记文学热潮的延续依然十分强劲。传记文学的热点表现在近现代政治、历史人物的“传奇”文本和各种文化、艺术名人的生平学术传记两个方面。前者像权延赤的领袖系列、国共两党政要将帅传记及《我的父亲邓小平》《里根传》《撒切尔夫人传》《李光耀传》钱其琛《外交十记》等作品，后者如《冰心传》《杨绛评传》《沈从文传》《马三立别传》《贝多芬传》，还有陈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邵燕祥的《沉船》、石楠的《刘海粟传》，等等。这些都成为读者借鉴人生重铸自我和透视心灵烛照人性的文学资源和精神食粮。还有两个新的发展趋向，人们在传记写作中摹写伟人俊杰的丰功伟绩的同时，还大量地发掘历史枭雄、各类元凶的人生传奇以满足人们的好奇心，另外，记述普通人生活悲欢的传记也出现不少。

二

现在一般书店的传记图书虽良莠不齐，销售却都很火。为了讨论传记作品的繁荣情况，我们可以简单地对市场销售图书和相关杂志的分栏细目作一些调查分析，这既能部分地了解创作情况，也能透视读者口味。

鹿鸣书店在售15种传记(2003年11月)

表中所列的不同形态的文本，可以看成是当前传记热潮的劲流，及其旁溢斜出的拓展变化。这之中07、09、10、13和15是我们严格意义上完整的传记作品；08、01和14、02，是严格、较规范和普通等不同程度的层面上依靠史学操作且有各自特点的作品，并在传记原有规范基础上有所发展；04、05、06、12这四部作品都是一个主题下的散篇文字，只能说明传记的变异或者说是写作者借鉴传记笔墨形式在做文章写书。第03、11两种，说起来情况多少有点复杂，《苦雨斋主人·周作人》是从历史文化的视角上对周作人的批评性研究，过于注重精神和心理分析的，应该归于现代文学作家研究的范畴，或是把它再分类为研究性传记。当然落实到具体的文本，分类批评的操作不是那么简单的。王安忆的《我读我看》走得就更远。

在这里需要补充的是，(一)传记作品的规范化也在悄悄兴起，中国传记文学学会(1992年)和中外传记文学研究会(1994年)先后成立，中外传记研讨的专门学术会议的不断召开，说明大家对这种特别的文体形态的重视。(二)传记的热点与学术性的厘定和评价紧密相联系，像宁夏人民出版社的《胡风传》在上海鹿鸣书店出现，说明了近几年上海胡风研究的持续热潮，以及普通读者对有争议和个性的历史人物喜欢了解的阅读兴趣。20世纪末和新世纪初，鲁迅及周作人的生平考证和学术研究再次掀起一个不小的热潮，从而给鲁迅周作人传记写作添薪加力。像舒芜著三十多万字的《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不仅2000年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增订本，且在2001年第二次印刷；鲁迅传记、评传先后成书的不下五十种，像王锡荣撰写的《鲁迅生平疑案》，“共分十七章，分别考证了鲁迅生平史实研究中十七个引发争议的问题，既有学术性又有可读性”^[1]。而大同小异的葛涛编的《鲁迅的五大未解之谜——世纪初的鲁迅论争》^[2]，也是皇皇数十万字。这既说明了学术的热闹，也说明了传记类作品抢手的热潮。加上上表的01、03、13三部有关周氏兄弟的传记，真可谓洋洋大观也。

就我个人阅读来说，以上传记作品，除了《黎昔非与独立评论》有些陌生外，其他都似曾相识，材料大多了解，不同的著者、编者和撰写者只不过多少有新的发掘和编排处理，甚至改头换面、旧话新说而已。要说活跃新鲜的传记写作形态和贴近生活的作品，那就得研究几种较为常见的期刊了。我们就三种有影响的传记期刊的栏目情况进行对照分析。

虽然各个栏目之间的重叠和交叉是明显的，但线索和脉络也是清晰的。从这张对照表我们至少可以综合了解三点：

首先，传记作品的重头戏（Ol～10）是文坛艺苑人物及历史名人的春秋传。如果加上当代社会的新人物热点——海外人物科教名家、行业巨子、七十二行“特写”（11～16），则占了传记写作的大半江山。从中可看出当代传记创作独特而活跃的形态，特别是能够真实地感受到传记写作的丰富多彩和重心所在，以摹写人物为核心，传记涉及和反映人生与社会的方方面面。可以说，传统和时代相结合的传记写作的形态一目了然。

2002年1～12期《传记文学》（1984年创刊）《名人传记》（1985年创刊）《人物》（1980年创刊）栏目对照表：

(栏目名称后的数字是12期中栏目出现的次数)

其次，通过对照表，有关传记的写作热点和时代特征就有了彰显，一方面注重个人生活和自我情感的演绎回味(23～30)，另一方面传记写作直接贴近时代、反映搏击时代的优秀人物的悲歌与辉煌。除了前面栏目所记写的时代名人和行业俊杰，如果以最新的2003年的《传记文学》和《人物》来说，就会更清楚地说明这一点：《传记文学》2003年7期《热点聚焦》栏目直接点击最先诊断出SARS病毒的世界卫生组织意大利籍医生乌尔巴尼，不顾个人安危，在越南抗击SARS病魔中感染并以身殉职的感人事迹；《人物》2003年10期特稿是《“神舟”圆梦》，四篇文章及时(几乎是同步)采写了与“神舟”号飞船制造、成功发射航行相关的四位重要人物。还有(18～21)，传记写作折射了人们难以忘却的记忆和怀念。

第三，具体比较三种期刊，《传记文学》特别的地方是《文化名人》栏目统的范围比较宽泛一些，而《名人传记》是《往事漫忆》统的内容多一些，《人物》的《怀念集》包容了不少零散的文字篇章。《传记文学》从《心曲写真》到《文史珍闻》集中于琐碎的人生回忆和抒情描述，给传记写作带来更多的软性抒情的笔墨，不再是一味的史学严正面孔。《名人传记》突出在诸多《名人XX》和《环球人物》栏目，一个是名人日常生活的细致记写，一个是注重世界的开阔视野。相比较而言它们的差异也很明显，《名人传记》与《人物》以大量记写“名人”区别于《传记文学》的人物记写的广泛性，《人物》较为注重人物的“功利”方面，《传记文学》摹写人物带有文学的细致和含蓄，而《名人传记》记写人物的历史也好,情感也好,相对而言就直截了当的多，《人物》栏目最多，在突出人物、突出“史学”意识的同时还不忘传记的理论探讨。统而言之，当代传记作品新颖的地方主要表现在：一是艺苑人物的记写很火热，与历史传统的观念相左；二是对科教名家的重视，不是简单的对知识分子的重视，而是对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重新认识；三是日常情感和常人趣事越来越多地渗透传记园地；四是传记写作与现代新闻传媒相切合，直接点击各种社会名人、政治与海外闻人，这既是社会发展的时代特色，又有言论部分自由的双重背景。

从期刊的整体风格和内容来看，《名人传记》是传记传统和当代相切合的阅读心态的反映；《传记文学》在提升传记作品的精致与雅言的意义上响应文学的召唤，不无虚荣和某种妥协；《人物》兼顾了传记作品一定程度上走向大众文化的通俗性，但也体现了新的史学观念影响下传记作品越来越突出的大素大雅的时代品格。

三

目前传记写作和作品市场的情况在繁荣的情景下存在的危机，部分原因恰恰是传记文学的史学品格和合理想象(限度)都未能真正得到重视和学理批评的规范。有人批评《宋庆龄传》丰富史料的悖反使这部作品几乎成了半部民国史甚至中共党史，国母女性的伟大和生命的热情被堆积的史料塑造成“一尊庄严的蜡像”。就常见的传记作品的毛病有人概括为四点：一是材料不足，虚构来凑；内容失实，不称其名。二是罗列材料，全无史识；人物刻板，性格单一。三是图解政治，流于表面；亦步亦趋，人云亦云。四是揭密暴光，哗众取宠；以丑为美，牟取暴利^[3]。荆门大学全展也曾秉笔直书，直接点名批评了一些作品和作者的不良做法：一曰胡编乱造；二曰暴露隐私；三曰欺世盗名；四曰轻率取巧。当代虽然也有一些不乏生活情志和传主丰神的传记著作，但真正规范的有史学品质的、追求真切描述人生的传记写作还是远远不够。

回顾五四以来的历史，一些堪称大家的传记作家和理论研究者，对传记作品的史学属性和文学品格的认识还是较为充分和理性的。而这种学理的探讨和研究，复旦大学已故教授朱东润先生及现博士生导师朱文华先生先后都有很深入的实践论说。他们就中国传记的源头追溯，一个认为传记的传是“援经入史”，一个认为传记是“依附于经，出乎于史”，观点相去不是很远，从他们共同推崇的《约翰生(博士)传》再到他们对传记写作的具体要求，也没有本质上的对立，朱文华先生说：“对传记作品来说，宁可拘于史学笔法，而不要受文学的诱惑而过分追求文学手法。^[4]朱东润自我探索的结果是：“中国所需要的传记文学，看来只是一种有来历、有证据、不忌繁琐、不事颂扬的作品。^[5]所以不论是朱东润先生的《张居正大传》，还是朱文华先生的《终身的反对派——陈独秀评传》，都有史学学理的严谨和语言的雅洁追求。朱东润是从文学发展来梳理传记文学，最后的旨归却仍然是传记写作的史学品格的实践追求。朱文华是从确立被“文学”诱惑侵蚀的传记写作史学品质的意义立场上，来作学理上的呼吁和纠正。当然分歧也是明显的，朱东润先生是在把传记作为文学的特别的体裁形式来立论的，朱文华先生是把传记归入史学范畴来讨论的。然而，促进传记和传记文学健康发展的共同目的，可以求同存异。正如有人不无矛盾地批评《史记》：“史记不是小说，但它影响了后世的小说。《史记》最精彩的部分是文学，又是历史，是熔文史于一炉的人物传记。”^[6]

从大量的传记作品的阅读，写作者的体会，特别是具体的作品文本的比较批评，我们将传记文学创作和批评主要概括为四个方面(或者说层次)要求：传记必须遵循历史之故实；追求人生描写之真切；当然也要讲究语言行文之奇巧；最后要强调的是作品所反映的作者和传主共同或相切合的精神境界的伟大。一般较为优秀的传记作品和写作者的实践要能经得起实、真、奇、伟这四个字的考察。所谓的实是指作品的内容考证得有历史之故实，而真是传记写作的态度和作品内在品质，撰写者要有认真的人生态度，对社会人生对传主有深入的了解和研究，通过自己的传记作品对人生况味在某个方面或一定层面上有所发微，这是传记作品基本而又深挚的东西。所谓的奇，是传记作品串联建构的故事情节要有曲折奇异的美学技巧，以及个性化的语言。而伟是对奇的修正和深化，是传记作品要求的精神境界和艺术境界的提升，不仅仅是伟大人物的传记要求观照其精神的伟大，就是一般的人物传记也要写出普通生命个体独特而令人品味的个性和内在精神。这是层递的批评要求，就是说，最一般的传记写作应达到实。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追求传记的真实性——史学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双重兼顾。有了实与真的坚实基础才可尝试传记作品求奇的剪裁和艺术的技巧，这是在遵循实与真的史学品格和把握传记的想象限度之上的更高要求。传记写作的最高境界是传记的伟，能把握伟人情怀并能真实再现，或者从对传主的研究和写作中发现人类共同的伟大而能感人至深，最终作为传记写作者能写出真正独特而伟大的传记作品，惠泽后学与来者。

从20世纪末到新世纪初，传记文学在当代自由写作和个性化发展的时代，已经成为边缘化的文学和文学多元化写作的一道亮丽风景。传记要遵循历史故实的真实性，又要讲究语言艺术的审美特色。我们要严格区分传记传真纪实的特性与文学虚构想象之间的本质界限。必须坚持传记的史学特性，才能谈得上传记作品的文学特色。如果颠倒了主次，把文学性凌驾于传记的史学属性之上，那么恰恰破坏或将丧失传记作为传记文学的独立品格。所以，面对当代传记写作的繁荣景象，我们既不能固守和强求传记的教条和规范，也不能放弃传记文学的史学品格和文学追求，更要消除过于粗鄙下流的做法，追求传记文学实真奇伟、大素大雅的独特价值和现代品格。

2003年11～12月写于上海一隅斋

2004年发表于《四川大学学报》第4期

【注释】

[1]王锡荣：《鲁迅生平疑案·序》，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版。

[2]葛涛：《鲁迅的五大未解之谜——世纪初的鲁迅论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3年版。

[3]杨俊才：《论当代传记热的背后》，《青海师专学报》2000年第4期。

[4]朱文华：《传记通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5页。

[5]朱东润：《朱东润传记作品全集（四卷本）》，（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6月版。

[6]许凌云：《司马迁评传》，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页。